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回到桑植。正是三月，桑树发芽的时候，桑植因到处生长着桑树而得名。漫山遍野的鹅黄嫩绿，使我陷入了对一个人的回想和思念：120年前的3月22日，父亲贺龙就诞生在桑植的洪家关。
　　桑植地处湖南、湖北和贵州三省边缘，在中国，但凡边地，大半为群山雄峙的荒蛮之地，居住着性情粗放的少数民族。查阅史志，桑植亦然，在它10426个山头下散落着白、苗、土家等28个民族。因为偏僻、封闭，各民族杂居，民风迥异而强悍，父亲的血管里，就流着悍勇之血。他少小习武，12岁跟着任哥老会小首领的姐夫谷绩廷去赶马，当骡子客，在湘鄂川黔边崎岖难行的山道上翻山越岭，风餐露宿。13岁长成一个虎背熊腰、高大伟岸、天不怕地不怕的壮汉。1916年，他登高一呼，带领几个兄弟，用人们常说的两把菜刀，砍了芭茅溪盐局税卡，夺得13支毛瑟枪，此后戎马一生。
　　1927年8月1日，父亲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出任南昌起义总指挥，打响了以革命武裝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军在南下途中失败后，父亲跟着周恩来从香港辗转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周恩来对我父亲说，贺胡子，把你的部队打光了，革命正处于低潮，先送你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几年军事吧。我父亲说不去，我贺龙是大老粗，不认识外国的洋码字，还是让我回湘西拉队伍吧。就这样，1928年2月初，我父亲和他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一起，经洪湖回到故乡桑植的邻县石首桃花山地区，举行“年关暴动”，之后以这支农民武装为基础，逐渐创建了红二军团。1934年8月，当中央红军以惨重代价越过湘江，深入贵州境内，身为红二、六军团总指挥的父亲也没有料到，在与国民党湘军主力的激战周旋中，左冲右突，打来打去，最后打回到了他的故乡桑植。用父亲的话说，是桑植用它颠连起伏的山峦掩藏了他这支部队，用浓郁的情谊和贫瘠的食粮喂养了他这支部队。在桑植，红二、六军团利用它特殊的地形地貌，把对湘军取攻势、对鄂军取守势，颠倒过来，转变为对湘军取守势、对鄂军取攻势，把战线推进到湖北宣恩和恩施一带。这之后，换手如换刀，红军连续取得了忠堡和板栗园大捷，活捉了国民党军纵队司令、第41师中将师长张振汉，把满腹经纶、著有多部军事和地理学术著作的另一个师长谢彬斩于马下。
　　我就在这时的捷报声中出生，父亲与刚成为我姨父的红二、六军团副总指挥萧克，红六军团政委王震，额手称庆，给我取名为贺捷生。18天后的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
　　“黑夜茫茫风雨狂，跟随常兄赴疆场。流血身死何所惧，刀剑丛中斩豺狼。”写下这首诗的，是我的堂叔贺锦斋（原名贺文秀）。诗里的那位“常兄”，便是我父亲贺龙（父亲最早的名字叫贺文常）。比我父亲多读了几年书的贺锦斋，景仰堂兄敢作敢为，1919年毅然决然加入了父亲的队伍。他开始给我父亲当卫士，逐渐升为营长、团长，到南昌起义时，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成了父亲的左膀右臂。在起义战斗中，有众多桑植子弟任各级军官的第一师打得最顽强，也最残酷。昼夜激战四小时，终于歼敌一部，迫使余部投降。起义军南下潮汕途中，第一师又参加了瑞金和会昌战斗，同样战绩辉煌。南昌起义军被打散后，为了找党，他追随父亲也到了上海。父亲说秀弟，党我找到了，你先回湘西去，把部队打散后回到老家的官兵收拢起来，我随后就到。年关临近时，我父亲和周逸群与贺锦斋在短短几个月里组织的游击队会合。十几天后发生的“年关暴动”之所以震动三湘，就因为有他这支部队密切配合。1928年9月初，由于出了叛徒，红四军遭到敌武装合围，为掩护父亲率主力部队突围，贺锦斋亲率警卫营和手枪连撕开包围圈，打退敌人潮水般的一次次进攻，直至中弹牺牲。对此，父亲深为悲痛，几十年都为他感到惋惜。
　　2008年，我大女儿贺来毅做了一件让桑植的父老乡亲交口称赞的事：回桑植翻山越岭，走家串户，寻访革命烈士踪迹，自己动手摘抄、整理并自费出版了一部跟随我父亲打江山但最终献出了生命的革命烈士名录。成书之日，望着这本厚厚的名录，我们都吓了一跳：从大革命到全国解放，光是我们贺氏家族有名有姓为国捐躯的烈士，就有几百人。如果算上远近亲戚，有好几千人。在桑植，那么多人跟着我父亲走，经历了那么频繁、那么惨烈的战斗，大部分人倒下了。这些人有的在烈士名录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有的连名字也没有。解放后父亲从未回过桑植，是否因为无法面对那么多失去亲人的父老乡亲？我想，肯定有此因素。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共和国刚刚诞生，从故乡寄来的寻找亲人的信件，就像雪片那般飘落在父亲的书桌上，而父亲每当读这些信，都会眼睛湿润，叹声连连。
　　长征后再没有回去过，让父亲几十年念念不忘的桑植啊……
　　（摘自《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