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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悟同志是甘肃最早的共产党员，甘肃党组织的创始人，中共甘肃特支第一任书记。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他刚毅不屈、不怕苦难、英勇奋斗、无怨无悔，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甘肃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为甘肃党组织的创建、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甘肃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一悟，又名张种德、张谷，字芸生，甘肃榆中人。1895年3月3日，张一悟出生在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一个书香门第。张一悟自小聪慧过人，3岁接受启蒙教育，在家读《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等，7岁接受私塾教育，12岁考入甘肃法政学堂（今兰州大学的前身），后又转学到甘肃文高等学堂（今兰州一中）。当时中学开设的历史、地理等课程，让他眼界大开，也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学习兴趣。这一时期的张一悟兴趣广泛、思想活跃，逐步接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进步思想，开始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出路。
1911年4月，由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张一悟被烈士们舍生取义的壮举所鼓舞。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在辛亥革命的思想影响下，一系列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相继爆发。陕甘留日学生阎士璘主办的《秦陇报》、在兰州出版发行的《陇右报》等一批进步刊物在校园里火速传播，对张一悟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张一悟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加坚定，他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对封建社会的厌恶和满腔的爱国情志，促使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1917年8月，张一悟从省立一中毕业后，决定赴北京求学，以便接触新事物，拓宽视野，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从那时起，他立志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1918年10月，张一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作为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新思想勃发、新人荟萃。张一悟面对的既有列强侵犯、哀鸿遍野的残酷现实，又有西学东渐、目不暇给的扑面新风。受《新青年》、《少年中国》、《向导》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又得到李大钊的指引和帮助，张一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必须从思想上唤醒广大民众。这是他思想新的巨大转折，决定了他后来一生所走的道路。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在京求学的甘肃籍学生张一悟、张亚衡、丁益三等参加了这场伟大斗争。5月5日，北京学生集体罢课表示抗议。5月7日，张一悟、丁益三、张亚衡等学生代表去段祺瑞官邸请愿，要求面见段祺瑞，并递交请愿书，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由于他们三人的表现非常出色，被甘肃籍同学誉为“榆中三杰”。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在街头进行游行讲演。张一悟手拿话筒，号召民众不忘国耻，除奸废约。当时在京求学的甘肃籍学生不仅积极参与斗争，而且参加罢课、游行等活动，营救被捕同学，活跃在抗争的第一线。他们还及时把北京革命斗争的消息通过自带、邮寄和书信等方式传回兰州，宣传五四运动的盛况，使新思想、新文化在甘肃大地迅速传播开来。紧接着，北洋政府采取了高压政策，派出大批军警，到处查封进步刊物，逼走北大校长蔡元培，逮捕爱国讲演学生千余名，包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为避免不测，张亚衡南下武昌，丁益三赴日本求学，张一悟则考入武昌高师教育系。
1920年初，作为武汉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恽代英，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销售进步书刊。在这里，张一悟结识了恽代英。他在恽代英的指导和引领下，阅读了大量马列书籍，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自此，他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一悟”，意指对革命崭新的觉悟，也表达他对革命理想信念的坚定。
1923年初，张一悟在李大钊和恽代英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甘肃籍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党组织分配他的主要任务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在甘肃发展党员，创建党的组织。这时的张一悟已经完全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分析实际问题，能灵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确定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中坚力量和革命的统一战线。这标志着张一悟已经从组织思想和行动上完全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张一悟在外出求学五年之后，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途。1923年初，他从武昌高师毕业后回到兰州，先后在省立一中、女子师范任国文、历史教员。执教期间，他自编教材，废止经学，提倡白话文，介绍五四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鼓励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倡导放足剪辫子，并用从武昌带来的革命书刊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师生们掀起了反封建学潮。1924年，因饱受排挤，他被迫离开讲台，到武威谋职。
张一悟到武威后，被聘为省立第二师范（武威师范）教务主任，兼国文、历史教员。省立第二师范是一所校风比较开明的学校，学生追求新文化、新思想的意愿比较强烈。这给张一悟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良好契机。他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引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他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新青年》、《先驱》、《湘江评论》等书刊以及鲁迅的著作和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提供给学生阅读，并抽空和思想进步的教師、学生一起讨论、分析书中的相关问题，引导师生关注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与此同时，他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宣传爱国主义。他还亲自编写了《我之文学观》，向学生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情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讲解劳动创造世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启发学生走向革命道路。他还紧密团结在校师生，广泛联系社会进步人士，着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不断了解全国新民主主义斗争的情况，及时向学生宣传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他通过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购买进步书刊。
张一悟在武威期间，积极宣传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教师和学生，这些学生有空闲就向张一悟求教。省立第二师范、武威中学的一些青年教师还把从张一悟那里学到的革命道理，结合课文内容传授给学生。在张一悟的热情教育下，武威学生迅速觉醒，掀起反封建学潮。后来为躲避反动军阀的迫害，他不得不离开武威，前往张掖县大佛寺一带暂住。张一悟虽然在武威活动的时间短暂，但却把第一粒共产主义思想的火种，播洒在了武威这片热土上。
192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在兰州正式成立，张一悟任书记，宣侠父、钱崝泉任委员。自此，在陇原大地上，揭开了甘肃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历史帷幕。甘肃人民从此有了强有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张一悟带领下，中共甘肃特支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第一，帮助国民党整顿和发展党务。1925年7月，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秘密成立，但其活动成效较弱。于是，中共甘肃特支决定，由特支成员宣侠父、钱崝泉利用在国民党任职的身份，帮助国民党整理和发展党务。宣侠父、钱崝泉联合时任刘郁芬部政治处处长的国民党左派延国符，开展广泛的群众工作，介绍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成功经验，积极向群众宣传新三民主义。此外，特支还创办《革命青年》、《醒狮》等刊物，在兰州各大学校、工厂、郊区、农村等进行广泛宣传，公开发展国民党员，并于1926年在兰州创办了政治人员训练所，专门培养党务干部。
第二，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壮大党的力量。特支成立之初，党员除书记张一悟之外，基本上都是随国民军来兰的外地同志。特支利用有利时机，在宣传、动员、组织群众的基础上，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加快组织建设步伐，以适应大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需求。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在社会上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培养先进分子，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锻炼和组织考察，秘密吸收为共产党员。特支书记张一悟还通过讲演、开会、谈话等多种方式，对新党员进行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
第三，鼓励妇女解放思想，引导她们走上革命道路。20世纪20年代的甘肃，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在张一悟的领导下，甘肃特支引导妇女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奔向斗争的第一线。当年，在兰州女子师范200多名师生中，就有超过一半的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有37人参与了特支领导的青年组织，10人加入了共产党。张一悟特别重视妇女工作，鼓励妇女放足、进学堂，奋力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组织起来消灭剥削和压迫人的反动阶级，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在他的教诲下，许多妇女的思想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并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四，支持少数民族群众开展反抗封建军阀欺压的斗争。中共甘肃特支自成立起，就积极贯彻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助力甘南藏族人民摆脱马家军的欺压。1926年7月，张一悟派宣侠父等前往甘南草原进行实地调查。宣侠父向藏民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思想，并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向全国散发《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揭发了军阀的一系列罪行。中共甘肃特支领导支持甘南藏族群众反抗马家军阀残暴统治斗争的胜利，促进了民族团结，开创了党的民族工作的先河。
第五，同国民党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共甘肃特支发动各校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民声周刊》、《醒社周刊》、《革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大好形势，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右派的丑恶罪行，把他们的丑恶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甘肃特支决定发动共产党员，团结广大国民党左派，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1927年2月4日，在甘肃特支的精心组织下，联合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利用国民党甘肃省省党部兰州市党部在皖江会馆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和春节联欢会的机会，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的新的国民党甘肃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使革命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复杂环境中，保持了共产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相对独立性，有力地推动了甘肃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向前发展。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在兰州的30多名共产党员转入了地下斗争。1927年11月，张一悟撤往西安，化名章子文继续开展革命工作。1929年8月，张一悟接到通知，组织委派他去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会议。由于当时重病在身，他滞留于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组织安排他前往北平的铎民小学，以老师的公开身份作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当时，来自甘肃的进步青年，例如裴罗克、陈瑛、柴仁山、金焯三、陆善亭、陈生蕃和陆长林等，都是在张一悟的教诲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与此同时，他在北平的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加上中共山东省委再次遭到敌人的破坏，1931年8月底，组织安排他去济南参加山东省委的领导工作。他利用济南第一女子中学教务主任的公开身份，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张一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被施以双镣双铐，关押在山东济南第一监狱。敌人对他施用压杠子、皮鞭铐打、坐老虎凳、灌汽油、灌辣椒水等7次重刑，致使他内脏损坏，脊椎骨外露，吐血便血不止。敌人妄图让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供出组织和同志，但他宁死不屈，反动当局再无计可施，以所谓的“危害民国罪”判处他死刑。由于张一悟的父亲张继祖托邓宝珊出面营救，加之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敌山东高等法院以“政治要犯”的身份将张一悟监禁在山东济南第一监狱进行“劳动改造”。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张一悟终于走出了国民党的监狱。经过六年的牢狱生活，他的身体已彻底被摧毁，但他坚定的信仰却未发生丝毫的改变，他仍旧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继续着革命工作。狱中酷刑的折磨，使他患上了很严重的肺结核病，生活非常困难。1937年12月底，张一悟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寻找组织。鉴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宣侠父派李屏堂夫妇护送他回兰州调养身体。
张一悟回家不久，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反复拉拢他，被他严辞拒绝。1938年初，组织上将他安排在苏联驻兰州领事馆任中文教师，负责高级知识分子的支部工作。由于工作需要，他与谢觉哉、伍修权等人经常联系，协助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搜救西路军在河西的流落人员以及输送和引导进步青年去延安学习。当时革命活动经费比较紧张，他便积极筹措资金，毅然将仅存的家产变卖。所得的钱一部分作为地下革命活动的经费，另一部分用来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学习，只剩极少的一部分给自己治病用。
1939年，苏联驻兰领事馆撤销。为避开敌人的纠缠和迫害，同时也为了迷惑敌人，便于行动，张一悟有时以郎中的身份，有时以道士、算卦先生的身份，常年奔波于兰州、水磨沟、阿干镇、下西园、黄裕、彭家坪以及榆中县的兴隆山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为了摆脱特务的跟踪，他很少在家居住，走在哪里吃住就在哪里。他经常住在别人的屋檐下或看地的草棚中。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他依旧坚持着革命斗争。据当地人后来回忆，从1942年至1948年，张一悟在草棚房里住了7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同志说：“要说苦嘛，倒也不见得，也许是过惯了的缘故吧。一个革命者总要以苦为乐，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张一悟被组织安排到大连疗养身体。医生诊断出他的左肺叶全部溃烂、右肺叶上出现了三个空洞。会诊的医生想象不到是什么原因致使他的身体遭到了如此严重的疾病。在医生得知了他的革命经历之后，震惊之余，对其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深感敬佩。
1950年12月，张一悟返回兰州时，途径西安，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习仲勋特意送给他一套新的棉大衣，并派了一辆车送他回到兰州。但因他艰苦的牢狱斗争以及长期的颠沛流离，特别是他在山东狱中受酷刑留下的顽疾，使他的病情不断恶化。垂危之际，虽经多方救治，但仍不见好转。
1951年1月3日晚10时40分，甘肃人民忠实的儿子、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张一悟同志在兰州不幸病逝，终年57岁。1958年，毛泽东主席为他签发光荣纪念证。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他颁布革命烈士证明书。
陇原火种，英魂不朽。张一悟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向我们诠释了信念坚定、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威武不屈、九死不悔的大无畏精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滋养，是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一颗读书种子，一腔救国情思
张一悟，又名张种德、张谷，字芸生，甘肃榆中人。1895年3月3日，张一悟出生在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一个书香门第。张一悟自小聪慧过人，3岁接受启蒙教育，在家读《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等，7岁接受私塾教育，12岁考入甘肃法政学堂（今兰州大学的前身），后又转学到甘肃文高等学堂（今兰州一中）。当时中学开设的历史、地理等课程，让他眼界大开，也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学习兴趣。这一时期的张一悟兴趣广泛、思想活跃，逐步接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进步思想，开始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出路。
1911年4月，由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张一悟被烈士们舍生取义的壮举所鼓舞。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在辛亥革命的思想影响下，一系列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相继爆发。陕甘留日学生阎士璘主办的《秦陇报》、在兰州出版发行的《陇右报》等一批进步刊物在校园里火速传播，对张一悟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张一悟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加坚定，他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对封建社会的厌恶和满腔的爱国情志，促使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1917年8月，张一悟从省立一中毕业后，决定赴北京求学，以便接触新事物，拓宽视野，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从那时起，他立志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1918年10月，张一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作为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新思想勃发、新人荟萃。张一悟面对的既有列强侵犯、哀鸿遍野的残酷现实，又有西学东渐、目不暇给的扑面新风。受《新青年》、《少年中国》、《向导》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又得到李大钊的指引和帮助，张一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必须从思想上唤醒广大民众。这是他思想新的巨大转折，决定了他后来一生所走的道路。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在京求学的甘肃籍学生张一悟、张亚衡、丁益三等参加了这场伟大斗争。5月5日，北京学生集体罢课表示抗议。5月7日，张一悟、丁益三、张亚衡等学生代表去段祺瑞官邸请愿，要求面见段祺瑞，并递交请愿书，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由于他们三人的表现非常出色，被甘肃籍同学誉为“榆中三杰”。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在街头进行游行讲演。张一悟手拿话筒，号召民众不忘国耻，除奸废约。当时在京求学的甘肃籍学生不仅积极参与斗争，而且参加罢课、游行等活动，营救被捕同学，活跃在抗争的第一线。他们还及时把北京革命斗争的消息通过自带、邮寄和书信等方式传回兰州，宣传五四运动的盛况，使新思想、新文化在甘肃大地迅速传播开来。紧接着，北洋政府采取了高压政策，派出大批军警，到处查封进步刊物，逼走北大校长蔡元培，逮捕爱国讲演学生千余名，包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为避免不测，张亚衡南下武昌，丁益三赴日本求学，张一悟则考入武昌高师教育系。
1920年初，作为武汉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恽代英，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销售进步书刊。在这里，张一悟结识了恽代英。他在恽代英的指导和引领下，阅读了大量马列书籍，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自此，他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一悟”，意指对革命崭新的觉悟，也表达他对革命理想信念的坚定。
1923年初，张一悟在李大钊和恽代英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甘肃籍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党组织分配他的主要任务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在甘肃发展党员，创建党的组织。这时的张一悟已经完全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分析实际问题，能灵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确定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中坚力量和革命的统一战线。这标志着张一悟已经从组织思想和行动上完全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张一悟在外出求学五年之后，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途。1923年初，他从武昌高师毕业后回到兰州，先后在省立一中、女子师范任国文、历史教员。执教期间，他自编教材，废止经学，提倡白话文，介绍五四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鼓励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倡导放足剪辫子，并用从武昌带来的革命书刊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师生们掀起了反封建学潮。1924年，因饱受排挤，他被迫离开讲台，到武威谋职。
张一悟到武威后，被聘为省立第二师范（武威师范）教务主任，兼国文、历史教员。省立第二师范是一所校风比较开明的学校，学生追求新文化、新思想的意愿比较强烈。这给张一悟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良好契机。他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引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他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新青年》、《先驱》、《湘江评论》等书刊以及鲁迅的著作和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提供给学生阅读，并抽空和思想进步的教師、学生一起讨论、分析书中的相关问题，引导师生关注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与此同时，他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宣传爱国主义。他还亲自编写了《我之文学观》，向学生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情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讲解劳动创造世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启发学生走向革命道路。他还紧密团结在校师生，广泛联系社会进步人士，着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不断了解全国新民主主义斗争的情况，及时向学生宣传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他通过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购买进步书刊。
张一悟在武威期间，积极宣传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教师和学生，这些学生有空闲就向张一悟求教。省立第二师范、武威中学的一些青年教师还把从张一悟那里学到的革命道理，结合课文内容传授给学生。在张一悟的热情教育下，武威学生迅速觉醒，掀起反封建学潮。后来为躲避反动军阀的迫害，他不得不离开武威，前往张掖县大佛寺一带暂住。张一悟虽然在武威活动的时间短暂，但却把第一粒共产主义思想的火种，播洒在了武威这片热土上。
二、一任特支书记，一段铁血记忆
192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在兰州正式成立，张一悟任书记，宣侠父、钱崝泉任委员。自此，在陇原大地上，揭开了甘肃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历史帷幕。甘肃人民从此有了强有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张一悟带领下，中共甘肃特支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第一，帮助国民党整顿和发展党务。1925年7月，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秘密成立，但其活动成效较弱。于是，中共甘肃特支决定，由特支成员宣侠父、钱崝泉利用在国民党任职的身份，帮助国民党整理和发展党务。宣侠父、钱崝泉联合时任刘郁芬部政治处处长的国民党左派延国符，开展广泛的群众工作，介绍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成功经验，积极向群众宣传新三民主义。此外，特支还创办《革命青年》、《醒狮》等刊物，在兰州各大学校、工厂、郊区、农村等进行广泛宣传，公开发展国民党员，并于1926年在兰州创办了政治人员训练所，专门培养党务干部。
第二，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壮大党的力量。特支成立之初，党员除书记张一悟之外，基本上都是随国民军来兰的外地同志。特支利用有利时机，在宣传、动员、组织群众的基础上，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加快组织建设步伐，以适应大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需求。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在社会上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培养先进分子，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锻炼和组织考察，秘密吸收为共产党员。特支书记张一悟还通过讲演、开会、谈话等多种方式，对新党员进行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
第三，鼓励妇女解放思想，引导她们走上革命道路。20世纪20年代的甘肃，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在张一悟的领导下，甘肃特支引导妇女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奔向斗争的第一线。当年，在兰州女子师范200多名师生中，就有超过一半的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有37人参与了特支领导的青年组织，10人加入了共产党。张一悟特别重视妇女工作，鼓励妇女放足、进学堂，奋力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组织起来消灭剥削和压迫人的反动阶级，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在他的教诲下，许多妇女的思想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并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四，支持少数民族群众开展反抗封建军阀欺压的斗争。中共甘肃特支自成立起，就积极贯彻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助力甘南藏族人民摆脱马家军的欺压。1926年7月，张一悟派宣侠父等前往甘南草原进行实地调查。宣侠父向藏民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思想，并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向全国散发《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揭发了军阀的一系列罪行。中共甘肃特支领导支持甘南藏族群众反抗马家军阀残暴统治斗争的胜利，促进了民族团结，开创了党的民族工作的先河。
第五，同国民党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共甘肃特支发动各校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民声周刊》、《醒社周刊》、《革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大好形势，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右派的丑恶罪行，把他们的丑恶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甘肃特支决定发动共产党员，团结广大国民党左派，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1927年2月4日，在甘肃特支的精心组织下，联合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利用国民党甘肃省省党部兰州市党部在皖江会馆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和春节联欢会的机会，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的新的国民党甘肃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使革命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复杂环境中，保持了共产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相对独立性，有力地推动了甘肃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向前发展。
三、一生艰苦磨砺，一念心头永驻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在兰州的30多名共产党员转入了地下斗争。1927年11月，张一悟撤往西安，化名章子文继续开展革命工作。1929年8月，张一悟接到通知，组织委派他去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会议。由于当时重病在身，他滞留于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组织安排他前往北平的铎民小学，以老师的公开身份作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当时，来自甘肃的进步青年，例如裴罗克、陈瑛、柴仁山、金焯三、陆善亭、陈生蕃和陆长林等，都是在张一悟的教诲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与此同时，他在北平的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加上中共山东省委再次遭到敌人的破坏，1931年8月底，组织安排他去济南参加山东省委的领导工作。他利用济南第一女子中学教务主任的公开身份，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张一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被施以双镣双铐，关押在山东济南第一监狱。敌人对他施用压杠子、皮鞭铐打、坐老虎凳、灌汽油、灌辣椒水等7次重刑，致使他内脏损坏，脊椎骨外露，吐血便血不止。敌人妄图让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供出组织和同志，但他宁死不屈，反动当局再无计可施，以所谓的“危害民国罪”判处他死刑。由于张一悟的父亲张继祖托邓宝珊出面营救，加之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敌山东高等法院以“政治要犯”的身份将张一悟监禁在山东济南第一监狱进行“劳动改造”。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张一悟终于走出了国民党的监狱。经过六年的牢狱生活，他的身体已彻底被摧毁，但他坚定的信仰却未发生丝毫的改变，他仍旧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继续着革命工作。狱中酷刑的折磨，使他患上了很严重的肺结核病，生活非常困难。1937年12月底，张一悟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寻找组织。鉴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宣侠父派李屏堂夫妇护送他回兰州调养身体。
张一悟回家不久，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反复拉拢他，被他严辞拒绝。1938年初，组织上将他安排在苏联驻兰州领事馆任中文教师，负责高级知识分子的支部工作。由于工作需要，他与谢觉哉、伍修权等人经常联系，协助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搜救西路军在河西的流落人员以及输送和引导进步青年去延安学习。当时革命活动经费比较紧张，他便积极筹措资金，毅然将仅存的家产变卖。所得的钱一部分作为地下革命活动的经费，另一部分用来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学习，只剩极少的一部分给自己治病用。
1939年，苏联驻兰领事馆撤销。为避开敌人的纠缠和迫害，同时也为了迷惑敌人，便于行动，张一悟有时以郎中的身份，有时以道士、算卦先生的身份，常年奔波于兰州、水磨沟、阿干镇、下西园、黄裕、彭家坪以及榆中县的兴隆山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为了摆脱特务的跟踪，他很少在家居住，走在哪里吃住就在哪里。他经常住在别人的屋檐下或看地的草棚中。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他依旧坚持着革命斗争。据当地人后来回忆，从1942年至1948年，张一悟在草棚房里住了7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同志说：“要说苦嘛，倒也不见得，也许是过惯了的缘故吧。一个革命者总要以苦为乐，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张一悟被组织安排到大连疗养身体。医生诊断出他的左肺叶全部溃烂、右肺叶上出现了三个空洞。会诊的医生想象不到是什么原因致使他的身体遭到了如此严重的疾病。在医生得知了他的革命经历之后，震惊之余，对其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深感敬佩。
1950年12月，张一悟返回兰州时，途径西安，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习仲勋特意送给他一套新的棉大衣，并派了一辆车送他回到兰州。但因他艰苦的牢狱斗争以及长期的颠沛流离，特别是他在山东狱中受酷刑留下的顽疾，使他的病情不断恶化。垂危之际，虽经多方救治，但仍不见好转。
1951年1月3日晚10时40分，甘肃人民忠实的儿子、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张一悟同志在兰州不幸病逝，终年57岁。1958年，毛泽东主席为他签发光荣纪念证。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他颁布革命烈士证明书。
陇原火种，英魂不朽。张一悟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向我们诠释了信念坚定、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威武不屈、九死不悔的大无畏精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滋养，是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