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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郭风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著名散文家、散文诗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先生一生出版了五十多部作品，《郭风散文集》获鲁迅文学奖荣誉奖。纪念郭风先生百年诞辰，本刊特辑黄文山和朱谷忠两位作家的怀念文章，叶笛之音，悠远绵长……
在我的相册里，留有几张珍贵的照片，其中的一张照片，三位文学老人相挨而坐，依次是郭风、何为、蔡其矫。时秋阳朗照，房间里十分明亮。郭风先生穿的是一件藏青色夹克衫，拉链向上拉在胸口，神态安详；蔡其矫先生则是一件枣红色的夹克衫，衣襟敞开，双眼微眯；而何为先生只穿一件白衬衫，端坐正中，神采奕奕。那是2004年11月，《福建文学》编辑部和文联理论室在福州联合举办一场“何为先生创作七十周年作品研讨会”，这也是何为先生多年的愿望。他兴致勃勃地回到福州。会上，除了众多学者、教授，还特地请来了郭风先生和蔡其矫先生。这天开会前，郭风先生和蔡其矫先生一起来到何为先生下榻的客房，于是，便有了三位老人合影的珍贵照片资料。
虽说他们三位都是福建文坛的耆宿，同时担任过省作协的主席、副主席，但在一起照相的机会并不多。他们是三棵大树，枝繁叶茂，巨大的伞盖撑持起福建的文学天空，树下簇拥着许多小花小草，不过，各个站在自己的山坡上，彼此间自然有一些距离。
三人中，我与郭风先生结识最早，跟随郭风先生的时间也最长。我的编辑生涯中印满了郭风先生的谆谆教诲，至今难忘。
2010年国庆节，我陪北京来的屠岸先生去看望郭风先生。其时，先生住院已经四年，我每年都要去看他，有时和编辑部现在或过去的同事，有时陪郭风先生在外地的友人。先生四年间的变化是身体一天天消瘦，记忆力也迅速减退。他似乎已经记不得近期的人和事，但对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却依然明晰。看到来探望的人，他总是礼貌地从病榻上欠起身，面带笑容，双手握拳致谢。往往开始讲的是普通话，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家乡的莆仙话。
屠岸先生和郭风先生之间有过三十多年的交情。他说，郭风先生未住院前每年都要给他寄漳州水仙花，一直不间断地寄了三十年。时年86岁的屠岸先生此前有个心愿，想来福建看看郭风先生。我遂建议他秋凉时节到福建来。
郭风先生显然一下认不出屠岸先生，只是满脸堆笑，口中不停地说着我们谁也听不懂的家乡话。护工告诉我们，郭风先生昨晚就很兴奋，说了一夜的话，原来是有远方的贵客要来。还是屠岸先生机灵，他向护工要来纸笔，写下“谢谢您赠我三十年水仙花。”这样一行字。郭风先生似乎记起来了，不住地微笑点头，眼睛也闪闪发亮。
这道光芒也一下照亮了三十五年前一段往事。当时，我还在闽北当知青。正是夏收夏种的“双抢”时节，从省城来了一封信。后来我才知道，这封签署着福建文艺编辑部的信是郭风先生亲笔书写的，他邀请我参加《福建文艺》编辑部举办的一个学习班。其时，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的《热风》杂志更名《福建文艺》试刊。为培养作者，刊物每月办一期学习班，每期二三十位学员，边读书边创作。
当我几经辗转，来到沿海的一座小城，学习班开学已经三天了。学习班租用当地的一家华侨旅行社，听说我来了，有两三位中年人同时从房间里出来，其中一位年长者更是热情地招呼我，眼里露出欣喜的神色：“都以为你来不了呢！”他就是郭风先生，还有两位是何为和苗风浦。一个知识青年，第一次投稿，便受到这样的礼遇，着实终身难忘。
学习班结束后，我又回到了插队的村庄。其后不久，我便多次收到郭风先生的信，对我勉励有加。第二年，郭风先生又推荐我到编辑部当一名业余编辑，直接在他手下工作，协助他处理自发来稿。
我很少保留私人信件，但还是留下了一沓，这便是郭风先生写给我的信。内容都是商讨如何借用我到编辑部工作的事。郭风先生的字写得很大，每页信纸落满了也就五六十个字，因此一封信往往用了两三页纸。后来在他身边学习，看他写信，才知道，郭风先生有个习惯，来信当场即复，一般不过夜。因为有些花眼的原因，他总是站着复信，所以字写得很大，而且很简洁，三两句话解决问题。顺便说到，郭风先生很少在公开场合表现书法，其实，他的书法功底很扎实。有时我随他下乡，看到是郭风先生来了，免不了被仰慕者要求写几个字。比如那次到邵武，将石自然保护区想请先生题词，而当年因为道路不好，先生并未进去，怎么写好呢，我们心里都为先生着急。先生却不假思索，提笔写了“如来”二字。后来到沙县淘金山，他为寺院题写的则是“自在”，其学养和机智如此。
记得刚到编辑部时，每天，我都是跟随郭风先生步行上下班。当时，省文联和省文化厅在杨桥路合署办公。他走的路线，是出黄巷，过南后街，进衣锦坊，跨过馆驿桥，沿着河道走一小段，不远便是机关了。郭风先生告诉我，这也是旧时出城的一条古道。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这条路的。也许他太喜欢这条小河了，喜欢河边一年四季悄悄开放的花朵，喜欢暂离尘闹之外的一段小小的野趣。他更喜欢这座建于宋代的古朴的石拱桥，踏上桥身时，他的眼里便不自禁地涌溢出赞美之情。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当郭风先生对我说，要带我走一条有趣的小路时，他嘿嘿地笑着，脸上掩抑不住调皮的神情，仿佛一下回到了少年时代。此后，许多日子，我陪同他从这条小路上下班，从今天走进历史，又从历史回到今天。
在黄巷居住的时候，常有人来找郭风先生。一天傍晚，院子里来了一位头戴竹笠、身着粗布衣服的老者。在黄巷19号进出的人中，这样打扮的并不常见。他敲我家的门，用很重的莆田口音问我，郭风先生住在几号单元。过了大约半个小时，郭风先生陪着这位老者下楼来，并一直送到大门口。郭风先生动情地对我说，你知道来人是谁吗？是陈仁鉴呀。他一直在地里放牛，这回是送申诉材料来的。说毕，郭风先生深深地叹了口气。我知道陈仁鉴，因为《热风》杂志上发表过他的剧本《团圆之后》，演出后轰动中国剧坛。曹禺先生甚至称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此后，郭风先生不断地奔走并给有关部门领导写信，不久，即得到陈仁鉴平反的消息。 郭风先生以《叶笛集》名世。在中国文坛，始终坚持写散文诗的作家并不多，郭风先生是最专注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个。郭风先生最初接触这一文体，是在家乡上初中时，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大声朗读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海上》，一种寂寞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这位十二三岁的少年，也让他热爱上了这个文体。后来，他又读到阿索林、凡尔哈仑、果尔蒙、泰戈尔和惠特曼的作品，开始迷恋上了散文诗的学习和创作。他曾将泰戈尔的《飞鸟集》、阿索林的《西班牙的一小时》、果尔蒙的《西茉纳集》整本抄在自己用土纸做的笔记本上。直到年过八旬，他依然背诵得出果尔蒙的《冬青》。他认为这位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的作品影响了他一辈子。
由于每天要上班，郭风先生一般在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创作。写作两个小时，七点前吃早饭，然后步行到单位上班。晚上则用来读书看报，九点前一定入睡。直到退休，这个生活习惯始终不变。除了读书、写作，郭先生没有其他业余爱好。
跟随先生多年，更多的是学到对文字的敬畏和对写作者的尊重。因为看稿多了，有时出现视觉和心理疲劳状况，不自觉地对一些作者的稿件表现出轻慢的态度，郭风先生嘴上不说什么，脸上却流露出难过的神情，让我永远也忘不了。
郭风先生是1979年底离开《福建文艺》（1980年更名《福建文学》至今）编辑部到省作协主持工作的。这一年他已经61岁。就在这一年的四五月间，《福建文艺》极其醒目地推出一期“散文专号”。因为综合性文学期刊向来以发表中短篇小说为主，而以整期刊物（而且是两期合刊）的篇幅只发散文，不发小说、诗歌，在全国属首创。特别是这期散文专号，荟萃了国内许多文学名家：冰心、陈伯吹、柯灵、王西彦、碧野、柯蓝、茹志鹃……引起文坛和期刊界的很大反响。冰心先生的《我的故乡》就发表在这一期散文专号上。这是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冰心先生写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回忆让她的文思潮涌，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她清晰地回忆出福州故居的生活场景和厅堂里的对联，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也正是从这篇散文中，我们第一次得知冰心先生的祖籍地在长乐横岭乡。我知道，郭风先生为筹备这期散文专号整整忙碌了半年。所有省外作家，他都亲笔写信组稿。
这是一次有意思的尝试。郭风先生一直有一个愿望，想办一本散文刊物，到省作协后，他找福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杨云商量此事，在杨云的支持下，出版社提供书号，从1980年开始，以书代刊，出版“榕树文学丛刊”。“榕树文学丛刊”开本别致、设计精美，不定期出版，开头四期是“散文专刊”，由章武和我担任责任编辑。之后又编辑了“儿童文学专刊”和“民间文学专刊”，直至郭风先生退休。
前些年，郭风先生还常常到编辑部走走，询问一些刊物和作者的情况。一拿起《福建文学》，他就动了感情，手里摩挲着封面，眼里熠熠闪光。这一本文学期刊，最初就是在他手上创办的。郭风先生是享誉海内外文坛的散文大家，但他从不以散文家自诩，而总是强调自己的编辑身份。我在许多场合都听到他不无自豪地说：我是一名编辑，四十年代起就是编辑。诚然，从上世纪四十年代郭风先生主编《现代文学》开始，经历过《福建文艺》《热风》《福建文学》，到八十年代创办《榕树》丛刊，他整整当了四十年的文学编辑。他还说，作家不是手把手教出来的，而是给他发表的园地，发表就是最好的培养。因此他在当编辑时特别注重发表新人的作品。可以说，福建上世纪自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文学作者几乎每个人都受过他的恩泽。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时，郭风先生给我作序，他这样写道：“与黄文山同志的交谊，包括他至《福建文学》编辑部工作以及此前他尚在闽北农村生活的日子，约略算来已有二十余年的岁月了。这种交谊，当然只能是在文学领域内。而这给我一种机会使我得以认识一位同行、一位同事在人生道路上的主要经历，即从事文学编辑并在工余从事文学创作；这种经历看来将持续下去乃至终老。这使我感到亲切，因为这和我自己的人生的主要经历格外相似。于此，我想顺便提出一个看法，即要将此等经历持续到终老，需要一种志愿，一种信念，一种勇气；需要就对待外界的种种诱惑坚持个人的操守，能够视清淡生活为一种人生境界。”
直至今天，我已经退休了，但先生的这番话，依然是我人生的目标：从事文学编辑并在工余从事文学创作。我觉得我始终没有离开先生的视野。
许多人都把郭风先生比作一棵参天大榕树，庇荫着一方创作的园地，支撑着一片文学的天空，悦耳的叶笛在其间流转，滋润了几代读者的心灵。
郭风先生最终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但悠长的叶笛之音依然在人们心中传响。这片榕荫，这道叶笛，已经成为八闽大地上永远的风景。于是我写下这样一副挽联：“文学之树，道德之树，好大一棵榕树；故乡之笛，心灵之笛，悠长几代叶笛。”
责任编辑 陈美者
在我的相册里，留有几张珍贵的照片，其中的一张照片，三位文学老人相挨而坐，依次是郭风、何为、蔡其矫。时秋阳朗照，房间里十分明亮。郭风先生穿的是一件藏青色夹克衫，拉链向上拉在胸口，神态安详；蔡其矫先生则是一件枣红色的夹克衫，衣襟敞开，双眼微眯；而何为先生只穿一件白衬衫，端坐正中，神采奕奕。那是2004年11月，《福建文学》编辑部和文联理论室在福州联合举办一场“何为先生创作七十周年作品研讨会”，这也是何为先生多年的愿望。他兴致勃勃地回到福州。会上，除了众多学者、教授，还特地请来了郭风先生和蔡其矫先生。这天开会前，郭风先生和蔡其矫先生一起来到何为先生下榻的客房，于是，便有了三位老人合影的珍贵照片资料。
虽说他们三位都是福建文坛的耆宿，同时担任过省作协的主席、副主席，但在一起照相的机会并不多。他们是三棵大树，枝繁叶茂，巨大的伞盖撑持起福建的文学天空，树下簇拥着许多小花小草，不过，各个站在自己的山坡上，彼此间自然有一些距离。
三人中，我与郭风先生结识最早，跟随郭风先生的时间也最长。我的编辑生涯中印满了郭风先生的谆谆教诲，至今难忘。
2010年国庆节，我陪北京来的屠岸先生去看望郭风先生。其时，先生住院已经四年，我每年都要去看他，有时和编辑部现在或过去的同事，有时陪郭风先生在外地的友人。先生四年间的变化是身体一天天消瘦，记忆力也迅速减退。他似乎已经记不得近期的人和事，但对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却依然明晰。看到来探望的人，他总是礼貌地从病榻上欠起身，面带笑容，双手握拳致谢。往往开始讲的是普通话，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家乡的莆仙话。
屠岸先生和郭风先生之间有过三十多年的交情。他说，郭风先生未住院前每年都要给他寄漳州水仙花，一直不间断地寄了三十年。时年86岁的屠岸先生此前有个心愿，想来福建看看郭风先生。我遂建议他秋凉时节到福建来。
郭风先生显然一下认不出屠岸先生，只是满脸堆笑，口中不停地说着我们谁也听不懂的家乡话。护工告诉我们，郭风先生昨晚就很兴奋，说了一夜的话，原来是有远方的贵客要来。还是屠岸先生机灵，他向护工要来纸笔，写下“谢谢您赠我三十年水仙花。”这样一行字。郭风先生似乎记起来了，不住地微笑点头，眼睛也闪闪发亮。
这道光芒也一下照亮了三十五年前一段往事。当时，我还在闽北当知青。正是夏收夏种的“双抢”时节，从省城来了一封信。后来我才知道，这封签署着福建文艺编辑部的信是郭风先生亲笔书写的，他邀请我参加《福建文艺》编辑部举办的一个学习班。其时，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的《热风》杂志更名《福建文艺》试刊。为培养作者，刊物每月办一期学习班，每期二三十位学员，边读书边创作。
当我几经辗转，来到沿海的一座小城，学习班开学已经三天了。学习班租用当地的一家华侨旅行社，听说我来了，有两三位中年人同时从房间里出来，其中一位年长者更是热情地招呼我，眼里露出欣喜的神色：“都以为你来不了呢！”他就是郭风先生，还有两位是何为和苗风浦。一个知识青年，第一次投稿，便受到这样的礼遇，着实终身难忘。
学习班结束后，我又回到了插队的村庄。其后不久，我便多次收到郭风先生的信，对我勉励有加。第二年，郭风先生又推荐我到编辑部当一名业余编辑，直接在他手下工作，协助他处理自发来稿。
我很少保留私人信件，但还是留下了一沓，这便是郭风先生写给我的信。内容都是商讨如何借用我到编辑部工作的事。郭风先生的字写得很大，每页信纸落满了也就五六十个字，因此一封信往往用了两三页纸。后来在他身边学习，看他写信，才知道，郭风先生有个习惯，来信当场即复，一般不过夜。因为有些花眼的原因，他总是站着复信，所以字写得很大，而且很简洁，三两句话解决问题。顺便说到，郭风先生很少在公开场合表现书法，其实，他的书法功底很扎实。有时我随他下乡，看到是郭风先生来了，免不了被仰慕者要求写几个字。比如那次到邵武，将石自然保护区想请先生题词，而当年因为道路不好，先生并未进去，怎么写好呢，我们心里都为先生着急。先生却不假思索，提笔写了“如来”二字。后来到沙县淘金山，他为寺院题写的则是“自在”，其学养和机智如此。
记得刚到编辑部时，每天，我都是跟随郭风先生步行上下班。当时，省文联和省文化厅在杨桥路合署办公。他走的路线，是出黄巷，过南后街，进衣锦坊，跨过馆驿桥，沿着河道走一小段，不远便是机关了。郭风先生告诉我，这也是旧时出城的一条古道。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这条路的。也许他太喜欢这条小河了，喜欢河边一年四季悄悄开放的花朵，喜欢暂离尘闹之外的一段小小的野趣。他更喜欢这座建于宋代的古朴的石拱桥，踏上桥身时，他的眼里便不自禁地涌溢出赞美之情。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当郭风先生对我说，要带我走一条有趣的小路时，他嘿嘿地笑着，脸上掩抑不住调皮的神情，仿佛一下回到了少年时代。此后，许多日子，我陪同他从这条小路上下班，从今天走进历史，又从历史回到今天。
在黄巷居住的时候，常有人来找郭风先生。一天傍晚，院子里来了一位头戴竹笠、身着粗布衣服的老者。在黄巷19号进出的人中，这样打扮的并不常见。他敲我家的门，用很重的莆田口音问我，郭风先生住在几号单元。过了大约半个小时，郭风先生陪着这位老者下楼来，并一直送到大门口。郭风先生动情地对我说，你知道来人是谁吗？是陈仁鉴呀。他一直在地里放牛，这回是送申诉材料来的。说毕，郭风先生深深地叹了口气。我知道陈仁鉴，因为《热风》杂志上发表过他的剧本《团圆之后》，演出后轰动中国剧坛。曹禺先生甚至称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此后，郭风先生不断地奔走并给有关部门领导写信，不久，即得到陈仁鉴平反的消息。 郭风先生以《叶笛集》名世。在中国文坛，始终坚持写散文诗的作家并不多，郭风先生是最专注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个。郭风先生最初接触这一文体，是在家乡上初中时，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大声朗读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海上》，一种寂寞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这位十二三岁的少年，也让他热爱上了这个文体。后来，他又读到阿索林、凡尔哈仑、果尔蒙、泰戈尔和惠特曼的作品，开始迷恋上了散文诗的学习和创作。他曾将泰戈尔的《飞鸟集》、阿索林的《西班牙的一小时》、果尔蒙的《西茉纳集》整本抄在自己用土纸做的笔记本上。直到年过八旬，他依然背诵得出果尔蒙的《冬青》。他认为这位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的作品影响了他一辈子。
由于每天要上班，郭风先生一般在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创作。写作两个小时，七点前吃早饭，然后步行到单位上班。晚上则用来读书看报，九点前一定入睡。直到退休，这个生活习惯始终不变。除了读书、写作，郭先生没有其他业余爱好。
跟随先生多年，更多的是学到对文字的敬畏和对写作者的尊重。因为看稿多了，有时出现视觉和心理疲劳状况，不自觉地对一些作者的稿件表现出轻慢的态度，郭风先生嘴上不说什么，脸上却流露出难过的神情，让我永远也忘不了。
郭风先生是1979年底离开《福建文艺》（1980年更名《福建文学》至今）编辑部到省作协主持工作的。这一年他已经61岁。就在这一年的四五月间，《福建文艺》极其醒目地推出一期“散文专号”。因为综合性文学期刊向来以发表中短篇小说为主，而以整期刊物（而且是两期合刊）的篇幅只发散文，不发小说、诗歌，在全国属首创。特别是这期散文专号，荟萃了国内许多文学名家：冰心、陈伯吹、柯灵、王西彦、碧野、柯蓝、茹志鹃……引起文坛和期刊界的很大反响。冰心先生的《我的故乡》就发表在这一期散文专号上。这是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冰心先生写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回忆让她的文思潮涌，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她清晰地回忆出福州故居的生活场景和厅堂里的对联，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也正是从这篇散文中，我们第一次得知冰心先生的祖籍地在长乐横岭乡。我知道，郭风先生为筹备这期散文专号整整忙碌了半年。所有省外作家，他都亲笔写信组稿。
这是一次有意思的尝试。郭风先生一直有一个愿望，想办一本散文刊物，到省作协后，他找福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杨云商量此事，在杨云的支持下，出版社提供书号，从1980年开始，以书代刊，出版“榕树文学丛刊”。“榕树文学丛刊”开本别致、设计精美，不定期出版，开头四期是“散文专刊”，由章武和我担任责任编辑。之后又编辑了“儿童文学专刊”和“民间文学专刊”，直至郭风先生退休。
前些年，郭风先生还常常到编辑部走走，询问一些刊物和作者的情况。一拿起《福建文学》，他就动了感情，手里摩挲着封面，眼里熠熠闪光。这一本文学期刊，最初就是在他手上创办的。郭风先生是享誉海内外文坛的散文大家，但他从不以散文家自诩，而总是强调自己的编辑身份。我在许多场合都听到他不无自豪地说：我是一名编辑，四十年代起就是编辑。诚然，从上世纪四十年代郭风先生主编《现代文学》开始，经历过《福建文艺》《热风》《福建文学》，到八十年代创办《榕树》丛刊，他整整当了四十年的文学编辑。他还说，作家不是手把手教出来的，而是给他发表的园地，发表就是最好的培养。因此他在当编辑时特别注重发表新人的作品。可以说，福建上世纪自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文学作者几乎每个人都受过他的恩泽。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时，郭风先生给我作序，他这样写道：“与黄文山同志的交谊，包括他至《福建文学》编辑部工作以及此前他尚在闽北农村生活的日子，约略算来已有二十余年的岁月了。这种交谊，当然只能是在文学领域内。而这给我一种机会使我得以认识一位同行、一位同事在人生道路上的主要经历，即从事文学编辑并在工余从事文学创作；这种经历看来将持续下去乃至终老。这使我感到亲切，因为这和我自己的人生的主要经历格外相似。于此，我想顺便提出一个看法，即要将此等经历持续到终老，需要一种志愿，一种信念，一种勇气；需要就对待外界的种种诱惑坚持个人的操守，能够视清淡生活为一种人生境界。”
直至今天，我已经退休了，但先生的这番话，依然是我人生的目标：从事文学编辑并在工余从事文学创作。我觉得我始终没有离开先生的视野。
许多人都把郭风先生比作一棵参天大榕树，庇荫着一方创作的园地，支撑着一片文学的天空，悦耳的叶笛在其间流转，滋润了几代读者的心灵。
郭风先生最终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但悠长的叶笛之音依然在人们心中传响。这片榕荫，这道叶笛，已经成为八闽大地上永远的风景。于是我写下这样一副挽联：“文学之树，道德之树，好大一棵榕树；故乡之笛，心灵之笛，悠长几代叶笛。”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