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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天，孩子的脸，乌云环绕着新界的群山，水泥森林的边缘，有人在念诗。香港中文大学郑裕彤楼一号演讲厅，是美国诗人盖瑞·施耐德的诗歌朗诵会。
盖瑞有名作《斧子把》，他提到公元4世纪的陆机，用英文念：“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台下有人会意地笑。
“而我明白了：庞德是斧子
陈是斧子，我是斧子
而我的儿子是斧子把，很快
会被塑造一新，模型
和工具，文化的技艺，
我们就这样延续”
而这是21世纪的香港，一个美国诗人在这里朗诵诗，念的却是华夏故国久远的《文赋》。
寻路东方
盖瑞与东方的缘分，始于9岁时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看到的中国山水画。寥寥墨笔，勾勒出了诗人念兹在兹的山脉气韵，也勾起他对东方文化的敬意。从他日后的求索中，可以看到这种内在的、天赋的东方灵性一点点打开的足迹。1953、1954年间，施耐德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修习东方语言，师从陈世骧，并在其指导下动手翻译中国古诗，其中包括唐代诗僧寒山，以及杜甫、李白、苏轼等。他所翻译的24首寒山诗在美国学界被奉为经典。
对于翻译，学界普遍认为文本在旅行到异域的时候必然会遭遇选择性的“误读”，盖瑞干脆认为，所有翻译都是错误的，但绝非有意为之的错误，起码他不是。“3年前我来香港参加一个关于翻译的研讨会，我注意到日本出的一套纸装书，薄薄的，非常便宜，是各种世界名著的翻译，从古典到现代时期都有。那是在20世纪早期，有一些懂得一点外语的日本人翻译的，而且所有翻译都翻自英文，而非源语言。可能为了赚外快，翻得很急促，所以有很多错误，但并不是很大问题，那就是日本了解西方文学的小小窗口，也是一种方式。”
1984年他第一次来中国即拜访了苏州寒山寺，同去的还有盖瑞在上海出生的日裔妻子以及金斯伯格。虽然没有史料可以证实寒山与斯地有关，他们仍然相信寒山曾在此冥思，盖瑞还当场题写了短诗《枫桥边》。从言谈里可以察觉盖瑞对中国文化的熟悉，显然他读过儒释道三家思想，提到忠孝礼义的时候他会用中文发音“儒”字，并且告诉你，孝父母、亲子女、重视家庭生活，并不只是东方的传统价值观，而是一种近乎普世的认同；与香港诗人茶聚，他很欣赏广式点心的精致，也会好奇地打听广东话与普通话的差别，向列位询问粤语“我手写我口”的特殊性。
1956年—垮掉派诗人正如火如荼的年代，盖瑞已经东渡日本，修习禅宗，寻找他心目中的东方智慧。1959年，他成为禅师小田雪窗（Oda Sesso）的第一位外国弟子，学习禅宗的临济宗。日本禅宗戒律严格，和中国宋代相近，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严峻的考验：劳动、打坐、悟公案，对长期生活乡野，亲近自然的盖瑞并非难事，“倒是爬山对我挑战更大一些”。他不以修禅为超脱了得之举，认为人人皆可修得，并且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如与其差不多同期修行的老友金斯伯格，跟随的师傅在喇嘛教中属异类，重享乐，主张性开放，倒也契合了他“狂暴的灵魂”。
临济宗的清规戒律似乎更贴近盖瑞的个性，女作家钟玲曾记录她亲往加州群山探访盖瑞的情景。盖瑞带她去看隐蔽于丛林断崖边的书房：“一个抽屉里整齐地排着几十个文件夹。分类非常详尽；有他20年前在大学念考古人类学时，每一门课的笔记和报告，有西野山脉树木的资料，有圣璜区的地质报告等等。”他是个严谨而善自律的人—他本人也这么认为，在与人的对谈中，任何问题他都会思虑妥当才会相告。这一点也很精妙地体现在他对宗教的亲疏中：他在朗诵会上念了他今岁的一首新诗《夜晚故事》：“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穆斯林，一个基督徒或一个犹太人，因为‘十诫’在道德上还不够严苛。《圣经》的‘不得杀戮’遗漏了其他的生命王国。”
关于盖瑞的信仰问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农场的小牛死后，8岁的盖瑞问牧师：我的小牛能上天堂吗？牧师答：不能。他因此而对基督教失望。访问中提起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他并没有否认对基督教的兴趣：“我曾经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广泛研究和学习基督教，我对它一些原则性的道德观持怀疑态度，因为在摩西十诫里讲不杀生的戒律，其实很明显是针对人类的，不能囊括万物生灵，而印度教和佛教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很显然，他反感于基督教以人为中心的教义，一如他反对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
有趣的是，盖瑞并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大地之子
对生物和自然心怀感恩的态度，与盖瑞所钟情的印第安文化大有异曲同工之处。印第安文化几乎是他本土意识的真正来源，一方面他心怀白种人掠夺其家园的愧疚感，另一方面他也对印第安人通达的自然观深抱敬意；他迷恋远古印第安人神话里寓意复杂而有争议的形象：土狼、黑熊、巫师、驼背的吹笛者；左耳两只绿色的耳钉，是在妻子生育之时所穿，以示为妻子分担生育的痛苦—那也是印第安的传统；印第安人海达族是施耐德学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在海达人的观念中，人与所猎之鱼不仅平等，且是彼此循环相依的。他们感激动物作出的牺牲，并相信来世会以自己的牺牲相报。施耐德说：“印第安人会杀动物，但他们会记得道谢。而欧洲人和美国人做不到。”
显然，东方思想和印第安原住民文化融汇浇筑了施耐德的生态观，他时常强调人类要向土地学习，对待自然只可以取其必需，而非滥杀滥砍，1967年钟玲入山拜访他，他们的厅堂敞亮空旷，没有家具，晚上竟然是拿睡袋在森林里露营。他对自然和土地的亲近到了执迷的程度：“你必须了解那一片土地，并且向那片土地上的动物、植物学习。一定要尊重土地、动物和植物，因为比起它们的历史和智慧，人类文明太幼稚了。”道法自然，中国的《道德经》对他颇有启示：“我最看重的观点是大自然的流动过程，就像水一样，我们能够讨论各种神奇的自然现象，而不用发明一个上帝般的存在，每个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盖瑞遵循古代部落及神话的礼教仪式，也不断尝试与自然的沟通，甚至是自己的婚礼—1967年，他与雅·上原在日本濑岛火山口举行结婚仪式，在这个小岛上1800英尺高的活火山口边上，他们相信这里是一个充满能量的大自然的中心，希望在这里能祈求得到动态的、能量极强的大自然的祝福。 大地枯荣，轮转流长。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盖瑞大概是同意的。他从不担心死亡，几年前他的第三个妻子卡柔患癌去世，生前曾把一句西藏谚语贴在墙上：“死亡为真，翩然而至，此身将为枯骨。”他说死亡不是平时会去苦恼的问题，而是真的降临到你身上，自然就学会应对的问题，“当你所爱的人死时，你才会意识到葬礼等仪式的重要性。我们要学会对食物说感谢，对自己说感谢；当你爱的人走时，你要学会告别，这都是需要学习的”。而在禅宗里，这样的修习被称为“成为真正的人”。
骨圈禅堂
如今的施耐德仍旧居于内华达山脉的山林之中，此前的15年一直没有通电。自己伐木造屋，火耕水种，有时候扛着猎枪去打猎。从容于山水间，远离尘嚣挂碍，出世入世的问题，于他显得可笑。“我从来没有隐居，我曾经在森林里做守林员的工作，每天还需有两次通过无线电与外界进行联系，当然还会拿薪酬—那只是一份工作。”他笑。30多年前，他建立了骨圈禅堂，禅堂是为纪念逝去的友人卢·韦曲（Lew Welch），名字得自卢遗留的诗句：“我看见自己/一圈骨头/在清溪之中”
施耐德现今也做了禅师，在他的禅堂领着学生入定悟道，让临济宗在美利坚扎根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他手执珠串低眉垂目、眼底奔流的安详，圈起了他的理想国，那是千百年前中国诗人寒山隐逸蓬勃的风骨。他更欣赏的是生活禅，一如他曾为之着迷的日本传统手工艺品。他享受那种世代相传的精妙手艺完成的快乐，“现在太商业化了，很难找到真正的民间手工艺品，我们还是需要自己动手，我会自己做陶罐、种蔬菜、编织、缝纫”。他也会批评日本的知识分子，不愿动手做事，只沉溺于自我的思想：“反文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与我们平时所说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有趣分别在于，那些反文化的积极分子并不是精英分子，他们愿意自己干苦力活，而那些所谓的精英分子只愿意学习课本知识。”
盖瑞提倡修禅时的“忘我”，并且推及日常生活，他欣赏的日本禅师道元（Dogen）曾经说过：“我们学习自己就是为了忘记自己”，“怎样忘了你自己”，“就是忘了你自己”。他轻抚下巴的胡须笑，“你打坐沉思的时候不应该以提高自己为目标，不应该想着成就什么，只是这样去做，这样才能达到忘我的境界。就好像一个人专注练书法的时候、一个母亲照料孩子的时候，都已经忘我了。”看来，专注而忘我地做一件事，就已经是盖瑞生活禅的主心骨。
盖瑞一世追随东方精神，却是去到久远东方的浩繁传统里，用亘古安详的传统抚平现世的躁动，眼下的世界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西之别，全球化的触角迅速渗入人类生存的每一方寸土地，虽然盖瑞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交互施肥”的结果，但很显然，现代社会果实并没有那么乐观，“现在经济的全球化，包括中国和日本所采取的一些商业活动，已经将这种企业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了，所以是资本主导的文化本身具有毁灭性，不但对东方国家，对其本身也是如此”。简单汲取不再是西方的强心针和救命草，以盖瑞的说法，“西方并没有强制东方去建造汽车、大楼，或是参与到这些经济活动中，很大程度上中国和整个东方社会是自愿卷入这场潮流中的。”想一想，盖瑞又略带狡黠地笑：“我想中国已经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解决问题的法门在何方，盖瑞一定会说不知道，他只找到了令自己心无挂碍的法门。当年嘶喊着自由飞跃公路尘沙的少年，如今胸口装着的，是谦卑于山川海河的纯净与光荣。他永远属于他的群山，隐于大地深处：
“天空，白霜，星光。
靴子的吱嘎声。
兔踪、鹿迹，
我们知道什么。”
盖瑞有名作《斧子把》，他提到公元4世纪的陆机，用英文念：“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台下有人会意地笑。
“而我明白了：庞德是斧子
陈是斧子，我是斧子
而我的儿子是斧子把，很快
会被塑造一新，模型
和工具，文化的技艺，
我们就这样延续”
而这是21世纪的香港，一个美国诗人在这里朗诵诗，念的却是华夏故国久远的《文赋》。
寻路东方
盖瑞与东方的缘分，始于9岁时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看到的中国山水画。寥寥墨笔，勾勒出了诗人念兹在兹的山脉气韵，也勾起他对东方文化的敬意。从他日后的求索中，可以看到这种内在的、天赋的东方灵性一点点打开的足迹。1953、1954年间，施耐德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修习东方语言，师从陈世骧，并在其指导下动手翻译中国古诗，其中包括唐代诗僧寒山，以及杜甫、李白、苏轼等。他所翻译的24首寒山诗在美国学界被奉为经典。
对于翻译，学界普遍认为文本在旅行到异域的时候必然会遭遇选择性的“误读”，盖瑞干脆认为，所有翻译都是错误的，但绝非有意为之的错误，起码他不是。“3年前我来香港参加一个关于翻译的研讨会，我注意到日本出的一套纸装书，薄薄的，非常便宜，是各种世界名著的翻译，从古典到现代时期都有。那是在20世纪早期，有一些懂得一点外语的日本人翻译的，而且所有翻译都翻自英文，而非源语言。可能为了赚外快，翻得很急促，所以有很多错误，但并不是很大问题，那就是日本了解西方文学的小小窗口，也是一种方式。”
1984年他第一次来中国即拜访了苏州寒山寺，同去的还有盖瑞在上海出生的日裔妻子以及金斯伯格。虽然没有史料可以证实寒山与斯地有关，他们仍然相信寒山曾在此冥思，盖瑞还当场题写了短诗《枫桥边》。从言谈里可以察觉盖瑞对中国文化的熟悉，显然他读过儒释道三家思想，提到忠孝礼义的时候他会用中文发音“儒”字，并且告诉你，孝父母、亲子女、重视家庭生活，并不只是东方的传统价值观，而是一种近乎普世的认同；与香港诗人茶聚，他很欣赏广式点心的精致，也会好奇地打听广东话与普通话的差别，向列位询问粤语“我手写我口”的特殊性。
1956年—垮掉派诗人正如火如荼的年代，盖瑞已经东渡日本，修习禅宗，寻找他心目中的东方智慧。1959年，他成为禅师小田雪窗（Oda Sesso）的第一位外国弟子，学习禅宗的临济宗。日本禅宗戒律严格，和中国宋代相近，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严峻的考验：劳动、打坐、悟公案，对长期生活乡野，亲近自然的盖瑞并非难事，“倒是爬山对我挑战更大一些”。他不以修禅为超脱了得之举，认为人人皆可修得，并且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如与其差不多同期修行的老友金斯伯格，跟随的师傅在喇嘛教中属异类，重享乐，主张性开放，倒也契合了他“狂暴的灵魂”。
临济宗的清规戒律似乎更贴近盖瑞的个性，女作家钟玲曾记录她亲往加州群山探访盖瑞的情景。盖瑞带她去看隐蔽于丛林断崖边的书房：“一个抽屉里整齐地排着几十个文件夹。分类非常详尽；有他20年前在大学念考古人类学时，每一门课的笔记和报告，有西野山脉树木的资料，有圣璜区的地质报告等等。”他是个严谨而善自律的人—他本人也这么认为，在与人的对谈中，任何问题他都会思虑妥当才会相告。这一点也很精妙地体现在他对宗教的亲疏中：他在朗诵会上念了他今岁的一首新诗《夜晚故事》：“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穆斯林，一个基督徒或一个犹太人，因为‘十诫’在道德上还不够严苛。《圣经》的‘不得杀戮’遗漏了其他的生命王国。”
关于盖瑞的信仰问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农场的小牛死后，8岁的盖瑞问牧师：我的小牛能上天堂吗？牧师答：不能。他因此而对基督教失望。访问中提起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他并没有否认对基督教的兴趣：“我曾经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广泛研究和学习基督教，我对它一些原则性的道德观持怀疑态度，因为在摩西十诫里讲不杀生的戒律，其实很明显是针对人类的，不能囊括万物生灵，而印度教和佛教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很显然，他反感于基督教以人为中心的教义，一如他反对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
有趣的是，盖瑞并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大地之子
对生物和自然心怀感恩的态度，与盖瑞所钟情的印第安文化大有异曲同工之处。印第安文化几乎是他本土意识的真正来源，一方面他心怀白种人掠夺其家园的愧疚感，另一方面他也对印第安人通达的自然观深抱敬意；他迷恋远古印第安人神话里寓意复杂而有争议的形象：土狼、黑熊、巫师、驼背的吹笛者；左耳两只绿色的耳钉，是在妻子生育之时所穿，以示为妻子分担生育的痛苦—那也是印第安的传统；印第安人海达族是施耐德学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在海达人的观念中，人与所猎之鱼不仅平等，且是彼此循环相依的。他们感激动物作出的牺牲，并相信来世会以自己的牺牲相报。施耐德说：“印第安人会杀动物，但他们会记得道谢。而欧洲人和美国人做不到。”
显然，东方思想和印第安原住民文化融汇浇筑了施耐德的生态观，他时常强调人类要向土地学习，对待自然只可以取其必需，而非滥杀滥砍，1967年钟玲入山拜访他，他们的厅堂敞亮空旷，没有家具，晚上竟然是拿睡袋在森林里露营。他对自然和土地的亲近到了执迷的程度：“你必须了解那一片土地，并且向那片土地上的动物、植物学习。一定要尊重土地、动物和植物，因为比起它们的历史和智慧，人类文明太幼稚了。”道法自然，中国的《道德经》对他颇有启示：“我最看重的观点是大自然的流动过程，就像水一样，我们能够讨论各种神奇的自然现象，而不用发明一个上帝般的存在，每个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盖瑞遵循古代部落及神话的礼教仪式，也不断尝试与自然的沟通，甚至是自己的婚礼—1967年，他与雅·上原在日本濑岛火山口举行结婚仪式，在这个小岛上1800英尺高的活火山口边上，他们相信这里是一个充满能量的大自然的中心，希望在这里能祈求得到动态的、能量极强的大自然的祝福。 大地枯荣，轮转流长。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盖瑞大概是同意的。他从不担心死亡，几年前他的第三个妻子卡柔患癌去世，生前曾把一句西藏谚语贴在墙上：“死亡为真，翩然而至，此身将为枯骨。”他说死亡不是平时会去苦恼的问题，而是真的降临到你身上，自然就学会应对的问题，“当你所爱的人死时，你才会意识到葬礼等仪式的重要性。我们要学会对食物说感谢，对自己说感谢；当你爱的人走时，你要学会告别，这都是需要学习的”。而在禅宗里，这样的修习被称为“成为真正的人”。
骨圈禅堂
如今的施耐德仍旧居于内华达山脉的山林之中，此前的15年一直没有通电。自己伐木造屋，火耕水种，有时候扛着猎枪去打猎。从容于山水间，远离尘嚣挂碍，出世入世的问题，于他显得可笑。“我从来没有隐居，我曾经在森林里做守林员的工作，每天还需有两次通过无线电与外界进行联系，当然还会拿薪酬—那只是一份工作。”他笑。30多年前，他建立了骨圈禅堂，禅堂是为纪念逝去的友人卢·韦曲（Lew Welch），名字得自卢遗留的诗句：“我看见自己/一圈骨头/在清溪之中”
施耐德现今也做了禅师，在他的禅堂领着学生入定悟道，让临济宗在美利坚扎根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他手执珠串低眉垂目、眼底奔流的安详，圈起了他的理想国，那是千百年前中国诗人寒山隐逸蓬勃的风骨。他更欣赏的是生活禅，一如他曾为之着迷的日本传统手工艺品。他享受那种世代相传的精妙手艺完成的快乐，“现在太商业化了，很难找到真正的民间手工艺品，我们还是需要自己动手，我会自己做陶罐、种蔬菜、编织、缝纫”。他也会批评日本的知识分子，不愿动手做事，只沉溺于自我的思想：“反文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与我们平时所说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有趣分别在于，那些反文化的积极分子并不是精英分子，他们愿意自己干苦力活，而那些所谓的精英分子只愿意学习课本知识。”
盖瑞提倡修禅时的“忘我”，并且推及日常生活，他欣赏的日本禅师道元（Dogen）曾经说过：“我们学习自己就是为了忘记自己”，“怎样忘了你自己”，“就是忘了你自己”。他轻抚下巴的胡须笑，“你打坐沉思的时候不应该以提高自己为目标，不应该想着成就什么，只是这样去做，这样才能达到忘我的境界。就好像一个人专注练书法的时候、一个母亲照料孩子的时候，都已经忘我了。”看来，专注而忘我地做一件事，就已经是盖瑞生活禅的主心骨。
盖瑞一世追随东方精神，却是去到久远东方的浩繁传统里，用亘古安详的传统抚平现世的躁动，眼下的世界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西之别，全球化的触角迅速渗入人类生存的每一方寸土地，虽然盖瑞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交互施肥”的结果，但很显然，现代社会果实并没有那么乐观，“现在经济的全球化，包括中国和日本所采取的一些商业活动，已经将这种企业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了，所以是资本主导的文化本身具有毁灭性，不但对东方国家，对其本身也是如此”。简单汲取不再是西方的强心针和救命草，以盖瑞的说法，“西方并没有强制东方去建造汽车、大楼，或是参与到这些经济活动中，很大程度上中国和整个东方社会是自愿卷入这场潮流中的。”想一想，盖瑞又略带狡黠地笑：“我想中国已经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解决问题的法门在何方，盖瑞一定会说不知道，他只找到了令自己心无挂碍的法门。当年嘶喊着自由飞跃公路尘沙的少年，如今胸口装着的，是谦卑于山川海河的纯净与光荣。他永远属于他的群山，隐于大地深处：
“天空，白霜，星光。
靴子的吱嘎声。
兔踪、鹿迹，
我们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