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如今已经有了新的名字，但我仍习惯于称呼它的旧名“社南村”，这是一个只有一百多户的小村，历史很短暂，上世纪60年代时还是一片无垠的海涂，经过几代人围垦造田、迁移落户最终建成了村落。
　　村子虽小，却很有一点名气，原因就在于这个村出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大学生，其中一个就是当了记者的我。说来滑稽，我的这点小进步，原本上不了台面，但在这样一个小村落却委实是一件相当了不得的大事。
　　在我之后，村里陆续出了十几个大学生，现在，几乎每个考上普高的孩子，最后都能进入一所大学，当然，学校的差别很大，有些学校，只要愿意花钱，你就能进。
　　每每回家，总有一批亲友、村民前来咨询他们孩子考学的问题。我一直不敢轻易给出意见，因为我知道农民对高考的期盼，也理解寒门学子及其家庭的不易。
　　但这一次返乡，我却发现了一丝异样。
　　寒门大学梦
　　上世纪70年代前，家族一直祖居在毗邻县城的一个古镇上，原本可以不务农，但在那个重农的年代，大伯作为一家之主，作出了一个改变了全族人命运的“昏招”——响应政府“围垦造田”的号召，带领他的四个弟弟去了古镇往东40多公里的海涂开荒造田，唯独留下了他的三弟在老家镇上经商。
　　大伯当时说，总要给族人留一条后路，不能所有人都去务农，多年后，他看到那四个跟随他东迁的弟弟整日辛苦劳作，很是愧疚，认为是自己当初的决定耽误了大家。
　　父亲也多次谈起，如果不是“文革”，他或许是另一个命运，他高中就读于古镇一所知名高中，成绩优异，但这就是他的命，时运不济。
　　1977年，中国正式恢复高考，父亲和他的一干弟兄却挥汗于海涂。劳作的辛苦可想而知，因此父亲和我的伯父们朝思暮想的就是我这一辈能考学脱离农村。
　　城里的孩子也许一辈子也不能理解农村孩子对城市户口的那种执著的向往，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念初中那段时期，曾风行过购买城镇户口，我印象中是一万元一个名额，一万元在当时的农村是一笔巨资。
　　中专当时炙手可热，因为考上中专就可以拥有城镇户口，工作包分配。因此中专一度是我们的梦想。
　　1993年，我进入乡中学，因为是尖子生，颇受老师们的喜爱，当时的校图书老师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幅毛笔字，激励我知识改变命运，要好好学习。这幅毛笔字被我一直压在枕头底下整整六年，直至高中毕业。
　　读初一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改变我人生定位的“意外”，当年洪灾，从村通往乡中学的泥路经雨水浸泡后变得非常泥泞，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去上学，前轮却陷进了烂泥里拔不出来，我一使劲，轮子居然脱离了车身，我一头栽进了烂泥里，狼狈不堪。那一刻，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个穷地方。
　　能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就是考学，江苏本来就是一个高考大省，我们的学习特色基本上就是两个字——苦读。学校规定，每天早上6点晨读，晚自习9点半结束，但我每天都要比别的同学早起半小时，晚睡1小时，中午别的同学午休，我继续苦读。就这样，我的成绩很快一跃为班级第一、年级第一。
　　四伯的儿子、大姨的女儿都与我一个班级，1996年，我们一起参加中考。我放弃了中专志愿，填报高中，我立志要考重点大学，但这也意味着我放弃了唾手可得的中专师范名额，放弃了近在咫尺的城镇户口，为此四伯曾生气地责备我，班主任也劝我改变志愿，将来与他同事。
　　我坚持考大学，就这样在众人的不理解下进入了二十多公里外的一所省重点高中，四伯的儿子则按照四伯的要求考入了一所建筑中专，如愿以偿拥有了城镇户口，大姨的女儿啥也没考上，直接去了服装厂打工。
　　我们三个同龄人就此开始走向不同的道路。
　　三年后，我迎来了高考，发挥正常，并一分不差地准确估算出了自己的成绩，我一心要进上海，于是在重点本科志愿全部填写了上海一所地方大学，并且在“是否服从调剂”一栏写上了“不服从”。
　　班主任劝我不要如此冒进，他劝我上海高校分数线很高，同等分数，我完全可以进南京甚至北京更好的知名院校。
　　但我再次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其实我根本对大学毫无概念，更不用提专业区别了，在上大学前，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个小县城，外面世界的一切对我都是那么陌生。
　　1999年的夏天，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进校前，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母亲看到我的户口从家中户口簿上被抹去，哭了。我猜想她的感情一定是很复杂的。
　　高投入低回报
　　我踏进高校大门时，大姨的女儿已经早早订婚了，而四伯的儿子也中专毕业了，但当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中专不再吃香，四伯的儿子不得不去当兵，重新寻找一个进城的机会，多年后，他还跟我感叹中专白念了。
　　考进一所重点大学并不意味着寒门子弟就此可以改变命运，人生有很多事情，也不是你努力就一定能实现的。
　　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复旦大学硕士，同样在上海，却极其不如意。他房子、妻子一样没捞着，最终患上抑郁症，连工作都丢了，只得回老家，靠老父老母供养。
　　亲友们眼里的我，作为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在上海混得“有模有样”。一些不可思议带有荒诞性的事情发生了，我当年读过的书，有家长慕名而来要走了，初中图书老师赠给我的那幅字也被人要走了。我突然间理解了安徽毛坦厂高考基地，那些考生和家长为何会对着一棵只有几十年树龄的“神树”顶礼膜拜。
　　继我之后，六叔的儿子也考入了一所知名的军事院校，定居上海，我和他是家族里通过高考彻底改变命运的仅有的两个案例。
　　从2009年开始，我的那些堂姐、堂哥们的孩子也陆续进入了高考季，两个侄女、两个外甥相继考上了大学。
　　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是，由于家庭条件、所处环境的巨大差距以及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农村孩子的教育从起跑线就输给了城里的孩子，高考根本不具备竞争优势，尤其是语文、英语科目上。我念高中时，高考制度比现在还要僵硬，通过苦读，农村孩子还能与城里孩子拼上一拼，但到了2000年之后，高考以及录取制度不断改革，农村孩子被拉开的差距越来越大，苦读不再具备优势，进入重点院校的机会越来越少。 　　我的这四个晚辈中有一个考进了南京一所中医药大学，其余三个考入了三本院校。现在他们已经毕业或者行将毕业了，但至今没有一个能在城市立足。
　　农民供养一个孩子念大学艰难到必须从嘴巴里省钱，我记忆中，我念中学那会儿，父亲到上海打工，母亲则去赶海捡贝壳。1999年，我上大学时，一年所需的各种费用差不多一万元，但到了十年后我的侄女们上大学时，一年的费用至少也要两万多元。
　　为了供孩子念书，两个堂姐办起了养鸡场，一个堂哥租地种大棚西瓜。堂姐、堂姐夫省吃俭用几年不购置新衣，此番回老家，我去堂哥的瓜棚摘西瓜，西瓜贩子将堂嫂误认为是我妈，堂姐一脸尴尬，堂嫂不过比我年长十五岁，足见他们的辛苦。
　　大学“无用论”兴起
　　这些年，大学录取率在逐年提升，大学的含金量却在下降，就业形势自然也变得严峻。
　　堂姐们很焦虑，因为大城市落户的门槛在提高，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也不低，他们的孩子没有考上重点院校，如果毕业后不能在城里找到像样的工作，那根本谈不上改变命运，还不如不考大学，去做生意，或者留着农村户口，好歹将来还能分到耕地有个退路。
　　考上中医药大学的侄女，本科毕业后继续念硕士，如今又在考虑继续念博士，我们一致反对，她说继续读下去的理由是将来好找工作。
　　对我们这些寒门子弟而言，太高的抱负是奢侈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经济账不能不算。
　　三年高中花费五六万元，四年大学花费至少八万元，如果再念下去，成本还要上升，毕业后工作如果每个月只有两三千元，这大学念的意义在哪里？
　　如今侄女硕士快毕业了，在张罗工作的同时，家人开始为她的婚事着急，家长们认为，女儿找一份好的工作还不如嫁入一个像样一点的家庭。
　　我那两个外甥可就麻烦了，当初进的“三本”院校，毕业后工作不如意，一个留在苏州，一个留在常州，每个月工资两三千元，除去各种开销，基本月光，谈个恋爱的钱都不够。
　　考进大学不过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第一步，毕业后还得“农村救济城市”，二堂姐不久前咬着牙在常熟给儿子买了一套90万元的两居室，首付款耗尽了她近十年来的所有积蓄，还要举债60万元，这笔债，靠儿子去还是不可能了，堂姐还得继续养鸡，还得继续祈祷不发生禽流感。
　　大堂姐连这点能力都没有，去年禽流感，再加上自己一场大病，将七八年来养鸡场的积蓄全部搭了进去，她也知道买房对于儿子的意义，但无能为力。
　　目睹了这一切，家族里的后继者们开始重新认识，堂哥杨健作出重大调整，不再让女儿考高中，他还在南京买了一套房，计划把儿子送到南京念小学，要拼就从小开始。
　　因为买房可以落户，四伯的女儿也举债给自己的女儿在南京买了一套房，她的女儿在念初中，堂姐说，考不上好大学，还不如给孩子买套房储备。
　　堂哥杨健给我打来电话讨论他女儿雯雯的中考问题，杨健认为女儿成绩不理想，如果硬要孩子读普高，将来也考不上名牌大学，与其三年后去读民办院校、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还不如现在就放弃高考梦，去读技校，学一门技术，免得浪费青春、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我打心眼里赞同堂哥的意见，高考不是人生必选题，大学也不是唯一出路。但堂哥的这个决定却激起了我无限的感慨。
　　短短15年，我所在的这个家族，对大学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迁。大学承载着梦想，也意味着负担。
　　6月15日，一个邻居拎着一篮子鸡蛋到我家串户，她说儿子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后打算送去学汽车修理。“不再上大学的当了！”
　　我在村里走访了一下，15年来一共考出十几个大学生，其中也不乏重点院校的，但男孩子多半仍在城市漂，女孩子多半通过联姻才最终落户城市。
　　到底是不是知识改变了命运，谁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