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头版全文刊登汪伪密约即《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当日国内外众多报纸刊载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给汪精卫卖国逆流以沉重打击，震惊海内外，这一事件被称为“高陶事件”。关于“高陶事件”最为翔实的回忆来自陶希圣之子陶恒生所撰写的《“高陶事件”始末》一书，而日前出版的《刀口上的家族》同样聚焦于1939年至1940年间，陶希圣追随汪精卫，而后幡然醒悟、悬崖勒马，公布汪伪条约重返国民政府的历史事件，该书作者是陶希圣外孙沈宁。
　　《刀口上的家族》是小说，但所有历史主人公全部用真实姓名，沈宁这部实为家族回忆录的小说中，“高陶事件”的前后却由当时才18岁左右的母亲陶琴薰道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大规模介入政治，用法国学者雷蒙·阿隆的话说，“他们以一种特有的敏感体验到自己祖国的命运”，但结局事功亦大相径庭，陶希圣就是一个显例。“书生而论政，论政犹是书生。”小说中陶希圣在决心追随汪精卫前夕向爱女琴薰无奈吐露了自己从政的心声，自1927年身兼数所大学教授之职的陶希圣依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至彼时十余年，夹在历史缝隙中的陶希圣开始悔悟，并自嘲书生论政的悲喜。
　　陶希圣追随汪精卫到底出于何种原因?沈宁在小说中的观点是，陶希圣几乎“自投罗网”式地跟从汪精卫是报答“知遇之恩”，“我从十六年前在武汉军校做教官起，汪先生一直很看重我。……这种时刻，汪先生特别需要有人帮助。朋友情谊为重，我不好看他孤自一人挣扎，狠心不去帮他一把。”小说中陶希圣面对女儿这样说道。而当得知汪精卫企图建立南京新政府分裂中国投向日本时，陶希圣依然带有书生傻气地信任汪精卫，“我要去告诉汪先生，划清主和与投敌的界限，把和平运动与分裂政府两件不同的事分开。”直到错愕地认识到汪精卫卖国投敌的真相，幻灭、山穷水尽的陶希圣首先想到的是自杀，“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死法：投水呢?触电呢?”
　　消沉摇摆中陶希圣最后能重回抗日救国怀抱，其妻子家人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們现在就去救他。”陶希圣在香港的家人同赴上海。同样，在得到国民政府保护、谅解的承诺后，陶家人留在上海虎穴作为人质，保护陶希圣脱离汪精卫，并在杜月笙帮助下，全家在香港再次团圆，汪伪密约随即公布。
　　此时“功臣”陶希圣想到的却是有愧于“汪先生”，感慨汪先生没有公开责难陶某。同样是出于报答蒋介石不杀之恩，陶希圣后半生死心塌地跟随蒋介石，“食其禄，忠其事”，甚至代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以及之后一系列重要文告，包括1949年蒋介石下野声明。但即便与蒋共命运，陶希圣依然感慨“未能尽展其才与尽致其用”，再一次表明书生‘参政而不知政’的悲哀。陶希圣晚年写诗回忆一生，对沉浮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无限感慨，“早岁尝怀经世志，暮年不倦说天心。”
　　
　　《逼近的瘟疫》
　　
　　这本书看起来很像惊悚小说，但它却是一部为女记者劳里·加勒特赢得了普利策奖的纪实作品，作者并非危言耸听。此书初版至今的几十年间，艾滋病从非洲和美国爆发，逐步蔓延到全世界；一度被消灭的疟疾又在热带地区死灰复燃，杀伤力超过以住；SARS曾在几个月间肆虐于中国大地，吞噬了多少鲜活的生命。在这部让人紧张的书里，作者记录了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地瘟疫爆发的过程，冷静地分析了瘟疫产生的根源，告诉人们：在与瘟疫的战争中人类并不是胜者。
　　
　　《极权主义的起源》
　　
　　这是一本迟到的书。当汉娜·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故事被广泛传播、思考和探讨之后很久，我们迎来了阿伦特代表作的出版。这本在西方政治学著作中屈指可数的名著根植于这个犹太女学者早期颠沛流离的生涯。一等她安定下来她便开始反思极权主义的起源、运行机制和内在机理。她深入人类历史中不体面的过去并放大那些阴影与污秽的部分，因为要真正抛弃它们，也许最好的办法是永远提醒我们自己，它随时会卷土重来。
　　
　　《羌在汉藏之间》
　　
　　王明珂，1952年出生于台湾，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近十年来从事羌族社会文化、历史记忆与族群现象的田野调查研究。在这本著作中，王明珂教授以羌族来说明华夏的成长历程，以及推动此成长历程的社会与文化微观过程。当此书的简体字版本即将印行之际，羌族聚居地发生了大地震，噩耗传来，举世同悲。原来对羌族历史这类“冷僻”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的读者，因为汶川地震而对汶川产生了特别的感情，从而有了想了解羌族文化与历史的冲动，那么此书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