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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敏与汪精卫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醉心于权术,在宦海中几经沉浮,还一度携手出任伪职,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他俩结合的过程中,有时相互利用、狼狈为奸,但更多的则是尔虞我诈、相互争斗,其贪婪自私的秉性,尽显无遗。
一
1938年12月,时任中国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冒天下之大不韪,携妻陈璧君离开重庆,秘密潜逃越南,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投降日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
翌年5月,怀着强烈的权力欲望,他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等“首义分子”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简称《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灭亡中国,自“七七”事变后,便制定了“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略方针,每攻占一地,就扶植失意军人、政客成立伪组织,建立伪政权,华北各地一时间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伪“维持会”组织。
此后,随着军事侵略的不断扩大,为适应侵华战争需要,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又将华北大大小小的汉奸“维持会”统一起来,成立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稍后,南京陷落,日本海军省扶植成立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
汪精卫投日之前,这一南一北两个汉奸傀儡政权,遵从日本主子的指令,在北京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组成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实现了形式上的联合。
有鉴于此,为组建一个以自己为首的伪全国性政权,汪精卫在《办法》中便酝酿着要把“临时”和“维新”两个伪府吸收进来。5月底,汪精卫带着精心拟制的《办法》,赶赴日本,寻求支持。
6月6日,日本平昭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由汪精卫出面组成伪中央政府,但必须遵循符合日本政府利益的三项规定:第一,要有汪精卫、吴佩孚、“临时”和“维新”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共同组成;第二,满足日本政府侵华的各项要求,并签订秘密协议;第三,成立的时间要“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立的观点处置之”。
由此观之,日本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全国性”傀儡政权而已。
时任“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主任委员的王克敏闻此消息后大吃一惊。王克敏本是个投机政客,“七七”事变时正失意蛰居上海。事变发生后,日本筹建伪华北政权组织,按照“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的伪组织组成人员”标准,日方曾一度邀请曹锟、吴佩孚、曹汝霖等符合条件的昔日政要们出山组织伪府,但均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将目光投向先前并不看好的王克敏。王克敏遂在畸形的权力欲望支配下,与日方一拍即合,就任由日本陆军省扶植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部总长,走上了叛国的不归路。
王克敏野心很大,知道日本方面只把他作为伪政权的实际责任者,而不是“能够转移华北人民仇视日本”和“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惠然归附到新政权旗帜下”的领袖人物。因此,为了保证自己手中的权力,他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的“临时”两字去掉,从而成为真正的“一国之君”。他在汪精卫投日之前,极力促成了“临时”与“维新”两个伪政权的合并。
尽管合并后的伪政府联合会仍是个松散组织,一南一北两个汉奸系统谁也不服谁,但出任联合会“主任委员”的王克敏却满足了自己的权力欲望。
此时,听到汪精卫想吞并“临时”、“维新”两个伪政府,王克敏惧怕失去自己费尽心机得来的权力,便通过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向日本陆相板垣告状,诉说合并后对“大日本皇军”的种种不利之处,大肆诋毁汪精卫。
板垣随后便对汪精卫的《办法》提出了种种指责:“新政府成立后,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事实,并且还要把‘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
汪精卫听了板垣的这番话,感到大失所望,他已猜到是王克敏等人在搞鬼,但对此徒叹奈何,只能悻悻地说道:“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政府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有名无实,并且中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如果这样,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我以国民党名义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到来再组织中央政府。”
参加会谈的影佐马上反问:“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延期组织中央政府,以国民党名义另搞一个地盘,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精卫见影佐已有怒意,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解释说:“之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着急,是由于取消‘临时’、‘维新’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除延期组织政府外,别无他法。”
接下来,板垣、影佐胁迫汪精卫,使他不得不同意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机构,给予较大的自治权限,但华北还是王克敏的天下。对于梁鸿志的“维新政府”,日本将根据对“临时政府”的处理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
对于此,汪精卫深感无奈,他在回国后给吴佩孚的亲笔信中黯然说道:“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
看着谈判的道路走不通,汪精卫开始走“实力”派路途。历尽宦海浮沉的汪精卫深知,在中国只要有实力,便有了政治资本。他希望通过壮大自己实力这一办法,增加与日本人谈判的筹码,从而顺利吸收“临时”、“维新”两伪政府,实现自己“和平建国”的“宏图大志”。
为此,汪精卫在上海设立了威海卫路“太阳公寓”“招贤馆”、亚尔培路20号“财政经济研究所”等各种招兵买马的“驿站”。在其威逼利诱下,一些社会无业人员包括一部分重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地下工作人员”纷纷加入伪组织,成为汪伪的一支新军。
汪精卫不顾王克敏的强烈反对又把手伸向华北、华中等地,网罗汉奸到上海来参加“和平运动”。在汪精卫的“感召”下,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儿子徐良、曾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和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的刘郁芳、曾任北平卫戍司令的鲍文樾、曾任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部参谋长的杨揆一等昔日政界要人纷纷附逆,成为汪精卫集团卖国求荣的帮凶。
汪精卫还命刘培绪去北平,打着“中国在乡军人协会”的旗帜,采取“征求会员”的方式,招募了2000多名国民党散兵游勇,其中包括中下级军官、军医、军需、伙夫、勤杂人员等,带往上海。依靠这些人,汪精卫在江湾镇成立了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培养汪伪军骨干力量,汪亲任团长。
经过这一番处心积虑的活动,汪精卫的实力急剧扩大,他建立全国性统一伪政权的野心也更足、更迫切,随后便有了与王克敏的数次“艰苦卓绝”的谈判。
二
1939年,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政府感到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伪政权,遂于这年6月27日答应汪精卫的请求,安排汪精卫北上与王克敏在北平日军杉山元司令官邸,就合组伪政府问题进行会谈。
会谈一开始,王克敏就力图强调伪临时政府的“独立”性质和“自主”地位,借以与汪精卫争权。他在会谈中提出: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应在北京召开,因为“北平在治安上也许适当一些”;“愿意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但不接受担任委员;暂不讨论伪政府的名称和国旗等,留待以后‘中央政治会议’决定。”
王克敏还说:“我年近70,已是风烛残年,身体也不太好,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之前准备告老退休。如果阁下要我参加‘中央政府’,我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京工作。”其言下之意是,与汪精卫合作应以伪临时政府为主体,否则将不配合组织伪中央政府的工作。
王克敏原以为对于他所提出的几条意见,汪精卫会给一个答复,可汪并未直接表态。王克敏对此非常不满,汪精卫离开北京后,他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伪临时政府不支持汪精卫,并对汪进行攻击,汪精卫的北上谈判以失败告终。
9月中旬,在土肥原贤二等人策动下,王克敏与汪精卫、梁鸿志在南京进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一开始王克敏就故弄玄虚,虚张声势,他说:“一切关东军准备让满洲皇帝移銮北京的细微末节都准备好了,只要关东军一声令下,宣统就要回到北京城……关东军还要扶吴子玉(吴佩孚)出山。吴大帅一旦出山,日本人也就不必与你汪先生打交道了。时至今日,我王克敏只不过是皮,汪先生你倒是毛。你总该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吧?”
汪精卫无言以对这突如其来的棒喝,但为了顾全组府的“大局”,他暂时忍了下来,但王、汪之间的矛盾却由此加深,汪精卫更加坚定了整垮王克敏的决心。
这次会谈中,汪精卫阐明了组织伪统一政府的意义,并表示希望在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以及新政权与华北伪临时政府的关系方面达成谅解,要王、梁“真实合作”,“向和平反共建国之目的携手前进”,以更好地与日本政府合作。
汪精卫还拿出了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方案,提出“三方派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预定在10月9日于南京成立“统一”的伪中央政府。
不料,汪精卫刚将手中的方案宣读完毕,王、梁便强硬表示:没有接到华北、华中日军机关的通知,无法答允参加“中央政治会议”。王克敏还明确告诉汪:“我们3个人商量也没有用,这件事他们协商好了,也就可以做了。”“他们”是指影佐祯昭(汪的后台)、喜多诚一(王的后台)、原田熊吉(梁的后台)。
王克敏甚至以“老前辈”的资格教训汪:“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会谈再次陷入僵局。
眼看难以达成一致,王克敏准备返回北平,就在其即将动身之际,日本国内传来消息:平昭政府受到国内政潮的冲击而迅速垮台,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上台,成为日本第36任首相。阿部信行上台后,立即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建立伪中央政府。这样一来,形势很快向有利于汪精卫这边发展。
9月20日,影佐等人参加了汪、王、梁的会谈,当众宣布日本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伪中央政府。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集团同王克敏、梁鸿志勉强达成了一纸《决定事项》:首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负责筹备和建立伪政府;建立伪政府后,设“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议政;“中央政治会议”人员分配,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临时”和“维新”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一分配给蒙疆政府及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方式,重要之事须全体或四分之三以上委员同意决定,一般的事情可由二分之一以上委员同意决定;关于伪政府名称、首都、国旗等,应由“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一致通过。
上述事项,仅就“中央政治会议”的职权等问题,作了笼统的原则规定,关于建立伪政府的具体措施却丝毫没有涉及。会议还决定,由汪精卫和“临时”、“维新”两伪政府分别发表声明,表示共同组府的愿望。
次日,汪精卫发布声明,宣称他承“六大”(汪精卫等人于1939年8月28日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的权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相会于南京,披沥诚意,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了解与热烈之赞同。
汪精卫在出逃前,曾经口沫四溅地大骂王、梁是汉奸卖国贼,可现在他却称赞“王克敏、梁鸿志诸先生挺身乱离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表示要和他们“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理所当然”。“临时”和“维新”两伪政府亦以联合委员会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愿协助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其实,“三伪”于南京会谈,无时无刻不在勾心斗角,就连这个勉强达成一致的《决定》,彼此也都很不满意。
翌年1月24日,在土肥原贤二、今井武夫等人操纵下,汪精卫和王克敏、梁鸿志又在青岛召开了一次会议,就伪中央政府树立大纲、伪中央政府之名称、首都及国旗、伪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及条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等事宜进行商讨。
由于当时提交会议的各项文件,在会前早经汪精卫与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谷荻那华雄、清水董三、矢野征记等商定,加之日本政府又积极促成汪、王、梁合流,故王、梁没再表示异议。
但官瘾十足的王克敏却在会上通过力争,使其领衔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获得了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平、天津、青岛三市管辖地区内的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伪国民政府委任的各项政务,并监督其管辖下的各省市等职权,这就在华北保留了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制度”。
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粉墨登场,其各部人选亦随之新鲜出炉:“代理主席、行政院院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考试院长”王揖唐;“内政部长”陈群;“参谋本部代部长”杨揆一;“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兼军事参议院长”任援道;“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芳;“武汉绥靖主任”叶逢;“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
4月1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隆重开幕,王克敏等大小汉奸宣誓就职:王克敏任“委员长”;王克敏、汪时璟、齐燮元、汤尔和、王荫泰、殷同等6人为“常务委员”;朱深、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和、赵琪、江朝宗、马良、潘毓佳等9人为“委员”。
委员会下设内务、财务、教育、建设、实业、治安各“总署”,由王克敏、汪时璟、汤尔和、殷同、王荫泰、齐燮元分任“督办”,并设政务、秘书二“厅”,以朱深、祝书元分任“厅长”。
就这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六署二厅的“督办”和“厅长”,除个别作调整外,几乎仍是原伪临时政府的全套人马,只是把“总长”名号改换成“督办”而已。在组织条例中,虽然也规定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是汪伪国民政府的直属机构,受汪伪国民政府的委托处理华北辖区的一切政务,但实际上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只是一个空名义,在华北只具有象征性的权力。王克敏及其奸徒在新招牌下各踞其位,俨然以华北“小朝廷”自居。因他们有日本人撑腰,忿恨不已的汪精卫对此亦无可奈何。
三
汉奸就是汉奸,在投敌卖国这一方面,王克敏与汪精卫两人可谓是“前仆后继”,为其主子“大日本皇军”的各项事业纷纷不惜“肝脑涂地”、“鞠躬尽瘁”。
还在执掌伪临时政府时,王克敏便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于1938年4月签署了日本向伪临时政府派遣顾问的协议,规定“日方派汤泽三千男为首的行政、法制、军事3名顾问驻在伪临时政府;15名官佐分驻伪政府各部;各省、市公署派顾问1名,并配置辅佐官各4名”。
这些日本顾问并不与伪府各部直接接洽公务,他们“是从‘侧面’抓各项设施重点,订出计划,经过特务机关,制成方案,交伪府执行”。
这样一来,从上到下,华北各地的伪政府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其所谓的“临时政府”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被日军操纵的傀儡“政府”。
为满足日本主子对战略物资的需求,王克敏一上台就大肆出卖华北的资源,于1938年3月和华北日军当局的平尾八三郎“协议开发”华北资源问题,设立了伪“日华经济委员会”,由王克敏兼任主席,平尾八三郎任副主席。
该委员会是“开发”华北资源的决策机构,下设华北开发公司,并将原来的华北交通公司及其他日本开设的株式会社都收为它的子公司。通过该会,伪临时政府每年向日本输出大量粮食、物资,并向日军提供大批中国民夫,支持日本侵华战争。
后来,王克敏又与日本达成了一项“谅解”事项:允许日方控制华北的交通运输及其空运事业;原属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工矿企业,伪临时政府也不得过问。在这种“谅解”下,日本大工业财团攫取了华北的煤、铁、电力等各重要部门,华北的民族企业纷纷倒闭。
根据日方指令,王克敏还在北平成立了伪“联合准备银行”(简称伪“联银”)。伪“联银”的筹备金,王一方面强迫平津地区的河北、中国、交通、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冀东等8家银行参加投资,一方面又按日本人的意图向日方“借款”,其数额占伪“联银”筹备金的一半以上。这样,伪“联银”完全操纵在伪临时政府最高经济顾问平尾八三郎的手中,所有金融业务都由日方进行“指导”和“监督”。
伪“联银”成立后,通过滥发联银券、搜刮法币、套取外汇、垄断华北金融、统制华北外贸等方式,给日本侵略者带来了巨大的殖民利益。
据不完全统计,仅1939年日本就以3亿元联银券,掠夺了华北大量的小麦和棉花;1943年又在河南掠取了1.9亿斤粮食。8年中,伪“联合准备银行”共发行联银券1950亿元,除了给伪临时政府提供少部分军政费用外,绝大部分都被日本帝国主义以提供战略物资的形式所攫取。
为适应日本“思想战”的需要,伪临时政府成立后仅10天,喜多诚一扶植的伪“新民会”在北平成立,王克敏又欣然出任第一任“会长”。
该会宣扬奴化苟安思想,为日本侵略和汉奸卖国张目,“主张文化相同者联结同盟,如日本中国满洲可以为一联盟,由日华满之联盟,更进而为大亚细亚之联盟,然后以亚细亚为中心,协和万邦,而成王道之天下。”
汪记伪政权亦与伪临时政府如出一辙。根据密约,汪伪国民政府内开设“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它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汪伪政府的“太上皇”;伪政府各部也都分别由专门负责的顾问对口控制,其权力都比同级官吏大得多。汪伪政府中大小官员都惟日本顾问马首是瞻,一举一动都得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汪精卫跟王克敏一样,都是任人摆布的傀儡。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汪精卫在沦陷区竭力推行奴化统治与宣传,以期达到与其日本主子“同生共死”之目的。汪伪宣传部在其授意下,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只可惜,此时王克敏已在汪精卫精心设计下,被驱逐下台,无奈寓居青岛。
汪伪政府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其要员们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对此,寓居青岛的王克敏也认为“确属必要”,他还时常参加青岛伪政府所组织的此类活动,为自己以及整个汪记政权的卖国行为张目。
1942年2月,汪精卫在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人的推动下,将北平、汉口、广州、南京等地成立的东亚联盟协会统一起来,成立了以“为谋实现孙先生之大亚洲主义,期与邻邦各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依最近共同宣言之精神,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新秩序,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请求互相敦睦之手段,以达到共存共荣复兴东亚之共同目的”的伪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汪精卫亲任会长。
在此“光荣”时刻,汪精卫没有忘记被其一手驱逐下台的王克敏,在“荣任”会长之际,他还假惺惺地表示要请王克敏出山,来会中任职。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责任”,自1943年起,日本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
汪精卫对此“感激涕零”,开始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在与英美的《宣战布告》中,公然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
四
汪精卫集团聚集的都是一批惟利是图、权迷心窍之徒,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有利害冲突,就非闹翻不可。
当时汪精卫成立伪全国性政权,王克敏要搞华北特殊化,汪精卫在华北日军的命令下不敢再说什么,于是王克敏的伪临时政府便只是换了一块牌子,改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为汪记伪政权的“国中之国”。
此事刚罢,趾高气昂的王克敏又开始得寸进尺:他以伪临时政府也该有人参加伪中央政府为由,提出要其对手王揖唐到南京出任伪考试院院长,只给其在华北政务委员会里保留了一个“委员”的空衔。
汪精卫对此满口答应,随后王揖唐便“荣升”伪考试院院长。眼见这两件事都遂了自己的心愿,王克敏一时间自鸣得意,以为自己在华北已经天下无敌。殊不知,让王揖唐出任伪考试院院长一职,正是汪精卫巧施的离间计。汪精卫此举使王克敏与王揖唐彻底翻脸,也为日后利用王揖唐逼走王克敏埋下了种子。
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王克敏以为背后有喜多诚一的支持,更加不把汪精卫放在眼里。王克敏投日的时间比汪精卫早,他便常常在汪精卫面前摆出一副老资格。每逢这时,汪精卫便在心中大骂其为“王瞎子”:王克敏年轻时狂嫖滥赌,因生活淫靡大伤了元气,以致眼睛迎风流泪,见不得阳光,只好常年戴着一副墨镜,恨他的人见他这副德行,都讥讽其为“王瞎子”。
有一次,王克敏去南京,汪精卫请他吃饭。席间,酒过三巡,王克敏借着酒劲开始倚老卖老,他用一种教训的口气对汪精卫说:“汪先生,别看你是国民党的元老,但跟日本人打交道,你还要跟着我学。日本人是很难缠的,有时候谈判桌上谈好了的事情,下来他们就会翻脸不认账,很不讲信誉,你可要注意呦。”
饭后,王克敏又把与汪精卫已有嫌隙的周佛海拉到一边,对他小声说:“我都快70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他做的可是缺德的事情呀。”说完还痛骂汪精卫是个大汉奸。
汪精卫最忌恨别人说他是汉奸,因此对王极为痛恨。使他更难以忍受的是,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王克敏仍以华北为自己的独立天地,不允许汪精卫染指。王克敏的一系列表现,使汪精卫下定了搞垮他的决心。
不久,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会议的座位按照官职大小排位,汪精卫居首席,这是三方都认可的。但第二把交椅,汪思虑再三,决定安排给梁鸿志。汪精卫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一,由此可以挑拨王、梁的关系;二,可以借机羞辱王克敏,激怒王克敏,从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果不其然,当王克敏进入会场时,看到梁鸿志坐在第二席上,心中极为不爽。王克敏觉得,论汉奸资格他顶老、论辖区他最大,第二把交椅应该他坐才对,遂对汪、梁独眼斜视,然后拂袖而去,当场给汪、梁难堪。
所幸汪时璟、殷同等人恐局面闹僵,难以收场,死乞白赖地拉住王克敏,苦苦相劝,王克敏这才委屈地回到第三席上坐下。但他板着铁青的面孔,怒气冲冲,一言不发。
汪精卫见状大喜,随即按照预定计划,趁王克敏坐在台上生闷气之际,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沦陷区各省市办理移转管辖”提案,提交大会讨论。王克敏当时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去汪精卫说什么,汪的提案遂顺利通过。
机不可失,第二天汪便将提案明令发表,要求各地照此办理。可怜王克敏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会议结束后,汪精卫向其解释座次有误,并向他道歉,然后又与其说说笑笑,显得十分亲热。王的怒气随即烟消云散,还以为汪精卫此举是无心,表示会原谅他。
这次会议通过的“移转管理办法”,实质是各地方伪政府的负责人可由汪伪政府直接任命。对此全然不知的王克敏回到北京的时候,汪精卫已经派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先期到达北京,住进中南海,准备办理移转管辖手续。
等王克敏弄清楚事情真相时,为时已晚。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他只好给汪精卫写信,提出两个月之后引退,一年半载再行效劳。王的真意是希望汪能挽留他,否则一年半载之后他还要东山再起。
接信后,汪精卫便给王回信,假惺惺地表示慰留,算是给了王克敏一点面子。但汪精卫同时却与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等人商定,决定准予王克敏辞去本兼各职。
1940年6月7日,汪伪政权即发文,准王辞去本兼各职。9日,王揖唐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王克敏无奈,只好办理各项移交手续,迁出北京石老娘胡同寓所,将其搜刮到的古玩字画、金银财宝、各式清明家具,装满80个箱子,挂了3节专用车厢,带着姘妇、号称“湖北三杰”之一的妓女小阿凤,灰溜溜地离开北京,前往青岛。临离开北京的时候,王克敏对汪精卫破口大骂。
到达青岛后,王克敏在莱芜二路2号建了一栋豪宅,当起了寓公。7月10日,伪青岛市长赵琪等人设宴招待王克敏。在欢迎宴会上,赵琪致辞说,王公“选择青岛为安居之地,倍感光荣”。
赵琪当时是奉汪精卫之命探听王克敏虚实的,因为虽然把王克敏赶下了台,但王背后有日本人撑腰,汪对此也不敢大意。
王克敏识破了赵琪的目的,在致答词时说“愿久居青岛,希望各位关照”。但事实上,王克敏寓居青岛期间,虽然从表面上看只是吟诗作书、游山玩水,实际上却在背地里与支持自己的日本后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1943年2月,日本要变华北为兵站基地,而王揖唐在华北的卖国行为已经激起了亿万民众的愤恨,日本方面考虑再三,觉得不能再指望他来完成兵站基地的建设任务,便于2月8日通知汪伪政府将其免职,任命朱深继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但朱深连一点象征性的权力也没有,日本驻北平使馆盐泽清宣支持的齐燮元,以“治安总署督办”兼任“内务总署督办”,控制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军政大权。7月2日,傀儡中的傀儡朱深上台未及半年,便因患黄疸病死。
朱深死后,华北方面曾想推汪时璟暂代其职务,但日本驻军经过一番权衡,最后通知汪伪政府,仍以王克敏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3年前,汪精卫费尽心机才把王克敏赶下台;3年后,又要以汪伪政府的名义,委任王克敏重做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这真是自掴耳光,好不难受。
但要王克敏继任华北伪职的电报是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寺内大将发来的,汪精卫只好忍气吞声,一切照办。
7月初,日本军部用飞机把王克敏从青岛接回北京;7月5日,王克敏重新登台。
东山再起的王克敏随即对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进行改组,免去齐燮元的职务,将其势力逐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华北又成王克敏的天下。
然好景不长,由于王克敏已到垂暮之年,加上其一生狂嫖滥赌,疯狂吸食鸦片,身体非常虚弱,无法继续工作,遂于1944年2月8日辞去职务,由王荫泰接任,其第二次登场只维持了半年多便宣告结束。
是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日本投降后,王克敏被国民党军统以“汉奸罪”逮捕,于1945年12月25日,在过度惊吓中死于北京炮局胡同陆军监狱。他死后,其妾小阿凤与女婿邵某前往监狱收尸,在北京近郊的柏林寺停灵3天,然后找了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将其草草埋葬。
王克敏留下8个女儿,其中一个是发过宣言和他的汉奸父亲脱离父女关系的王遵侗。
也许一生不愿屈居人下的汪精卫,在其死后也不愿意输给王克敏,他以自身的“尸骨无存”,又一次将王克敏比了下去:抗战胜利后,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遂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汪墓,其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
就这样,汪精卫与王克敏一起经历了人生中的“辉煌”与冷清,在大起大落中最终淹没于历史的长河。
一
1938年12月,时任中国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冒天下之大不韪,携妻陈璧君离开重庆,秘密潜逃越南,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投降日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
翌年5月,怀着强烈的权力欲望,他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等“首义分子”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简称《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灭亡中国,自“七七”事变后,便制定了“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略方针,每攻占一地,就扶植失意军人、政客成立伪组织,建立伪政权,华北各地一时间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伪“维持会”组织。
此后,随着军事侵略的不断扩大,为适应侵华战争需要,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又将华北大大小小的汉奸“维持会”统一起来,成立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稍后,南京陷落,日本海军省扶植成立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
汪精卫投日之前,这一南一北两个汉奸傀儡政权,遵从日本主子的指令,在北京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组成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实现了形式上的联合。
有鉴于此,为组建一个以自己为首的伪全国性政权,汪精卫在《办法》中便酝酿着要把“临时”和“维新”两个伪府吸收进来。5月底,汪精卫带着精心拟制的《办法》,赶赴日本,寻求支持。
6月6日,日本平昭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由汪精卫出面组成伪中央政府,但必须遵循符合日本政府利益的三项规定:第一,要有汪精卫、吴佩孚、“临时”和“维新”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共同组成;第二,满足日本政府侵华的各项要求,并签订秘密协议;第三,成立的时间要“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立的观点处置之”。
由此观之,日本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全国性”傀儡政权而已。
时任“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主任委员的王克敏闻此消息后大吃一惊。王克敏本是个投机政客,“七七”事变时正失意蛰居上海。事变发生后,日本筹建伪华北政权组织,按照“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的伪组织组成人员”标准,日方曾一度邀请曹锟、吴佩孚、曹汝霖等符合条件的昔日政要们出山组织伪府,但均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将目光投向先前并不看好的王克敏。王克敏遂在畸形的权力欲望支配下,与日方一拍即合,就任由日本陆军省扶植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部总长,走上了叛国的不归路。
王克敏野心很大,知道日本方面只把他作为伪政权的实际责任者,而不是“能够转移华北人民仇视日本”和“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惠然归附到新政权旗帜下”的领袖人物。因此,为了保证自己手中的权力,他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的“临时”两字去掉,从而成为真正的“一国之君”。他在汪精卫投日之前,极力促成了“临时”与“维新”两个伪政权的合并。
尽管合并后的伪政府联合会仍是个松散组织,一南一北两个汉奸系统谁也不服谁,但出任联合会“主任委员”的王克敏却满足了自己的权力欲望。
此时,听到汪精卫想吞并“临时”、“维新”两个伪政府,王克敏惧怕失去自己费尽心机得来的权力,便通过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向日本陆相板垣告状,诉说合并后对“大日本皇军”的种种不利之处,大肆诋毁汪精卫。
板垣随后便对汪精卫的《办法》提出了种种指责:“新政府成立后,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事实,并且还要把‘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
汪精卫听了板垣的这番话,感到大失所望,他已猜到是王克敏等人在搞鬼,但对此徒叹奈何,只能悻悻地说道:“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政府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有名无实,并且中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如果这样,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我以国民党名义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到来再组织中央政府。”
参加会谈的影佐马上反问:“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延期组织中央政府,以国民党名义另搞一个地盘,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精卫见影佐已有怒意,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解释说:“之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着急,是由于取消‘临时’、‘维新’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除延期组织政府外,别无他法。”
接下来,板垣、影佐胁迫汪精卫,使他不得不同意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机构,给予较大的自治权限,但华北还是王克敏的天下。对于梁鸿志的“维新政府”,日本将根据对“临时政府”的处理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
对于此,汪精卫深感无奈,他在回国后给吴佩孚的亲笔信中黯然说道:“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
看着谈判的道路走不通,汪精卫开始走“实力”派路途。历尽宦海浮沉的汪精卫深知,在中国只要有实力,便有了政治资本。他希望通过壮大自己实力这一办法,增加与日本人谈判的筹码,从而顺利吸收“临时”、“维新”两伪政府,实现自己“和平建国”的“宏图大志”。
为此,汪精卫在上海设立了威海卫路“太阳公寓”“招贤馆”、亚尔培路20号“财政经济研究所”等各种招兵买马的“驿站”。在其威逼利诱下,一些社会无业人员包括一部分重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地下工作人员”纷纷加入伪组织,成为汪伪的一支新军。
汪精卫不顾王克敏的强烈反对又把手伸向华北、华中等地,网罗汉奸到上海来参加“和平运动”。在汪精卫的“感召”下,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儿子徐良、曾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和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的刘郁芳、曾任北平卫戍司令的鲍文樾、曾任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部参谋长的杨揆一等昔日政界要人纷纷附逆,成为汪精卫集团卖国求荣的帮凶。
汪精卫还命刘培绪去北平,打着“中国在乡军人协会”的旗帜,采取“征求会员”的方式,招募了2000多名国民党散兵游勇,其中包括中下级军官、军医、军需、伙夫、勤杂人员等,带往上海。依靠这些人,汪精卫在江湾镇成立了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培养汪伪军骨干力量,汪亲任团长。
经过这一番处心积虑的活动,汪精卫的实力急剧扩大,他建立全国性统一伪政权的野心也更足、更迫切,随后便有了与王克敏的数次“艰苦卓绝”的谈判。
二
1939年,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政府感到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伪政权,遂于这年6月27日答应汪精卫的请求,安排汪精卫北上与王克敏在北平日军杉山元司令官邸,就合组伪政府问题进行会谈。
会谈一开始,王克敏就力图强调伪临时政府的“独立”性质和“自主”地位,借以与汪精卫争权。他在会谈中提出: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应在北京召开,因为“北平在治安上也许适当一些”;“愿意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但不接受担任委员;暂不讨论伪政府的名称和国旗等,留待以后‘中央政治会议’决定。”
王克敏还说:“我年近70,已是风烛残年,身体也不太好,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之前准备告老退休。如果阁下要我参加‘中央政府’,我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京工作。”其言下之意是,与汪精卫合作应以伪临时政府为主体,否则将不配合组织伪中央政府的工作。
王克敏原以为对于他所提出的几条意见,汪精卫会给一个答复,可汪并未直接表态。王克敏对此非常不满,汪精卫离开北京后,他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伪临时政府不支持汪精卫,并对汪进行攻击,汪精卫的北上谈判以失败告终。
9月中旬,在土肥原贤二等人策动下,王克敏与汪精卫、梁鸿志在南京进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一开始王克敏就故弄玄虚,虚张声势,他说:“一切关东军准备让满洲皇帝移銮北京的细微末节都准备好了,只要关东军一声令下,宣统就要回到北京城……关东军还要扶吴子玉(吴佩孚)出山。吴大帅一旦出山,日本人也就不必与你汪先生打交道了。时至今日,我王克敏只不过是皮,汪先生你倒是毛。你总该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吧?”
汪精卫无言以对这突如其来的棒喝,但为了顾全组府的“大局”,他暂时忍了下来,但王、汪之间的矛盾却由此加深,汪精卫更加坚定了整垮王克敏的决心。
这次会谈中,汪精卫阐明了组织伪统一政府的意义,并表示希望在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以及新政权与华北伪临时政府的关系方面达成谅解,要王、梁“真实合作”,“向和平反共建国之目的携手前进”,以更好地与日本政府合作。
汪精卫还拿出了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方案,提出“三方派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预定在10月9日于南京成立“统一”的伪中央政府。
不料,汪精卫刚将手中的方案宣读完毕,王、梁便强硬表示:没有接到华北、华中日军机关的通知,无法答允参加“中央政治会议”。王克敏还明确告诉汪:“我们3个人商量也没有用,这件事他们协商好了,也就可以做了。”“他们”是指影佐祯昭(汪的后台)、喜多诚一(王的后台)、原田熊吉(梁的后台)。
王克敏甚至以“老前辈”的资格教训汪:“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会谈再次陷入僵局。
眼看难以达成一致,王克敏准备返回北平,就在其即将动身之际,日本国内传来消息:平昭政府受到国内政潮的冲击而迅速垮台,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上台,成为日本第36任首相。阿部信行上台后,立即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建立伪中央政府。这样一来,形势很快向有利于汪精卫这边发展。
9月20日,影佐等人参加了汪、王、梁的会谈,当众宣布日本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伪中央政府。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集团同王克敏、梁鸿志勉强达成了一纸《决定事项》:首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负责筹备和建立伪政府;建立伪政府后,设“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议政;“中央政治会议”人员分配,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临时”和“维新”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一分配给蒙疆政府及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方式,重要之事须全体或四分之三以上委员同意决定,一般的事情可由二分之一以上委员同意决定;关于伪政府名称、首都、国旗等,应由“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一致通过。
上述事项,仅就“中央政治会议”的职权等问题,作了笼统的原则规定,关于建立伪政府的具体措施却丝毫没有涉及。会议还决定,由汪精卫和“临时”、“维新”两伪政府分别发表声明,表示共同组府的愿望。
次日,汪精卫发布声明,宣称他承“六大”(汪精卫等人于1939年8月28日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的权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相会于南京,披沥诚意,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了解与热烈之赞同。
汪精卫在出逃前,曾经口沫四溅地大骂王、梁是汉奸卖国贼,可现在他却称赞“王克敏、梁鸿志诸先生挺身乱离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表示要和他们“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理所当然”。“临时”和“维新”两伪政府亦以联合委员会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愿协助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其实,“三伪”于南京会谈,无时无刻不在勾心斗角,就连这个勉强达成一致的《决定》,彼此也都很不满意。
翌年1月24日,在土肥原贤二、今井武夫等人操纵下,汪精卫和王克敏、梁鸿志又在青岛召开了一次会议,就伪中央政府树立大纲、伪中央政府之名称、首都及国旗、伪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及条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等事宜进行商讨。
由于当时提交会议的各项文件,在会前早经汪精卫与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谷荻那华雄、清水董三、矢野征记等商定,加之日本政府又积极促成汪、王、梁合流,故王、梁没再表示异议。
但官瘾十足的王克敏却在会上通过力争,使其领衔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获得了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平、天津、青岛三市管辖地区内的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伪国民政府委任的各项政务,并监督其管辖下的各省市等职权,这就在华北保留了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制度”。
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粉墨登场,其各部人选亦随之新鲜出炉:“代理主席、行政院院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考试院长”王揖唐;“内政部长”陈群;“参谋本部代部长”杨揆一;“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兼军事参议院长”任援道;“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芳;“武汉绥靖主任”叶逢;“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
4月1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隆重开幕,王克敏等大小汉奸宣誓就职:王克敏任“委员长”;王克敏、汪时璟、齐燮元、汤尔和、王荫泰、殷同等6人为“常务委员”;朱深、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和、赵琪、江朝宗、马良、潘毓佳等9人为“委员”。
委员会下设内务、财务、教育、建设、实业、治安各“总署”,由王克敏、汪时璟、汤尔和、殷同、王荫泰、齐燮元分任“督办”,并设政务、秘书二“厅”,以朱深、祝书元分任“厅长”。
就这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六署二厅的“督办”和“厅长”,除个别作调整外,几乎仍是原伪临时政府的全套人马,只是把“总长”名号改换成“督办”而已。在组织条例中,虽然也规定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是汪伪国民政府的直属机构,受汪伪国民政府的委托处理华北辖区的一切政务,但实际上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只是一个空名义,在华北只具有象征性的权力。王克敏及其奸徒在新招牌下各踞其位,俨然以华北“小朝廷”自居。因他们有日本人撑腰,忿恨不已的汪精卫对此亦无可奈何。
三
汉奸就是汉奸,在投敌卖国这一方面,王克敏与汪精卫两人可谓是“前仆后继”,为其主子“大日本皇军”的各项事业纷纷不惜“肝脑涂地”、“鞠躬尽瘁”。
还在执掌伪临时政府时,王克敏便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于1938年4月签署了日本向伪临时政府派遣顾问的协议,规定“日方派汤泽三千男为首的行政、法制、军事3名顾问驻在伪临时政府;15名官佐分驻伪政府各部;各省、市公署派顾问1名,并配置辅佐官各4名”。
这些日本顾问并不与伪府各部直接接洽公务,他们“是从‘侧面’抓各项设施重点,订出计划,经过特务机关,制成方案,交伪府执行”。
这样一来,从上到下,华北各地的伪政府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其所谓的“临时政府”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被日军操纵的傀儡“政府”。
为满足日本主子对战略物资的需求,王克敏一上台就大肆出卖华北的资源,于1938年3月和华北日军当局的平尾八三郎“协议开发”华北资源问题,设立了伪“日华经济委员会”,由王克敏兼任主席,平尾八三郎任副主席。
该委员会是“开发”华北资源的决策机构,下设华北开发公司,并将原来的华北交通公司及其他日本开设的株式会社都收为它的子公司。通过该会,伪临时政府每年向日本输出大量粮食、物资,并向日军提供大批中国民夫,支持日本侵华战争。
后来,王克敏又与日本达成了一项“谅解”事项:允许日方控制华北的交通运输及其空运事业;原属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工矿企业,伪临时政府也不得过问。在这种“谅解”下,日本大工业财团攫取了华北的煤、铁、电力等各重要部门,华北的民族企业纷纷倒闭。
根据日方指令,王克敏还在北平成立了伪“联合准备银行”(简称伪“联银”)。伪“联银”的筹备金,王一方面强迫平津地区的河北、中国、交通、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冀东等8家银行参加投资,一方面又按日本人的意图向日方“借款”,其数额占伪“联银”筹备金的一半以上。这样,伪“联银”完全操纵在伪临时政府最高经济顾问平尾八三郎的手中,所有金融业务都由日方进行“指导”和“监督”。
伪“联银”成立后,通过滥发联银券、搜刮法币、套取外汇、垄断华北金融、统制华北外贸等方式,给日本侵略者带来了巨大的殖民利益。
据不完全统计,仅1939年日本就以3亿元联银券,掠夺了华北大量的小麦和棉花;1943年又在河南掠取了1.9亿斤粮食。8年中,伪“联合准备银行”共发行联银券1950亿元,除了给伪临时政府提供少部分军政费用外,绝大部分都被日本帝国主义以提供战略物资的形式所攫取。
为适应日本“思想战”的需要,伪临时政府成立后仅10天,喜多诚一扶植的伪“新民会”在北平成立,王克敏又欣然出任第一任“会长”。
该会宣扬奴化苟安思想,为日本侵略和汉奸卖国张目,“主张文化相同者联结同盟,如日本中国满洲可以为一联盟,由日华满之联盟,更进而为大亚细亚之联盟,然后以亚细亚为中心,协和万邦,而成王道之天下。”
汪记伪政权亦与伪临时政府如出一辙。根据密约,汪伪国民政府内开设“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它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汪伪政府的“太上皇”;伪政府各部也都分别由专门负责的顾问对口控制,其权力都比同级官吏大得多。汪伪政府中大小官员都惟日本顾问马首是瞻,一举一动都得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汪精卫跟王克敏一样,都是任人摆布的傀儡。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汪精卫在沦陷区竭力推行奴化统治与宣传,以期达到与其日本主子“同生共死”之目的。汪伪宣传部在其授意下,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只可惜,此时王克敏已在汪精卫精心设计下,被驱逐下台,无奈寓居青岛。
汪伪政府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其要员们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对此,寓居青岛的王克敏也认为“确属必要”,他还时常参加青岛伪政府所组织的此类活动,为自己以及整个汪记政权的卖国行为张目。
1942年2月,汪精卫在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人的推动下,将北平、汉口、广州、南京等地成立的东亚联盟协会统一起来,成立了以“为谋实现孙先生之大亚洲主义,期与邻邦各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依最近共同宣言之精神,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新秩序,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请求互相敦睦之手段,以达到共存共荣复兴东亚之共同目的”的伪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汪精卫亲任会长。
在此“光荣”时刻,汪精卫没有忘记被其一手驱逐下台的王克敏,在“荣任”会长之际,他还假惺惺地表示要请王克敏出山,来会中任职。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责任”,自1943年起,日本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
汪精卫对此“感激涕零”,开始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在与英美的《宣战布告》中,公然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
四
汪精卫集团聚集的都是一批惟利是图、权迷心窍之徒,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有利害冲突,就非闹翻不可。
当时汪精卫成立伪全国性政权,王克敏要搞华北特殊化,汪精卫在华北日军的命令下不敢再说什么,于是王克敏的伪临时政府便只是换了一块牌子,改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为汪记伪政权的“国中之国”。
此事刚罢,趾高气昂的王克敏又开始得寸进尺:他以伪临时政府也该有人参加伪中央政府为由,提出要其对手王揖唐到南京出任伪考试院院长,只给其在华北政务委员会里保留了一个“委员”的空衔。
汪精卫对此满口答应,随后王揖唐便“荣升”伪考试院院长。眼见这两件事都遂了自己的心愿,王克敏一时间自鸣得意,以为自己在华北已经天下无敌。殊不知,让王揖唐出任伪考试院院长一职,正是汪精卫巧施的离间计。汪精卫此举使王克敏与王揖唐彻底翻脸,也为日后利用王揖唐逼走王克敏埋下了种子。
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王克敏以为背后有喜多诚一的支持,更加不把汪精卫放在眼里。王克敏投日的时间比汪精卫早,他便常常在汪精卫面前摆出一副老资格。每逢这时,汪精卫便在心中大骂其为“王瞎子”:王克敏年轻时狂嫖滥赌,因生活淫靡大伤了元气,以致眼睛迎风流泪,见不得阳光,只好常年戴着一副墨镜,恨他的人见他这副德行,都讥讽其为“王瞎子”。
有一次,王克敏去南京,汪精卫请他吃饭。席间,酒过三巡,王克敏借着酒劲开始倚老卖老,他用一种教训的口气对汪精卫说:“汪先生,别看你是国民党的元老,但跟日本人打交道,你还要跟着我学。日本人是很难缠的,有时候谈判桌上谈好了的事情,下来他们就会翻脸不认账,很不讲信誉,你可要注意呦。”
饭后,王克敏又把与汪精卫已有嫌隙的周佛海拉到一边,对他小声说:“我都快70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他做的可是缺德的事情呀。”说完还痛骂汪精卫是个大汉奸。
汪精卫最忌恨别人说他是汉奸,因此对王极为痛恨。使他更难以忍受的是,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王克敏仍以华北为自己的独立天地,不允许汪精卫染指。王克敏的一系列表现,使汪精卫下定了搞垮他的决心。
不久,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会议的座位按照官职大小排位,汪精卫居首席,这是三方都认可的。但第二把交椅,汪思虑再三,决定安排给梁鸿志。汪精卫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一,由此可以挑拨王、梁的关系;二,可以借机羞辱王克敏,激怒王克敏,从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果不其然,当王克敏进入会场时,看到梁鸿志坐在第二席上,心中极为不爽。王克敏觉得,论汉奸资格他顶老、论辖区他最大,第二把交椅应该他坐才对,遂对汪、梁独眼斜视,然后拂袖而去,当场给汪、梁难堪。
所幸汪时璟、殷同等人恐局面闹僵,难以收场,死乞白赖地拉住王克敏,苦苦相劝,王克敏这才委屈地回到第三席上坐下。但他板着铁青的面孔,怒气冲冲,一言不发。
汪精卫见状大喜,随即按照预定计划,趁王克敏坐在台上生闷气之际,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沦陷区各省市办理移转管辖”提案,提交大会讨论。王克敏当时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去汪精卫说什么,汪的提案遂顺利通过。
机不可失,第二天汪便将提案明令发表,要求各地照此办理。可怜王克敏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会议结束后,汪精卫向其解释座次有误,并向他道歉,然后又与其说说笑笑,显得十分亲热。王的怒气随即烟消云散,还以为汪精卫此举是无心,表示会原谅他。
这次会议通过的“移转管理办法”,实质是各地方伪政府的负责人可由汪伪政府直接任命。对此全然不知的王克敏回到北京的时候,汪精卫已经派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先期到达北京,住进中南海,准备办理移转管辖手续。
等王克敏弄清楚事情真相时,为时已晚。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他只好给汪精卫写信,提出两个月之后引退,一年半载再行效劳。王的真意是希望汪能挽留他,否则一年半载之后他还要东山再起。
接信后,汪精卫便给王回信,假惺惺地表示慰留,算是给了王克敏一点面子。但汪精卫同时却与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等人商定,决定准予王克敏辞去本兼各职。
1940年6月7日,汪伪政权即发文,准王辞去本兼各职。9日,王揖唐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王克敏无奈,只好办理各项移交手续,迁出北京石老娘胡同寓所,将其搜刮到的古玩字画、金银财宝、各式清明家具,装满80个箱子,挂了3节专用车厢,带着姘妇、号称“湖北三杰”之一的妓女小阿凤,灰溜溜地离开北京,前往青岛。临离开北京的时候,王克敏对汪精卫破口大骂。
到达青岛后,王克敏在莱芜二路2号建了一栋豪宅,当起了寓公。7月10日,伪青岛市长赵琪等人设宴招待王克敏。在欢迎宴会上,赵琪致辞说,王公“选择青岛为安居之地,倍感光荣”。
赵琪当时是奉汪精卫之命探听王克敏虚实的,因为虽然把王克敏赶下了台,但王背后有日本人撑腰,汪对此也不敢大意。
王克敏识破了赵琪的目的,在致答词时说“愿久居青岛,希望各位关照”。但事实上,王克敏寓居青岛期间,虽然从表面上看只是吟诗作书、游山玩水,实际上却在背地里与支持自己的日本后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1943年2月,日本要变华北为兵站基地,而王揖唐在华北的卖国行为已经激起了亿万民众的愤恨,日本方面考虑再三,觉得不能再指望他来完成兵站基地的建设任务,便于2月8日通知汪伪政府将其免职,任命朱深继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但朱深连一点象征性的权力也没有,日本驻北平使馆盐泽清宣支持的齐燮元,以“治安总署督办”兼任“内务总署督办”,控制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军政大权。7月2日,傀儡中的傀儡朱深上台未及半年,便因患黄疸病死。
朱深死后,华北方面曾想推汪时璟暂代其职务,但日本驻军经过一番权衡,最后通知汪伪政府,仍以王克敏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3年前,汪精卫费尽心机才把王克敏赶下台;3年后,又要以汪伪政府的名义,委任王克敏重做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这真是自掴耳光,好不难受。
但要王克敏继任华北伪职的电报是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寺内大将发来的,汪精卫只好忍气吞声,一切照办。
7月初,日本军部用飞机把王克敏从青岛接回北京;7月5日,王克敏重新登台。
东山再起的王克敏随即对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进行改组,免去齐燮元的职务,将其势力逐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华北又成王克敏的天下。
然好景不长,由于王克敏已到垂暮之年,加上其一生狂嫖滥赌,疯狂吸食鸦片,身体非常虚弱,无法继续工作,遂于1944年2月8日辞去职务,由王荫泰接任,其第二次登场只维持了半年多便宣告结束。
是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日本投降后,王克敏被国民党军统以“汉奸罪”逮捕,于1945年12月25日,在过度惊吓中死于北京炮局胡同陆军监狱。他死后,其妾小阿凤与女婿邵某前往监狱收尸,在北京近郊的柏林寺停灵3天,然后找了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将其草草埋葬。
王克敏留下8个女儿,其中一个是发过宣言和他的汉奸父亲脱离父女关系的王遵侗。
也许一生不愿屈居人下的汪精卫,在其死后也不愿意输给王克敏,他以自身的“尸骨无存”,又一次将王克敏比了下去:抗战胜利后,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遂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汪墓,其棺木和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
就这样,汪精卫与王克敏一起经历了人生中的“辉煌”与冷清,在大起大落中最终淹没于历史的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