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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资本论》三卷中文全译本由上海生活读书出版社分三次公开发行出版。在战火纷飞中诞生中文全译本实属不易，此时距离1904年马一浮从美国带回《资本论》德文版已有34年，距离1930年陈启修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已有8年;而距离1974年中央编译局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即《资本论》第三卷）最终出版尚有36年。《资本论》被世人誉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巅峰之作，这部皇皇180万字政治经济学名著中折射的思想光芒和包含的学术真理引起了近代无数中国有识之士的瞩目，但其专业的深度和磅礴的体量令众多翻译者望而却步，纵有一试者也因时势不济而搁浅。郭大力联合王亚南在1928年至1938年间以十年之力翻译出《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个中历史值得追念。
郭大力是《资本论》中文译者中最重要的人物，还有另一位合作译者，即后来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1938年8月，郭大力就曾在《资本论》“译者跋”中对两人分工有过如下说明：“就第一卷说，序跋以及由第一篇至第四篇是我译的;第五篇至第一卷终，是亚南译的。就第二卷说，序和第一篇，是亚南译的。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译的。但到第三卷，因为亚南担任更重要工作的缘故，他只能译极小的部分了（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余的部分就都归到我肩上来了。我为使译名统一，笔调近于一致起见，曾对全稿负起责任。”在十年的翻译工作中，郭大力承担了主要的翻译任务、三卷本的统稿、绝大部分译稿的核校和润色工作。
郭大力 
王亚南
二人这次跨越了十年的合作了却了当时众多知识分子完整翻译《资本论》的夙愿，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们的合作翻译始于“大佛寺计划”。1928年初，投身大革命的江西南康籍青年知识分子郭大力在革命失败后，来到了杭州大佛寺，决心要完整翻译《资本论》，以使中国获得先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这位原本在厦门大学攻读化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19岁时转学至上海大夏大学攻读哲学，開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后来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立志完整翻译《资本论》这个了不起的决定时说：“我译这部书，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很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翻译的能力。1928年，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实际上，半年前他刚大学毕业，当时正因有宣传“赤化”思想之嫌，被任教的省立上海中学解聘，才从上海来到杭州大佛寺寄居。
恰巧，1928年1月，在北伐学生军教导团任政治教员的王亚南在大革命失败后也来到了杭州大佛寺，打算靠创作小说谋生。23岁的郭大力与27岁的王亚南一见如故，很快结为至交。相较于谋生，更加迫切希望寻求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的王亚南，在郭大力的鼓励下放弃了没有写完的小说，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郭大力遂邀请王亚南一起完整翻译和研究《资本论》，共同的志向让两位青年知识分子一拍即合，两人商定了经济学研究包括翻译《资本论》在内的宏大计划。其时，郭大力已经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但因理论准备和翻译经验不足，加上生活面临的困顿，翻译遇到了阻碍，不得不选择中断。1928年秋，王亚南东渡日本，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同年底，郭大力回到上海，任教于上海大夏中学，业余自修德语并钻研西方政治经济学。二人共同为未竟的事业积蓄力量。
自1928年初译《资本论》第一卷后，直到1935年底郭大力和王亚南才再次投入《资本论》的翻译工作，期间有七八年时间，需要强调的是二人并没有放弃这项事业，而是按原定计划翻译其他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名著，其中很多是比《资本论》诞生更早的名著。二人在这七八年间为全译《资本论》做学术史梳理、学术理论储备等前期工作，为译好这部经典巨著做了充分的准备。
自大佛寺一别后，身处上海的郭大力和身处日本的王亚南都首先选择克服语言上的难关，下力气刻苦修习德语，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直接翻译德语原著《资本论》，而不是像当时很多中文译著一样从其他语言译本转译。同时开始动手练兵，翻译其他著作，从实践中提升翻译和研究水平。在日本游学的王亚南1930年开始翻译爱德华·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和日本高畠素之的《地租思想史》等。1930年至1933年这两三年间他把大量的研究精力放在世界经济学学术史的梳理上，先后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世界经济名著讲座》《正统派经济学名著（上、中、下）》《苏俄经济学论战》《历史学派经济学名著》《关于经济学之几个别号的诠释》等文章，同时编写了《经济学史》，翻译了英国克赖士的《经济学绪论》。1934年夏，他在友人资助下得以前往马克思的故乡欧洲，寓居德、英一年多，刻苦学习德语，深入考察研究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完成了《德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的写作。这段游学经历极大地提振了他全译《资本论》的信心。在上海大夏中学任教的郭大力虽然未能有像他朋友这样丰富的经历，但他目标明确、意志坚强，以极大的热情把经济学翻译当作毕生的事业来追求。他陆续翻译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即《人口原则》）、依利的《经济学大纲》，两部译著于1933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特别是翻译了推崇劳动价值理论的德国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的《生产过剩与恐慌》，这部译著193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为他过渡到全译《资本论》奠定了直接的学术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二人始终信守承诺，联手逐步实施翻译计划。1930年，天各一方的二人开始联手翻译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这部名著翻译完后就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首次出版（该书于1962年9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再版，更名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部作者自称“全英国未必有二十五人能够读懂”的著作一经译出，无人相信竟出自两个年轻人之手。二人合译的另一部经典名著英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上卷）于1931年1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首次出版;1932年8月，二人合译的《国富论》（下卷）也由上海神州国光社首次出版（该书上下卷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72年、1974年再版，书名改按原著全称翻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这两年间二人能如此频繁顺畅地进行翻译合作，与他们都将翻译视作研究入门的认识不无关系。而且，1931年底王亚南由日本返回了上海，重逢的二人把主要精力暂时放在翻译上。二人联手翻译德语名著是从德国F.H.奈特的《欧洲经济史》开始的。1934年夏，即将前往欧洲的王亚南将该书尚未译完的四章交给郭大力继续翻译。郭大力完成翻译后，该书由上海世界书局于1935年3月出版。该书的翻译出版直接推动二人重新着手翻译《资本论》。
1935年秋，王亚南由伦敦前往日本，年底回到上海，与郭大力会面，二人决定立即着手翻译《资本论》。此时，郭大力在杭州大佛寺初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译稿已经毁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寇侵华的炮火中。一切只能从头开始，但已经准备了八年的二人此时已是成竹在胸，此后他们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
再次动笔后，二人遭遇最大的难题不是翻译问题，而是出版难题。一方面，因为《资本论》三卷部头大，成本投入压力大，出版商出于经济效益考虑，比较谨慎。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资本论》和很多红色书籍一样，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1932年，王思华、侯外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不仅由译者自掏腰包在“北京国际学社”出版，而且印刷还是托关系后才得以在北平京华印书局秘密印刷。据统计，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出版物有2000余种。不光是国民党当局查禁，当时欧美帝国主义也很恐惧《资本论》的传播。在当时的香港，英国当局不允许挂号邮寄《资本论》;驻越南海防的法国军队强制没收过境的《资本论》。在这样的形势下，郭大力和王亚南一直为《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前途担忧。1936年前后，郭大力主动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接洽《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意向，但两家出版社出于政治风险的考虑，都没有应承下来。此时有一家出版社主动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它就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设在上海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的三位负责人艾思奇、黄洛峰、郑易里均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们是《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的重要推动者和支持者。在得知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资本论》之前，读书生活出版社就有出版全译本的计划，但一直没有物色到合适的译者。1936年初，身处国统区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在处境并不理想的情况下，由艾思奇出面与郭大力洽谈签署了翻译出版合同，并每月预支稿费，全力支持二人翻译《资本论》。
与出版社商定以1936年至1937年两年时间译完《资本论》三卷之后，郭大力和王亚南便全身心投入了翻译工作。他们翻译依据的是苏联1932—1934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编辑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的底本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同时参考日文版以及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第一卷译本，以确保高质量译出全本。这段时间，二人仿佛又回到了八年前的杭州大佛寺，为了译好《资本论》，他们频繁见面，经常在一起讨论切磋。好景不长，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此时二人仅译好《资本论》第一卷。在战火纷飞的上海显然已经无法安心进行翻译工作。将译好的第一卷书稿交给出版社后，郭大力便带着妻小离开上海，辗转回到江西赣南老家，继续进行第二卷、第三卷的翻译工作。王亚南也于1938年初离开上海，经香港到武汉，出任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1938年武汉被日军侵占后，王亚南辗转到达重庆。这一阶段与出版社的沟通联络便由王亚南负责。虽是乱世，译者和出版社均没有放弃这项事业。两位译者坚持翻译。尤其是回到老家的郭大力谋得了一方清净书桌，每天能译上万字，间隔一段时间就把誊写好的译稿用挂号信寄往重庆王亚南处，再由王亚南转寄到上海的出版社，后来局势相对平稳后就直邮出版社。在重庆的王亚南也译笔未停。
1938年首版《资本论》全译本与之后出版的《〈資本论〉补遗勘误》
1938年，南京沦陷之后，上海租界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在最短的时间里出齐《资本论》三卷本。4月，出版社负责人之一郑易里力邀郭大力离赣到沪集中完成全书的翻译和校订工作。郭大力立即启程，辗转到达上海，马上投入工作，与出版社的编辑人员经过四个多月不分昼夜的努力，终于推出第一个《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第一卷于1938年8月31日初版，共661页;第二卷于9月15日初版，共430页;第三卷于9月30日初版，共766页。这个版本的第三卷末有郭大力于1938年8月13日写的“译者跋”，之后是“读者意见表”。首印3000套，既有精装版，也有平装版，其中2000套由于日本侵华战祸在运输途中沉入海底。读书生活出版社马上又加印了2000套。因此，首版实际印刷了5000套。这些书经广州湾转运到大后方。又经过许多曲折和险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设法把一批书运往革命圣地延安。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终于诞生并传播开来。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一个巨大的突破。
郭大力、王亚南所翻译的《资本论》三卷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是唯一的全译本，也是最完备的版本，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在解放区，第一版《资本论》全译本成为众多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案头书，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延安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还领导组织了《资本论》学习小组;在国统区，全译本的出版也引起了重视。但郭大力和王亚南都清楚，因为出版时间仓促，全民族抗战背景下相隔千里的二人难以有机会当面交流，加上出版社编校排版人员人手不足等原因，造成该书译文（尤其是第二、三卷）中存在不少错误甚至是误排，需要对全书重新进行校订。由于王亚南早已把工作重心转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加上1940年他应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邀请赴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又创办了《经济科学》杂志，无暇再顾及《资本论》译本的修訂工作。这项工作便完全落在了当时在赣县中学高中部任教的郭大力的肩上。
1939年至1940年间，郭大力花了约一年时间对第一版进行了全面校订。他将《资本论》校正文字按页、行顺序编制了一个长达33页、1700多处订正处的详细勘误表。1940年5月，他将勘误表寄给了读书出版社（1939年读书生活出版社改名为读书出版社）。当年，读书出版社将勘误表和彭迪先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补遗《资本生产物的商品》（即1863—1865年马克思手稿中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第一部分“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一文编排在一起，冠以《〈资本论〉补遗勘误》书名加以出版，并随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全译本发行。1947年，全译本由读书出版社第三次重印，印2000套。1948年，全译本首版十年之际，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得以再版，由读书出版社出版，光华书店发行。第一次根据勘误表对正文进行了修订，此版扉页前还附加了马克思的单人照。第一卷716页，第二卷440页，第三卷779页，每卷相较首版都有增加。这个版本一共印刷发行了3000套。
1948年版《资本论》扉页上的马克思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人民出版社决定再版郭大力、王亚南《资本论》全译本，这一版本在1953—1963年的十年间多次重印，第一卷和第二卷重印了九次，第三卷重印了七次，每卷的发行量均达16万册。人民出版社的这版《资本论》经过了郭大力的全面修译。新中国成立后他便着手这项工作，1950年5月基本完成了第一卷的译文修改工作。当年，他调任中央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前身），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修订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最终，修订工作在1953年全部完成。1953年4月21日，新华社还专门发布了《资本论》修订和再版的专题信息，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扩大了图书的影响力。
1953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
很快，郭大力对这个版本进行了第二次修订。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热潮，郭大力、王亚南《资本论》全译本成为热门图书，出版方一再加印。郭大力受全国阅读热潮的鼓舞，决心对《资本论》再做一次全面的校译。当时他虽受脑血栓后遗症影响，但就如之前的任何一次翻译或校订一样，他对这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耐心。从1963年起，他重新拿起德文原著，并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和英文译本，对译本做了一次全面的校译。这个修订版继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63年12月，重新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964年11月，重新修订的《资本论》第二卷出版。1966年6月，重新修订的《资本论》第三卷出版。这个版本既有布面和纸面两种精装本，也有普通的平装本。另外，在毛泽东提议下，这个版本在1968年还出版了三卷29册的大字本。现在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正是深受第三次修订版本的影响。
在近40年的漫长岁月里，郭大力、王亚南的《资本论》全译本是中国唯一的权威译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也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出了关键的一步。20世纪70年代，中央编译局组织人员翻译《资本论》第一卷时，逐句对照了郭大力、王亚南译本;《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则直接在郭大力、王亚南译本上进行了校订;中央编译局人员还数次拜访郭大力，请他为译文提意见。可以说，1974年和1975年的《资本论》官方权威译本也凝聚了郭大力和王亚南的智慧力量。
目前，《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仍在发行传播。时隔80余载，它仍能经受住读者挑剔的眼光，流传不息，释放经典的光芒，与二位译者正义凛然的爱国情怀、骨气昂然的文化担当、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密不可分。
（责任编辑 张利军）
郭大力与王亚南的“大佛寺计划”
郭大力是《资本论》中文译者中最重要的人物，还有另一位合作译者，即后来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1938年8月，郭大力就曾在《资本论》“译者跋”中对两人分工有过如下说明：“就第一卷说，序跋以及由第一篇至第四篇是我译的;第五篇至第一卷终，是亚南译的。就第二卷说，序和第一篇，是亚南译的。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译的。但到第三卷，因为亚南担任更重要工作的缘故，他只能译极小的部分了（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余的部分就都归到我肩上来了。我为使译名统一，笔调近于一致起见，曾对全稿负起责任。”在十年的翻译工作中，郭大力承担了主要的翻译任务、三卷本的统稿、绝大部分译稿的核校和润色工作。
二人这次跨越了十年的合作了却了当时众多知识分子完整翻译《资本论》的夙愿，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们的合作翻译始于“大佛寺计划”。1928年初，投身大革命的江西南康籍青年知识分子郭大力在革命失败后，来到了杭州大佛寺，决心要完整翻译《资本论》，以使中国获得先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这位原本在厦门大学攻读化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19岁时转学至上海大夏大学攻读哲学，開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后来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立志完整翻译《资本论》这个了不起的决定时说：“我译这部书，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很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翻译的能力。1928年，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实际上，半年前他刚大学毕业，当时正因有宣传“赤化”思想之嫌，被任教的省立上海中学解聘，才从上海来到杭州大佛寺寄居。
恰巧，1928年1月，在北伐学生军教导团任政治教员的王亚南在大革命失败后也来到了杭州大佛寺，打算靠创作小说谋生。23岁的郭大力与27岁的王亚南一见如故，很快结为至交。相较于谋生，更加迫切希望寻求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的王亚南，在郭大力的鼓励下放弃了没有写完的小说，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郭大力遂邀请王亚南一起完整翻译和研究《资本论》，共同的志向让两位青年知识分子一拍即合，两人商定了经济学研究包括翻译《资本论》在内的宏大计划。其时，郭大力已经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但因理论准备和翻译经验不足，加上生活面临的困顿，翻译遇到了阻碍，不得不选择中断。1928年秋，王亚南东渡日本，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同年底，郭大力回到上海，任教于上海大夏中学，业余自修德语并钻研西方政治经济学。二人共同为未竟的事业积蓄力量。
七年学术准备奠定坚实翻译基础
自1928年初译《资本论》第一卷后，直到1935年底郭大力和王亚南才再次投入《资本论》的翻译工作，期间有七八年时间，需要强调的是二人并没有放弃这项事业，而是按原定计划翻译其他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名著，其中很多是比《资本论》诞生更早的名著。二人在这七八年间为全译《资本论》做学术史梳理、学术理论储备等前期工作，为译好这部经典巨著做了充分的准备。
自大佛寺一别后，身处上海的郭大力和身处日本的王亚南都首先选择克服语言上的难关，下力气刻苦修习德语，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直接翻译德语原著《资本论》，而不是像当时很多中文译著一样从其他语言译本转译。同时开始动手练兵，翻译其他著作，从实践中提升翻译和研究水平。在日本游学的王亚南1930年开始翻译爱德华·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和日本高畠素之的《地租思想史》等。1930年至1933年这两三年间他把大量的研究精力放在世界经济学学术史的梳理上，先后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世界经济名著讲座》《正统派经济学名著（上、中、下）》《苏俄经济学论战》《历史学派经济学名著》《关于经济学之几个别号的诠释》等文章，同时编写了《经济学史》，翻译了英国克赖士的《经济学绪论》。1934年夏，他在友人资助下得以前往马克思的故乡欧洲，寓居德、英一年多，刻苦学习德语，深入考察研究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完成了《德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的写作。这段游学经历极大地提振了他全译《资本论》的信心。在上海大夏中学任教的郭大力虽然未能有像他朋友这样丰富的经历，但他目标明确、意志坚强，以极大的热情把经济学翻译当作毕生的事业来追求。他陆续翻译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即《人口原则》）、依利的《经济学大纲》，两部译著于1933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特别是翻译了推崇劳动价值理论的德国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的《生产过剩与恐慌》，这部译著193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为他过渡到全译《资本论》奠定了直接的学术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二人始终信守承诺，联手逐步实施翻译计划。1930年，天各一方的二人开始联手翻译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这部名著翻译完后就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首次出版（该书于1962年9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再版，更名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部作者自称“全英国未必有二十五人能够读懂”的著作一经译出，无人相信竟出自两个年轻人之手。二人合译的另一部经典名著英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上卷）于1931年1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首次出版;1932年8月，二人合译的《国富论》（下卷）也由上海神州国光社首次出版（该书上下卷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72年、1974年再版，书名改按原著全称翻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这两年间二人能如此频繁顺畅地进行翻译合作，与他们都将翻译视作研究入门的认识不无关系。而且，1931年底王亚南由日本返回了上海，重逢的二人把主要精力暂时放在翻译上。二人联手翻译德语名著是从德国F.H.奈特的《欧洲经济史》开始的。1934年夏，即将前往欧洲的王亚南将该书尚未译完的四章交给郭大力继续翻译。郭大力完成翻译后，该书由上海世界书局于1935年3月出版。该书的翻译出版直接推动二人重新着手翻译《资本论》。
在炮火中诞生的《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935年秋，王亚南由伦敦前往日本，年底回到上海，与郭大力会面，二人决定立即着手翻译《资本论》。此时，郭大力在杭州大佛寺初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译稿已经毁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寇侵华的炮火中。一切只能从头开始，但已经准备了八年的二人此时已是成竹在胸，此后他们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
再次动笔后，二人遭遇最大的难题不是翻译问题，而是出版难题。一方面，因为《资本论》三卷部头大，成本投入压力大，出版商出于经济效益考虑，比较谨慎。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资本论》和很多红色书籍一样，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1932年，王思华、侯外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不仅由译者自掏腰包在“北京国际学社”出版，而且印刷还是托关系后才得以在北平京华印书局秘密印刷。据统计，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出版物有2000余种。不光是国民党当局查禁，当时欧美帝国主义也很恐惧《资本论》的传播。在当时的香港，英国当局不允许挂号邮寄《资本论》;驻越南海防的法国军队强制没收过境的《资本论》。在这样的形势下，郭大力和王亚南一直为《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前途担忧。1936年前后，郭大力主动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接洽《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意向，但两家出版社出于政治风险的考虑，都没有应承下来。此时有一家出版社主动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它就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设在上海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的三位负责人艾思奇、黄洛峰、郑易里均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们是《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的重要推动者和支持者。在得知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资本论》之前，读书生活出版社就有出版全译本的计划，但一直没有物色到合适的译者。1936年初，身处国统区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在处境并不理想的情况下，由艾思奇出面与郭大力洽谈签署了翻译出版合同，并每月预支稿费，全力支持二人翻译《资本论》。
与出版社商定以1936年至1937年两年时间译完《资本论》三卷之后，郭大力和王亚南便全身心投入了翻译工作。他们翻译依据的是苏联1932—1934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编辑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的底本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同时参考日文版以及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第一卷译本，以确保高质量译出全本。这段时间，二人仿佛又回到了八年前的杭州大佛寺，为了译好《资本论》，他们频繁见面，经常在一起讨论切磋。好景不长，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此时二人仅译好《资本论》第一卷。在战火纷飞的上海显然已经无法安心进行翻译工作。将译好的第一卷书稿交给出版社后，郭大力便带着妻小离开上海，辗转回到江西赣南老家，继续进行第二卷、第三卷的翻译工作。王亚南也于1938年初离开上海，经香港到武汉，出任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1938年武汉被日军侵占后，王亚南辗转到达重庆。这一阶段与出版社的沟通联络便由王亚南负责。虽是乱世，译者和出版社均没有放弃这项事业。两位译者坚持翻译。尤其是回到老家的郭大力谋得了一方清净书桌，每天能译上万字，间隔一段时间就把誊写好的译稿用挂号信寄往重庆王亚南处，再由王亚南转寄到上海的出版社，后来局势相对平稳后就直邮出版社。在重庆的王亚南也译笔未停。
1938年，南京沦陷之后，上海租界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在最短的时间里出齐《资本论》三卷本。4月，出版社负责人之一郑易里力邀郭大力离赣到沪集中完成全书的翻译和校订工作。郭大力立即启程，辗转到达上海，马上投入工作，与出版社的编辑人员经过四个多月不分昼夜的努力，终于推出第一个《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第一卷于1938年8月31日初版，共661页;第二卷于9月15日初版，共430页;第三卷于9月30日初版，共766页。这个版本的第三卷末有郭大力于1938年8月13日写的“译者跋”，之后是“读者意见表”。首印3000套，既有精装版，也有平装版，其中2000套由于日本侵华战祸在运输途中沉入海底。读书生活出版社马上又加印了2000套。因此，首版实际印刷了5000套。这些书经广州湾转运到大后方。又经过许多曲折和险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设法把一批书运往革命圣地延安。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终于诞生并传播开来。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一个巨大的突破。
历经数次修订郭、王译本终成经典
郭大力、王亚南所翻译的《资本论》三卷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是唯一的全译本，也是最完备的版本，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在解放区，第一版《资本论》全译本成为众多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案头书，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延安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还领导组织了《资本论》学习小组;在国统区，全译本的出版也引起了重视。但郭大力和王亚南都清楚，因为出版时间仓促，全民族抗战背景下相隔千里的二人难以有机会当面交流，加上出版社编校排版人员人手不足等原因，造成该书译文（尤其是第二、三卷）中存在不少错误甚至是误排，需要对全书重新进行校订。由于王亚南早已把工作重心转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加上1940年他应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邀请赴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又创办了《经济科学》杂志，无暇再顾及《资本论》译本的修訂工作。这项工作便完全落在了当时在赣县中学高中部任教的郭大力的肩上。
1939年至1940年间，郭大力花了约一年时间对第一版进行了全面校订。他将《资本论》校正文字按页、行顺序编制了一个长达33页、1700多处订正处的详细勘误表。1940年5月，他将勘误表寄给了读书出版社（1939年读书生活出版社改名为读书出版社）。当年，读书出版社将勘误表和彭迪先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补遗《资本生产物的商品》（即1863—1865年马克思手稿中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第一部分“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一文编排在一起，冠以《〈资本论〉补遗勘误》书名加以出版，并随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全译本发行。1947年，全译本由读书出版社第三次重印，印2000套。1948年，全译本首版十年之际，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得以再版，由读书出版社出版，光华书店发行。第一次根据勘误表对正文进行了修订，此版扉页前还附加了马克思的单人照。第一卷716页，第二卷440页，第三卷779页，每卷相较首版都有增加。这个版本一共印刷发行了3000套。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人民出版社决定再版郭大力、王亚南《资本论》全译本，这一版本在1953—1963年的十年间多次重印，第一卷和第二卷重印了九次，第三卷重印了七次，每卷的发行量均达16万册。人民出版社的这版《资本论》经过了郭大力的全面修译。新中国成立后他便着手这项工作，1950年5月基本完成了第一卷的译文修改工作。当年，他调任中央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前身），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修订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最终，修订工作在1953年全部完成。1953年4月21日，新华社还专门发布了《资本论》修订和再版的专题信息，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扩大了图书的影响力。
很快，郭大力对这个版本进行了第二次修订。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热潮，郭大力、王亚南《资本论》全译本成为热门图书，出版方一再加印。郭大力受全国阅读热潮的鼓舞，决心对《资本论》再做一次全面的校译。当时他虽受脑血栓后遗症影响，但就如之前的任何一次翻译或校订一样，他对这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耐心。从1963年起，他重新拿起德文原著，并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和英文译本，对译本做了一次全面的校译。这个修订版继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63年12月，重新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964年11月，重新修订的《资本论》第二卷出版。1966年6月，重新修订的《资本论》第三卷出版。这个版本既有布面和纸面两种精装本，也有普通的平装本。另外，在毛泽东提议下，这个版本在1968年还出版了三卷29册的大字本。现在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正是深受第三次修订版本的影响。
在近40年的漫长岁月里，郭大力、王亚南的《资本论》全译本是中国唯一的权威译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也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出了关键的一步。20世纪70年代，中央编译局组织人员翻译《资本论》第一卷时，逐句对照了郭大力、王亚南译本;《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则直接在郭大力、王亚南译本上进行了校订;中央编译局人员还数次拜访郭大力，请他为译文提意见。可以说，1974年和1975年的《资本论》官方权威译本也凝聚了郭大力和王亚南的智慧力量。
目前，《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仍在发行传播。时隔80余载，它仍能经受住读者挑剔的眼光，流传不息，释放经典的光芒，与二位译者正义凛然的爱国情怀、骨气昂然的文化担当、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密不可分。
（责任编辑 张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