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社会”的原型是土地神和长老神共同形成的人民聚会，那是企求人有饭吃的吃饭教仪式，那本身就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根本是人有饭吃，社会自觉，道德自觉，长老在家，人在场。
[关 键 词] 道德教育；社会原型；社会自觉；道德自觉；长老在家；人在场
[作者简介] 毕世响，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中国人最原始的宗教——吃饭教
中国社会自从三皇五帝以来，就一直是农耕文明社会，而当下却处于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初级阶段，这个过渡，需要百年以上的时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明转型，正是这个文明过渡，把我们这个时代和好几代人，都陷落在了既不能固守农业文明道德，也不能遵守工业文明道德的峡谷中。因为，农耕文明完全依靠土地和粮食，现在的人，不能完全依靠土地和粮食，工业文明又没有完全形成，工业文明的道德体系当然也没有完全形成；另外一个契机是，中国人既没有经历过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人文思想洗礼，也没有完成启蒙运动那样的革命，这意味着，中国人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的公民道德体系。换句话说，中国人还不是现代化的人，在道德观念上，还处于某种封建主义状态。在生活上，中国人仍然处于“为了吃饭而活着”，或者，“活着是为了吃饭”的生态中，这是中国最原始的宗教——吃饭教。一切教育也都是为了吃饭，一切都围绕吃饭说话。
社会的原型原来就是道德教育
学术研究的一个本源是摸原型，据说社会是进化的，社会进化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社会”是啥意思了。“社会”这个词，在今天的意思大致是“天下”、“国家”、“时代”、“世界”等涵义，而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社会”却是一个带有道德涵义的词，或者，社会本身就是道德教育。社会，具有名词和动词二重性。
中国的农耕文明主要依靠土地和粮食过日子，中国人所谓的“江山社稷”之“社稷”，社是指土地神，稷是指五谷神，在所有的神灵中，这两尊神灵和人的关系最亲近。人敬他们，供奉他们，祭祀他们，娱乐他们，给他们唱戏，形成了社日。古代逐渐形成春社与秋社两个社日，间或有四时致祭者。“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谷丰熟；秋祭社以百谷丰稔，所以报功。”即春天的社日是为了祈求神灵下雨，春雨贵如油，催发禾苗成长；秋天的社日是为了酬谢神灵，禾苗已结果实，五谷丰登，人才会有饭吃，才会活下去。
历史上不少诗人对社日都有灿烂的感情，古代关于社日的诗文很多。
项安世诗中写道：“父老共倾同社酒，儿童齐唱牧牛歌”，老年人和儿童在社日里都沉浸在一时的幸福中。
张演的《社日》诗是这样渲染的：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而杨万里的《观社》诗，则把乡农社日的欢乐，高抬为可以鄙视王侯将相：
作社朝祠有足观，山农祈福更迎年。忽然箫鼓来何处？走煞儿童最可怜！虎头豹面时自顾，野讴市舞各争妍。王侯将相饶尊贵，不慱渠侬一饷癫。
读过点古希腊文字的人，大概容易将社日和希腊人的酒神与狂歡联想在一起。不过中国人的感情是内敛的，道德是克制的，不太容易狂欢，而且老年人和儿童在一起，老年人自重身份，在晚辈面前，甚至不得不装出几分道貌岸然的样子。
社日活动，实际上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社神，就是土地神。要说还有，那就是组织社日活动的人，就是地方长老——长老不一定是年龄大的人，读书人、有家族背景的人、有社会地位的人、有德行的人、年长的人、辈分高的人，都可以是长老，也就是地方士绅，他们就是当地的道德权威。所以，地方长老或者地方士绅，虽然不止一个，但在人格上可以算作一个人。古代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是“皇权不下乡”，即皇帝的权力，止于县这一级。县以下的乡村，依靠地方长老的道德教化，政府不会派“干部”到乡村来治理。乡村的治理依靠的是地方士绅，地方士绅对乡村的治理，主要是道德约束，因为大家都依靠自己的田地生活，地方士绅不是“国家干部”，“不领国家工资”，完全依靠自己的道德身份规范地方人民；另外一个治理智慧，则是家族伦理，一个地方有一个或者几个家族，每个家族都立族规和祠堂，既笼络族人，保护族人，又威慑族人，这些族规都是伦理的和道德的。这样，就形成了地方的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的最上端是长老，最下端是年幼者，社会清明就以老年人和儿童的生活为标准。“地保”“甲长”“里长”一类的“乡长”“村长”，多听命于地方长老，实际上，有势力的家族都不屑于子弟去当“地保”“甲长”“里长”一类的跑腿人。这样，地方长老就具有民间神灵的精神，他们要教化人民。在社日活动中，大家聚会在一起，这是一个有礼有序的活动，按照长幼有序的伦理精神进行。这是“社会”的原型。
总而言之，社会是由“神”和“人民聚会”形成，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道德教育场景。
当代的道德教育场景，往往是人为地设置，不是自然的教育。如往往把革命烈士陵园一类的地方，设为“道德教育基地”，清明节的时候，学校组织老师和学生，到革命烈士陵园那样的“道德教育基地”里“道德教育”一番，其他时间，任由革命烈士高睡，谁还会端起饭碗、生起孩子而想起革命烈士呢？实际上，应该把革命烈士陵园更多地和知识教育、历史教育结合起来，而知识教育和历史教育，本身就和道德教育是一体的。或者说，把烈士陵园的意义转化为历史和知识的博物馆，才具有真正的道德教育意义。譬如说，一座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就是中国解放战争博物馆，没有关于解放战争的知识，进入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就是逛公园，倒也能够陶冶性情。
“社会”不在场与道德的陷落
当代中国有几个致命的陷落：社会不在场——政府或者国家取代社会；道德不在场——政治取代道德；儿童不在场——教育取代儿童；教育不在场——生活取代教育。这几个陷落，肇始于科举制度的完结，科举制度结束以后，这几个陷落越来越浓烈，当前则达到了极点。
前面说过，社会的原型之一是地方长老或者地方士绅，他们具备人世间准神的人格，是活着的祖宗，是道统的象征，是道德教化的人的因素。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取消以后，读书人逐渐失去了尊崇的道德地位，取代他们的逐渐成为地方流氓式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用地方干部彻底取代了传统的士绅，即使大学校长，也往往是老八路出身。政府把士绅打成“剥削者”“人民的敌人”，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改造运动，那些士绅，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彻底涤荡掉了——这也把他们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四维道德体系扫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体系。然而，在这个政治体系中，在很长的时间，地方干部与文化、知识、道德和教育没有关系，即使现在，地方干部仍然不以文化、知识、道德和教育为荣耀。至于现在的学校校长——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到底有没有文化、知识、道德和教育气质，那是很诡异阴暗的事情。现在的“中小学里所鼓捣的把戏，至少有70%不是教育，只是升学考试，升学考试和教育没有关系，升学考试的目的是为了考大学，考大学是为了职业，职业是为了个人的生活和生存……反而，教育致穷倒成了教育的气质。文化教育之济世救民的情怀，已经被文化教育自己驱逐出了自己的精神，这是中国人共同的文化教育悲哀。”[1]。
当下有人呼吁地方社会恢复家族治理，未必知道其本质应该是恢复士绅在地方社会中的道德地位，这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一则已经没有了地方士绅，二则地方社会已经不能完全依靠过去那种家族伦理治理，根本原因在于，在家族伦理治理的年代，人属于家族，人不属于社会。民主时代的人，应该属于社会，是社会的公民，而不应该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政权的私民或者臣民。民主社会，应该由政府和社会担当民众的一切。“古代是家庭和父母对儿童负责，不是国家或社会对儿童负责。儿童是家庭和父母的私民，不是社会的公民。如在科举时代，国家只管最后的结果，一个人考成了秀才、举人或进士，成为社会贤达或国家官员，国家给予荣耀，却不管他们怎么上学，读书上进是自己家庭的事情。这样的意思，一直持续到近代社会。废除科举和西学东渐以后，民主思想逐步进入中国社会，学校教育思想和制度都西化起来了。然而，儿童那家庭和父母的私民身份，只有在毛泽东时代发生了政治性的变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三十年以后的今天，又回到了古代意义——家庭和父母的私民，只有父母对儿童的前途最终负责。”[2]社会一方面进步了，人人可以接受学校教育，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又巨大地退步了，因为几千年前都是家庭担待儿童，几千年以后的今天，国家仍然把儿童扔给家庭，扔给父母。国家、家庭和社会，是三个部落，国家以政治意义要求人，家庭是实实在在的供养人，社会悬空了。
在教育普及的今天，人人似乎都是读书人了，而人人都不再是道德符號，只是生存动物。政治把持的“此社会”，不是长老把持的“彼社会”。社会已经不在场，已经没有了神灵。康德说：“有两样东西我们对之思考得越是持久和深入，就越是能在我们心中引起惊奇和敬畏，这就是星云密布的苍穹和人类心中的道德律。”这也是康德的墓志铭。当民众的心灵中没有对神的敬畏，没有对苍穹的惊奇，道德教育也就陷落了。
道德教育基于人的在场
当代最大的吊诡是，似乎社会越来越发达，而人的生活却越来越沉重，人生的意义退回到最基本的生存上去了，似乎社会也不再鼓励人有远大的理性与抱负，人只要考虑今天有没有饭吃，接受教育是为了考虑明天的饭怎么吃得上。这样，社会是社会，人是人，对社会来说，人已经不在场。
这个文明过渡初期的儿童，也许是历史上最沉重的几代人，他们很多人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是残酷的，因为父母为生计奔波于外，他们是父母双全的孤儿；而他们所处的社会，早已经没有了热闹与欢快。他们心灵的底子是寂寥的。对这些青少年来说，除了自己以外，其他一切，包括父母，都不在自己的灵魂之中。反过来说，这些青少年，是不在场中的人。他们中老年以后，怎么回忆自己空荡荡的童年？他们永远写不出来《社戏》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或者说，他们永远成不了鲁迅，无论他们怎么学习鲁迅的著作。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一生作品中最激荡人心的，莫不是来自他们童年的生活经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是鲁迅的教育经历，《孔乙己》、咸亨酒店、茴香豆，已经成为一般的人对绍兴甚至对鲁迅的记忆。鲁迅少年时代看的《社戏》，就是民间社日的一瞥。当代仍然有民间火辣辣的社火，不过时间往往挪到了过年期间，因为过年民众才有喘息的借口，才可以坐下来喝杯酒，社火也把年过得有些神意。社火往往以走高跷、划旱船、扭秧歌等为形式，锣鼓震天响，人们穿戴打扮得大红大绿，俗气、土气、喜气、古拙气、率真气直冲霄汉。不知道如此夸张的灵魂，有没有把神灵哄高兴，倒是人一年下来，能够享受几天人的味道。只是，现在许多人并不知道社火原来是古代的社日，是为了娱神和酬神的膜拜，那也好，倒可以娱人酬人，神为人而设。这样的浓烈，种在儿童青少年的心灵中，成为他们人生的底色。
周作人则把北京的一切，都与他童年和少年在老家绍兴的山水人物经历比拟，虽然他在《故乡的野菜》一文中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浙江老家的野菜。他在《喝茶》中说的喝茶，纯粹是南方的喝茶韵味：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亦断不可少。
他在文中又谈到喝茶所配的茶食，说起他家乡昌安门外的三脚桥旁，一家叫周德和的豆腐店，所制的茶干最有名。
这样的喝茶，使读书人容易想起《红楼梦》中妙玉的喝茶：收得梅花上的雪，储于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埋在地下，五年以后才打开，将水取出，亲自向风炉上扇滚了水，不假手于人，用来泡茶。而喝茶的杯子，都是苏东坡等高人雅士用过的是“瓟斝”，“点犀斝”、“绿玉斗”等类珍稀。而且，喝茶讲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驴了”。
读这样的文字，虽然觉得妙玉有几分造作，倒真羡慕她的才情；至于周作人在“瓦屋纸窗”的喝茶，勉强还做得到，总觉得那才是人的生活，因为，人在场。
社会自觉与道德教育
今天有社会学，而且还是一门非常热闹的学问，可是，社会和社会学的本意，并不是那么清晰，正像这个教育普及的时代，教育的本意——做人——已经杳然一样。
早期，严复把西方的《社会学》翻译为《群学》，影响甚远。那个群学，曾经被中国学者理解为或者赋予“组织教育群众之学、拯救中国于危亡之学”[3]。有学者说：“英文Sociology，严复译为群学，现在译为社会学。从广义方面讲，包含有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而当时维新派普遍使用的则是狭义的群学，即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学说。”[4]还有学者指出：“在晚清维新者心中，群学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指社会学……；二，由字面意义引申而来，专指合群的学问。”[5]。简单来说，当时的“群学”和“社会学”，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群，在中国学者意识里的意思，主要是合群，创办各种学会，从而把各种各样的运动如维新运动推向高峰。总而言之，中国学者早期理解的“群学”，是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然而，早期西方的社会学是一门中性学问，基本上是研究社会现象，社会学是描述性的。譬如，当年在燕京大学讲授社会学的教授，经常用美国的黑帮来讲解，这不等于中国教授欣赏美国黑帮的德行，更不等于中国教授教育中国大学生去干黑帮勾当，那是学术讲授。而一个中国大学生一辈子都不会和美国黑帮有什么交易。同样，讲美国黑帮的中国教授，一定不是美国黑帮的帮主或者喽罗。社会现象是社会现象，人是人，社会学是解释社会现象，社会学给社会建设性和劝导性的纠正和谴责，不能代替社会的道德意义。然而，它确实对社会有道德引导意义，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埃米尔
[关 键 词] 道德教育；社会原型；社会自觉；道德自觉；长老在家；人在场
[作者简介] 毕世响，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中国人最原始的宗教——吃饭教
中国社会自从三皇五帝以来，就一直是农耕文明社会，而当下却处于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初级阶段，这个过渡，需要百年以上的时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明转型，正是这个文明过渡，把我们这个时代和好几代人，都陷落在了既不能固守农业文明道德，也不能遵守工业文明道德的峡谷中。因为，农耕文明完全依靠土地和粮食，现在的人，不能完全依靠土地和粮食，工业文明又没有完全形成，工业文明的道德体系当然也没有完全形成；另外一个契机是，中国人既没有经历过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人文思想洗礼，也没有完成启蒙运动那样的革命，这意味着，中国人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的公民道德体系。换句话说，中国人还不是现代化的人，在道德观念上，还处于某种封建主义状态。在生活上，中国人仍然处于“为了吃饭而活着”，或者，“活着是为了吃饭”的生态中，这是中国最原始的宗教——吃饭教。一切教育也都是为了吃饭，一切都围绕吃饭说话。
社会的原型原来就是道德教育
学术研究的一个本源是摸原型，据说社会是进化的，社会进化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社会”是啥意思了。“社会”这个词，在今天的意思大致是“天下”、“国家”、“时代”、“世界”等涵义，而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社会”却是一个带有道德涵义的词，或者，社会本身就是道德教育。社会，具有名词和动词二重性。
中国的农耕文明主要依靠土地和粮食过日子，中国人所谓的“江山社稷”之“社稷”，社是指土地神，稷是指五谷神，在所有的神灵中，这两尊神灵和人的关系最亲近。人敬他们，供奉他们，祭祀他们，娱乐他们，给他们唱戏，形成了社日。古代逐渐形成春社与秋社两个社日，间或有四时致祭者。“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谷丰熟；秋祭社以百谷丰稔，所以报功。”即春天的社日是为了祈求神灵下雨，春雨贵如油，催发禾苗成长；秋天的社日是为了酬谢神灵，禾苗已结果实，五谷丰登，人才会有饭吃，才会活下去。
历史上不少诗人对社日都有灿烂的感情，古代关于社日的诗文很多。
项安世诗中写道：“父老共倾同社酒，儿童齐唱牧牛歌”，老年人和儿童在社日里都沉浸在一时的幸福中。
张演的《社日》诗是这样渲染的：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而杨万里的《观社》诗，则把乡农社日的欢乐，高抬为可以鄙视王侯将相：
作社朝祠有足观，山农祈福更迎年。忽然箫鼓来何处？走煞儿童最可怜！虎头豹面时自顾，野讴市舞各争妍。王侯将相饶尊贵，不慱渠侬一饷癫。
读过点古希腊文字的人，大概容易将社日和希腊人的酒神与狂歡联想在一起。不过中国人的感情是内敛的，道德是克制的，不太容易狂欢，而且老年人和儿童在一起，老年人自重身份，在晚辈面前，甚至不得不装出几分道貌岸然的样子。
社日活动，实际上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社神，就是土地神。要说还有，那就是组织社日活动的人，就是地方长老——长老不一定是年龄大的人，读书人、有家族背景的人、有社会地位的人、有德行的人、年长的人、辈分高的人，都可以是长老，也就是地方士绅，他们就是当地的道德权威。所以，地方长老或者地方士绅，虽然不止一个，但在人格上可以算作一个人。古代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是“皇权不下乡”，即皇帝的权力，止于县这一级。县以下的乡村，依靠地方长老的道德教化，政府不会派“干部”到乡村来治理。乡村的治理依靠的是地方士绅，地方士绅对乡村的治理，主要是道德约束，因为大家都依靠自己的田地生活，地方士绅不是“国家干部”，“不领国家工资”，完全依靠自己的道德身份规范地方人民；另外一个治理智慧，则是家族伦理，一个地方有一个或者几个家族，每个家族都立族规和祠堂，既笼络族人，保护族人，又威慑族人，这些族规都是伦理的和道德的。这样，就形成了地方的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的最上端是长老，最下端是年幼者，社会清明就以老年人和儿童的生活为标准。“地保”“甲长”“里长”一类的“乡长”“村长”，多听命于地方长老，实际上，有势力的家族都不屑于子弟去当“地保”“甲长”“里长”一类的跑腿人。这样，地方长老就具有民间神灵的精神，他们要教化人民。在社日活动中，大家聚会在一起，这是一个有礼有序的活动，按照长幼有序的伦理精神进行。这是“社会”的原型。
总而言之，社会是由“神”和“人民聚会”形成，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道德教育场景。
当代的道德教育场景，往往是人为地设置，不是自然的教育。如往往把革命烈士陵园一类的地方，设为“道德教育基地”，清明节的时候，学校组织老师和学生，到革命烈士陵园那样的“道德教育基地”里“道德教育”一番，其他时间，任由革命烈士高睡，谁还会端起饭碗、生起孩子而想起革命烈士呢？实际上，应该把革命烈士陵园更多地和知识教育、历史教育结合起来，而知识教育和历史教育，本身就和道德教育是一体的。或者说，把烈士陵园的意义转化为历史和知识的博物馆，才具有真正的道德教育意义。譬如说，一座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就是中国解放战争博物馆，没有关于解放战争的知识，进入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就是逛公园，倒也能够陶冶性情。
“社会”不在场与道德的陷落
当代中国有几个致命的陷落：社会不在场——政府或者国家取代社会；道德不在场——政治取代道德；儿童不在场——教育取代儿童；教育不在场——生活取代教育。这几个陷落，肇始于科举制度的完结，科举制度结束以后，这几个陷落越来越浓烈，当前则达到了极点。
前面说过，社会的原型之一是地方长老或者地方士绅，他们具备人世间准神的人格，是活着的祖宗，是道统的象征，是道德教化的人的因素。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取消以后，读书人逐渐失去了尊崇的道德地位，取代他们的逐渐成为地方流氓式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用地方干部彻底取代了传统的士绅，即使大学校长，也往往是老八路出身。政府把士绅打成“剥削者”“人民的敌人”，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改造运动，那些士绅，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彻底涤荡掉了——这也把他们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四维道德体系扫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体系。然而，在这个政治体系中，在很长的时间，地方干部与文化、知识、道德和教育没有关系，即使现在，地方干部仍然不以文化、知识、道德和教育为荣耀。至于现在的学校校长——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到底有没有文化、知识、道德和教育气质，那是很诡异阴暗的事情。现在的“中小学里所鼓捣的把戏，至少有70%不是教育，只是升学考试，升学考试和教育没有关系，升学考试的目的是为了考大学，考大学是为了职业，职业是为了个人的生活和生存……反而，教育致穷倒成了教育的气质。文化教育之济世救民的情怀，已经被文化教育自己驱逐出了自己的精神，这是中国人共同的文化教育悲哀。”[1]。
当下有人呼吁地方社会恢复家族治理，未必知道其本质应该是恢复士绅在地方社会中的道德地位，这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一则已经没有了地方士绅，二则地方社会已经不能完全依靠过去那种家族伦理治理，根本原因在于，在家族伦理治理的年代，人属于家族，人不属于社会。民主时代的人，应该属于社会，是社会的公民，而不应该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政权的私民或者臣民。民主社会，应该由政府和社会担当民众的一切。“古代是家庭和父母对儿童负责，不是国家或社会对儿童负责。儿童是家庭和父母的私民，不是社会的公民。如在科举时代，国家只管最后的结果，一个人考成了秀才、举人或进士，成为社会贤达或国家官员，国家给予荣耀，却不管他们怎么上学，读书上进是自己家庭的事情。这样的意思，一直持续到近代社会。废除科举和西学东渐以后，民主思想逐步进入中国社会，学校教育思想和制度都西化起来了。然而，儿童那家庭和父母的私民身份，只有在毛泽东时代发生了政治性的变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三十年以后的今天，又回到了古代意义——家庭和父母的私民，只有父母对儿童的前途最终负责。”[2]社会一方面进步了，人人可以接受学校教育，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又巨大地退步了，因为几千年前都是家庭担待儿童，几千年以后的今天，国家仍然把儿童扔给家庭，扔给父母。国家、家庭和社会，是三个部落，国家以政治意义要求人，家庭是实实在在的供养人，社会悬空了。
在教育普及的今天，人人似乎都是读书人了，而人人都不再是道德符號，只是生存动物。政治把持的“此社会”，不是长老把持的“彼社会”。社会已经不在场，已经没有了神灵。康德说：“有两样东西我们对之思考得越是持久和深入，就越是能在我们心中引起惊奇和敬畏，这就是星云密布的苍穹和人类心中的道德律。”这也是康德的墓志铭。当民众的心灵中没有对神的敬畏，没有对苍穹的惊奇，道德教育也就陷落了。
道德教育基于人的在场
当代最大的吊诡是，似乎社会越来越发达，而人的生活却越来越沉重，人生的意义退回到最基本的生存上去了，似乎社会也不再鼓励人有远大的理性与抱负，人只要考虑今天有没有饭吃，接受教育是为了考虑明天的饭怎么吃得上。这样，社会是社会，人是人，对社会来说，人已经不在场。
这个文明过渡初期的儿童，也许是历史上最沉重的几代人，他们很多人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是残酷的，因为父母为生计奔波于外，他们是父母双全的孤儿；而他们所处的社会，早已经没有了热闹与欢快。他们心灵的底子是寂寥的。对这些青少年来说，除了自己以外，其他一切，包括父母，都不在自己的灵魂之中。反过来说，这些青少年，是不在场中的人。他们中老年以后，怎么回忆自己空荡荡的童年？他们永远写不出来《社戏》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或者说，他们永远成不了鲁迅，无论他们怎么学习鲁迅的著作。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一生作品中最激荡人心的，莫不是来自他们童年的生活经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是鲁迅的教育经历，《孔乙己》、咸亨酒店、茴香豆，已经成为一般的人对绍兴甚至对鲁迅的记忆。鲁迅少年时代看的《社戏》，就是民间社日的一瞥。当代仍然有民间火辣辣的社火，不过时间往往挪到了过年期间，因为过年民众才有喘息的借口，才可以坐下来喝杯酒，社火也把年过得有些神意。社火往往以走高跷、划旱船、扭秧歌等为形式，锣鼓震天响，人们穿戴打扮得大红大绿，俗气、土气、喜气、古拙气、率真气直冲霄汉。不知道如此夸张的灵魂，有没有把神灵哄高兴，倒是人一年下来，能够享受几天人的味道。只是，现在许多人并不知道社火原来是古代的社日，是为了娱神和酬神的膜拜，那也好，倒可以娱人酬人，神为人而设。这样的浓烈，种在儿童青少年的心灵中，成为他们人生的底色。
周作人则把北京的一切，都与他童年和少年在老家绍兴的山水人物经历比拟，虽然他在《故乡的野菜》一文中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浙江老家的野菜。他在《喝茶》中说的喝茶，纯粹是南方的喝茶韵味：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亦断不可少。
他在文中又谈到喝茶所配的茶食，说起他家乡昌安门外的三脚桥旁，一家叫周德和的豆腐店，所制的茶干最有名。
这样的喝茶，使读书人容易想起《红楼梦》中妙玉的喝茶：收得梅花上的雪，储于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埋在地下，五年以后才打开，将水取出，亲自向风炉上扇滚了水，不假手于人，用来泡茶。而喝茶的杯子，都是苏东坡等高人雅士用过的是“瓟斝”，“点犀斝”、“绿玉斗”等类珍稀。而且，喝茶讲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驴了”。
读这样的文字，虽然觉得妙玉有几分造作，倒真羡慕她的才情；至于周作人在“瓦屋纸窗”的喝茶，勉强还做得到，总觉得那才是人的生活，因为，人在场。
社会自觉与道德教育
今天有社会学，而且还是一门非常热闹的学问，可是，社会和社会学的本意，并不是那么清晰，正像这个教育普及的时代，教育的本意——做人——已经杳然一样。
早期，严复把西方的《社会学》翻译为《群学》，影响甚远。那个群学，曾经被中国学者理解为或者赋予“组织教育群众之学、拯救中国于危亡之学”[3]。有学者说：“英文Sociology，严复译为群学，现在译为社会学。从广义方面讲，包含有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而当时维新派普遍使用的则是狭义的群学，即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学说。”[4]还有学者指出：“在晚清维新者心中，群学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指社会学……；二，由字面意义引申而来，专指合群的学问。”[5]。简单来说，当时的“群学”和“社会学”，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群，在中国学者意识里的意思，主要是合群，创办各种学会，从而把各种各样的运动如维新运动推向高峰。总而言之，中国学者早期理解的“群学”，是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然而，早期西方的社会学是一门中性学问，基本上是研究社会现象，社会学是描述性的。譬如，当年在燕京大学讲授社会学的教授，经常用美国的黑帮来讲解，这不等于中国教授欣赏美国黑帮的德行，更不等于中国教授教育中国大学生去干黑帮勾当，那是学术讲授。而一个中国大学生一辈子都不会和美国黑帮有什么交易。同样，讲美国黑帮的中国教授，一定不是美国黑帮的帮主或者喽罗。社会现象是社会现象，人是人，社会学是解释社会现象，社会学给社会建设性和劝导性的纠正和谴责，不能代替社会的道德意义。然而，它确实对社会有道德引导意义，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埃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