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银行成立时，到账的只有80万元债款和20万元流转资金，毛泽民难为无米炊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民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处在残酷战争环境下的临时中央政府，经济补给极为困难，财政金融秩序混乱，成立国家银行，以此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已刻不容缓。而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仅仅是个框架，任命的10名部长有几位没有到任。财政部长邓子恢因忙于发动闽东农民运动，指导闽南游击战争，短时间内还不能到职。既要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更要保证军需，支撑前方战事，毛泽民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从毛泽民进入中央苏区到开始长征整整三年时间，兄长毛泽东在很长时间内身处逆境，遭受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甚至一度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面对这些，毛泽东胸襟坦荡、意志更加坚定。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毛泽民凭着特有的忠诚、坚忍、稳健和实干，责无旁贷地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
　　国家银行创建之初，算上行长毛泽民只有5名工作人员。而红军部队的军需物资、政府机关的一切费用、苏区军民的衣食，都由国家银行一揽子包下来。毛泽民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启动资金。按章程规定，建立国家银行需财政部拨款100万元。而实际到账的80万元是债款，其余20万元还是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不久又被财政部调走了。
　　1932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毛泽民把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建立国家金库，将接收财政部的全部库存现金存入银行；规定打仗筹款和缴获的物资一律上交金库；为执行中央根据地内统一财政、统一货币作准备。
　　国家银行的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缴获物资。统一财政首先是把战争中的战利品由银行统管起来。因此，国家银行在各部队设立了派出机构，重要地方还派了工作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毛泽民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为了把战争中的战利品尽快存入金库，他经常深入前方，实地指导，帮助部队建立财政系统。
　　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打下漳州城。毛泽民率领前方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来到漳州。白天，他走街串巷，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晚上，他又忙着检查没收、征集到的物资，研究战利品和金银财物的运输问题。
　　这次出征，红军变被动为主动，消灭了敌人，补充了自己，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筹集到许多金银珠宝及苏区奇缺的布匹、医药、汽油和食盐，还筹得100多万元大洋的军费。毛泽民在当地请了不少挑夫，把这些物资挑回瑞金，初步缓解了苏区资金匮乏和供给紧张的困难。
　　国家银行的有效运行，促进了中央苏区各省、县分行、支行的建立。4月初，福建分行正式成立，赖祖烈任分行行长。毛泽民专程从叶坪来到汀州，主持开业典礼。不久，江西分行也在宁都成立。福建分行和江西分行还设立了多处兑换处和收买金银处。各县政府、各军经理机关也设立了代兑处。
　　在开创党的经济工作的长期实践中，毛泽民积累了丰富的理财经验，但在创办国家银行初期，也遇到不少困难。起初，筹备和实行银行代理金库的工作，大家都不知从何处着手，只能做些整顿账簿和表格的工作。每当这时，毛泽民就向毛泽东请教，与邓子恢商量，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
　　毛泽民还注意查找敌我双方的有关资料作参考。有一次，接收前方来款，银行的同志偶然发现包现洋的纸张竟是一张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和会计科长曹菊如仔细看后，如获至宝。借助这张四联单的启发，他们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和钻研，初步草创了金库管理条例。随后，国家银行又逐步建立起会计、预算、决算和审计等各种制度。
　　为了支援根据地建设，为革命集中社会财力，国家银行明确规定，党政军各机关和公营企业必须在银行开户，有款存入银行，借款按透支办理手续。国家银行也发放贷款，大部分用于支持外贸的发展。当年，苏区的手工业和合作事业发展很快，国家银行多次放款予以支持。为了稳定粮食市场，国家银行还向粮食调剂局发放贷款，秋收时，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的价格卖出，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
　　国家银行的各项业务工作全面铺开后，总行的组织管理机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到1932年冬天，总行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开始实行处、科两级管理。1933年4月，国家银行随中央机关迁到沙洲坝后，工作人员增加到50多人。
　　地处闭塞的山区农村，缺乏专业的金融、财会人员，国家银行的工作怎样才能适应动荡的战争环境？1933年春天，林伯渠从苏联回国，进入中央苏区，任国民经济部长，后又兼任财政部长。毛泽民经常向林伯渠请教，还与林伯渠商量，举办了一个专门培养财会人员的训练班，由林伯渠和毛泽民亲自授课。毛泽民经常对学员们说：“我们是为工农持家，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要不，就没得吃，没得穿，怎么谈得上打反动派呢？”他还说：“财经工作是管钱、管物的，不能差错分毫，要细心，要廉洁奉公。”
　　毛泽民是中央财政特派员，经常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筹办军需物资。他总是一双草鞋，一顶斗笠，背包里还装有账簿和算盘。红军战士开玩笑地说：“毛行长的办公室就打在背包里！”
　　
　　邓子恢称赞说，统一财政，统一货币，是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发行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是国家银行的特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均发行过纸币。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白区的杂币也在中央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方面破坏苏区的金融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
　　发行苏区统一的货币要适应根据地商品流通的规模，准备工作要比筹建银行机构困难得多。另外，发行货币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要有人设计票面图案。
　　经过调查了解，毛泽民找到汀州城里的一家印刷社。那里的人告诉他，汀州有一位叫黄亚光的人，能写会画，也许能搞票子。
　　听说要设计苏区钞票，这下可把黄亚光难住了。当时，根据地连最起码的绘图工具都买不到。后来，还是毛泽民托人从上海买来两脚规、鸭舌笔以及刻制石印模的工具。毛泽民还与黄亚光商量苏区纸币的防伪问题。黄亚光说：“技术上搞准确一些，再做上暗记，造假就困难了。”经过精心构思，象征苏区军民在马列主义指引下努力建设新世界的图案跃然纸上。
　　1932年7月7日，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又称“苏维埃国币”，有1元、5角、2角、1角、5分，五种票面。1元票正面为紫红色，横楣书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字样，票面中央有革命导师列宁的头像，票面下方的两边，分别是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国家财政部部长邓子恢的签字。
　　在发行纸币的同时，国家银行也开始酝酿制造银币。
　　一天，毛泽民拿着两张银币图样，来到造币厂。厂长谢里仁仔细看过图样后，激动地说：“这回可好了，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也有自己的银币了！以后再也不用铸什么‘大头洋’、‘小头洋’了。”
　　毛泽民诙谐地一笑：“银币要铸，银洋也要铸，银币只能在苏区流通，我们还要到白区去买东西嘛！”
　　在旧中国，由于封建割据，币制尚未完全统一。金银本身都是硬通货。按理说，用金银加工出价值等量、尺寸规范的硬币，在各地都能通用。
　　漳州战役期间，红军在福建上杭缴获了一套铸币机。中央造币厂成立后，很快投入机械化生产。制造银币的原料都是打土豪得来的银器、手饰，经过配料、熔炉、出坯、过秤、印花、挂边、洗药等多道工序加工成硬币。这台铸币机，本来只能铸银币，经过改装后，也能铸造银洋。当时，墨西哥鹰洋在中国南部、中部各省流通非常广泛，几乎成为主币。经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对外贸易局从上海购来一台墨西哥鹰洋铸币机。这就大大方便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