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仔议员”是民国政治史上的流行语。今人通常认为“猪仔议员”之称始于1923年曹锟贿选，但事实上在1918年的安福国会选举中此词就颇为流行。严格来说，“猪仔”并非直接骂议员为猪，而是把议员比作“猪仔”劳工。不过“猪”本就是常用的詈语，在传播时往往“猪”和“猪仔”劳工两义兼用。其表达的情绪有嘲笑、有愤恨，也有惋惜、有失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追求民主进步之路的曲折回环。

一、何为“猪仔”

　　猪仔，本指幼猪，又用来特称清末民初被卖到国外做苦力的劳工。他们受到“猪仔头”的利诱和暴力威胁，接受了欺骗性的契约，到南洋、古巴、秘鲁等地从事开矿、种烟草等力气活，饱受压榨而难以脱身。这种现象在近代早期就出现了。林则徐1839年即上奏称：“有一二夷船惯搭穷民出洋谋生……当其在船之时，船主皆以木盆盛饭，呼此等搭船华民一同就食，其呼声与内地呼猪相似，故人称买猪崽，其实只系受雇，并非卖身。”
　　可见此时就有“猪崽”之称，但林则徐认为此系招工而非卖身，不符合历史实情。“猪仔”劳工的真实遭遇，应如林有壬编写的《南洋实地调查录》中所言：“画押后驱至作工所在地，鞭挞凌虐，苦过于猪，呼吁无从，欲逃不得。至于水土之合宜与否尤无人过问。病死不过草草掩埋，染病不死，而羸弱不堪工作，则驱逐出外，怅怅无之，或葬身沟壑，以供蝇蚋咕嘬。此猪仔猪贩之名所由来也。”
　　可见所谓的“受雇”其实是奴役，与“卖身”无异。不过由于帝国主义者忌惮被称为奴隶贸易，所以披了一件契约劳动的外衣罢了。
　　而“猪仔”何其卑微，“议员”何等高上，两者却都因利诱而陷入罗网。“猪仔”贩子在诱骗华工时采取哄骗策略，大谈海外有金山银山，诱拐那些在家乡难以谋生的壮丁。“猪仔”们多为文盲，更不通洋文，没弄懂契约内容就稀里糊涂地在契约上画押，等到进入香港、厦门、广州等出洋口岸的贩运旅店，才发现自己成了笼中之鸟，“猪仔”贩子承诺的钱财也不能兑现。民初议员的遭遇与之类似，不过相比南洋的猪仔“要得着身价”，“肥大许多”。军阀统治下，武力是决胜政权的关键，选举沦为彰显合法性的饰品。军阀一般先礼后兵、软硬兼施，如果议员拒不合作，就包围国会、通缉议员，直至解散国会;而议员与之合作，又难脱反对派和民众的嘲骂。
　　为避免过于粗鄙，媒体常用比喻手法揶揄议员。比如有人把议员比作鱼，把组织行贿的议长称为鱼行老板，鱼议员贪食饵料，不觉间游入网中。再如用银圆的别称“哑板”和“立人”指代在议场沉默不言和只站立表决的议员。又如第一届国会议员有八百七十四名，于是以“八百罗汉”称之，等等。这些称谓虽然贴切，但都太文雅，不如“猪仔议员”明了直接，故在一段时间后被渐渐淘汰。

二、“安福猪仔”

　　今人多认为“猪仔议员”典出曹锟贿选，实际上早在五年前的另一场贿选中此词已被大量使用。据笔者所见，《民国日报》是最早在报道中连续使用“猪仔议员”的媒体。该报由叶楚伧等中华革命党人在1916年创办于上海，作为革命派的喉舌，对军阀政府口诛笔伐。1917年皖系军阀段祺瑞平定张勋复辟后再任国务总理，为独揽大权，没有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引发南方护法运动。1918年3月，段的心腹徐树铮联合王揖唐等人组织了安福俱乐部，并在5月起的新国会选举中“财力与势力并用”，希求完胜。
　　新国会选举期间，《民国日报》力劝士绅勿参与其中。5月8日《民国日报》发表时评，告诫有参選想法者不要求为议员最后反被人卖为“猪仔”。在报道新闻时，又把主动选议员称为“充猪仔”，把王揖唐派到上海活动的人称为“买猪仔者”，以有人退选的例子劝人“何苦为人作猪仔”。不过这种半骂半劝的效果不太显著，革命阵营外主动退出者很少。安福系联络各方，据传耗资达九百余万，获得了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议席，因而新国会亦称为安福国会。
　　新国会选举完成后，敌我已明，《民国日报》便毫不客气地用“猪仔”冠名安福议员了。8月国会开幕，该报标题“北京大猪行开张”;次年2月，国会歇会，标题“猪仔公司将关门”。为引人注目，该报常常刊登安福议员的逸闻，真假不知但相当诙谐，什么“猪仔携妓受大辱”（小标题“本来无颜见人，还敢捻酸弄醋”）、“猪仔议员吃耳光”（小标题“都是色鬼”）、“猪仔议员煞风景”等，把安福议员塑造成色胆包天、见钱眼开的形象。
　　除此之外，《大公报》《申报》《益世报》等也有“猪仔议员”的提法。不过此时该称谓基本局限在反奉阵营报纸内部，要到1923年曹锟贿选后，“猪仔议员”才广泛传播，而其所指代的群体已非安福议员。

三、曹锟贿选使“猪仔议员”风行

　　随着时局的变化，出现了吊诡的一幕：当年许多反“安福猪仔”的护法议员竟也成了“猪仔议员”。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为彰显“法统重光”，直系把黎元洪请回总统大位，并督促旧国会议员“依法”复职，于是护法议员纷纷北返。此后一年中，国会参与下的倒阁、政争不断，故又零星可见“猪仔议员”的指责。1923年6月，直系首领曹锟用武力迫使黎元洪辞职，大批反直议员离京，国会再次分裂。
　　自驱黎事件后，报纸逐日追踪京中议员动态，引发高度舆论关注。反直方指责留京议员因接受贿赂而投靠直系，人格低劣，与“猪仔”无异。但其实反直与拥直并非泾渭分明，许多议员在直系的北京和反直系的上海间奔波不息，“两面拿钱，一味流动”，“循环不息”，其丑态如此，难怪出现奚落“猪仔议员”的狂潮。《益世报》的一篇短文就颇为诙谐，言辞间充溢着对“猪仔议员”的鄙夷：
　　一个小孩子看新闻纸，看到“猪仔议员”四个字很不明白，所以就跑到书房去问他老师。可巧这小孩的父亲同一个朋友在书房说话，小孩子问他老师的时候，大家也都听着。这位老师是个老学究，想了半天才说出来道：“这议员二字一定是印错了，原一定是‘一元’，即是‘一口猪仔卖一元’的意思。”小孩的父亲想了想道：“先生错了，那有一元一只的猪呢？那‘议员’一定是‘一员’的错误，猪仔一员是一口猪的意思。”那位朋友也想了半天说道：“议员两字并没印错，猪仔应当是‘诸只’两字，猪仔议员一定是诸只议员。”小孩的父亲同老师问道：“敢问诸只议员是怎么讲法？”这位朋友想了一会说道：“议员一定是鸡犬牛羊一类的东西，所以才叫诸只呢。”小孩听了就牢记在心里，假使有人问他议员怎讲，他必说道是鸡犬牛羊一类东西，可是没人来驳他的错误。 　　此次贿选的内幕在当时即被曝光，故人称“明锣响鼓，公然进行”。驱黎事件后总统选举因达不到法定人数屡次拖延，而只要达到法定人数，则曹锟必当选无疑。于是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牵头，曹锟以发放积欠的补贴为名向愿意出席选举会的议员支付了五千元支票。据陶菊隐统计，贿款总额达一千三百五十六万余元，创下国会选举史贿额的新纪录。
　　议员也自知有“猪仔”的恶名。在贿选期间的电报战中，留京议员指责离京派捕风捉影，“强诬同人受贿鬻身，甘为猪仔之说耳”，“贻猪仔之讥，则天下真无公是公非之可言矣”。离京议员则回电驳斥：“所谓猪仔者，中、外舆论同上君等之雅号耳。仆等本物伤其类之意，实未尝以此相奉也。若必谓何人是猪，何人非猪，仆等以为可以受曹党之豢养者即猪也。”10月3日，浙江籍国会议员邵瑞彭将自己所得的五千元贿选支票拍成照片登报发表，成为贿选铁证，“猪仔议员”的称呼自此固着在参与贿选的旧国会议员身上了。

四、“猪仔议员”的影响

　　1923年10月5日曹锟贿选成功，南方多地爆发反曹运动。10日，杭州举行讨曹大会，将本籍卖身议员名字用五色纸剪贴于灯笼上，而灯则扎出种种猪形，惟妙惟肖。同日，上海各界借双十节提灯游行，“临时扎有许多灯彩”，“有五千元支票之灯，有猪仔手持钞票之灯，穷形尽相”，参与游行达七千多人。安徽芜湖学生则更为激进，于23日把议员彭昌福、吕祖翼的家捣毁一空，自称“捣毁猪窝”。
　　1924年直系垮台后段祺瑞曾对贿选议员作法律追究。京师地检厅在各银行找到了四百八十余张五千元支票，但未有更多收获，议员无一人被捕。据杨天宏先生的研究，控告贿选的举证存在瑕疵，故曹锟是否贿选难以得出法律意义上的定论。而政治文化意义上，“猪仔议员”四字深入人心，曹锟贿选已属经典论述。
　　“猪仔议员”论反映了精英和大众对议会制度由追慕到失望的转变。1924年4月13日，孫中山在演讲中谈及“猪仔议员”，先蔑视其个人品德，进而否定了代议政体：
　　欧美人民从前以为争到了代议政体，便算是心满意足。我们中国革命以后，是不是达到了代议政体呢？所得民权的利益究竟是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传到中国，流弊更是不堪问罢了。大家对于这种政体如果不去闻问，不想挽救，把国事都付托到一般猪仔议员，让他们去乱作乱为，国家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外国人所希望的代议政体，以为就是人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
　　在孙中山看来，议员甘为“猪仔”，故代议政体也无存在必要。他转而注意到苏联的“人民独裁的政体”，认为其“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在不断革命的雄心驱动下，孙中山希望设计一套因地制宜的民权主义政治制度，不仅不步欧美后尘，而且要凌驾于欧美之上。但他没来得及做出详细规划就于1925年3月逝世，留下了“国民会议……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的遗嘱。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未能实现孙中山“全民政治”的目标，随后的行宪国大、行宪立法院等复丑态百出，“猪仔”之声又起。
　　毛泽东1945年即警告蒋介石“不要套上被称为猪仔国会的那条绞索，谨防袁世凯来找替死鬼”，但蒋冥顽不灵。1948年9月，国民党败局已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认为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