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主要引入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来探析苗族文化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在传播过程中，湘西世界所构筑的苗族文化群落，赋予了沈从文独特的民族视野，并影响其在作品创作时对信息进行编码和甄选。
关键词：守门人；身份认同；苗族文化
传播是人类的特权和标志，是文化载体和“社会水泥”，又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在英语中，称“Communication”,表示传递、交流、通信等，除中文仅指单向精神内容的传布、扩散和物质实体的传染、撒扬的含义外，它还有双向的人际交往、信息交流、意义共享等意蕴。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作为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他的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同样受到传播理论的指导。
“守门人”概念源出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列文，他认为传播者在利用传媒向受传者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起着过滤、把关的作用，他们控制着信息的流量、流向，影响着对信息的理解，他决定该报导什么，不报导什么，该把报导重点放在何处，决定该怎样解释信息，形成了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传播者“守门行为”的出现是必然的。在“守门”的过程中，作为社会的人，环境对人的行为、个性、情绪、情感、观念、动机需求的影响尤为深刻，是民族文化积淀的反映。
因此，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具有民族身份和叙事身份双重话语背景的沈从文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类似集体无意识的潜在的、隐含的本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影响。
一、沈从文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源于个体心理学，引入文化研究后，被认为是“人们对世界主体性经验与构成这种主体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联系”,是一个族群或个体界定自身文化特征的标志。湘西世界是一方孕育了苗族、汉族的多文化交融的沃土，而沈从文也恰恰流淌着这两个民族的血液——祖父和父亲是汉族，曾祖母、祖母为苗族人。沈从文在文化血缘上对苗族族源的归依和认同，散布于他的作品中。如他在《我的二哥》一文中写道：“母系应属于黔中苗族已经有两次,第一次是曾祖母,第二次是祖母。”还有如“祖父本无子媳，祖母为住乡下的叔祖父沈洪芳娶了苗族姑娘，生了两个儿子，把老二过房做儿子。”这里的老二就是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沈从文的祖母是一位苗姑，过继后被远嫁他方。缘于明代至民国期间，官府禁止苗汉通婚，苗人不得参加文科武举，而沈家又是当地望族，所以沈从文家人隐蔽苗裔血统有着历史的无奈。也正是由于这段湘西苗族长期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的民族歧视、民族隔离政策的历史，更加深了沈从文作品中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他曾在《阿丽思中国游记》中对苗族的不平境遇痛诉：“使他们觉得是苗子，不是人，应该感谢的是过去一个时代的中国国家高等官吏，把这些东西当成异类，用了屠杀的血写在法律上面，因此沿袭遵行下来。”并在《龙朱》中抒发出强烈的民族尊严感和自豪感：“血管里留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从对沈从文文化身份的表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其身份特征的复杂性,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民族社会文化传统的联系,表现出他在个体与族群、民族与生存等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深切思考。
二、湘西苗族文化对沈从文的影响
沈从文曾在《〈新与旧〉译序》中说道“我自1922年离开湘西,来到都市已六十四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我不习惯都市生活,苦苦怀念我的家乡。怀念我家乡芳香的土地,青翠逼人的山峦和延长千里的沅水。尤其是那些同我生活在一起二十年的人们,他们素朴、单纯、和平、正直,我对他们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我的感情和他们不可分。从中，我们体会到沈从文对家乡湘西的浓厚的眷恋之情。湘西文化的内在本质力量对沈从文的影响决定了他在创作中对生活在这篇土地上的苗族文化的外在形态及湘西人独特的民族传统和民族心理的坚守和赞美。
（一）诗化的湘西自然环境
湘西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边缘，是川、黔、湘、鄂的交界地带，是苗、汉、土家等民族的混居之地。一条沅江贯穿其境，地质地貌奇特，多幽谷洞穴，河流崖岩。诗化的湘西自然风光，使其被誉为“中国的瑞士”。如沈从文在《白河上的几个码头》中描写的白河即酉水中上游的沿途风光,将这一带的秀美山水展现在世人面前,无论大酉洞的神奇、王村的秀美，还是茶峒的清秀,均令人心驰神往。诗化的湘西自然山水成为一片幻化的人文山水，沈从文以湘西的自然美为依托，更有力地衬托出湘西儿女纯朴自然的心灵美和人性美,彰显出自然地域环境与民族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沉痛的沅湘苗族历史
苗族是中国的古老民族之一，大致形成于三苗时代，居住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其所属的九黎部落被联合起来的炎、黄两部落击败，后不断被历代统治者驱赶而不断向西向南迁徙，不得不一次次向深山迁徙,形成大散居、小聚居的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苗族的历史是贯穿了战争和迁徙的血泪史，沉淀了苗族悲悯、忍让的民族意识，使他们居安思危但又不乏雄健刚强的民族性格与精神。1981年9月，沈从文在戴乃迭先生译的《<散文选译>序言》中谈到民族意识对自身创作的影响时，说:“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而带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在他早期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七个野人与后一个迎春节》中，就展示了一幅幅苗族人民被奴役的悲惨图景。他不无慨叹地说，“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使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沅湘苗族在长期历史中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覆灭”的生存危机，使沈从文感到“沉郁隐痛”，自觉地开始对湘西民族命运的独特思考和探索。
（三）神秘的屈楚浪漫文化
自古湘楚文化的特色是巫。苗族人虔信巫术,他们希望通过巫术仪式化的娱神活动，与神进行情绪上的交流,来表达群体的情感和意愿,富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和宗教情绪。沈从文在作品中多次提及屈楚文化对沅湘文化的影响。散文集《湘西·题记》中就有记:“战国时被放逐的楚国诗人屈原,驾舟溯流而上,……便是这个伟大诗人用作题材的山间灵洞,篇章中常借喻的臭草香花,也俨然随处可以发现。尤其是与《楚辞》不可分的酬神宗教仪式,据个人私意,如用凤凰县苗巫主持的大傩酬神仪式作根据,加以研究比较,必尚有好些事可以由今会古”。另外，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还受到了屈原的《九歌》在主题风格上的影响。屈原在作品中所展现的翘首期盼而终怅然若失的心境和遗憾与沈从文在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中所塑造的女子异曲同工，无论翠翠、三三、凤子，还是屈原笔下的山神、水神一样，都有着佼好的仪容,忧郁的气质和凄美的经历。她们在宁静中升腾起理想的幻梦,然而一切又在仿佛触手可及时由于不可抗拒的偶然性而失去,使她们也像两千年前的先辈一样或伫立山之阿,或依傍水之唇,若有所待的眼睛里是两千年来还未弥合的忧伤。
（四）多彩的苗族风土人情
如果说,建构人性庙宇,展示自然、健康的人性或人生形式是沈从文特立独行的文学理想的话,那么,多彩独特的湘西苗族风土人情则是沈从文建构人性庙宇、实现文学理想的坚实基石。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与他密切相连的一定时代的民族地域生活，反过来，作家在作品中也会不自觉地反映出时代与民族的主要特色。对于出生于湘西凤凰苗乡的沈从文来说,他所熟悉的故乡湘西及其周边地区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域生活便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要母体。如《边城》向我们展示的边城一侧“一半着陆,一半在水”的“沿河吊脚楼”,以及与之协调搭配的“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的“城墙”、“多在桃杏花里”的“近水人家”和“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的黄墙黑瓦,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到与湘西民族地域生活融为一体的苗族标志性建筑——吊脚楼,既透露出这些南方山区少数民族特有的建筑美学风格,也凸显了他们高超的生活智慧。再如沈从文在作品中所展现的苗族服饰尚赤喜银的特点，与苗族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历史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楚人自认为是太阳（日神）的子孙，火神（祝融）的后裔，所以楚人酷爱赤色。《从文自传》中有一段对凤凰县在室内或院墙内祭祀傩神时的描写：“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傩是古时腊月驱逐疫鬼的一种形式，在苗族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祭祀时装饰红衣于家中正屋和苗巫开展仪式时穿鲜红如血衣服中，我们对苗族喜红尚赤的民族心理可见一斑。而银器在苗族的传播，最初应该是作为财富的象征。由于苗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他们不得不把全部家当——银器戴在身上。当物质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最初的审美意识萌芽，对银器的纹样题材和造型方式则成为一种美的展示，并与本族的图腾崇拜和神灵崇拜、自然崇拜结合在一起。
三、结语
作为传播过程中的“守门人”，沈从文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对信息的编码和甄选，既有其苗族血统所带来的对本民族文化身份自然认同的影响,还受到湘西苗族独特的风土人情的熏陶、苗族历史和心性的投影,还缘于其自身对苗族文化的迷恋、天性禀赋的自然取舍和对人类文化品质的理性思考和自觉选择的影响。而传播过程的双向性也决定了沈从文所创作的作品为受众打开的通往宁静而清新、健康而自然、纯真而朴实的湘西世界的心灵之门，从中感受到苗族文化的无限魅力。
参考文献：
[1]庄晓东主编.传播与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
[2]魏红珊.炫耀消费与身份焦虑[J].文化研究,2005(6).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沈从文.沈从文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206.
关键词：守门人；身份认同；苗族文化
传播是人类的特权和标志，是文化载体和“社会水泥”，又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在英语中，称“Communication”,表示传递、交流、通信等，除中文仅指单向精神内容的传布、扩散和物质实体的传染、撒扬的含义外，它还有双向的人际交往、信息交流、意义共享等意蕴。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作为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他的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同样受到传播理论的指导。
“守门人”概念源出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列文，他认为传播者在利用传媒向受传者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起着过滤、把关的作用，他们控制着信息的流量、流向，影响着对信息的理解，他决定该报导什么，不报导什么，该把报导重点放在何处，决定该怎样解释信息，形成了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传播者“守门行为”的出现是必然的。在“守门”的过程中，作为社会的人，环境对人的行为、个性、情绪、情感、观念、动机需求的影响尤为深刻，是民族文化积淀的反映。
因此，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具有民族身份和叙事身份双重话语背景的沈从文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类似集体无意识的潜在的、隐含的本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影响。
一、沈从文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源于个体心理学，引入文化研究后，被认为是“人们对世界主体性经验与构成这种主体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联系”,是一个族群或个体界定自身文化特征的标志。湘西世界是一方孕育了苗族、汉族的多文化交融的沃土，而沈从文也恰恰流淌着这两个民族的血液——祖父和父亲是汉族，曾祖母、祖母为苗族人。沈从文在文化血缘上对苗族族源的归依和认同，散布于他的作品中。如他在《我的二哥》一文中写道：“母系应属于黔中苗族已经有两次,第一次是曾祖母,第二次是祖母。”还有如“祖父本无子媳，祖母为住乡下的叔祖父沈洪芳娶了苗族姑娘，生了两个儿子，把老二过房做儿子。”这里的老二就是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沈从文的祖母是一位苗姑，过继后被远嫁他方。缘于明代至民国期间，官府禁止苗汉通婚，苗人不得参加文科武举，而沈家又是当地望族，所以沈从文家人隐蔽苗裔血统有着历史的无奈。也正是由于这段湘西苗族长期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的民族歧视、民族隔离政策的历史，更加深了沈从文作品中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他曾在《阿丽思中国游记》中对苗族的不平境遇痛诉：“使他们觉得是苗子，不是人，应该感谢的是过去一个时代的中国国家高等官吏，把这些东西当成异类，用了屠杀的血写在法律上面，因此沿袭遵行下来。”并在《龙朱》中抒发出强烈的民族尊严感和自豪感：“血管里留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从对沈从文文化身份的表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其身份特征的复杂性,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民族社会文化传统的联系,表现出他在个体与族群、民族与生存等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深切思考。
二、湘西苗族文化对沈从文的影响
沈从文曾在《〈新与旧〉译序》中说道“我自1922年离开湘西,来到都市已六十四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我不习惯都市生活,苦苦怀念我的家乡。怀念我家乡芳香的土地,青翠逼人的山峦和延长千里的沅水。尤其是那些同我生活在一起二十年的人们,他们素朴、单纯、和平、正直,我对他们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我的感情和他们不可分。从中，我们体会到沈从文对家乡湘西的浓厚的眷恋之情。湘西文化的内在本质力量对沈从文的影响决定了他在创作中对生活在这篇土地上的苗族文化的外在形态及湘西人独特的民族传统和民族心理的坚守和赞美。
（一）诗化的湘西自然环境
湘西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边缘，是川、黔、湘、鄂的交界地带，是苗、汉、土家等民族的混居之地。一条沅江贯穿其境，地质地貌奇特，多幽谷洞穴，河流崖岩。诗化的湘西自然风光，使其被誉为“中国的瑞士”。如沈从文在《白河上的几个码头》中描写的白河即酉水中上游的沿途风光,将这一带的秀美山水展现在世人面前,无论大酉洞的神奇、王村的秀美，还是茶峒的清秀,均令人心驰神往。诗化的湘西自然山水成为一片幻化的人文山水，沈从文以湘西的自然美为依托，更有力地衬托出湘西儿女纯朴自然的心灵美和人性美,彰显出自然地域环境与民族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沉痛的沅湘苗族历史
苗族是中国的古老民族之一，大致形成于三苗时代，居住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其所属的九黎部落被联合起来的炎、黄两部落击败，后不断被历代统治者驱赶而不断向西向南迁徙，不得不一次次向深山迁徙,形成大散居、小聚居的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苗族的历史是贯穿了战争和迁徙的血泪史，沉淀了苗族悲悯、忍让的民族意识，使他们居安思危但又不乏雄健刚强的民族性格与精神。1981年9月，沈从文在戴乃迭先生译的《<散文选译>序言》中谈到民族意识对自身创作的影响时，说:“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而带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在他早期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七个野人与后一个迎春节》中，就展示了一幅幅苗族人民被奴役的悲惨图景。他不无慨叹地说，“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使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沅湘苗族在长期历史中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覆灭”的生存危机，使沈从文感到“沉郁隐痛”，自觉地开始对湘西民族命运的独特思考和探索。
（三）神秘的屈楚浪漫文化
自古湘楚文化的特色是巫。苗族人虔信巫术,他们希望通过巫术仪式化的娱神活动，与神进行情绪上的交流,来表达群体的情感和意愿,富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和宗教情绪。沈从文在作品中多次提及屈楚文化对沅湘文化的影响。散文集《湘西·题记》中就有记:“战国时被放逐的楚国诗人屈原,驾舟溯流而上,……便是这个伟大诗人用作题材的山间灵洞,篇章中常借喻的臭草香花,也俨然随处可以发现。尤其是与《楚辞》不可分的酬神宗教仪式,据个人私意,如用凤凰县苗巫主持的大傩酬神仪式作根据,加以研究比较,必尚有好些事可以由今会古”。另外，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还受到了屈原的《九歌》在主题风格上的影响。屈原在作品中所展现的翘首期盼而终怅然若失的心境和遗憾与沈从文在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中所塑造的女子异曲同工，无论翠翠、三三、凤子，还是屈原笔下的山神、水神一样，都有着佼好的仪容,忧郁的气质和凄美的经历。她们在宁静中升腾起理想的幻梦,然而一切又在仿佛触手可及时由于不可抗拒的偶然性而失去,使她们也像两千年前的先辈一样或伫立山之阿,或依傍水之唇,若有所待的眼睛里是两千年来还未弥合的忧伤。
（四）多彩的苗族风土人情
如果说,建构人性庙宇,展示自然、健康的人性或人生形式是沈从文特立独行的文学理想的话,那么,多彩独特的湘西苗族风土人情则是沈从文建构人性庙宇、实现文学理想的坚实基石。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与他密切相连的一定时代的民族地域生活，反过来，作家在作品中也会不自觉地反映出时代与民族的主要特色。对于出生于湘西凤凰苗乡的沈从文来说,他所熟悉的故乡湘西及其周边地区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域生活便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要母体。如《边城》向我们展示的边城一侧“一半着陆,一半在水”的“沿河吊脚楼”,以及与之协调搭配的“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的“城墙”、“多在桃杏花里”的“近水人家”和“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的黄墙黑瓦,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到与湘西民族地域生活融为一体的苗族标志性建筑——吊脚楼,既透露出这些南方山区少数民族特有的建筑美学风格,也凸显了他们高超的生活智慧。再如沈从文在作品中所展现的苗族服饰尚赤喜银的特点，与苗族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历史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楚人自认为是太阳（日神）的子孙，火神（祝融）的后裔，所以楚人酷爱赤色。《从文自传》中有一段对凤凰县在室内或院墙内祭祀傩神时的描写：“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傩是古时腊月驱逐疫鬼的一种形式，在苗族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祭祀时装饰红衣于家中正屋和苗巫开展仪式时穿鲜红如血衣服中，我们对苗族喜红尚赤的民族心理可见一斑。而银器在苗族的传播，最初应该是作为财富的象征。由于苗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他们不得不把全部家当——银器戴在身上。当物质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最初的审美意识萌芽，对银器的纹样题材和造型方式则成为一种美的展示，并与本族的图腾崇拜和神灵崇拜、自然崇拜结合在一起。
三、结语
作为传播过程中的“守门人”，沈从文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对信息的编码和甄选，既有其苗族血统所带来的对本民族文化身份自然认同的影响,还受到湘西苗族独特的风土人情的熏陶、苗族历史和心性的投影,还缘于其自身对苗族文化的迷恋、天性禀赋的自然取舍和对人类文化品质的理性思考和自觉选择的影响。而传播过程的双向性也决定了沈从文所创作的作品为受众打开的通往宁静而清新、健康而自然、纯真而朴实的湘西世界的心灵之门，从中感受到苗族文化的无限魅力。
参考文献：
[1]庄晓东主编.传播与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
[2]魏红珊.炫耀消费与身份焦虑[J].文化研究,2005(6).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沈从文.沈从文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