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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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遭《中国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发表《唐代“除陌”释论》一文（以下简称《释论》），揭示唐代的“除陌”一词所具有的不同性质的三种内涵，着重辨析对“中外给用钱”的“除陌”的来龙去脉，认为它是唐后期中央向地方争夺财力的重要财政措施之一，最近，《中国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二期刊载杜来梭同志的《唐代“除陌”商探》（以下简称“商探》）一文，对拙文提出一些商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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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遭《中国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发表《唐代“除陌”释论》一文（以下简称《释论》），揭示唐代的“除陌”一词所具有的不同性质的三种内涵，着重辨析对“中外给用钱”的“除陌”的来龙去脉，认为它是唐后期中央向地方争夺财力的重要财政措施之一，最近，《中国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二期刊载杜来梭同志的《唐代“除陌”商探》（以下简称“商探》）一文，对拙文提出一些商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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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时代频繁出现的人口自发性远距离迁移，即所谓“流民”，同人口迁入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一般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清代陕南地区以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性而为学术界广为注目，然而探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实际上必须以人口地理学的研究为基础。并且，研究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分布问题，对于完善现今这一地区乃至其它山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意义。
坞堡垒壁组织是西晋未年至十六国时代北方广大地区普遍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对十六国时代的社会结构影响很大。认真研究这些坞堡垒壁组织，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十六国时代的社会结构。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史学界最为流行的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坞堡垒壁是西晋末年戎狄寇盗并起之时，不能远离水土逃难他乡的中原地区居民，为避戎狄寇盗之难，山地方大族纠合宗族乡党而建。
近年来，在陆续出版的历史著作中，有一本反映了九十年代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标志着中国史学研究的最新水平的新书，这就是何兹全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教授是我国史学先辈，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就以其对南北朝时代的社会、经济和佛教寺院的研究成果而蜚声史坛。五十年代初，从美国归来后的何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做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论，发表了一系列论著，
一九八二年，日本创文社出版了日本秦汉史、汉简、中日交流史专争家大庭脩教授的专著《秦汉法制史的研究》。时隔九个，是书中译本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集著者数十载研究心血于一书的力作，掩卷不由感慨相读恨晚。秦汉法制史的研究，历来囿于史料之乏而举少艰难。近年虽得益于陆续出土的简犊而获较丰成果，然而反之亦受制于此而发展缓慢。纵览我工秦汉法制史研究领域，相关的论文虽为数不少，
明代经济史是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其中的赋税与徭役问题，因为名目众多，关系复杂，变化无常，可以说是明代经济史研究中难度最大的，仍有不少问题极待加以认真探讨。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唐文基教授的新著《明代赋役制度史》，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作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明代赋役制度史的探讨，先后发表过数十万字很有见地的学术论文。本书在充分注意到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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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年，项羽将魏王豹由梁地徙河东，都平阳，称西魏王。关于西魏之封域，仅《史记》一书中便有三种记载。《高祖纪》载：西魏封域有河东、上党、太原三郡；《秦楚之际月表》载：西魏有河东、上党二郡；《淮阴侯传》载：西魏仅有河东一郡。三种记载中，最有影响的是第一种。该说初见于《史记·高祖纪》，又见于《汉书·高帝纪》与《魏豹传》，后来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清人刘文琪的《楚汉诸侯疆域志》和全祖望的《汉书地理志稽疑》有关记载皆踵其说。
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于1991年8月出版发行的铁玉饮主审、王佩环主编和戴逸同志作序的《清帝东巡》一常，共约50多万字，是第一部系统而全面地介绍和评述清代帝王东巡有价值的专著。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为东巡的缘起；以下四章，每帝一章，分述清圣祖玄烨、高宗弘历、仁宗颙琰、宜宗曼宁四个皇帝先后于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150年间10次赴东北谒祭祖陵的经过情况。其中康熙三次、乾隆四次、嘉从二次、道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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