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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年间绿林出身的人物中,刘桂堂可谓匪首之冠。他为匪29年,中间几经起伏,啸聚匪伙逾万人,最多时达3万之众,流窜山东、河北、河南等华北数省,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新旧军阀统统奈何不得,只能收买拉拢。
刘桂堂奉行“有奶便是娘”的准则,谁的势力大就投靠谁。他当过蒋介石的师长、阎锡山的军长、张学良的混成旅长、韩复榘的警备军副指挥、宋哲元的剿匪司令。抗战期间,他两次降日,既举“青天白日”旗,又举“膏药”旗,表面是国民党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暗地里是“皇协军”司令,被称为“双保险”。
刘桂堂聚集匪徒之多,活动范围之广,为害时间之长,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不管刘桂堂多么狡猾奸诈,最后仍难逃惩罚,1943年11月,他被八路军击毙于费县东柱子村,结束了作恶多端的一生。
小羊倌出身,
拉杆子成为匪首
刘桂堂,山东费县人,拉杆子当土匪时排行第七,加之皮肤黝黑,又生就一副狠毒心肠,故得了一个“刘黑七”的绰号。他出身贫寒,8岁时做了本村地主孙安常家的小羊倌。孙安常刁钻狡猾、心狠手辣,稍有不如意,就对刘桂堂拳脚相加。有一次,孙安常半夜听到几声羊叫,便大为恼怒,认为刘桂堂放羊偷懒,使羊饿了肚子。第二天刘桂堂放羊回来,孙安常就叫管家把刘桂堂绑起来,罚他跪上一夜。生性好强的刘桂堂紧咬着牙,就是不跪。孙安常见他拒不认错,更加恼怒,命管家把刘桂堂反吊到房梁上,痛打了一顿。
刘桂堂就这样忍气吞声地干了8年羊倌。当羊倌期间,他练就了一身爬山的本事,穿山越岭,行走如飞。他还有一手投石打羊的绝技,击羊角百发百中,不伤羊腹,让一帮羊倌很是折服。
后来,刘桂堂一度跑到青岛谋生,去码头扛大包,卖苦力,所得的工钱相当微薄,拼死拼活干上一天,仅够自己吃饭。迫不得已,他又回到老家继续给地主当长工。按当时习俗,每年旧历六月初六为祭山神的日子,很多羊倌聚集在王崮山上喝酒凑热闹。刘桂堂喝得烂醉后,跟人玩牌九赌钱,醒酒后拒不认账,被人从山顶推了下去。大家都以为他必死无疑,谁知他在滚下山的时候,凭借爬山的绝技,扯住荆丛攀岩而下,死里逃生。
刘桂堂乘机妖言惑众,称自己是“乌鱼精下凡,刀枪不入”。他见当地盗贼蜂起,为所欲为,也如法炮制,于1915年开始拉杆子,纠集了一批地痞流氓,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干起了土匪的勾当。当时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民众难觅活路,附近一些无业游民纷纷投奔刘桂堂,当起了土匪。于是,人越聚越多,发展到三四百人,活动范围达方圆百余里,成为沂蒙山区的一条“毒蛇”。
之后,刘桂堂又投奔了当时的大土匪孙美瑶,参加了1923年5月轰动国际社会的山东临城劫车案。当时的北洋军阀为迅速善后,收编了孙美瑶部,几个月后又借故将孙处死。
极富心计的刘桂堂借机收拢了孙美瑶的残部,势力发展到上千人,有所谓“刘团”之称,并喊出了“一牛一驴种庄田,穷兄弟爷们跟我玩,犋牛顷地管顿饭,瓦屋楼里该我钱”的口号。每逢“打围子”时,刘桂堂摆下银圆、匣子枪,叫“贴钱”,并许诺只要打开“围子”,大闺女、小媳妇任意挑选。众匪徒只要媳妇和银圆,根本不怕丢了性命,于是拼命“打围子”,打开了“围子”就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1925年,奉系军阀张宗昌任山东督办,派军队到鲁南山区剿匪。官军和刘桂堂部打仗时,故意丢下大批的武器和弹药;土匪得到武器后,便在战场上放下大量的银圆;官军见到银圆后,再向天空乱打一阵枪,丢下武器。如此反复,官军得到了许多的银圆,刘桂堂则借机改善了武器装备。这样一来,土匪越剿越多,刘桂堂的队伍发展到了1万多人,纵横沂蒙山区数百里地域。他以师长自居,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土匪歌谣中说:“跟着师长到处窜,给个县长也不换。”
刘桂堂生性惨忍,杀人如麻,山东是刘桂堂为祸的重灾区。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至1928年的4年内,仅山东沂蒙一带,即有千余个村庄遭到刘匪的抢掠,房屋被烧20多万间,1.2万多人被残杀,奸淫妇女无数。1926年1月,刘桂堂因向白马峪村勒索钱款未遂,便攻打该村。匪徒在村里共杀393人,11户人家被杀绝,架走152人,抢走妇女7人。1928年3月,刘匪攻入大泗彦村,92户人家有48户被杀绝,637人被杀害了559人,外村来此避匪祸的被杀388人,共死亡947人。
剿匪失败,
韩复榘两次辞职
刘桂堂人多势众,自然引起军阀们的重视。1928年国民党进行二次北伐时,韩复榘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驻防许昌。他见刘匪人多,便想收编。刘桂堂收了韩送来的1.7万银圆和2000袋面粉后,认为韩的权势小,改投到蒋介石手下,被编为新四师。韩复榘一气之下,抓去刘桂堂的一个老婆。哪知刘桂堂妻妾成群,根本不为所动,韩复榘无奈,只能将人放回。
中原大战期间,刘桂堂在重金收买下,又叛蒋投阎。阎锡山为表“诚意”,当场就拨给刘部银圆200万,钢炮4门、重机枪12挺,让刘桂堂担任了第二十五军军长。不久,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失败,刘桂堂逃往河北大名,依附于张学良任第六混成旅旅长,继续骚扰冀鲁豫边界。
此时,韩复榘已是山东省政府主席,刘匪滋扰地方,严重威胁着韩的统治。韩复榘也不甘心之前上当被骗,决计进剿,但收效甚微。为了收服刘桂堂,韩复榘可谓煞费苦心,他听说刘桂堂极孝顺母亲,便密派费县地方武装包围了刘桂堂的老家,抓来刘母,迫使刘匪归降。刘匪被编为“山东警备军”,韩复榘任总指挥,刘桂堂任副指挥,驻高唐县。
刘桂堂虽受了招安,但匪性不改,不接受韩复榘的命令,不听调动,仍是乱抢乱夺。因此韩就停止了对他弹药、粮食的供应,并密谋解除刘部武装。刘桂堂获悉后,又起兵反韩,率领队伍,出山东,过河北,进热河,每到一地,烧杀抢掠,民怨沸腾。
1933年6月间,刘桂堂投靠了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当上了察东剿匪司令,不久故态复萌,又行叛变,被宋哲元的部队围困在南口一带的山峪里,面临全军覆没之灾。刘桂堂急命土匪人人身上绑干草秫秸,准备怀抱枪支从峪顶滚滑下山,夺路逃窜。见一切就绪,刘桂堂召来旅长、团长们,命令说:“绊脚东西统统甩掉,马匹要打死,老婆、孩子一个也不留。”见部下沉默以对,无人动手,刘桂堂凶狠地说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到了山东、河南,再给你们每人弄个女学生,年轻漂亮的。”说罢,先将自己的几个老婆打死,又命手枪队、机枪连一阵扫射,队伍中所有家眷、孩童及骡马全部打死。
1934年2月,刘桂堂率部又窜回山东。韩复榘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决心非打垮刘桂堂不可。他调集近5个师和民团重兵围剿,同时用飞机撒《劝告书》,申明只剿刘匪本人,其余人概不追究;愿投降缴械者,量价给赏。刘桂堂所部都是多年的土匪,强悍顽固,不愿投降。
韩复榘分化瓦解不成,就在济南、泰安至济宁一线严密布防,在梁山、郓城、安驾庄等地与刘桂堂交战3次,击溃部分匪徒。刘匪乃分股流窜,他们多系骑兵,飘忽不定,一昼夜能流窜100多公里。3月24日,刘匪大股窜至长清,与韩部手枪旅遭遇,坐镇泰安的韩复榘亲临前线督战,将铁甲车停在山谷口的桥上,以防刘匪由此流窜入山。但狡猾的刘匪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韩的眼皮底下溜掉了,欲回沂蒙山老巢。
韩复榘懊恼万分,重新部署兵力进剿。他将剿匪部队统一编成6个纵队,自任总指挥兼第一纵队(直属队)司令,其余5个师长分任各纵队司令,并令两列铁甲车由津浦路开往胶济路。3月27日,韩复榘发出布告,悬赏通缉刘匪和颁布《剿匪条例六条》,申明:斩获或生擒刘匪者奖;剿匪成绩卓著者赏;通匪、窝匪及迟误不报匪情者,该乡、镇、区长等均受连坐处分。并电请驻青岛的海军,派出舰队封锁海口,南京政府也派飞机助战,
在海、陆、空的重重包围下,刘匪处处挨打,死伤惨重,最后仅剩不足百人。狡猾的刘桂堂见大势不妙,便化装从海上逃往天津。
此次剿匪一役,前后39天,动用了韩部所有兵力,韩复榘亲自坐镇指挥,还得到青岛海军、中央空军及邻省的配合,但仍未抓获刘桂堂,这使得韩复榘十分狼狈,两次向南京政府电请辞职。幸而蒋介石连电慰留,韩复榘才保住了山东省政府主席的位子。韩复榘又派人潜往天津,行刺刘桂堂,刘的脚和嘴部中弹,4颗牙被打碎,居然仍未毙命。
两次投靠日军,
自吹是游击战的老祖宗
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进而占领华北。刘桂堂乘机将潜散的旧部招集起来,投靠日军,被委任为“皇协军前进总司令”,刘桂堂匪部再次复活。同年12月,刘匪随日军南下,进攻胶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先后进犯栖霞、莱阳等地,队伍扩充至3000多人。由于他桀骜不驯,很快又与日军闹翻,便以“反正抗日”的名义进入鲁南,投靠了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所部被编为新编第三十六师,担任师长。
刘桂堂抗日是假,抢占地盘是真。这一时期,1939年9月至10月间,罗荣桓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进入鲁南,开创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此时,刘已在山区站住脚,反动面目逐渐暴露。1940年3月,刘桂堂再次投降日军,任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在蒋占区,他自称是老牌的中央军;在敌占区,他又自称是皇协军司令,两边都派出联络副官。他的队伍有黄色、灰色两套军装,吃着日军、国民党军两份军饷。自此,刘桂堂便联合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本侵略军,以“地头蛇”的身份,积极干着进攻八路军、残害抗日群众的罪恶勾当。
1940年春,刘桂堂率众偷袭驻山东平邑柘沟的八路军津浦支队第三团,三团团长续志先以下200多人全部遇难。刘桂堂还大肆抓捕共产党、八路军“嫌疑份子”,抓则必杀,无论真假,仅在平邑大井村就活埋了200多人。遭刘匪袭扰之后的地方,大多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八路军的抗日工作因此备受干扰,人民群众对刘桂堂恨入骨髓,视其为魔鬼、禽兽。
刘桂堂利用在鲁南为匪多年、熟谙地形的优势,在鲁南一带横行霸道,他曾自夸说:“毛泽东自称擅长游击战,我刘桂堂才是游击战的老祖宗哩。我打游击的妙诀是‘大庄吃饭,小庄住宿,过河不脱鞋,走路不歇息’。”其意为:大庄人多,才有饭吃;小庄分散,宿营不会被包围;行走怕落伍,过河不脱鞋;走路多了,一歇就会全身疲乏,故不可歇。他的这一“妙诀”给鲁南人民带来难以尽述的灾难。
刘桂堂第二次投敌后,成为插在山东抗日根据地鲁南、鲁中两区间的钉子,严重影响着根据地的发展。罗荣桓曾对调任鲁南军区政委的王麓水说:“过去,鲁南有些地方群众发动不起来,主要是因为‘刘黑七’(刘桂堂)这块石头还压在人们的心上。你去鲁南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便是创造条件搬掉这块‘石头’。”
1943年秋,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八路军鲁南军区与地方抗日武装决定集中兵力,发动讨刘战役,彻底除掉这个鲁南最大的祸害。战役开始前,罗荣桓向鲁南军区政委王麓水布置任务:“‘刘黑七’(刘桂堂)过去多次被打垮之后又重新拉起队伍。这次一定要活捉他,没有活的,死的也行!”
11月15日夜,鲁南军区第三、第五团和地方武装以及民兵,分数路隐蔽向鲁南柱子山急进,奔袭刘桂堂自以为“固若金汤”的老巢。他们顺利通过3道封锁线,包围了刘桂堂设在东柱子村的司令部,迅即发起攻击,打乱了刘桂堂的指挥系统和防御系统,刘匪陷入混乱,仅两个半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刘桂堂于混乱中越墙而逃,被尾追的八路军战士击毙。
柱子山战斗一举击毙刘桂堂,在山东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至此,刘桂堂这个为匪29年、祸害华北数省的巨匪和汉奸,终于被八路军消灭了。消息传开,人心大快,根据地军民召开了盛大的庆功会,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连续3日、每隔3小时播发一次《山东我军击毙惯匪刘桂堂》的消息,《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山东军民反扫荡胜利》的社论,指出:击毙“混世魔王”刘桂堂,为山东人民除了大害,为中华民族伸张了正义,特别值得大书特书。
刘桂堂奉行“有奶便是娘”的准则,谁的势力大就投靠谁。他当过蒋介石的师长、阎锡山的军长、张学良的混成旅长、韩复榘的警备军副指挥、宋哲元的剿匪司令。抗战期间,他两次降日,既举“青天白日”旗,又举“膏药”旗,表面是国民党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暗地里是“皇协军”司令,被称为“双保险”。
刘桂堂聚集匪徒之多,活动范围之广,为害时间之长,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不管刘桂堂多么狡猾奸诈,最后仍难逃惩罚,1943年11月,他被八路军击毙于费县东柱子村,结束了作恶多端的一生。
小羊倌出身,
拉杆子成为匪首
刘桂堂,山东费县人,拉杆子当土匪时排行第七,加之皮肤黝黑,又生就一副狠毒心肠,故得了一个“刘黑七”的绰号。他出身贫寒,8岁时做了本村地主孙安常家的小羊倌。孙安常刁钻狡猾、心狠手辣,稍有不如意,就对刘桂堂拳脚相加。有一次,孙安常半夜听到几声羊叫,便大为恼怒,认为刘桂堂放羊偷懒,使羊饿了肚子。第二天刘桂堂放羊回来,孙安常就叫管家把刘桂堂绑起来,罚他跪上一夜。生性好强的刘桂堂紧咬着牙,就是不跪。孙安常见他拒不认错,更加恼怒,命管家把刘桂堂反吊到房梁上,痛打了一顿。
刘桂堂就这样忍气吞声地干了8年羊倌。当羊倌期间,他练就了一身爬山的本事,穿山越岭,行走如飞。他还有一手投石打羊的绝技,击羊角百发百中,不伤羊腹,让一帮羊倌很是折服。
后来,刘桂堂一度跑到青岛谋生,去码头扛大包,卖苦力,所得的工钱相当微薄,拼死拼活干上一天,仅够自己吃饭。迫不得已,他又回到老家继续给地主当长工。按当时习俗,每年旧历六月初六为祭山神的日子,很多羊倌聚集在王崮山上喝酒凑热闹。刘桂堂喝得烂醉后,跟人玩牌九赌钱,醒酒后拒不认账,被人从山顶推了下去。大家都以为他必死无疑,谁知他在滚下山的时候,凭借爬山的绝技,扯住荆丛攀岩而下,死里逃生。
刘桂堂乘机妖言惑众,称自己是“乌鱼精下凡,刀枪不入”。他见当地盗贼蜂起,为所欲为,也如法炮制,于1915年开始拉杆子,纠集了一批地痞流氓,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干起了土匪的勾当。当时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民众难觅活路,附近一些无业游民纷纷投奔刘桂堂,当起了土匪。于是,人越聚越多,发展到三四百人,活动范围达方圆百余里,成为沂蒙山区的一条“毒蛇”。
之后,刘桂堂又投奔了当时的大土匪孙美瑶,参加了1923年5月轰动国际社会的山东临城劫车案。当时的北洋军阀为迅速善后,收编了孙美瑶部,几个月后又借故将孙处死。
极富心计的刘桂堂借机收拢了孙美瑶的残部,势力发展到上千人,有所谓“刘团”之称,并喊出了“一牛一驴种庄田,穷兄弟爷们跟我玩,犋牛顷地管顿饭,瓦屋楼里该我钱”的口号。每逢“打围子”时,刘桂堂摆下银圆、匣子枪,叫“贴钱”,并许诺只要打开“围子”,大闺女、小媳妇任意挑选。众匪徒只要媳妇和银圆,根本不怕丢了性命,于是拼命“打围子”,打开了“围子”就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1925年,奉系军阀张宗昌任山东督办,派军队到鲁南山区剿匪。官军和刘桂堂部打仗时,故意丢下大批的武器和弹药;土匪得到武器后,便在战场上放下大量的银圆;官军见到银圆后,再向天空乱打一阵枪,丢下武器。如此反复,官军得到了许多的银圆,刘桂堂则借机改善了武器装备。这样一来,土匪越剿越多,刘桂堂的队伍发展到了1万多人,纵横沂蒙山区数百里地域。他以师长自居,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土匪歌谣中说:“跟着师长到处窜,给个县长也不换。”
刘桂堂生性惨忍,杀人如麻,山东是刘桂堂为祸的重灾区。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至1928年的4年内,仅山东沂蒙一带,即有千余个村庄遭到刘匪的抢掠,房屋被烧20多万间,1.2万多人被残杀,奸淫妇女无数。1926年1月,刘桂堂因向白马峪村勒索钱款未遂,便攻打该村。匪徒在村里共杀393人,11户人家被杀绝,架走152人,抢走妇女7人。1928年3月,刘匪攻入大泗彦村,92户人家有48户被杀绝,637人被杀害了559人,外村来此避匪祸的被杀388人,共死亡947人。
剿匪失败,
韩复榘两次辞职
刘桂堂人多势众,自然引起军阀们的重视。1928年国民党进行二次北伐时,韩复榘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驻防许昌。他见刘匪人多,便想收编。刘桂堂收了韩送来的1.7万银圆和2000袋面粉后,认为韩的权势小,改投到蒋介石手下,被编为新四师。韩复榘一气之下,抓去刘桂堂的一个老婆。哪知刘桂堂妻妾成群,根本不为所动,韩复榘无奈,只能将人放回。
中原大战期间,刘桂堂在重金收买下,又叛蒋投阎。阎锡山为表“诚意”,当场就拨给刘部银圆200万,钢炮4门、重机枪12挺,让刘桂堂担任了第二十五军军长。不久,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失败,刘桂堂逃往河北大名,依附于张学良任第六混成旅旅长,继续骚扰冀鲁豫边界。
此时,韩复榘已是山东省政府主席,刘匪滋扰地方,严重威胁着韩的统治。韩复榘也不甘心之前上当被骗,决计进剿,但收效甚微。为了收服刘桂堂,韩复榘可谓煞费苦心,他听说刘桂堂极孝顺母亲,便密派费县地方武装包围了刘桂堂的老家,抓来刘母,迫使刘匪归降。刘匪被编为“山东警备军”,韩复榘任总指挥,刘桂堂任副指挥,驻高唐县。
刘桂堂虽受了招安,但匪性不改,不接受韩复榘的命令,不听调动,仍是乱抢乱夺。因此韩就停止了对他弹药、粮食的供应,并密谋解除刘部武装。刘桂堂获悉后,又起兵反韩,率领队伍,出山东,过河北,进热河,每到一地,烧杀抢掠,民怨沸腾。
1933年6月间,刘桂堂投靠了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当上了察东剿匪司令,不久故态复萌,又行叛变,被宋哲元的部队围困在南口一带的山峪里,面临全军覆没之灾。刘桂堂急命土匪人人身上绑干草秫秸,准备怀抱枪支从峪顶滚滑下山,夺路逃窜。见一切就绪,刘桂堂召来旅长、团长们,命令说:“绊脚东西统统甩掉,马匹要打死,老婆、孩子一个也不留。”见部下沉默以对,无人动手,刘桂堂凶狠地说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到了山东、河南,再给你们每人弄个女学生,年轻漂亮的。”说罢,先将自己的几个老婆打死,又命手枪队、机枪连一阵扫射,队伍中所有家眷、孩童及骡马全部打死。
1934年2月,刘桂堂率部又窜回山东。韩复榘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决心非打垮刘桂堂不可。他调集近5个师和民团重兵围剿,同时用飞机撒《劝告书》,申明只剿刘匪本人,其余人概不追究;愿投降缴械者,量价给赏。刘桂堂所部都是多年的土匪,强悍顽固,不愿投降。
韩复榘分化瓦解不成,就在济南、泰安至济宁一线严密布防,在梁山、郓城、安驾庄等地与刘桂堂交战3次,击溃部分匪徒。刘匪乃分股流窜,他们多系骑兵,飘忽不定,一昼夜能流窜100多公里。3月24日,刘匪大股窜至长清,与韩部手枪旅遭遇,坐镇泰安的韩复榘亲临前线督战,将铁甲车停在山谷口的桥上,以防刘匪由此流窜入山。但狡猾的刘匪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韩的眼皮底下溜掉了,欲回沂蒙山老巢。
韩复榘懊恼万分,重新部署兵力进剿。他将剿匪部队统一编成6个纵队,自任总指挥兼第一纵队(直属队)司令,其余5个师长分任各纵队司令,并令两列铁甲车由津浦路开往胶济路。3月27日,韩复榘发出布告,悬赏通缉刘匪和颁布《剿匪条例六条》,申明:斩获或生擒刘匪者奖;剿匪成绩卓著者赏;通匪、窝匪及迟误不报匪情者,该乡、镇、区长等均受连坐处分。并电请驻青岛的海军,派出舰队封锁海口,南京政府也派飞机助战,
在海、陆、空的重重包围下,刘匪处处挨打,死伤惨重,最后仅剩不足百人。狡猾的刘桂堂见大势不妙,便化装从海上逃往天津。
此次剿匪一役,前后39天,动用了韩部所有兵力,韩复榘亲自坐镇指挥,还得到青岛海军、中央空军及邻省的配合,但仍未抓获刘桂堂,这使得韩复榘十分狼狈,两次向南京政府电请辞职。幸而蒋介石连电慰留,韩复榘才保住了山东省政府主席的位子。韩复榘又派人潜往天津,行刺刘桂堂,刘的脚和嘴部中弹,4颗牙被打碎,居然仍未毙命。
两次投靠日军,
自吹是游击战的老祖宗
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进而占领华北。刘桂堂乘机将潜散的旧部招集起来,投靠日军,被委任为“皇协军前进总司令”,刘桂堂匪部再次复活。同年12月,刘匪随日军南下,进攻胶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先后进犯栖霞、莱阳等地,队伍扩充至3000多人。由于他桀骜不驯,很快又与日军闹翻,便以“反正抗日”的名义进入鲁南,投靠了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所部被编为新编第三十六师,担任师长。
刘桂堂抗日是假,抢占地盘是真。这一时期,1939年9月至10月间,罗荣桓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进入鲁南,开创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此时,刘已在山区站住脚,反动面目逐渐暴露。1940年3月,刘桂堂再次投降日军,任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在蒋占区,他自称是老牌的中央军;在敌占区,他又自称是皇协军司令,两边都派出联络副官。他的队伍有黄色、灰色两套军装,吃着日军、国民党军两份军饷。自此,刘桂堂便联合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本侵略军,以“地头蛇”的身份,积极干着进攻八路军、残害抗日群众的罪恶勾当。
1940年春,刘桂堂率众偷袭驻山东平邑柘沟的八路军津浦支队第三团,三团团长续志先以下200多人全部遇难。刘桂堂还大肆抓捕共产党、八路军“嫌疑份子”,抓则必杀,无论真假,仅在平邑大井村就活埋了200多人。遭刘匪袭扰之后的地方,大多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八路军的抗日工作因此备受干扰,人民群众对刘桂堂恨入骨髓,视其为魔鬼、禽兽。
刘桂堂利用在鲁南为匪多年、熟谙地形的优势,在鲁南一带横行霸道,他曾自夸说:“毛泽东自称擅长游击战,我刘桂堂才是游击战的老祖宗哩。我打游击的妙诀是‘大庄吃饭,小庄住宿,过河不脱鞋,走路不歇息’。”其意为:大庄人多,才有饭吃;小庄分散,宿营不会被包围;行走怕落伍,过河不脱鞋;走路多了,一歇就会全身疲乏,故不可歇。他的这一“妙诀”给鲁南人民带来难以尽述的灾难。
刘桂堂第二次投敌后,成为插在山东抗日根据地鲁南、鲁中两区间的钉子,严重影响着根据地的发展。罗荣桓曾对调任鲁南军区政委的王麓水说:“过去,鲁南有些地方群众发动不起来,主要是因为‘刘黑七’(刘桂堂)这块石头还压在人们的心上。你去鲁南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便是创造条件搬掉这块‘石头’。”
1943年秋,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八路军鲁南军区与地方抗日武装决定集中兵力,发动讨刘战役,彻底除掉这个鲁南最大的祸害。战役开始前,罗荣桓向鲁南军区政委王麓水布置任务:“‘刘黑七’(刘桂堂)过去多次被打垮之后又重新拉起队伍。这次一定要活捉他,没有活的,死的也行!”
11月15日夜,鲁南军区第三、第五团和地方武装以及民兵,分数路隐蔽向鲁南柱子山急进,奔袭刘桂堂自以为“固若金汤”的老巢。他们顺利通过3道封锁线,包围了刘桂堂设在东柱子村的司令部,迅即发起攻击,打乱了刘桂堂的指挥系统和防御系统,刘匪陷入混乱,仅两个半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刘桂堂于混乱中越墙而逃,被尾追的八路军战士击毙。
柱子山战斗一举击毙刘桂堂,在山东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至此,刘桂堂这个为匪29年、祸害华北数省的巨匪和汉奸,终于被八路军消灭了。消息传开,人心大快,根据地军民召开了盛大的庆功会,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连续3日、每隔3小时播发一次《山东我军击毙惯匪刘桂堂》的消息,《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山东军民反扫荡胜利》的社论,指出:击毙“混世魔王”刘桂堂,为山东人民除了大害,为中华民族伸张了正义,特别值得大书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