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杨先让1948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即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成为徐悲鸿的学生，在徐悲鸿生命最后的5年（1948—1953）中得到他的教导。在本书中，杨先让以学生的视角讲述了徐悲鸿的一生：从徐悲鸿年少时随父习文学艺，独闯上海滩、北京，留学欧洲8年，回国后献身美术事业，到徐悲鸿的美术创作理念、美术教育思想，丰富而曲折的情感经历，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追求与选择……
　　学生记忆里老校长的音容笑貌，来自徐悲鸿亲友学生的口述材料，大量的绘画作品与历史照片，展现了徐悲鸿在艺术家、丈夫、父亲、教师、校长等多重身份下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人生选择，还原了一个真实客观、丰富立体、有血有肉的徐悲鸿。
　　到上海前，徐悲鸿就有去欧洲学习绘画的打算。为此他跑图书馆，想办法入震旦大学补习法文。
　　1915年2月，徐悲鸿为了学业，为了生存发展，也为了见世面，孤身勇敢地踏上了上海。这又是十分关键的一步。当时的上海，是经济、政治及文化艺术等最活跃的城市。他知道这里藏龙卧虎，海派画家任氏三杰、虚谷、吴昌硕，岭南画派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以及黄宾虹等名家，都曾生活在这块宝地上。
　　当徐悲鸿下了去上海半工半读寻求出路的决心时，得到宜兴女子学校同事张祖芬先生的鼓励与支持。张祖芬送他一部《韩昌黎全集》并庄重赠言：“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这句话成了徐悲鸿的座右铭。他称张祖芬为平生第一知心人。
　　上海像一座大熔炉，冶炼着这位年轻人。
　　繁华的大上海，漂浮着孤苦伶仃的徐悲鸿，进一步饱尝了世态炎凉的他处于谋生无门的苦难之中。
　　这时，同乡徐子明（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替徐悲鸿在复旦公学谋了一职，校长却嫌他像个孩童而拒之门外。接着徐子明又介绍他到商务印书馆，又因编辑排挤而作罢。徐悲鸿徘徊在黄浦江边，深感山穷水尽，真可谓“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他曾企图了此一生，但又想起父亲的“不做懦夫”的遗言。正当徐悲鸿走投无路之时，前后有两位黄姓人士及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一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黄警顽先生，另一位是吴兴富商黄震之先生。徐悲鸿曾以“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感恩思想，一度取名为“黄扶”。
　　人生的机遇看似偶然，实则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比如黄震之先生之助，确实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一日黄在旅店中看到一幅徐悲鸿画的雪景山水条幅，极其欣赏，并确信作者是可造就的人才，进而引见，且尽力协助。这里，徐悲鸿才情出众的主观条件，遇上了黄震之先生通達惜才，且又是位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的客观因素，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了。
　　徐悲鸿另外的一次重要机遇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上海犹太人巨富哈同，在私家花园“爱俪园”内创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请了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陈散原（三立）、沈美叔、冯恕等社会名流讲学。当时征集古圣仓颉的画像作品，徐悲鸿之作被选中，接着徐悲鸿又被聘为该大学的美术指导。从此，徐悲鸿进入了一个高层次的文化圈子。这对他开阔眼界、求知习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一个理想的环境。
　　此时，徐悲鸿一面在震旦大学学习法文，一面在仓圣明智大学兼职。徐悲鸿可能由于那非凡的气质，获得了康有为的厚爱与毫无保留的指导，甚至于后来住进了康有为在新闸路十六号辛家花园的家。在以后的日子里，康有为护送徐悲鸿去日本、推荐他去北京以及为他赴法留学设宴饯行。当年徐悲鸿曾对康有为向溥仪称臣深表不满，当然此时的康有为完全是学者身份，而不是维新变法、避难国外、力主保皇的康有为了。
　　书法，历代大画家多从已有字体中去综合求化，取前人之长并融会贯通，自创天地以求突破，如邓石如以篆入隶，郑板桥将隶、楷、行合一，何绍基以颜体为根底予以篆、隶，赵之谦由魏碑入行草，康有为以《石门颂》入行草，吴昌硕以金文入石鼓文，而徐悲鸿则魏碑兼有籀文（大篆），处处可见《龙门二十品》的神韵。徐悲鸿师从康有为后，书法明显吸收了康的笔意，最后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徐悲鸿闯荡上海滩前后三年有余，这段岁月对他的全面发展与提高，并对其一生的事业影响深远。
　　徐悲鸿获得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他可以饱览康有为古今中外的丰富收藏，从而丰富自己。
　　徐悲鸿身处国内一流学者、教育家和艺术家之中，与之进行着文化艺术的广泛切磋与研讨。
　　19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促成徐悲鸿去日本半年。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美术革新状貌进行了考察，感到日本的花鸟画虽能脱离旧习，但韵味不足。这期间，他认识了日本著名书画家兼收藏家中村不折，见到许多珍贵的中国碑帖。中村不折还将自己编译的《广艺舟双楫》托徐悲鸿转交康有为。日本的美术发展现状给他颇多启发，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未来的改革与走向的思考。
　　遗憾的是，徐悲鸿结束八年欧洲留学生涯回国后，他的恩师康有为逝世（1927）了。所幸1926年徐悲鸿在上海举办了一次汇报画展，请了自己敬仰的前辈前往观赏，之后将自己的画作拿给康有为过目，康有为兴奋地提笔称赞：“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与为偶。”怎料这次匆匆相见竟成了他们最后的一面。
　　徐悲鸿在上海与宜兴同乡蒋梅笙（复旦大学教授）一家的情谊，也颇有故事。蒋家离哈同的“爱俪园”近在咫尺，徐悲鸿进出如同家人；徐又年轻有为，典型的一位江南英俊才子形象，颇获蒋教授夫妇喜爱。日久天长，终于与蒋家女儿演出了一场双双逃婚、私奔，虚惊之后皆大欢喜的人间爱情喜剧。
　　总之，徐悲鸿奔赴上海可以说是天赐良机，中国当代文坛精英们对他的影响是十分可观的，也是独特的，因而对他以后的事业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徐悲鸿在上海的三年里（1915—1917），可谓大起大落、悲喜交集，有苦难也有欢乐。由于辛勤的努力，徐悲鸿终于获得了友谊、事业、声誉以及爱情，构成了人生最美好的篇章。 　　回上海不久，徐悲鸿赴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8）。他针对中国传统绘画走向泥古不化的局面，号召画坛有志之士奋起革新，并撰文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主张。在此期间，他不仅观赏了故宫的大量古代绘画稀世珍宝，而且结交了罗瘿公、樊樊山、黄宾虹、金城、萧友梅、陈师曾、胡适、鲁迅等社会名流，并为勇于改革京剧的梅兰芳、程砚秋画像。尤其是与陈师曾的交往，对徐悲鸿的艺术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陈老先生对徐的偏爱绝不次于康有为，他视徐如己出。后来徐悲鸿又与陈老先生的几位著名大学者儿子——陈隆恪、陈寅恪交往颇深，还有一起留学欧洲的交情。
　　陈师曾（1876—1923）比徐长十九岁，1902年留学日本，七年后归国。陈师曾对明清以降以临摹古人代替创作、陈陈相因、了无生气的中国绘画提出批评，提出“推陈出新”的主张。这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1918年，陈师曾被蔡元培聘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正是此时与徐悲鸿同事。他们不只是情感相投，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绘画的革新主张一致，在一起共同磋商研讨中国绘画未来的发展。这些对徐悲鸿起着积极的鼓舞作用。
　　友人们对徐悲鸿赴法皆寄予希望。陳师曾勉励他：“东西洋画理本同，阅中画古本，其与外画相同者颇多，西洋画如郎世宁旧派，与中国画亦极相接近。西洋古画一方一方画成者，与中国之手卷极相似。希望悲鸿先生此去，沟通中外，成一世界著名画者。”（见1920年6月《绘学杂志》第一期，第9页）
　　人所共知，没有陈师曾就不会有齐白石。“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齐白石这则名言说的即是陈师曾。徐悲鸿与齐白石相识就是陈师曾介绍的，后来产生了齐白石与徐悲鸿的特殊友谊和艺坛佳话。可惜陈师曾于1923年早逝，享年四十八岁。梁启超悼曰“中国文化界的地震”，吴昌硕以“朽者不朽”挽之。
　　徐悲鸿在留法期间，曾赴新加坡举办画展募集学费（1925）。之后，回到上海逗留三个月，即为自己的师长前辈以及恩人康有为、陈散原、黄震之画像留念。尤其陈散原老人的油画像、素描画像远不止一两幅（包括1927年徐悲鸿结束留学回国后所作），可想他们之间的情谊之深。1918年的北京，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徐悲鸿本是一位追求真理、向往美好、心地善良的艺术家，此时他的思想绝不可能是平静的。1918年底，又是在蔡元培和傅增湘的帮助之下，徐悲鸿获得了赴法留学的机会。时年徐悲鸿整二十四岁，各方面的修养已经显示出是位有成就的艺术家了。他不愧是中国美术战线上有代表性的革新者，他的出国留学不同于一般青年学子，他是一位身负重任的中国文艺界战士，为了中国的新文化艺术而“出国取经”，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勇敢的实践者。
　　因此，徐悲鸿在上海、北京的奋斗，可谓他坎坷人生旅程中的第二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