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一力博士分析温州市水头镇水荒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水的供给机制。如果高消耗的企业在利用资源时需付出更高的成本，就会节约使用资源，就会逐渐转移到资源低消耗产业，就会逐步淘汰资源高消耗产业，而如果大多数企业都这样转型，则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可望实现转变
　　 撬动浙江模式转型的杠杆也许就是水、电等基础资源的市场化。我们已经看到，浙江的水业市场化的探索已经开始，尽管路途崎岖泥泞
　　在浙江工厂林立的旱地上，温州是一块罕见的绿洲。在2003年大旱期间，温州市区也基本上没有闹过水荒。
　　一手创造这个奇迹的人是现年50岁的温州人周道义。体形和外貌都与香港影星成奎安有几分相似的周道义，1994年进入温州市自来水公司，如今是温州市水务集团的党委书记、总经理，掌管着8个亿的国有资产。
　　周道义将此归结为“市场化经营”的结果，实际上，1999年旗下的浦东水厂二期竣工后，周道义就组建水务集团公司，财政补贴也从此掐断，水务集团开始自谋发展，2001年接手温州中心片污水处理厂之后，拥有4座自来水厂的温州水务集团日供水能力达60万吨，即使在2003年大旱期间，温州市区也基本上没有闹过水荒。
　　水务集团不仅逐步更换了40多年前铺设的供水管道，新建了3个水厂，还搞起了纯净水公司等第三产业，用周道义的话说，企业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主动性。
　　
　　市场之路关山重重
　　
　　事实上，周道义号称的“市场化经营”面临着许多难关，任重道远。
　　2004年4月初，温州水务集团斥资2.9亿元股金，受让了温州市供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即温州珊溪水利枢纽供水配套工程建设指挥部）82.89％的股份，其余17.11％股份也将于近期收归温州水务集团。
　　温州当地媒体对此评价说，此举乃国内的公用事业企业向市场化迈进、由政府投资转向企业投资的“一次积极探索”。
　　周道义也对外称，“如此大规模的市场化运作，在水务集团多年的经营中尚属首次”。
　　但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温州市供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原为温州市财政局下属单位，根据转让协议，“温州市财政局在供水投资开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任职的人员，相应变换为温州水务集团员工，珊溪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的人员也由水务集团予以合理安排使用”，不仅如此，水务集团还需承担该指挥部有关临时贷款并筹集下一步建设资金。
　　该人士分析说，正在建设的珊溪枢纽工程突然易手，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便是资金窟窿，而在“市场化操作”得背后，很可能是有关部门向温州水务集团转移的又一个包袱。
　　据周道义介绍，在购入珊溪枢纽工程之后，水务集团还投入了6亿元用于基建、管网等建设，资金均来自于银行，如今水务集团的贷款已超过10亿元，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经营的风险，而如果有所闪失，很可能就是被拍卖的命运。
　　在许多老百姓眼里，自来水就是“自然之水”，供水单位并不是一个自负盈亏的企业，而是政府投资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温州水务集团也因此处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两难境地。
　　由于温州市现有的地表水已被严重污染，温州水务集团从珊溪和泽雅水库购买源水，得付出0.66元/吨的代价，在水厂处理过程中还有药品、电力、人力、机器折旧等成本。水务集团一直是将水作为商品来经营的，因此周道义迫切希望能有个市场化的水价。
　　但水价被政府严格管制。2003年10月，温州市区水价新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生活用水价格每吨为2.10元，经营性用水价格每吨2.65元，特种行业用水价格（浴室、泳池、美容美发）每吨为5元。
　　实际上无论水价变动与否，物价局给予水务集团的利润定死在1％左右。2003年，温州水务集团的水费收缴率在99％左右，达2亿多元，也就是说，水务集团在其核心业务上的年利润为200多万元，这远不够银行的利息。
　　另一个矛盾是，水务集团目前“产大于销”，希望有多少需求就销售多少水，但政府要求节水，限制了水务集团的销量。
　　由于是国有企业，还有诸多的大大小小麻烦。如政府一个红头文件发下来，要求照顾贫困居民，费用就得水务集团独自承担，某些领导要安排人进来，也是很难拒绝的，甚至交通部门还指派购置车辆，而实际上水务集团根本不需要。
　　两年前，一个因损害企业利益而被开除的职工，拿一大瓶汽油和一把三棱刀，冲进周道义办公室，说要同归于尽，幸亏周道义是侦察兵出身，眼疾手快，才躲过了一场灾难。
　　但如今，据这个“冒着生命危险干出来”的老总说，他每月工资为2000多元，外加1000多元奖金，下半年市公用局、财政局等部门对周道义进行考核之后，还有一个3万元的年终奖。
　　
　　如何确定合理的水价
　　
　　鉴于水价长期与成本的倒挂，2004年1月1日，由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联合发布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分析人士称，这“意味着全国供水价格即将正式市场化”。
　　北京、武汉、广州、西安等一大批城市纷纷上调了水价，温州也不例外。此前，温州市珊溪水利枢纽工程、供水配套工程指挥部负责人曾提出，有关部门从世行亚洲分行贷款40亿元用于建设水利枢纽，若按照19年还贷、付息，30年折旧来测算，源水价格每吨为0.72元，而物价部门定的是每吨0.45元，工程的经营压力很大。
　　但是水价依然受政府管制，不是供水公司说多少就是多少。现在的问题是，水价既然并不是真正的由市场自由竞争产生的价格，那么水价上调到什么位置才是合理的？
　　2003年10月，经温州市人大、市政协、市财政局和物价局及市民代表讨论，温州市区水价生活用水价格从1.5元每吨上调到每吨2.10元。但是据温州水务集团依然叫苦，他们认为生活用水价格应该为每吨2.35元。
　　按照每吨2.10元的价格，除去源水费0.66元，污水处理费0.5元，也就是说，温州水务集团的收入部分只有每吨0.94元。据温州水务集团浦东水厂厂李耀宇说，水厂的生产成本达每吨0.6元，再加上销售环节的费用，总计成本大约在1元多一点。
　　温州市中心片污水处理厂也认为，温州市区日污水处理规模为20万吨，每吨污水处理费要0.97元，每年的支出为7050万元，原政府规定污水处理征收标准为每吨为0.20元，现在上调为0.5元，但还是亏损的。
　　有人质疑温州水务集团的成本说法，李耀宇举证说，水厂的泵站在山下，将源水抽到半山腰的生产车间，目前浦东水厂的电耗是1000吨水在180千瓦时电左右，一般情况下，电耗是2万多千瓦时，但最近温州市电价上涨了1分钱，为此，浦东水厂每天就得多付出2000多元。
　　以前药耗是每1000吨水为2.2公斤，但现在水质不好，需用到4公斤，而每吨药是2600元。浦东水厂每天的药耗为2000吨左右。
　　珊溪水库离温州市区有100多公里，泽雅水库是40公里，一路上得漏失率在20％以上，但与供电的线损由用户分摊不同，供水损耗也是由浦东水厂承担，水厂党委书记谢寿珍说，这使得供水成本不断增加。
　　浦东水厂现有职工80人，以人均年薪3万元计，工资开销也得200多万元，再加上机器、管道维护和设备折旧，而市区供水的漏耗率在20％，庞大的管道网络也需要维护。
　　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认为，如果有一个客观的尺度考核其员工数量问题、工资问题、药耗能耗问题、源水价格问题以及投资的科学性问题，并如实公开各项成本，社会才知道涨价是否合理。
　　傅涛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水价都是政府管制的，但关键是以一个比较科学的参数来核定水价。
　　
　　为什么洋水务能够掘金
　　
　　与温州水务集团的重重困局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国外一些大水务巨头在中国水务市场上到处掘金。
　　1994年，世界500强企业法国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在珠海附近承担了中国的第一个BOT水厂项目，10年来法国威立雅水务公司、泰晤士水务公司、安格利水务公司、百泰国际集团、美国金州控股集团等全球知名企业纷纷挤进中国，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水务市场的外资总额已经超过250亿元人民币。
　　国家统计局200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外资在中国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业是城市供水行业，利润率达24.48％，虽近两年来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15％以上。
　　傅涛认为，国内自来水公司回报率低，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形成竞争机制，多年的痼疾造成效率低下。
　　2002年6月，威立雅公司在上海浦东以21亿元的代价组建了一家合资自来水公司，两个月后其内部人水比就降到8：1，即1吨水从输水到行政管理到窗口服务到抄水表等所有程序，动用的人数不超过8名，如今进一步减少到4名左右，而国内通常为40名至60名。
　　别的国有企业大都改制，而水务行业绝大多数仍是事业编制，是最后几个能够多插一些人进去的地方，所以在各种关系的操纵下，超员二三倍、四五倍的自来水公司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国内自来水公司的供水能力大都超过40％－50％，即一个地区只需日供100万吨，但供水系统却是按160万吨兴建的，因为往往有规划就有预算，也就有了拨款和施工，也就带来利益空间。但这些其实加大了供水企业的成本。
　　实际上，供水成本的下降空间是很大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美国亚特兰大市的饮用水系统，此前该市政府每年在饮用水方面的支出是4200万美元，在与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签订了20年的供水合同后，政府只需每年向苏伊士里昂支付2140万美元，而苏伊士里昂仍然还有钱赚。
　　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中国首席代表高中说，他们靠的是技术加管理来降低水务的运营成本，利润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为客户节省的费用，仅仅靠资源的垄断，往往会导致效率低下。
　　
　　市场化“三突破”
　　
　　中国水业一直是事业单位性质，从行业上看是水业政策体系的模糊和不完善，从产业上看是企业的分散而松散，从城市上看则是经营垄断而低效。
　　傅涛指出，政资不分、产权不清、竞争不充分，是国内水务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供水行业只有实现这“三突破”，才能有较快的发展。
　　傅涛说，中国水业市场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招商引资，而政府是公众利益的代表，担负的应是对投资、建设、运营、服务等水业全过程的监督责任，政府的角色需分为资产管理与行业管理，政资分离之后，国资委管理资产，企业独立经营，从而政府资本逐步从经营性投资中退出。
　　其次是供水企业产权的明晰。温州市早期的水库、管网等为财政投资，后期的运行及扩建由水务集团自行筹资，这个账该怎么算呢？如果说水务集团是企业，则其惟一的股东就是温州市政府，它能有什么风险呢？只有将供水单位转变为真正的企业，才会有追逐利润的条件和动力，水务市场才能实现有效率的竞争。
　　再次就是水业竞争机制以及监管机构的建立。因为不可能“一城多网”，城市供水是一个自然垄断性行业，不能指望它像电信业一样进行拆分，但是行业内的压力仍可以使供水企业实现有限竞争。同时，如其他行业的监管机构一样，政府业需通过对供水成本、服务、水质、水价等方面的监管，来制约供水企业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从而实现社会效益与企业效益的均衡发展。
　　傅涛认为，中国水业的市场化之路不会太长，在他看来，2003年是中国水业的市场化元年，2004年则进入了产权改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