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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清的《小历史》
《小历史》是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先清先生的新著，书的副题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相遇”，使我想起了多年前与张教授初次美好的“相遇”。
2012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厦门大学林仁川教授打来的电话，称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徐光台教授正在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想顺道来太姥山作田野考察，但福鼎没有熟人，他辗转打听并经人介绍，问我是否欢迎并愿意作陪。此后不久，太姥山迎来了这样几位特殊而尊贵的客人：徐教授及其夫人陈绮华女士、张先清教授、中国科学院韩琦研究员。
記得那一天，徐、赵、韩、张分别从上海、北京和厦门坐动车抵达福鼎。张来得最早，这位大我三岁的年轻人类学教授一落地就对这块土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距徐、赵和韩到来还有一小段时间，我们见缝插针去桐城的南郊看玉塘抗倭古堡。张教授做事的勤勉、待人的平易、学识的渊博、思维的敏捷、眼光的独到，以及对乡土人文饱满的热情，均使我如沐春风，如见故人。
那几天，几位教授做愉快的太姥文化考察。考察过程中，他们说，张、韩曾于台湾“清华大学”访学，与徐教授结谊，这次徐来大陆，便相邀聚首太姥山。得知他们三人有此因缘，我们在太姥山石湖景区的“相逢林下”石刻前合影。据说“相逢林下”与南宋理学家朱熹和他的同道中人有关，或许那也是一次充满诗意的雅集。徐教授此行解决了两个问题：一、认定太姥山上“鸿雪洞”和“云标”两块摩崖石刻为熊明遇所题书（“云标”一直被误认为明代谢肇淛和崔世召所题刻）;二、基本认为太姥山“绿雪芽”茶为熊明遇命名。
《小历史》的“引言”题为“大时代的小历史”，文中说，万历十年（1582）夏秋时分，碣石、柘林水寨的巡哨官兵在广东潮汕洋面盘获了两艘形迹可疑的船只，经过一番审讯后，发现他们是从菲律宾群岛飘海而来意欲通贡、传教的不速之客。关于这次事件，就国家历史层面而言，似乎无足轻重，然而，如果以全球史的眼光来衡量15世纪欧洲掀起的海外殖民拓展活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时代的开端。
的确，唯其小，才能成其大。一个“大时代”，由众多的“小历史”构成。而“小历史”相比“大时代”，更具质感，更有温度。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也是如此。每当我深情地注视脚下这块小小的土地，就感觉它的每一块肌肤都充满着无穷的魅力。就拿太姥山上的石头来说，且不说它们如何经受过亿万年地质力的挤压、崩塌、断裂，再经风化、侵蚀，形成了千奇百怪的形状，如果再被一位历史人物看中，在它的身上题刻他们的苦难或风雅，那就成为了一段“小历史”，而且“小历史”有可能蕴含着“大时代”的信息。比如“鸿雪洞”和“云标”两块摩崖石刻，他的题书者为东林党人熊明遇，那么，这东海边上的两块石头，就与明末那段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有了关系，这种关系是那么神秘而迷人。
教授们离开之后，我在业余时间以更多的目光注视太姥山区域历史文化，并着手《福鼎史话》的写作。2014年8月，我被抽调市政协做文史工作，筹备为2016年福鼎市政协成立60周年的献礼工程——太姥文化丛书的编撰，其间，接到张教授的一个电话，使我萌生了向政协领导引荐张教授的想法。果不其然，领导们与张教授一拍即合，市政协与厦大正式合作开展太姥文化研究。乙未年底，120万字的《太姥文化：文明进程与乡土记忆》书稿写作完成交商务印书馆，同时，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太姥文化研究资料丛刊”的第一本《太姥诗文集》。
《太姥诗文集》由我在周瑞光先生于1990年出版之《太姥诗文集》的基础上补充完善而成。张教授告诉我，就是那本旧版《太姥诗文集》，他在学生时代以3块钱在地摊上购得，与徐光台教授结识后，觉得书中内容可能对从事17世纪中西交流史研究的徐教授有用，就赠送给他，徐教授正是读到了其中写太姥山“鸿雪洞”的诗，联系他所开展的熊明遇研究，才有了太姥山之行，也因此才有了后来的福鼎市与厦大的合作开展太姥文化研究之好事。
这样的机缘巧合，只能是天意，或是太姥娘娘的有意安排！我们不经意中播下的一粒种子，若干年后却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我想太姥娘娘当年也是一粒一粒地播种善的种子，是积小善而汇成大爱，而成就大德。
乙未年11月16日，我陪张教授考察嵛山岛，路上，他从挎包中取出《小历史》赠我，那天晚上，我们留宿岛上，同住一个房间，耳边海风涛声萦绕，他在《小历史》的扉页上极认真地签名：“荣敏兄雅正，张先清，于嵛山岛。”随着太姥文化研究的深入，我在张教授身上学到了许多，我们的友谊也日渐加深，我开玩笑说，我希望是他的编外博士生。老实说，我很迷恋这种关系，就如我迷恋我所生活的这块乡土。
许宗斌的《听蛙说古》
“许先生的文章是大手笔，文史的功夫也做得深，堪称乐清第一人。”
乙未正月的一天，我们在崇森兄位于苍南灵溪公园路的家里小聚，他在书架上抽出一本《听蛙说古》，说转送给我好好读读，口气中不无对许先生的尊崇和敬重。崇森兄喜藏书，好读书，段位颇高，眼光也刁。这些年，他在《乐清日报》编副刊，已多次跟我提起乐清原文联主席许宗斌先生。
《听蛙说古》是《乐邑寻踪文丛》第三辑中的一本，主编就是许宗斌先生。32开本，紫色硬皮，是一本雅致的“小书”，地方历史文化信息密集，以乐清和雁荡为中心，信手拈来，散式辐射，纵横交错，甚为耐读。此前崇森兄已送我许先生的另一本著作《雁荡山笔记》，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许先生说到为自己的文史文章写作订了几条规矩，其中一条是运用综合归纳之法，连类而及，纵横排比沟通。此中许先生所谓的“纵”，就是打破年代界限，不是一个年代的事不妨拉到一起叙述;“横”是指打破空间界线，叙雁山之事而不局限于雁山。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叫作“馒头大于蒸笼”。本意是讥讽以小欺大，因为馒头是装在蒸笼里的，不可能大过蒸笼。但许先生认为，地域性的题材，如果作者不过分拘守地界，是可以写出超越地界的意思来，那么，“馒头”就有可能大于“蒸笼”。能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它需要很丰厚的学养储备和才情支撑，前两年我写作《福鼎史话》，也尝试着把“馒头”蒸得大一些，也只能大那么一点点，离大过“蒸笼”还差得远呢。据说许先生当过农民、油漆匠、民办教师，浪迹过江湖，后考入原杭州大学中文系，早期写作以小说和散文为主，上世纪90年代，写作的同时开始地方文史研究，冷板凳一坐二十几年，主修多部地方历史文献丛书。
说古是为了喻今。许先生用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深度介入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重构。比如收入《听蛙说古》中的长文《梅溪书院的前尘往事》，详细记述、考证了梅溪书院的历史。其目的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他说，消失已久的梅溪书院是温州历史上的著名书院，是乐清古代的一个文化高标，在乐清和温州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促使乐清知识分子转型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重建梅溪书院，并将旧书院的三大功能加以现代转化，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意思的事，我写此文，意在为之鼓与呼。”
乙未8月，我断断续续地还没有读完先生的两部著作，就从友人处惊闻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只有抚摸书页作深深的叹息！在拜读先生著作的过程中，我时时产生去乐清请益先生的想法，如今却已阴阳两隔矣。黄永玉先生说：“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我错过了许先生。
是什么使先生走得如此仓促？
《小历史》是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先清先生的新著，书的副题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相遇”，使我想起了多年前与张教授初次美好的“相遇”。
2012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厦门大学林仁川教授打来的电话，称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徐光台教授正在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想顺道来太姥山作田野考察，但福鼎没有熟人，他辗转打听并经人介绍，问我是否欢迎并愿意作陪。此后不久，太姥山迎来了这样几位特殊而尊贵的客人：徐教授及其夫人陈绮华女士、张先清教授、中国科学院韩琦研究员。
記得那一天，徐、赵、韩、张分别从上海、北京和厦门坐动车抵达福鼎。张来得最早，这位大我三岁的年轻人类学教授一落地就对这块土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距徐、赵和韩到来还有一小段时间，我们见缝插针去桐城的南郊看玉塘抗倭古堡。张教授做事的勤勉、待人的平易、学识的渊博、思维的敏捷、眼光的独到，以及对乡土人文饱满的热情，均使我如沐春风，如见故人。
那几天，几位教授做愉快的太姥文化考察。考察过程中，他们说，张、韩曾于台湾“清华大学”访学，与徐教授结谊，这次徐来大陆，便相邀聚首太姥山。得知他们三人有此因缘，我们在太姥山石湖景区的“相逢林下”石刻前合影。据说“相逢林下”与南宋理学家朱熹和他的同道中人有关，或许那也是一次充满诗意的雅集。徐教授此行解决了两个问题：一、认定太姥山上“鸿雪洞”和“云标”两块摩崖石刻为熊明遇所题书（“云标”一直被误认为明代谢肇淛和崔世召所题刻）;二、基本认为太姥山“绿雪芽”茶为熊明遇命名。
《小历史》的“引言”题为“大时代的小历史”，文中说，万历十年（1582）夏秋时分，碣石、柘林水寨的巡哨官兵在广东潮汕洋面盘获了两艘形迹可疑的船只，经过一番审讯后，发现他们是从菲律宾群岛飘海而来意欲通贡、传教的不速之客。关于这次事件，就国家历史层面而言，似乎无足轻重，然而，如果以全球史的眼光来衡量15世纪欧洲掀起的海外殖民拓展活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时代的开端。
的确，唯其小，才能成其大。一个“大时代”，由众多的“小历史”构成。而“小历史”相比“大时代”，更具质感，更有温度。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也是如此。每当我深情地注视脚下这块小小的土地，就感觉它的每一块肌肤都充满着无穷的魅力。就拿太姥山上的石头来说，且不说它们如何经受过亿万年地质力的挤压、崩塌、断裂，再经风化、侵蚀，形成了千奇百怪的形状，如果再被一位历史人物看中，在它的身上题刻他们的苦难或风雅，那就成为了一段“小历史”，而且“小历史”有可能蕴含着“大时代”的信息。比如“鸿雪洞”和“云标”两块摩崖石刻，他的题书者为东林党人熊明遇，那么，这东海边上的两块石头，就与明末那段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有了关系，这种关系是那么神秘而迷人。
教授们离开之后，我在业余时间以更多的目光注视太姥山区域历史文化，并着手《福鼎史话》的写作。2014年8月，我被抽调市政协做文史工作，筹备为2016年福鼎市政协成立60周年的献礼工程——太姥文化丛书的编撰，其间，接到张教授的一个电话，使我萌生了向政协领导引荐张教授的想法。果不其然，领导们与张教授一拍即合，市政协与厦大正式合作开展太姥文化研究。乙未年底，120万字的《太姥文化：文明进程与乡土记忆》书稿写作完成交商务印书馆，同时，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太姥文化研究资料丛刊”的第一本《太姥诗文集》。
《太姥诗文集》由我在周瑞光先生于1990年出版之《太姥诗文集》的基础上补充完善而成。张教授告诉我，就是那本旧版《太姥诗文集》，他在学生时代以3块钱在地摊上购得，与徐光台教授结识后，觉得书中内容可能对从事17世纪中西交流史研究的徐教授有用，就赠送给他，徐教授正是读到了其中写太姥山“鸿雪洞”的诗，联系他所开展的熊明遇研究，才有了太姥山之行，也因此才有了后来的福鼎市与厦大的合作开展太姥文化研究之好事。
这样的机缘巧合，只能是天意，或是太姥娘娘的有意安排！我们不经意中播下的一粒种子，若干年后却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我想太姥娘娘当年也是一粒一粒地播种善的种子，是积小善而汇成大爱，而成就大德。
乙未年11月16日，我陪张教授考察嵛山岛，路上，他从挎包中取出《小历史》赠我，那天晚上，我们留宿岛上，同住一个房间，耳边海风涛声萦绕，他在《小历史》的扉页上极认真地签名：“荣敏兄雅正，张先清，于嵛山岛。”随着太姥文化研究的深入，我在张教授身上学到了许多，我们的友谊也日渐加深，我开玩笑说，我希望是他的编外博士生。老实说，我很迷恋这种关系，就如我迷恋我所生活的这块乡土。
许宗斌的《听蛙说古》
“许先生的文章是大手笔，文史的功夫也做得深，堪称乐清第一人。”
乙未正月的一天，我们在崇森兄位于苍南灵溪公园路的家里小聚，他在书架上抽出一本《听蛙说古》，说转送给我好好读读，口气中不无对许先生的尊崇和敬重。崇森兄喜藏书，好读书，段位颇高，眼光也刁。这些年，他在《乐清日报》编副刊，已多次跟我提起乐清原文联主席许宗斌先生。
《听蛙说古》是《乐邑寻踪文丛》第三辑中的一本，主编就是许宗斌先生。32开本，紫色硬皮，是一本雅致的“小书”，地方历史文化信息密集，以乐清和雁荡为中心，信手拈来，散式辐射，纵横交错，甚为耐读。此前崇森兄已送我许先生的另一本著作《雁荡山笔记》，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许先生说到为自己的文史文章写作订了几条规矩，其中一条是运用综合归纳之法，连类而及，纵横排比沟通。此中许先生所谓的“纵”，就是打破年代界限，不是一个年代的事不妨拉到一起叙述;“横”是指打破空间界线，叙雁山之事而不局限于雁山。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叫作“馒头大于蒸笼”。本意是讥讽以小欺大，因为馒头是装在蒸笼里的，不可能大过蒸笼。但许先生认为，地域性的题材，如果作者不过分拘守地界，是可以写出超越地界的意思来，那么，“馒头”就有可能大于“蒸笼”。能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它需要很丰厚的学养储备和才情支撑，前两年我写作《福鼎史话》，也尝试着把“馒头”蒸得大一些，也只能大那么一点点，离大过“蒸笼”还差得远呢。据说许先生当过农民、油漆匠、民办教师，浪迹过江湖，后考入原杭州大学中文系，早期写作以小说和散文为主，上世纪90年代，写作的同时开始地方文史研究，冷板凳一坐二十几年，主修多部地方历史文献丛书。
说古是为了喻今。许先生用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深度介入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重构。比如收入《听蛙说古》中的长文《梅溪书院的前尘往事》，详细记述、考证了梅溪书院的历史。其目的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他说，消失已久的梅溪书院是温州历史上的著名书院，是乐清古代的一个文化高标，在乐清和温州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促使乐清知识分子转型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重建梅溪书院，并将旧书院的三大功能加以现代转化，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意思的事，我写此文，意在为之鼓与呼。”
乙未8月，我断断续续地还没有读完先生的两部著作，就从友人处惊闻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只有抚摸书页作深深的叹息！在拜读先生著作的过程中，我时时产生去乐清请益先生的想法，如今却已阴阳两隔矣。黄永玉先生说：“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我错过了许先生。
是什么使先生走得如此仓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