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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0年以前，中拉经贸合作发展十分缓慢。随着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对拉美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同时，拉美巨大的商品和投资市场加上其丰富的经济资源对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主席连续两年访问拉美，有助于推进中拉经贸合作速度，充分发挥双方潜力，更好地实现双方的经济互补性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提升南南合作水平与层次，改进和完善全球治理结构与机制。只要双方今后在继续增进信任的基础上，共同努力铲除贸易保护主义藩篱、尽可能地促使投资与贸易在不同产业间实行更平衡的布局、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就会在经贸发展、工业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等方面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中国—拉丁美洲经贸合作 机遇 挑战 趋势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之间的关系进入良好发展新阶段，双方的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成功地助推中拉经贸关系加快发展：一是在历经了15年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之后，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为开启中拉经贸发展的新时代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2008年11月5日，中国政府首次发布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了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政策目标以及新时期中国对拉美各领域合作的指导原则。
此后，中国更加重视和积极推进中拉合作。2004年11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问拉美时提出，中国希望和拉美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2012年6月2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发表了题为《永远做相互信赖的好朋友》的演讲，全面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中拉合作的政策主张，为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迈入新阶段指明了方向。2014年7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阐述了新形势下中国的对拉政策主张，提出了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的新格局，并提出了打造“1 3 6”合作的新框架。至此，中国提出的关于中拉经贸合作关系的宏伟蓝图就非常清晰明朗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拉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双边贸易投资量不断增加。从贸易来看，2000年以前中拉贸易规模很小，进入新世纪后实现了快速增长，2000年突破100亿美元（126亿美元），2011年突破2000亿美元，2013年达2616亿美元，2013年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19.8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6.3%，而且保持了比较好的进出口大体维持平衡的状况（图1）。
从投资来看，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拉美的投资迅速增加。其中，2010年是中国对拉美投资快速增长的一年，从流量看，达到了105.4亿美元，同比增长43.8%，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15.3%；从存量看，总量达到了438.8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3.8%。①拉丁美洲目前已成为仅次于亚洲地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第二大地区。截止2012年底，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存量已达682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2.8%。②
随着中拉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双方对金融合作的需求也“水到渠成”，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客观上也促使中拉加快了金融合作步伐。2009年1月12日，中国正式成为美洲开发银行第48个成员国；2009年4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阿根廷中央银行正式签署了总额为7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09年以来，中国分别与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西等国签署“贷款换石油”协议；2007年中国与委内瑞拉设立联合融资基金以后，中国不断向该基金增资，等等。总之，目前中拉经贸合作已经形成了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三大引擎共同驱动的良好格局。
21世纪以来，中拉经贸合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以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界点，这种机遇体现为前期旺盛的世界需求和“后危机时代”的结构转型。得益于世界经济繁荣和比较恰当的经济政策，2003～2008年拉美地区年均经济增长超过5%，人均GDP年均增长超过3%。其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对初级产品的旺盛需求也从一定程度上帮助拉美国家较为顺利、平稳地度过了国际金融危机。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结构调整的外在压力，中拉经贸关系也因此而顺势转向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基础的深度合作，进一步合作前景广阔；同时，中拉经贸关系也面临着许多挑战，譬如说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第三方因素”影响增强，等等。中拉双方应该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将中拉经贸合作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发展新阶段，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战略机遇
新兴市场群体崛起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经济全球化从两个方面得以进一步加速，即国际分工由垂直转为水平发展和技术转移因跨国公司的扩张而更加普遍，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发展中国家凭借着“后发优势”，广泛地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并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最为集中的两大地区——亚洲和拉丁美洲均获益于此，并见证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集体崛起。特别是，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投资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客观上为深化中拉经贸合作开创了十分有利的新环境。
首先，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从“大西洋”转向了“太平洋”。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ECLAC）的数据，2011年全球GDP增长4.4%，其中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欧盟国家、日本等）贡献了其中的1.22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和加勒比、亚洲发展中国家、中东和北非、中东欧）贡献了另外的3.18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2%，而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拉美地区国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8%和9%，这足以说明“后危机时代”亚洲和拉美地区已经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次，世界贸易格局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以拉美对外贸易格局为例，美国等传统发达国家占拉美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国家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虽然仍是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其所占份额已经显著下降。从出口看，2000～2010年美国占拉美出口总额比重从59.7%下降至39.6%；从进口看，美国所占比重从50.4%下降至29.1%，两者均下降了约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和拉美国家内部占拉美进出口的比重均显著上升。③
最后，世界范围内FDI流入呈现此消彼长的特征。发达经济体吸收的FDI占全球FDI流入总量的比重从2005～2008年的年均占63%降至2013年的仅占40%；相应地，发展中经济体所吸收的FDI所占比重则从2005～2008年的年均仅占32%大幅增至2013年的占52%，其中拉美地区（不含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从7%增至13%，发展中的亚洲经济体从20%增至28%。④
南南合作水平提升改善全球治理机制。新兴市场的群体崛起不仅缩小了它们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多边组织中的力量对比，而且通过务实的南南合作有效地改善了全球治理机制。从G7到G20，彰显出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迅速上升的影响力，而且以“金砖五国”为代表，新兴市场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以及促进经济可持续与平衡增长等方面达成了深刻共识。在2014年7月刚刚结束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金砖五国决定建立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平均出资）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基金总额为1000亿美元（中国出资410亿美元，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各出资180亿美元、南非出资5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这两大机制被国际舆论公认为金砖国家迄今最重要、最务实的机制性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特别是，“应急储备安排”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突破地域限制所创建的集体金融安全机制的一种重大尝试，将为金砖国家建设性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它们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提供重要平台，并最终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做出其独特贡献。
优势互补有助于构建中拉经贸合作的坚实基础。优势互补是中拉经贸合作的起点与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资源禀赋而言，拉美是一个资源富集地区，不仅资源储量大，而且种类繁多、品种齐全，石油、天然气、黑色与有色金属矿，以及农林牧渔资源应有尽有；而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正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严重约束，除在节能减排上做足“节流”的功夫外，同时需要从国外市场寻求“开源”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拉美是中国工业原料的重要供应地，也是中国能源供给来源多元化的重要支撑。
第二，从产业发展来看，中国与拉美表现出明显的产业互补特征。中国工业从无到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发达的现代工业体系，制造业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反观拉美，20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导致拉美地区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进而导致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因此，目前就形成了中拉之间客观上存在的“中国出口制成品，拉美出口初级产品”的十分显著的互补特征。目前，拉美国家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其亚洲邻国向发达国家间接出口的平台（它们是中国制造业所需的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商）。因此，拉美国家积极参与到亚洲供应链和价值链之中，将直接成为中拉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的强大动力，有利于提升双方互补性的层次和水平，打造双方互利合作的“升级版”。
第三，从资金实力来看，一方面，凭借庞大的经济规模、充裕的外汇储备、较高的金融盈利能力和在国际金融领域日益增多的话语权，中国有能力帮助拉美国家积极应对贸易融资萎缩、金融机构流动性短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等困难与问题；另一方面，不断创新的金融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多元化，而且有助于中国克服资源“瓶颈”，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有利于深化中拉经贸合作层次。从需求结构来看，中国和拉美经济增长方式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增长不协调。就中国而言，1978～2012年，中国消费率逐渐下降，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已下降至40%以下，同时投资率逐渐上升到了40%以上（表1）。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拉动，长期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产能过剩和受外部市场的影响明显。就拉美地区而言，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80%，其中私人消费在1990年以前占比超过70%，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占比逐渐降到了66%左右。总体而言，最终消费（确切说是私人消费）始终是拉动拉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除20世纪70年代外，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都低于20%，年均大约在17%～18%的水平（表2），拉美地区的投资率整体比较低。从国际经验来看，作为发展中国家，仅靠消费驱动是不足以推进其经济快速增长的。
目前中国和拉美都处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期。由于调整结构、转变方式，中国经济增长近几年出现了放缓的情况，2010年到2013年，增长率从10.4%依次降至9.3%、7.8%和7.7%。从各种迹象分析判断，这种现象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预示着中国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增长期转换，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开始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主要依靠内需拉动转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逐步增强。但对于拉美国家而言，则需要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更加注重产业政策和吸引外资的作用。因此，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双方可以互相借鉴经验与教训，而双方进一步的经贸合作将有助于促进这一转型的完成与成功。
习近平主席两访拉美提速中拉经贸合作关系。2013年5月31日至6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进行了国事访问。2014年7月15日至23日，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并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进行了国事访问，还出席了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习近平主席就任一年多以来两次访问拉美，体现出中国主要领导人对拉美的重视程度，凸显了“拉美元素”在中国外交新布局中的独特位置。习近平主席出访拉美期间，中国和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4国累计签署各类合同和框架协议150多项，涉及金额约700亿美元，涵盖能源、矿业、电力、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领域。而且，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时，一致决定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宣布成立中拉论坛。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促进中拉合作的一系列倡议和举措，包括10年内力争实现中拉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对拉美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正式实施200亿美元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全面启动中拉合作基金并承诺出资50亿美元，等等。因此，未来十年将是中拉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战略机遇期。 现实挑战
世界经济增长仍存在不确定性。“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会给中拉经贸合作带来不利影响。首先，引发粮食危机、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具体而言，全球粮食供求依然处于弱平衡状态；石油价格有可能因局部地区冲突和动荡再度飙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后果还在持续发酵，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其次，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出现分化趋势。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不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面临不同程度的下行压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降至3.4%。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分别为1.7%、1.1%和1.6%。中国、巴西、墨西哥经济增长分别为7.4%、1.3%和2.4%，比4月预测时分别下调0.2、0.6和0.6个百分点。最后，因增长分化导致的全球宏观政策难以协调。在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欧盟和日本继续维持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刺激。同时，随着美国加快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美元升值预期不断增强，并吸引国际资本加速回流到美国，造成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资产价格暴跌。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宏观调控面临应对经济下行和加息抑制资本外逃的两难选择。
贸易保护主义有卷土重来之势。鉴于世界经济增长低迷，部分国家开始实施通过“重振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等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竞相争夺出口市场引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甚至大有爆发汇率战之势，不仅有些发达国家搞贸易保护，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也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根据WTO提供的数据，1995～2012年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总量为916项，其中有248项来自拉美地区，占27%。同期，中国遭受反倾销措施的数量为664项，其中168项来自拉美各国，占25%。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是拉美地区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位居前三位的国家，分别达到67项、36项和20项。⑤中国企业应该对此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一方面，面对贸易摩擦要利用多边体制积极应诉；另一方面，可考虑逐步地减少并最终停止低附加值产品对这些国家的出口，通过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寻找与拉美国家实行产业内贸易的新机会。
投资不平衡引发的担忧与质疑。随着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不断增加，部分拉美学者的担忧和质疑也开始增加。他们的担忧与质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从行业分布看，中国对拉美投资的90%集中在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自然资源开采领域，因此有人担心这种开采自然资源的投资方式会阻碍拉美地区的工业发展和技术升级，进而加深拉美地区的“去工业化”程度；第二，中国在拉美自然资源领域的大额交易大多是由国有企业主导的，因此有人担心中国企业通过交易从拉美地区所取得的各种资产最终会集中到中国政府手中；第三，中国的农业投资往往被融入中国的产业价值链中，而不是就地加工实现增值，从而减少了留在拉美国家国内的附加值；第四，中国公司在其项目开发过程中，往往对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问题不太敏感，重视不够，因此劳工纠纷和环保争议等时有发生。
上述四个方面都很值得我们深思。未来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除了资源性领域外，应不断增加对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基本上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投资结构。这样不仅可以减轻贸易摩擦的强度，而且可以消解国际上对中国所形成的不利舆论压力。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拓展生产和服务领域的投资，不仅能扩大双边贸易的基础，更好地推动双边贸易平衡地向前发展，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拉美国家对其解决就业、消除贫困、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等诸多诉求。
“第三方因素”加剧竞争程度。中拉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自然会重塑各国在拉美市场的竞争格局。根据拉美经委会2010年时所做的预测，美国占拉美（16国）出口市场份额的比重将持续下降，到2020年将降至28.4%，届时中国占拉美（16国）出口市场的比重将达19.3%，欧盟27国共占13.6%；同期，拉美（16国）从美国、中国和欧盟27国的进口额占其总进口额的比重将分别为26.1%、16.2%和14.0%。2014年、2015年中国将在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分别超过欧盟而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与拉美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之间的差距也将大幅缩小。⑥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格局必然会引起欧、美、日等“第三方”的关注。历来把拉美视为其“后院”的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在拉美的影响保持高度警惕了，欧洲则更多地是从商业角度把进入拉美的中国视为强劲的竞争对手，而日本则试图通过实施官方发展援助、进一步增强其与拉美的经济合作等方式努力恢复其在拉美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在拓展拉美市场时，不仅要充分考虑已经在拉美耕耘多年的发达国家的已有基础，而且要对新环境下发达国家的竞争策略做出有效应对。
经贸专业人才和中介机构相对不足。专业人才是经贸合作中的重要因素。从目前来看，专注于从事中拉经贸合作研究和实务的人才比较匮乏。第一，中拉之间相互的认知度都不够。鉴于相距遥远和语言、文化、传统习俗、价值理念等都存在着较大差异，中拉双方相互都还不够了解对方。而且由于拉美从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比较大，在贸易逆差、汇率低估等问题上，拉美国家往往容易形成对中国的不理解和误解。第二，“跛足”人才的尴尬。双方的人才储备都同样面临着“懂外语无经贸专业背景”或“经贸科班出身却不懂外语”的困境。中国企业家到拉美去投资兴业，往往需要既懂当地语言和社会背景、又谙熟于拉美经贸法律的业务能手。因此，从推动中拉经贸合作角度看，培养复合型人才是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第三，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金融和中介机构多为欧美公司，而中国本土较少培育出这样的国际化的现代金融中介机构，因此中国快速增加的对拉经贸投资发展所需要的相关服务有些跟不上，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拉经贸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发展趋势
拉美国家和中国都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期，都在试图探索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方式与发展道路，而这是一个过程，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2012年10月15日，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巴尔塞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发展》的演讲，她在演讲中指出了未来拉美发展将出现的三大趋势。第一，技术革命将产生更大的影响。技术革命将给不同产业、产品和生产过程带来变革，并重新定义国际竞争格局。亚太地区之所以崛起，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因为抓住了这一契机，很好地利用了科技革命的成果。第二，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将积极创建一个加入了环境因素的新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第三，拉美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因为发达经济体陷入危机而亚洲经济体在全球的重要性得以提升。拉美国家将制定新的包括国际合作方式在内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协调好宏观经济政策，确保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简言之，拉美国家正致力于通过更加有效地运用公共政策工具，加速结构改革，最终实现社会公平的宏伟目标。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正步入一种新常态，经济增速从过去的高速增长“换挡”为中速增长，政府正在致力于通过深化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拉各自探索经济发展之路仍会面临挑战，正因为如此，双方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对方的理解与支持。因此，我们认为，中拉经贸合作的发展前景总体上是美好的。基于这样一个积极的基本判断，我们对双方经贸发展的长期趋势总体上持乐观态度。 稳定的经济增长趋势和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将为双方的经贸合作创造出更加有利的条件。即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现在开始“换挡”至中速增长，其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较高的，也足以推动中国到2030年跻身于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根据预测，“2030年前后，中国GDP有望达到美国的1.5倍，人均GDP大致相当于美国的39%，相当于英、法、德、日平均水平的44%，处于高收入国家的中下水平。……预计中国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2030年提高到65%左右。如果加上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到2030年，全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预计将达到50%左右”。⑦从拉美方面看，在复苏情景下，“到2040年，拉美地区的改变将是巨大的。更快的TFP增长速度将导致市场汇率下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幅度达到6%（实际增长为4.7%）。……拉美地区2040年的经济产量可以达到现在的4倍，人均收入是现在的3倍。如果拉美地区可以保持现在的涨幅，那么2040年它的收入水平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PPP调整值）”。⑧因此，稳定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市场容量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引致的消费需求增加及消费结构升级将为深化中拉经贸合作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国际产业大转移将深化双方的产业对接与融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从自身的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发展、技术成熟度、市场需求等条件出发，通过向外转移产业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推进自身产业的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多数拉美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初级产品生产，近年来的贸易条件大幅改善使得拉美国家获得了大量的“资源红利”，这也是拉美地区这几年财政状况总体向好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实初级产品只是拉美国家的静态比较优势，未来的破题之处在于，拉美要培育其动态比较优势，即通过结构改革、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奠定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去工业化”导致其制造业发展不足，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如果说拉美小国尚要依靠单一经济发展提升经济实力的话，那对于拉美大国而言，就必须逐步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必须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否则就很难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目前许多拉美国家都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这为它们参与全球工业产业链分工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中国参与拉美的“再工业化”过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合作机遇。
人民币国际化将助推金融合作迈向新阶段。加强中拉金融合作的重要意义已经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体现。而且，“金砖五国”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一种金融创新，这将为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为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风险多加一道屏障和保险，整个拉美地区也会从中受益。未来的关键是，中拉如何进一步发挥金融合作的潜力，探索多种有效的金融合作方式，逐步建立健全金融合作机制，使金融合作成为深化双边关系、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手段。譬如说，在拉美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如果某些国家目前实行的与中国之间的“贷款换石油”的这种资源金融新模式值得肯定的话，拉美地区的其他产油国也可以相同的方式与中国开展“贷款换石油”模式的合作，而且这一合作模式还可推广到铁矿石、铜矿等其他资源性产品领域。此外，在中国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中国和拉美国家也可以考虑增加双边货币互换的频率和规模，将人民币纳入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的外汇储备组合中。
拉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将进一步强化和深化中拉经济合作关系。随着经济发展加速，拉丁美洲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日益凸显。由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参与制定的《能源：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展望》研究报告指出，基建领域的投资占拉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不到3%，仅为中国的1/3，印度的1/2。⑨另一项研究表明，尽管最近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但拉美地区的长期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将持续有效。在趋同经济增长方案下，2011～2040年整体将需要超过13万亿美元（2010年价），其中新设施建设需约9.8万亿美元、已有设施维护需3.5万亿美元。⑩该研究涵盖了以下主要的基础设施行业及其下属行业：能源（动力）、通讯（固定多频通讯、陆地和手机通讯）、交通（机场、口岸、铁路和公路）以及卫生设施。面对规模如此巨大的投资需求，已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累了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的中国企业，必将大有所为。而且，“硬性”要素——基础设施的开发，连同“柔性”要素（管理和海关程序、运输组织和管理、运用信息和通讯技术等）的提升，将促进物流网络的完善，有利于国内和国际贸易的便利化，进而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一平台、双纽带”的联系机制将促进中拉之间更加务实有效的对话。近年来，随着拉共体的创建、南方共同市场的扩员，拉美地区一体化推进再度活跃。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合作的程度不会仅停留在协议表面，而是将逐渐落实到加强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实质上来。鉴于目前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世界范围内的汇率战、贸易战硝烟再起的现实情况，中拉之间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正好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达国家因其经济萎缩所留下的缺口，不仅没有使拉美国家对未来全球经济合作丧失信心，反而更加增强了信心。特别是，中拉论坛的成立（即所谓的“一平台”）开启了中拉之间整体深度合作的新进程。在这个平台上，中国与拉美一个有代表性的地区组织进行整体对话与沟通，更加有利于从地区层面进行规划与布局。此外，作为“双纽带”中的一个纽带，也就是在双边自贸协定方面，“中国与智利”、“中国与秘鲁”和“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已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在这样的示范效应下，将会有更多的拉美国家与中国结成密切的双边自由贸易合作伙伴；同时，作为“双纽带”中的另一个纽带，中国与拉美次区域组织（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等）之间的合作也将加速推进。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将为中拉经贸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内涵。
总而言之，中拉经贸合作的机遇远大于挑战，这充分印证了邓小平在1988年就高瞻远瞩地预测到“21世纪将是太平洋和拉美的世纪”是多么的睿智和伟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拉经贸合作将从21世纪初的“双手相握”时代走向更加紧密的“热情相拥”时代。 注释
作者根据CEIC数据库计算。
作者根据CEIC数据库计算。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ECLAC），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World Economy 2010-2011： The Region in the Decade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United Nations， 2012， p.17.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ECLAC），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3 （briefing paper）， United Nations， 2014， p.19.
作者根据WTO网站所提供的数据整理计算，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p_e.htm。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ECLAC），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ighlights of Economics and Trade， United States， 2011， p5.
刘世锦主编：《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胡必亮主编：《2040年的拉丁美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35页。
王海林：《拉美需投两万亿搞基建》，《环球时报》，2013年11月6日。
责 编/郑韶武
胡必亮，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兼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曾两次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兴市场经济。主要著作有《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等。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键词】中国—拉丁美洲经贸合作 机遇 挑战 趋势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之间的关系进入良好发展新阶段，双方的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成功地助推中拉经贸关系加快发展：一是在历经了15年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之后，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为开启中拉经贸发展的新时代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2008年11月5日，中国政府首次发布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了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政策目标以及新时期中国对拉美各领域合作的指导原则。
此后，中国更加重视和积极推进中拉合作。2004年11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问拉美时提出，中国希望和拉美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2012年6月2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发表了题为《永远做相互信赖的好朋友》的演讲，全面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中拉合作的政策主张，为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迈入新阶段指明了方向。2014年7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阐述了新形势下中国的对拉政策主张，提出了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的新格局，并提出了打造“1 3 6”合作的新框架。至此，中国提出的关于中拉经贸合作关系的宏伟蓝图就非常清晰明朗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拉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双边贸易投资量不断增加。从贸易来看，2000年以前中拉贸易规模很小，进入新世纪后实现了快速增长，2000年突破100亿美元（126亿美元），2011年突破2000亿美元，2013年达2616亿美元，2013年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19.8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6.3%，而且保持了比较好的进出口大体维持平衡的状况（图1）。
从投资来看，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拉美的投资迅速增加。其中，2010年是中国对拉美投资快速增长的一年，从流量看，达到了105.4亿美元，同比增长43.8%，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15.3%；从存量看，总量达到了438.8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3.8%。①拉丁美洲目前已成为仅次于亚洲地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第二大地区。截止2012年底，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存量已达682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2.8%。②
随着中拉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双方对金融合作的需求也“水到渠成”，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客观上也促使中拉加快了金融合作步伐。2009年1月12日，中国正式成为美洲开发银行第48个成员国；2009年4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阿根廷中央银行正式签署了总额为7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09年以来，中国分别与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西等国签署“贷款换石油”协议；2007年中国与委内瑞拉设立联合融资基金以后，中国不断向该基金增资，等等。总之，目前中拉经贸合作已经形成了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三大引擎共同驱动的良好格局。
21世纪以来，中拉经贸合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以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界点，这种机遇体现为前期旺盛的世界需求和“后危机时代”的结构转型。得益于世界经济繁荣和比较恰当的经济政策，2003～2008年拉美地区年均经济增长超过5%，人均GDP年均增长超过3%。其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对初级产品的旺盛需求也从一定程度上帮助拉美国家较为顺利、平稳地度过了国际金融危机。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结构调整的外在压力，中拉经贸关系也因此而顺势转向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基础的深度合作，进一步合作前景广阔；同时，中拉经贸关系也面临着许多挑战，譬如说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第三方因素”影响增强，等等。中拉双方应该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将中拉经贸合作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发展新阶段，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战略机遇
新兴市场群体崛起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经济全球化从两个方面得以进一步加速，即国际分工由垂直转为水平发展和技术转移因跨国公司的扩张而更加普遍，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发展中国家凭借着“后发优势”，广泛地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并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最为集中的两大地区——亚洲和拉丁美洲均获益于此，并见证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集体崛起。特别是，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投资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客观上为深化中拉经贸合作开创了十分有利的新环境。
首先，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从“大西洋”转向了“太平洋”。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ECLAC）的数据，2011年全球GDP增长4.4%，其中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欧盟国家、日本等）贡献了其中的1.22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和加勒比、亚洲发展中国家、中东和北非、中东欧）贡献了另外的3.18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2%，而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拉美地区国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8%和9%，这足以说明“后危机时代”亚洲和拉美地区已经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次，世界贸易格局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以拉美对外贸易格局为例，美国等传统发达国家占拉美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国家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虽然仍是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其所占份额已经显著下降。从出口看，2000～2010年美国占拉美出口总额比重从59.7%下降至39.6%；从进口看，美国所占比重从50.4%下降至29.1%，两者均下降了约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和拉美国家内部占拉美进出口的比重均显著上升。③
最后，世界范围内FDI流入呈现此消彼长的特征。发达经济体吸收的FDI占全球FDI流入总量的比重从2005～2008年的年均占63%降至2013年的仅占40%；相应地，发展中经济体所吸收的FDI所占比重则从2005～2008年的年均仅占32%大幅增至2013年的占52%，其中拉美地区（不含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从7%增至13%，发展中的亚洲经济体从20%增至28%。④
南南合作水平提升改善全球治理机制。新兴市场的群体崛起不仅缩小了它们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多边组织中的力量对比，而且通过务实的南南合作有效地改善了全球治理机制。从G7到G20，彰显出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迅速上升的影响力，而且以“金砖五国”为代表，新兴市场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以及促进经济可持续与平衡增长等方面达成了深刻共识。在2014年7月刚刚结束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金砖五国决定建立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平均出资）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基金总额为1000亿美元（中国出资410亿美元，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各出资180亿美元、南非出资5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这两大机制被国际舆论公认为金砖国家迄今最重要、最务实的机制性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特别是，“应急储备安排”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突破地域限制所创建的集体金融安全机制的一种重大尝试，将为金砖国家建设性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它们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提供重要平台，并最终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做出其独特贡献。
优势互补有助于构建中拉经贸合作的坚实基础。优势互补是中拉经贸合作的起点与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资源禀赋而言，拉美是一个资源富集地区，不仅资源储量大，而且种类繁多、品种齐全，石油、天然气、黑色与有色金属矿，以及农林牧渔资源应有尽有；而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正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严重约束，除在节能减排上做足“节流”的功夫外，同时需要从国外市场寻求“开源”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拉美是中国工业原料的重要供应地，也是中国能源供给来源多元化的重要支撑。
第二，从产业发展来看，中国与拉美表现出明显的产业互补特征。中国工业从无到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发达的现代工业体系，制造业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反观拉美，20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导致拉美地区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进而导致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因此，目前就形成了中拉之间客观上存在的“中国出口制成品，拉美出口初级产品”的十分显著的互补特征。目前，拉美国家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其亚洲邻国向发达国家间接出口的平台（它们是中国制造业所需的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商）。因此，拉美国家积极参与到亚洲供应链和价值链之中，将直接成为中拉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的强大动力，有利于提升双方互补性的层次和水平，打造双方互利合作的“升级版”。
第三，从资金实力来看，一方面，凭借庞大的经济规模、充裕的外汇储备、较高的金融盈利能力和在国际金融领域日益增多的话语权，中国有能力帮助拉美国家积极应对贸易融资萎缩、金融机构流动性短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等困难与问题；另一方面，不断创新的金融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多元化，而且有助于中国克服资源“瓶颈”，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有利于深化中拉经贸合作层次。从需求结构来看，中国和拉美经济增长方式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增长不协调。就中国而言，1978～2012年，中国消费率逐渐下降，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已下降至40%以下，同时投资率逐渐上升到了40%以上（表1）。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拉动，长期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产能过剩和受外部市场的影响明显。就拉美地区而言，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80%，其中私人消费在1990年以前占比超过70%，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占比逐渐降到了66%左右。总体而言，最终消费（确切说是私人消费）始终是拉动拉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除20世纪70年代外，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都低于20%，年均大约在17%～18%的水平（表2），拉美地区的投资率整体比较低。从国际经验来看，作为发展中国家，仅靠消费驱动是不足以推进其经济快速增长的。
目前中国和拉美都处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期。由于调整结构、转变方式，中国经济增长近几年出现了放缓的情况，2010年到2013年，增长率从10.4%依次降至9.3%、7.8%和7.7%。从各种迹象分析判断，这种现象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预示着中国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增长期转换，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开始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主要依靠内需拉动转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逐步增强。但对于拉美国家而言，则需要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更加注重产业政策和吸引外资的作用。因此，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双方可以互相借鉴经验与教训，而双方进一步的经贸合作将有助于促进这一转型的完成与成功。
习近平主席两访拉美提速中拉经贸合作关系。2013年5月31日至6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进行了国事访问。2014年7月15日至23日，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并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进行了国事访问，还出席了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习近平主席就任一年多以来两次访问拉美，体现出中国主要领导人对拉美的重视程度，凸显了“拉美元素”在中国外交新布局中的独特位置。习近平主席出访拉美期间，中国和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4国累计签署各类合同和框架协议150多项，涉及金额约700亿美元，涵盖能源、矿业、电力、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领域。而且，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时，一致决定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宣布成立中拉论坛。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促进中拉合作的一系列倡议和举措，包括10年内力争实现中拉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对拉美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正式实施200亿美元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全面启动中拉合作基金并承诺出资50亿美元，等等。因此，未来十年将是中拉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战略机遇期。 现实挑战
世界经济增长仍存在不确定性。“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会给中拉经贸合作带来不利影响。首先，引发粮食危机、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具体而言，全球粮食供求依然处于弱平衡状态；石油价格有可能因局部地区冲突和动荡再度飙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后果还在持续发酵，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其次，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出现分化趋势。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伐不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面临不同程度的下行压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降至3.4%。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分别为1.7%、1.1%和1.6%。中国、巴西、墨西哥经济增长分别为7.4%、1.3%和2.4%，比4月预测时分别下调0.2、0.6和0.6个百分点。最后，因增长分化导致的全球宏观政策难以协调。在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欧盟和日本继续维持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刺激。同时，随着美国加快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美元升值预期不断增强，并吸引国际资本加速回流到美国，造成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资产价格暴跌。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宏观调控面临应对经济下行和加息抑制资本外逃的两难选择。
贸易保护主义有卷土重来之势。鉴于世界经济增长低迷，部分国家开始实施通过“重振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等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竞相争夺出口市场引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甚至大有爆发汇率战之势，不仅有些发达国家搞贸易保护，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也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根据WTO提供的数据，1995～2012年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总量为916项，其中有248项来自拉美地区，占27%。同期，中国遭受反倾销措施的数量为664项，其中168项来自拉美各国，占25%。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是拉美地区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位居前三位的国家，分别达到67项、36项和20项。⑤中国企业应该对此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一方面，面对贸易摩擦要利用多边体制积极应诉；另一方面，可考虑逐步地减少并最终停止低附加值产品对这些国家的出口，通过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寻找与拉美国家实行产业内贸易的新机会。
投资不平衡引发的担忧与质疑。随着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不断增加，部分拉美学者的担忧和质疑也开始增加。他们的担忧与质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从行业分布看，中国对拉美投资的90%集中在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自然资源开采领域，因此有人担心这种开采自然资源的投资方式会阻碍拉美地区的工业发展和技术升级，进而加深拉美地区的“去工业化”程度；第二，中国在拉美自然资源领域的大额交易大多是由国有企业主导的，因此有人担心中国企业通过交易从拉美地区所取得的各种资产最终会集中到中国政府手中；第三，中国的农业投资往往被融入中国的产业价值链中，而不是就地加工实现增值，从而减少了留在拉美国家国内的附加值；第四，中国公司在其项目开发过程中，往往对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问题不太敏感，重视不够，因此劳工纠纷和环保争议等时有发生。
上述四个方面都很值得我们深思。未来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除了资源性领域外，应不断增加对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基本上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投资结构。这样不仅可以减轻贸易摩擦的强度，而且可以消解国际上对中国所形成的不利舆论压力。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拓展生产和服务领域的投资，不仅能扩大双边贸易的基础，更好地推动双边贸易平衡地向前发展，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拉美国家对其解决就业、消除贫困、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等诸多诉求。
“第三方因素”加剧竞争程度。中拉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自然会重塑各国在拉美市场的竞争格局。根据拉美经委会2010年时所做的预测，美国占拉美（16国）出口市场份额的比重将持续下降，到2020年将降至28.4%，届时中国占拉美（16国）出口市场的比重将达19.3%，欧盟27国共占13.6%；同期，拉美（16国）从美国、中国和欧盟27国的进口额占其总进口额的比重将分别为26.1%、16.2%和14.0%。2014年、2015年中国将在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分别超过欧盟而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与拉美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之间的差距也将大幅缩小。⑥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格局必然会引起欧、美、日等“第三方”的关注。历来把拉美视为其“后院”的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在拉美的影响保持高度警惕了，欧洲则更多地是从商业角度把进入拉美的中国视为强劲的竞争对手，而日本则试图通过实施官方发展援助、进一步增强其与拉美的经济合作等方式努力恢复其在拉美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在拓展拉美市场时，不仅要充分考虑已经在拉美耕耘多年的发达国家的已有基础，而且要对新环境下发达国家的竞争策略做出有效应对。
经贸专业人才和中介机构相对不足。专业人才是经贸合作中的重要因素。从目前来看，专注于从事中拉经贸合作研究和实务的人才比较匮乏。第一，中拉之间相互的认知度都不够。鉴于相距遥远和语言、文化、传统习俗、价值理念等都存在着较大差异，中拉双方相互都还不够了解对方。而且由于拉美从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比较大，在贸易逆差、汇率低估等问题上，拉美国家往往容易形成对中国的不理解和误解。第二，“跛足”人才的尴尬。双方的人才储备都同样面临着“懂外语无经贸专业背景”或“经贸科班出身却不懂外语”的困境。中国企业家到拉美去投资兴业，往往需要既懂当地语言和社会背景、又谙熟于拉美经贸法律的业务能手。因此，从推动中拉经贸合作角度看，培养复合型人才是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第三，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金融和中介机构多为欧美公司，而中国本土较少培育出这样的国际化的现代金融中介机构，因此中国快速增加的对拉经贸投资发展所需要的相关服务有些跟不上，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拉经贸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发展趋势
拉美国家和中国都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期，都在试图探索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方式与发展道路，而这是一个过程，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2012年10月15日，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巴尔塞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发展》的演讲，她在演讲中指出了未来拉美发展将出现的三大趋势。第一，技术革命将产生更大的影响。技术革命将给不同产业、产品和生产过程带来变革，并重新定义国际竞争格局。亚太地区之所以崛起，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因为抓住了这一契机，很好地利用了科技革命的成果。第二，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将积极创建一个加入了环境因素的新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第三，拉美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因为发达经济体陷入危机而亚洲经济体在全球的重要性得以提升。拉美国家将制定新的包括国际合作方式在内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协调好宏观经济政策，确保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简言之，拉美国家正致力于通过更加有效地运用公共政策工具，加速结构改革，最终实现社会公平的宏伟目标。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正步入一种新常态，经济增速从过去的高速增长“换挡”为中速增长，政府正在致力于通过深化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拉各自探索经济发展之路仍会面临挑战，正因为如此，双方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对方的理解与支持。因此，我们认为，中拉经贸合作的发展前景总体上是美好的。基于这样一个积极的基本判断，我们对双方经贸发展的长期趋势总体上持乐观态度。 稳定的经济增长趋势和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将为双方的经贸合作创造出更加有利的条件。即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现在开始“换挡”至中速增长，其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较高的，也足以推动中国到2030年跻身于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根据预测，“2030年前后，中国GDP有望达到美国的1.5倍，人均GDP大致相当于美国的39%，相当于英、法、德、日平均水平的44%，处于高收入国家的中下水平。……预计中国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2030年提高到65%左右。如果加上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到2030年，全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预计将达到50%左右”。⑦从拉美方面看，在复苏情景下，“到2040年，拉美地区的改变将是巨大的。更快的TFP增长速度将导致市场汇率下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幅度达到6%（实际增长为4.7%）。……拉美地区2040年的经济产量可以达到现在的4倍，人均收入是现在的3倍。如果拉美地区可以保持现在的涨幅，那么2040年它的收入水平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PPP调整值）”。⑧因此，稳定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市场容量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引致的消费需求增加及消费结构升级将为深化中拉经贸合作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国际产业大转移将深化双方的产业对接与融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从自身的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发展、技术成熟度、市场需求等条件出发，通过向外转移产业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推进自身产业的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多数拉美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初级产品生产，近年来的贸易条件大幅改善使得拉美国家获得了大量的“资源红利”，这也是拉美地区这几年财政状况总体向好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实初级产品只是拉美国家的静态比较优势，未来的破题之处在于，拉美要培育其动态比较优势，即通过结构改革、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奠定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去工业化”导致其制造业发展不足，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如果说拉美小国尚要依靠单一经济发展提升经济实力的话，那对于拉美大国而言，就必须逐步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必须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否则就很难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目前许多拉美国家都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这为它们参与全球工业产业链分工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中国参与拉美的“再工业化”过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合作机遇。
人民币国际化将助推金融合作迈向新阶段。加强中拉金融合作的重要意义已经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体现。而且，“金砖五国”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一种金融创新，这将为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为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风险多加一道屏障和保险，整个拉美地区也会从中受益。未来的关键是，中拉如何进一步发挥金融合作的潜力，探索多种有效的金融合作方式，逐步建立健全金融合作机制，使金融合作成为深化双边关系、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手段。譬如说，在拉美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如果某些国家目前实行的与中国之间的“贷款换石油”的这种资源金融新模式值得肯定的话，拉美地区的其他产油国也可以相同的方式与中国开展“贷款换石油”模式的合作，而且这一合作模式还可推广到铁矿石、铜矿等其他资源性产品领域。此外，在中国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中国和拉美国家也可以考虑增加双边货币互换的频率和规模，将人民币纳入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的外汇储备组合中。
拉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将进一步强化和深化中拉经济合作关系。随着经济发展加速，拉丁美洲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日益凸显。由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参与制定的《能源：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展望》研究报告指出，基建领域的投资占拉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不到3%，仅为中国的1/3，印度的1/2。⑨另一项研究表明，尽管最近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但拉美地区的长期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将持续有效。在趋同经济增长方案下，2011～2040年整体将需要超过13万亿美元（2010年价），其中新设施建设需约9.8万亿美元、已有设施维护需3.5万亿美元。⑩该研究涵盖了以下主要的基础设施行业及其下属行业：能源（动力）、通讯（固定多频通讯、陆地和手机通讯）、交通（机场、口岸、铁路和公路）以及卫生设施。面对规模如此巨大的投资需求，已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累了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的中国企业，必将大有所为。而且，“硬性”要素——基础设施的开发，连同“柔性”要素（管理和海关程序、运输组织和管理、运用信息和通讯技术等）的提升，将促进物流网络的完善，有利于国内和国际贸易的便利化，进而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一平台、双纽带”的联系机制将促进中拉之间更加务实有效的对话。近年来，随着拉共体的创建、南方共同市场的扩员，拉美地区一体化推进再度活跃。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合作的程度不会仅停留在协议表面，而是将逐渐落实到加强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实质上来。鉴于目前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世界范围内的汇率战、贸易战硝烟再起的现实情况，中拉之间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正好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达国家因其经济萎缩所留下的缺口，不仅没有使拉美国家对未来全球经济合作丧失信心，反而更加增强了信心。特别是，中拉论坛的成立（即所谓的“一平台”）开启了中拉之间整体深度合作的新进程。在这个平台上，中国与拉美一个有代表性的地区组织进行整体对话与沟通，更加有利于从地区层面进行规划与布局。此外，作为“双纽带”中的一个纽带，也就是在双边自贸协定方面，“中国与智利”、“中国与秘鲁”和“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已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在这样的示范效应下，将会有更多的拉美国家与中国结成密切的双边自由贸易合作伙伴；同时，作为“双纽带”中的另一个纽带，中国与拉美次区域组织（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等）之间的合作也将加速推进。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将为中拉经贸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内涵。
总而言之，中拉经贸合作的机遇远大于挑战，这充分印证了邓小平在1988年就高瞻远瞩地预测到“21世纪将是太平洋和拉美的世纪”是多么的睿智和伟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拉经贸合作将从21世纪初的“双手相握”时代走向更加紧密的“热情相拥”时代。 注释
作者根据CEIC数据库计算。
作者根据CEIC数据库计算。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ECLAC），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World Economy 2010-2011： The Region in the Decade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United Nations， 2012， p.17.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ECLAC），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3 （briefing paper）， United Nations， 2014， p.19.
作者根据WTO网站所提供的数据整理计算，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p_e.htm。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ECLAC），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ighlights of Economics and Trade， United States， 2011， p5.
刘世锦主编：《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胡必亮主编：《2040年的拉丁美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35页。
王海林：《拉美需投两万亿搞基建》，《环球时报》，2013年11月6日。
责 编/郑韶武
胡必亮，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兼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曾两次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兴市场经济。主要著作有《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等。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