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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释素养培养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实施，本文以《辛亥革命》一课为例，谈谈我的思考。
一、思索：为什么突出历史解释？
1.新课标的要求
课程标准指出“所有的历史叙述在本质上都是对历史的解释，即便是对基本事实的陈述也包含了陈述者的主观认识。人们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描述和解释过去，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辩证、客观地理解历史事物，不仅要将其描述出来，还要揭示其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因果关系。通过对历史的解释，不断接近历史真实。”[1]
目目前使用的三套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一课均采取了“革命叙事”的描述方式和解释方式。此外，可否“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描述和解释过去”，以期培养学生“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
2.新时代的要求
徐赐成老师指出：“探索新时代历史教育就要理解历史教育的功能，要理解历史教育的功能，就不得不构建并解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而解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旨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现实。由于现实是变动的，解释就会是永不停息的。历史教育的功能就是要人们理解和掌握这种从历史解释现实的能力和方法。”[2]
明确了“为什么解释”之后，接下来就要考虑“解释什么”了。
何兆武认为：“一切历史解释可以说都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某一事件如何是如此，即它是由于什么原因，这可以名之为‘何以’的问题;（二）某一事件何以是如此，即它是由于怎样的演变历程而来，这可以名之为‘如何’的问题。”[3]
《辛亥革命》一课“何以”的问题可以分解为：一是革命爆发时是什么样子？二是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如何”的问题则可分解为：一是它演变的历程怎样？二是它为什么会这样？
二、实践：怎么突出历史解释？
借用张鸣教授的观点，把课题定为“晃动中国——回望低烈度革命”：一是偶然的革命，必然的选择;二是低烈度革命，高烈度变革;三是辛亥年革命，百余年评说。限于篇幅，仅谈第一部分。
1.事发突然
1911年9月24日，革命党决定中秋节起义（10月6日）。不料，突发南湖炮队事件。当局加强了军队管制和人员防范，不得不向后推延起义日期。
10月9日，革命党人在汉口俄国租界配置炸弹。不慎起火，起义暴露。清政府按照起获的革命党名册，全城搜捕。
10月10日，工程营排长陶启胜查房时，恶声责问士兵金兆龙晚上为何擦枪，是否想造反？革命党战士程正瀛举枪射击。顿时，武昌城内外枪炮齐鸣，起义不经意间爆发了。
——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
武昌起义事发突然。原定中秋节起义（寓意圆圆满满），却因南湖炮队为即将退伍的士兵饯行喝醉了酒，在与值班排长冲突时说走了嘴，而不得不推迟。
原本按照计划紧锣密鼓积极准备的起义，却因革命党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漫不经心地叼着烟卷观看制造炸弹引发了大火，起义资料和名单被俄国巡捕起获而不得不再做调整。
当湖广当局和革命党人精神都十分紧张的敏感时刻，一位值班排长呵斥晚上擦枪的战士金兆龙（革命党人），引发同为革命党的战士程正瀛率先开枪，义军误以为是起义信号，于是武昌首义，三镇光复。
2. 事成偶然
1911年5月，谭延闿等湖南士绅递交抗议书、湖北绅商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赴北京请愿，反对铁路国有化;6月，四川绅商联合哥老会成员把保路运动变成暴力反抗。
10月11日，进士出身的湖北咨议局长汤化龙任民政部长，湖北新军军官黎元洪任都督。
10月25日，陕西革命党人和会党首领举行会议，公推同盟会员张凤翙、钱鼎和哥老会首领万炳南为正副大统领。
—— 马勇 《马勇讲史·革命》
武昌首义事发突然，事成也很偶然。士绅、商人、旧官僚、旧军官、革命党和会党等不同的社会力量都参与其中，才使清政府统治很快土崩瓦解。革命党与会党（社会糜烂之际底层群众自发组成的秘密互助和自救组织）参与革命很好理解。官僚、士绅、商绅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什么也跟着“瞎起哄”呢？
这种反常识的“偶然”，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3. 实属必然
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并非一场持续、计划周详的政变，而应该被看作各省脱离帝国掌控的系列活动。辛亥革命是一系列始于19世纪50年代、为了回应内忧外患活动的最高潮。这些活动包括：地方武装的发展、乡村经理阶层的兴起、士绅进入地方政府等。正是1901年后王朝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进行的改革，极具讽刺意味地加快了精英阶层的政治觉醒的过程。与其说这些改革有利于孙中山等激进分子的活动，不如说它们更多地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 （美）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
洋务运动以来特别是甲午战败后的军事改革，推动中国部分军队逐步使用西式装备、仿照西式方法练兵。这就要求军人有基本的文化素养，否则操作不了新式装备，也理解不了新式条例。平均文化水平远远高于国民平均水平的新军，其判断力相对较强，不大可能简单、机械地服从。
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奔走在科举上升之路的读书人迅速分化为两大类：一是年龄大、有低级功名且转型不易的人，彻底丧失了向上攀爬的阶梯，只能想方设法转而从地方榨取资源。废止科举制，还堵塞了地方精英通过科考向中央顺畅传递地方信息的渠道，士绅被迫从“以天下为己任”转变为“为桑梓谋福利”，即所谓“士绅地方化”。二是年龄较小、家资殷富的读书人大都选择出国留学;年龄较小、家资一般的读书人往往選择新式学堂谋求生计（比如鲁迅）。无论是留学生还是新式学堂的学生都更容易产生异质思想。
甲午战后，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1902年，设立工商部，奖励工商的主要办法就是给予投身实业的商人功名。绅商合体，利益趋同，成为立宪的坚定拥护者。“皇族内阁”让士、绅、商的政治希冀落空;铁路国有化使士、绅、商的经济利益（地方利益）落空。原本坚定的立宪派转而支持至少是同情革命。 洋务运动证明军事改革救不了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证明会党起事救不了国，时代也没有给教育和实业救国留下实证的机会。现如今，立宪也被认为是骗局，除了革命还能怎样？
革命党人的主张最大限度地兼容了当时中国各个层面的诉求。正是革命把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各种努力整合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崩解了昏招迭出的大清王朝。
貌似偶然的武昌起义，其背后是中国近代以来从天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变法维新、清末新政等一系列救亡图存努力的必然结果。
三、余论：怎么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
1.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
龚培河教授指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是通过有能动性的人的实践活动表达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在执行必然逻辑规定时有很大的主动性和选择性。可以说，不是必然性规定偶然性的展开，而是偶然性承载着必然性的贯彻。因此偶然性的意义不仅在于现实表达了必然性，而且还表现在“规定了”必然性贯彻下去的现实方式。[4]
结合辛亥革命发生地武昌来看，除了当地已有的革命条件和基础（教科书内容），国会请愿尤其是保路运动又及时提供了有利的契机。辛亥这年，清政府忽然宣布广东、四川、两湖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实际是要将其卖给外国人，于是激起了保路运动。川汉筑路的钱，主要来自绅商、地主，政府既要收回国有又不将股金变现归还，再加之盛宣怀态度强硬，处置失当，因此酿成了民变。为了镇压川民暴动，清政府遂从湖北调兵，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这个时机被革命党人及时抓住了。
辛亥革命出现诸多意外和偶然，只能说明整个过程极其复杂与惊险，它并不能否认必然性在其中所拥有的支配地位和主导作用。
2.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分类
原光明日报社李桂海编审指出，从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看，必然性和偶然性结合的模式大体上有三种类型，即螺旋推进型、筛选进化型和几率优选型。
螺旋推进型的特点是：历史必然性的发展方向比较明显有力，历史偶然性使历史必然性的发展方向左右摇摆，上下波动，但总体上不能使它离开前进的方向。例如，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现代化是必然趋势，当然也存在诸如义和团运动等个别时期例外的偶然性。
筛选优化型的历史必然性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表现为历史出现多种发展道路可供选择，其中每一条道路都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并不总是最优化的发展道路，它也可能是一种劣势选择，选择的是发展缓慢而又艰难的道路。例如，立宪和革命是两种不同的选择。相对于革命，立宪比较温和，但是变革的程度和所需要的时间都无法适应国内外形势需要。革命对于旧势力清除比较彻底，但是会带来社会的震荡，社会变革成本过高。相比之下，辛亥革命以低烈度革命实现高烈度变革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几率优选型中所反映的历史必然性是丛状的，数量比较多，且势均力敌，所以其选择主要决定于历史的偶然性。在这种类型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有很大的随机性，所以其发展的方向是不明朗的，常常会因为某个突发的事件，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历史必然性未必都能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只有当它与历史偶然性结合，取得了某种既有明确的发展趋向，又有相应的内外发展力时，它才能具有某些规律性的内涵。[5]例如，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不是因为他代表了历史的必然性。当时的黄兴、黎元洪等人，都有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可能性，也都代表了历史的必然性。可是最后由谁担任临时大总统，其几率性非常大，因为它是由许多复杂多变的历史偶然性造成的。
唐人李德裕在《周秦行纪论》中写道：“历既有数，意非偶然，若不在当代，必在于子孙”。在“核心素养”昌行的当代，偶然性和必然性在历史解释中的运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吾辈当不遑多让，起而行之，万不可事事留待子孙。
【注释】
[1]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5页。
[2]徐赐成：《新时代历史教育要有所作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8年第10期。
[3]何兆武：《历史与历史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4]龔培河：《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5-186页。
[5]“三种类型”及其特点分析，转引自何成刚、张克洲、沙夕岗：《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及其在教学中的运用》，《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8年第1期。
一、思索：为什么突出历史解释？
1.新课标的要求
课程标准指出“所有的历史叙述在本质上都是对历史的解释，即便是对基本事实的陈述也包含了陈述者的主观认识。人们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描述和解释过去，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辩证、客观地理解历史事物，不仅要将其描述出来，还要揭示其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因果关系。通过对历史的解释，不断接近历史真实。”[1]
目目前使用的三套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一课均采取了“革命叙事”的描述方式和解释方式。此外，可否“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描述和解释过去”，以期培养学生“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
2.新时代的要求
徐赐成老师指出：“探索新时代历史教育就要理解历史教育的功能，要理解历史教育的功能，就不得不构建并解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而解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旨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现实。由于现实是变动的，解释就会是永不停息的。历史教育的功能就是要人们理解和掌握这种从历史解释现实的能力和方法。”[2]
明确了“为什么解释”之后，接下来就要考虑“解释什么”了。
何兆武认为：“一切历史解释可以说都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某一事件如何是如此，即它是由于什么原因，这可以名之为‘何以’的问题;（二）某一事件何以是如此，即它是由于怎样的演变历程而来，这可以名之为‘如何’的问题。”[3]
《辛亥革命》一课“何以”的问题可以分解为：一是革命爆发时是什么样子？二是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如何”的问题则可分解为：一是它演变的历程怎样？二是它为什么会这样？
二、实践：怎么突出历史解释？
借用张鸣教授的观点，把课题定为“晃动中国——回望低烈度革命”：一是偶然的革命，必然的选择;二是低烈度革命，高烈度变革;三是辛亥年革命，百余年评说。限于篇幅，仅谈第一部分。
1.事发突然
1911年9月24日，革命党决定中秋节起义（10月6日）。不料，突发南湖炮队事件。当局加强了军队管制和人员防范，不得不向后推延起义日期。
10月9日，革命党人在汉口俄国租界配置炸弹。不慎起火，起义暴露。清政府按照起获的革命党名册，全城搜捕。
10月10日，工程营排长陶启胜查房时，恶声责问士兵金兆龙晚上为何擦枪，是否想造反？革命党战士程正瀛举枪射击。顿时，武昌城内外枪炮齐鸣，起义不经意间爆发了。
——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
武昌起义事发突然。原定中秋节起义（寓意圆圆满满），却因南湖炮队为即将退伍的士兵饯行喝醉了酒，在与值班排长冲突时说走了嘴，而不得不推迟。
原本按照计划紧锣密鼓积极准备的起义，却因革命党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漫不经心地叼着烟卷观看制造炸弹引发了大火，起义资料和名单被俄国巡捕起获而不得不再做调整。
当湖广当局和革命党人精神都十分紧张的敏感时刻，一位值班排长呵斥晚上擦枪的战士金兆龙（革命党人），引发同为革命党的战士程正瀛率先开枪，义军误以为是起义信号，于是武昌首义，三镇光复。
2. 事成偶然
1911年5月，谭延闿等湖南士绅递交抗议书、湖北绅商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赴北京请愿，反对铁路国有化;6月，四川绅商联合哥老会成员把保路运动变成暴力反抗。
10月11日，进士出身的湖北咨议局长汤化龙任民政部长，湖北新军军官黎元洪任都督。
10月25日，陕西革命党人和会党首领举行会议，公推同盟会员张凤翙、钱鼎和哥老会首领万炳南为正副大统领。
—— 马勇 《马勇讲史·革命》
武昌首义事发突然，事成也很偶然。士绅、商人、旧官僚、旧军官、革命党和会党等不同的社会力量都参与其中，才使清政府统治很快土崩瓦解。革命党与会党（社会糜烂之际底层群众自发组成的秘密互助和自救组织）参与革命很好理解。官僚、士绅、商绅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什么也跟着“瞎起哄”呢？
这种反常识的“偶然”，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3. 实属必然
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并非一场持续、计划周详的政变，而应该被看作各省脱离帝国掌控的系列活动。辛亥革命是一系列始于19世纪50年代、为了回应内忧外患活动的最高潮。这些活动包括：地方武装的发展、乡村经理阶层的兴起、士绅进入地方政府等。正是1901年后王朝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进行的改革，极具讽刺意味地加快了精英阶层的政治觉醒的过程。与其说这些改革有利于孙中山等激进分子的活动，不如说它们更多地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 （美）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
洋务运动以来特别是甲午战败后的军事改革，推动中国部分军队逐步使用西式装备、仿照西式方法练兵。这就要求军人有基本的文化素养，否则操作不了新式装备，也理解不了新式条例。平均文化水平远远高于国民平均水平的新军，其判断力相对较强，不大可能简单、机械地服从。
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奔走在科举上升之路的读书人迅速分化为两大类：一是年龄大、有低级功名且转型不易的人，彻底丧失了向上攀爬的阶梯，只能想方设法转而从地方榨取资源。废止科举制，还堵塞了地方精英通过科考向中央顺畅传递地方信息的渠道，士绅被迫从“以天下为己任”转变为“为桑梓谋福利”，即所谓“士绅地方化”。二是年龄较小、家资殷富的读书人大都选择出国留学;年龄较小、家资一般的读书人往往選择新式学堂谋求生计（比如鲁迅）。无论是留学生还是新式学堂的学生都更容易产生异质思想。
甲午战后，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1902年，设立工商部，奖励工商的主要办法就是给予投身实业的商人功名。绅商合体，利益趋同，成为立宪的坚定拥护者。“皇族内阁”让士、绅、商的政治希冀落空;铁路国有化使士、绅、商的经济利益（地方利益）落空。原本坚定的立宪派转而支持至少是同情革命。 洋务运动证明军事改革救不了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证明会党起事救不了国，时代也没有给教育和实业救国留下实证的机会。现如今，立宪也被认为是骗局，除了革命还能怎样？
革命党人的主张最大限度地兼容了当时中国各个层面的诉求。正是革命把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各种努力整合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崩解了昏招迭出的大清王朝。
貌似偶然的武昌起义，其背后是中国近代以来从天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变法维新、清末新政等一系列救亡图存努力的必然结果。
三、余论：怎么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
1.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
龚培河教授指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是通过有能动性的人的实践活动表达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在执行必然逻辑规定时有很大的主动性和选择性。可以说，不是必然性规定偶然性的展开，而是偶然性承载着必然性的贯彻。因此偶然性的意义不仅在于现实表达了必然性，而且还表现在“规定了”必然性贯彻下去的现实方式。[4]
结合辛亥革命发生地武昌来看，除了当地已有的革命条件和基础（教科书内容），国会请愿尤其是保路运动又及时提供了有利的契机。辛亥这年，清政府忽然宣布广东、四川、两湖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实际是要将其卖给外国人，于是激起了保路运动。川汉筑路的钱，主要来自绅商、地主，政府既要收回国有又不将股金变现归还，再加之盛宣怀态度强硬，处置失当，因此酿成了民变。为了镇压川民暴动，清政府遂从湖北调兵，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这个时机被革命党人及时抓住了。
辛亥革命出现诸多意外和偶然，只能说明整个过程极其复杂与惊险，它并不能否认必然性在其中所拥有的支配地位和主导作用。
2.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分类
原光明日报社李桂海编审指出，从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看，必然性和偶然性结合的模式大体上有三种类型，即螺旋推进型、筛选进化型和几率优选型。
螺旋推进型的特点是：历史必然性的发展方向比较明显有力，历史偶然性使历史必然性的发展方向左右摇摆，上下波动，但总体上不能使它离开前进的方向。例如，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现代化是必然趋势，当然也存在诸如义和团运动等个别时期例外的偶然性。
筛选优化型的历史必然性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表现为历史出现多种发展道路可供选择，其中每一条道路都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并不总是最优化的发展道路，它也可能是一种劣势选择，选择的是发展缓慢而又艰难的道路。例如，立宪和革命是两种不同的选择。相对于革命，立宪比较温和，但是变革的程度和所需要的时间都无法适应国内外形势需要。革命对于旧势力清除比较彻底，但是会带来社会的震荡，社会变革成本过高。相比之下，辛亥革命以低烈度革命实现高烈度变革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几率优选型中所反映的历史必然性是丛状的，数量比较多，且势均力敌，所以其选择主要决定于历史的偶然性。在这种类型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有很大的随机性，所以其发展的方向是不明朗的，常常会因为某个突发的事件，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历史必然性未必都能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只有当它与历史偶然性结合，取得了某种既有明确的发展趋向，又有相应的内外发展力时，它才能具有某些规律性的内涵。[5]例如，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不是因为他代表了历史的必然性。当时的黄兴、黎元洪等人，都有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可能性，也都代表了历史的必然性。可是最后由谁担任临时大总统，其几率性非常大，因为它是由许多复杂多变的历史偶然性造成的。
唐人李德裕在《周秦行纪论》中写道：“历既有数，意非偶然，若不在当代，必在于子孙”。在“核心素养”昌行的当代，偶然性和必然性在历史解释中的运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吾辈当不遑多让，起而行之，万不可事事留待子孙。
【注释】
[1]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5页。
[2]徐赐成：《新时代历史教育要有所作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8年第10期。
[3]何兆武：《历史与历史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4]龔培河：《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5-186页。
[5]“三种类型”及其特点分析，转引自何成刚、张克洲、沙夕岗：《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及其在教学中的运用》，《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