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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文件鼓励资本下乡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而现实却不容乐观，不仅有浑水摸鱼试图以流转圈地者，还有纸上谈兵粗放经营者，而这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粮食自给”是否平衡，包括“天府之国”成都也似乎已经陷入这种恶性循环。
逐年翻倍的财政补贴
这两年成都针对粮食规模化种植的财政补贴金额逐年翻倍。
成都出台鼓励粮食规模化种植的财政补贴政策始于2012年。这一年，四川省政府率先出台政策，对粮食规模化种植30亩以上每亩补贴20元。成都市随即也出台补贴政策，要求市县两级财政分别对5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每亩再补贴20元。这意味着，当年，成都种粮大户每亩能拿到补贴60元。
但2013年，这个补贴额度翻了一倍。成都将种粮补贴分为四档：50～100亩，每亩100元；100～500亩，140元；500～1000亩，180元；1000亩以上，200元。
今年，这个补贴额度再度增加。四档减为三档，50～100亩，每亩补160；100～500亩，每亩180；500亩以上都补200元。
不仅如此，前两年补贴只针对种植水稻，今年又增加了玉米和小麦。这意味着一亩耕地如果大春种水稻，小春种小麦，就能获得双倍补贴。
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出台了新的补贴政策。其中30～100亩，补40元一亩；100～500亩补60元，500亩以上，补100元。
这意味着，若流转1000亩土地种粮，最高就能从省市两级政府手中拿到90万的财政补贴。关于补贴上涨，省市两级农业部门均表示，此举是为了鼓励粮食规模化经营，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型。
面积增加，产量大幅减少
近几年来，依托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和强劲的扶持政策，成都的粮食规模化种植面积确实增长迅猛。2012年水稻规模经营面积12万亩；2013年，就达到了18.8万亩，增幅超过50%。
但耐人寻味的是，在财政补贴增长，粮食规模化经营面积增加的背后，成都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逐年大幅减少的趋势却依然难止。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成都粮食播种面积是640万亩；到2012年变成614万亩，减少25余万亩；到2013年只有595万亩，又减少了18万多亩。
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直接后果就是粮食产量下滑。
2011年时成都市农业部门曾做过测算，以当时成都常驻人口1163万计算，成都市当年粮食消费需求大约是248万吨，其中口粮谷物消费128万吨，其余是肉蛋禽奶酒等非谷物，两者比例大约各占一半。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人口增长，成都至少需要年产粮250万吨才能保障“口粮基本自给”。
然而，2011年成都粮食产量还有250多万吨，此后逐年下滑，2012年是249万吨；2013年，按国家统计局口径，成都粮食总产量已不到243万吨，“2011年还提粮食自给有余，现在没人敢说了”。
土地流转挤压利润空间
导致成都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减少的原因，一方面是成都城市经济规模扩张，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商业投资开发占用耕地造成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一位四川农业官员向笔者感慨，耕地减少的速度“超乎想象”；耕地面积的真实情况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内部的“核心机密”；就连有成都政府官员去江苏考察问及耕地情况，也被告知 “无可奉告”。
尽管不久前，全国土地普查，查出土地面积新增了一部分数据，似乎中国耕地面积增多了，但这其实是数据制造的假象。因为新增的，只是之前瞒报和虚报的土地面积数据，土地的真实状态并未发生变化，对中国的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毫无意义，“同样的土地原来报一亩现在报一亩二，土地面积看似增多了，但这块地还是这块地，粮食产量并未增加”。
另一方面原因是，农村土地流转造成土地租金上涨，进一步挤压了粮食种植的利润空间，导致农民种粮意愿下滑。
据成都农业部门人士计算，土地租金800元就是种粮的盈亏线。而成都周边区县一二圈层的土地年租金已高达每亩1100斤大米，折合人民币2200元，相较于2008年初已经翻了一番，大大高于粮食亩产值，所以在有“金温江银郫县”美誉的成都一二圈层平原地区，早已无人种粮。曾经粮食亩产高达800公斤的肥沃土地，如今除了被城市建设征用，种植的都是花卉苗木蔬菜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
只有在邛崃、金堂等三圈层远郊区县，地价相对较低，虽然也在缓慢上涨，但每亩目前价格在750元左右，还没有突破曾必荣说的800元的盈亏线。因此，包括周家林在内，成都粮食种植大户，都普遍集中于三圈层以外地区。一二圈层内只有双流有一家经营超市高端大米的企业，但其20元一斤的米价是普通大米的10倍。
几千年来，以沃野千里闻名的成都平原正在失去它作为“天府之国”的传统意义和光彩。
放弃粮食需求的自给要求
近几年，每年成都仍会接到省里下达的粮食增产目标，但“任务下了就下了，下了就了了，完不成也算了”。甚至连省里渐渐也不再提粮食播种面积，比如今年就只要求成都粮食增产1.8万千吨，“至于种多少面积，怎么增产，不管”。
成都市农业部门也想过一些办法试图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比如在幼龄果树下套种粮食等等，但效果不大。
成都市一位领导曾提议将粮食增产任务和各区市县基本农田数量挂钩，完不成任务就拿钱买，这遭到农业部的官员反对，“如果没完成任务就拿钱，粮食从哪儿来？”
“现在怎么让各区县保证完成粮食产量任务，没什么好办法。”成都农业部门人士坦言。事实上，农业部门内部都知道，每年各区县统计上报的粮食产量和种植面积都有水分，像小麦种植每年都报120万亩，下去一看，能有80万就不错了；甚至有的村人都空了，还在往上报。即便是国家统计局的調查，也只是有限样本的抽样数据，很难完整准确的描述粮食产量的真实情况。
在农业部门人士眼里，所谓粮食产量“十连增”，其实“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这个准确性存有争议的数据，其实是政府向社会传递的一个积极信号，毕竟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社会经济稳定的基础，政府需要给予社会稳定的信心；但粮食是否真的增产或出现短缺，只能宏观上从粮价是否稳定和粮食进口量的多少来判断，微观层面很难看清。
比如作为四川省会，成都就汇集了全省乃至全国性资源，所以尽管成都自身的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在不断下滑，但市场上粮食供需依然稳定，除了外地大米增多，市民并没有太多的直观感受。
但如果放在中国这几年总体上粮食进口量激增，粮食安全战略口径已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就耐人寻味了。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由原来的完全自给，已经变成“口粮绝对自给，谷物基本保证”；这其实意味着，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粮食消费结构变化，肉禽蛋奶酒等转化粮食的消费量激增，在大豆、玉米等饲料、工业用粮的供需缺口和进口量越来越大的趋势下，中国不得不接受现实，放弃对这部分粮食需求的自给要求，退守基本口粮需求，依靠国际市场和粮食进口来保障国内城市经济整体的粮食需求增长。
逐年翻倍的财政补贴
这两年成都针对粮食规模化种植的财政补贴金额逐年翻倍。
成都出台鼓励粮食规模化种植的财政补贴政策始于2012年。这一年，四川省政府率先出台政策，对粮食规模化种植30亩以上每亩补贴20元。成都市随即也出台补贴政策，要求市县两级财政分别对5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每亩再补贴20元。这意味着，当年，成都种粮大户每亩能拿到补贴60元。
但2013年，这个补贴额度翻了一倍。成都将种粮补贴分为四档：50～100亩，每亩100元；100～500亩，140元；500～1000亩，180元；1000亩以上，200元。
今年，这个补贴额度再度增加。四档减为三档，50～100亩，每亩补160；100～500亩，每亩180；500亩以上都补200元。
不仅如此，前两年补贴只针对种植水稻，今年又增加了玉米和小麦。这意味着一亩耕地如果大春种水稻，小春种小麦，就能获得双倍补贴。
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出台了新的补贴政策。其中30～100亩，补40元一亩；100～500亩补60元，500亩以上，补100元。
这意味着，若流转1000亩土地种粮，最高就能从省市两级政府手中拿到90万的财政补贴。关于补贴上涨，省市两级农业部门均表示，此举是为了鼓励粮食规模化经营，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型。
面积增加，产量大幅减少
近几年来，依托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和强劲的扶持政策，成都的粮食规模化种植面积确实增长迅猛。2012年水稻规模经营面积12万亩；2013年，就达到了18.8万亩，增幅超过50%。
但耐人寻味的是，在财政补贴增长，粮食规模化经营面积增加的背后，成都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逐年大幅减少的趋势却依然难止。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成都粮食播种面积是640万亩；到2012年变成614万亩，减少25余万亩；到2013年只有595万亩，又减少了18万多亩。
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直接后果就是粮食产量下滑。
2011年时成都市农业部门曾做过测算，以当时成都常驻人口1163万计算，成都市当年粮食消费需求大约是248万吨，其中口粮谷物消费128万吨，其余是肉蛋禽奶酒等非谷物，两者比例大约各占一半。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人口增长，成都至少需要年产粮250万吨才能保障“口粮基本自给”。
然而，2011年成都粮食产量还有250多万吨，此后逐年下滑，2012年是249万吨；2013年，按国家统计局口径，成都粮食总产量已不到243万吨，“2011年还提粮食自给有余，现在没人敢说了”。
土地流转挤压利润空间
导致成都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减少的原因，一方面是成都城市经济规模扩张，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商业投资开发占用耕地造成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一位四川农业官员向笔者感慨，耕地减少的速度“超乎想象”；耕地面积的真实情况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内部的“核心机密”；就连有成都政府官员去江苏考察问及耕地情况，也被告知 “无可奉告”。
尽管不久前，全国土地普查，查出土地面积新增了一部分数据，似乎中国耕地面积增多了，但这其实是数据制造的假象。因为新增的，只是之前瞒报和虚报的土地面积数据，土地的真实状态并未发生变化，对中国的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毫无意义，“同样的土地原来报一亩现在报一亩二，土地面积看似增多了，但这块地还是这块地，粮食产量并未增加”。
另一方面原因是，农村土地流转造成土地租金上涨，进一步挤压了粮食种植的利润空间，导致农民种粮意愿下滑。
据成都农业部门人士计算，土地租金800元就是种粮的盈亏线。而成都周边区县一二圈层的土地年租金已高达每亩1100斤大米，折合人民币2200元，相较于2008年初已经翻了一番，大大高于粮食亩产值，所以在有“金温江银郫县”美誉的成都一二圈层平原地区，早已无人种粮。曾经粮食亩产高达800公斤的肥沃土地，如今除了被城市建设征用，种植的都是花卉苗木蔬菜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
只有在邛崃、金堂等三圈层远郊区县，地价相对较低，虽然也在缓慢上涨，但每亩目前价格在750元左右，还没有突破曾必荣说的800元的盈亏线。因此，包括周家林在内，成都粮食种植大户，都普遍集中于三圈层以外地区。一二圈层内只有双流有一家经营超市高端大米的企业，但其20元一斤的米价是普通大米的10倍。
几千年来，以沃野千里闻名的成都平原正在失去它作为“天府之国”的传统意义和光彩。
放弃粮食需求的自给要求
近几年，每年成都仍会接到省里下达的粮食增产目标，但“任务下了就下了，下了就了了，完不成也算了”。甚至连省里渐渐也不再提粮食播种面积，比如今年就只要求成都粮食增产1.8万千吨，“至于种多少面积，怎么增产，不管”。
成都市农业部门也想过一些办法试图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比如在幼龄果树下套种粮食等等，但效果不大。
成都市一位领导曾提议将粮食增产任务和各区市县基本农田数量挂钩，完不成任务就拿钱买，这遭到农业部的官员反对，“如果没完成任务就拿钱，粮食从哪儿来？”
“现在怎么让各区县保证完成粮食产量任务，没什么好办法。”成都农业部门人士坦言。事实上，农业部门内部都知道，每年各区县统计上报的粮食产量和种植面积都有水分，像小麦种植每年都报120万亩，下去一看，能有80万就不错了；甚至有的村人都空了，还在往上报。即便是国家统计局的調查，也只是有限样本的抽样数据，很难完整准确的描述粮食产量的真实情况。
在农业部门人士眼里，所谓粮食产量“十连增”，其实“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这个准确性存有争议的数据，其实是政府向社会传递的一个积极信号，毕竟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社会经济稳定的基础，政府需要给予社会稳定的信心；但粮食是否真的增产或出现短缺，只能宏观上从粮价是否稳定和粮食进口量的多少来判断，微观层面很难看清。
比如作为四川省会，成都就汇集了全省乃至全国性资源，所以尽管成都自身的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在不断下滑，但市场上粮食供需依然稳定，除了外地大米增多，市民并没有太多的直观感受。
但如果放在中国这几年总体上粮食进口量激增，粮食安全战略口径已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就耐人寻味了。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由原来的完全自给，已经变成“口粮绝对自给，谷物基本保证”；这其实意味着，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粮食消费结构变化，肉禽蛋奶酒等转化粮食的消费量激增，在大豆、玉米等饲料、工业用粮的供需缺口和进口量越来越大的趋势下，中国不得不接受现实，放弃对这部分粮食需求的自给要求，退守基本口粮需求，依靠国际市场和粮食进口来保障国内城市经济整体的粮食需求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