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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到迄今愈演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西方社会呈现衰退、动荡与混乱景象，资本主义制度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鉴于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内部开始掀起一场自由市场、民主选举、金融运作、福利制度等的深入反思，人们看到曾经宣布“终结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现在似乎面临“被终结”的命运。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全球社会主义体系开始面临所谓“崩溃”局面。德国柏林墙被拆除、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倒台并进入持续的动荡时期。从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浪潮遭遇到空前的危机。世界的两极对立变成了各种形式的帝国性质的地区冲突。忽然之间，几乎每一种暴力运动背后，都可以看到争取资本主义体制的动机，似乎只有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才能引领人类走进美好的未来。
于是，凡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东西，都变成了过街老鼠。尤其是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清算，直接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空前认同。1989年，西方报纸上出现了这样一幅漫画：一群工人和农民手持斧头和镰刀去追砍前面惊恐奔逃的马克思和列宁。紧接着，布热津斯基写出了《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成功预言了苏联的解体。1992年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则大声宣布：马克思主义死了！资本主义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罪恶，历史到此已经不再有革命性的变革，我们成为“最后的人”了！
也就是说，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头几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期，资本主义体制合法性获得了空前的认同。
有趣的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这种信心，却在近期遭到了空前的打击。
永远不能到来的承诺
资本主义首先是作为一个经济命题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它带来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大发展。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在几百年里面积累的成果，比此前几千年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有理由承诺比此前任何社会经济形式都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但是，早在上世纪前叶，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就提醒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这个承诺不是完美与否的问题，而是能否成立的问题。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永远存在一个合法化的问题：资本主义总是用非常美好的承诺来叙述这个世界，但是，它能够带给人们的实际上的利益，远远小于甚至背离了它作为美学和文化的叙事。
资本主义由此会面临合法化危机。
简单地说，所谓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指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力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总是不断地承诺民主、自由，承诺天赋人权，人人都有接受教育和获得食物的权利；资本主义建立了自由市场，让人们以自由的身份随心所欲地进行物物交换，通过自由流通实现资源的自然分配；资本主义承诺进步和文明，以人类的名义号召大家奋斗并共享成果。
当然，也要看到，资本主义的这种合法化危机，同时也是人类进步的结果。如果没有对人类平等和公平生活的必要性的共识，没有对民主、民有和民享的共识，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出现。但是，资本主义提出的问题是它自己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设计的“自由市场”允诺可以带来最终的公平和公正。所有资本主义的雄心壮志，都跟这样的一个近乎完美的市场神话有关：市场会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价格、产量和流通的方式，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建立在“利他”基础之上的经济道德——物品换成货币，最终换来你想要的东西。只有通过满足别人的愿望，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
但是，在这种自由市场几乎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支柱的时候，资本主义却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冷峻地指出，即使在上世纪最后20年里，人们对资本主义充满信心的时候，全球每日仅靠不足两美元度日的人口数量已经增长了将近1亿；而到今天，当英国的银行家们每年拿着上百万英镑的奖金还觉得心有不甘的时候，三分之一的儿童却生活在救济线以下。不争的事实是，资本主义一方面带来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巨大财富的生产，另一方面，却并不能让人们充分享受这些伟大的成果和文明。
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物物交换的情形。它是伴随着血腥的原始积累、野蛮的殖民运动和臭名昭著的黑奴交易而诞生的。麦克·戴维斯在他的著作《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大屠杀》中记述了19世纪末期，一场本可避免的饥荒、干旱和疾病，却在印度、非洲、中国、巴西、俄罗斯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夺走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在所有这些灾难中，许多都是自由市场的教条一手造成的。诸如飙升的粮食价格使普通百姓不得不忍饥挨饿；垄断的药品产业令许多人的生命得不到保障。
人们不是通过满足他人的欲望而获利，而是通过控制资本流通的方式，来控制人们的欲望。垄断让人们只能接受高出成本许多倍的价格来购买必需品；标准化生产让人们丧失想象另一种生活需要的能力。市场上贩卖的不仅仅是“需要”，更多地是“想要”。当手机在进行一场又一场“革命”的时候，科技并没有进一步发展——被不断更新的只不过是WANT而不是NEED。
一旦自由市场离开了原始的物物交换的方式，追求货币而不是追求满足他人的要求，就立刻成为市场的全部动机。自由市场不是为了公平地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而是为了垄断者自己独享某些利益而建立的。
表面看来，“资本”不过是“钱生钱”的一个过渡性的称呼，但事实上，“资本”却是保障一部分人永远可以赚钱、另一部分人永久替别人赚钱的方法。它可以巧妙地让人们接受被剥削的事实，并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看似极其民主和尊重个人选择的社会秩序。
资本可以让一个人失去自由支配资源的权利，却赋予一个人自由选择被谁雇佣的权利。资本让我们丧失买到我们所必需的东西的权利，却赋予我们按照欲望自由购买的权利。
资本总是在根本上剥夺，却在过程中赋予。
显然，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究其根源来自资本的逐利本性和资本主义所倡导的浪漫理念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它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永远孕育贫穷。
“广告政治”与民主幻象
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是资本主义合法化叙事中的一个亮点。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巧妙设计了源自希腊城邦民主的现代代议制民主，并有效地利用这种民主形式组织了其国家体制。
最近许多年来，“民主政治”几乎就等同于美国或者英国的国家体制，仿佛只有这种“一人一票”的形式，才称得上是“民主”。事实上，表面看来是每个人的政治，而其背后则是精英统治对民主权力的限制。
在2011年奥巴马为选举进行的各种宣传活动中，一个有趣的细节不经意被其工作人员暴露出来。为了一次奥巴马的演讲，他的工作团队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们首先定位美国人此时此刻最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象。通过调查得出结论，现在美国人认为经济危机和金融混乱的局面应该得到转变，“坚定的领袖”而不再是“亲民的总统”成为人们内心渴望的形象。于是，奥巴马就如同张艺谋一样来一次“华丽转身”：他的团队打造了一个半环形的演讲台，灯光师用了底部补光的方式来突出奥巴马的高大；他们还训练这位表演才能已经非常不错的总统如何改变挥手的姿势，以便向人们传达他内心中“强大的意志力”；语音和声调也经过了再塑造，走路的姿势也被训练成坚定的步伐和毫不犹豫的性格。
总之，为了赢得人们手中的选票，民主体制激活的是一种极端的政治美学原则：民主制度保证你可以毫无悬念地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一个被巧妙艺术化的形象。在这里，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也就无法避免地成为一种“广告政治”。
这种“广告政治”的内在分裂，归根到底来自其资本体制的政治属性。也就是说，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化地为少数人追逐利润；而代议制民主则可以用民主幻象说服人们相信，利润的分配是国人共识公举的结果。
与之相应，“广告政治”说白了乃是资本政治的一种体现形式。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所说，美国已从“有钱人一人一票，变为一男子一票，再到一人一票，现在趋向一美元一票”。在美国，总统确实是人们用选票选出来的；但是，影响选票的媒体机制和宣传机器，则是被几大家族控制的。亚当斯、汉密尔顿、塔夫脱、哈里森、罗斯福、肯尼迪、洛克菲勒等等，这些姓氏伴随美国民主政体已有200年历史。美国第六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之子；1888年当选总统的本杰明·哈里森是威廉·哈里森（1841年任总统）的孙子，同时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签署者之一的曾孙；而第32届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则是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远亲；布什家族也出了两位总统、一位参议员（普雷斯科特·布什）和两位州长（布什及其胞弟杰布·布什）。斯蒂芬·赫斯早在1966年就研究过美国的政治家族问题。他发现，美国有700多个家族，每个家庭至少向国会输送了2名成员；如哈里森家族、弗里林海森、肯尼迪家族等总是对美国产生巨大影响。
在这里，没有比可以操控的“民主选举”更适合做资本主义进行资本剥削和压迫的遮羞布了。一方面是毫不客气地剥夺人们的劳动价值，另一方面则必须做到让人们相信这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个体差别的结果。
这是一个有趣的命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任何统治权力体系都不屑于为自己的霸道和残忍辩护，统治者天然认为人应该分成三六九等，上等人就应该并且有权支配下等人的生命和生活。然而资本主义是打着反对专制、反对贵贱不平等的旗号发起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的，所以，它永远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法化”的辩护，即承认平等、公正和每个人更好的生活乃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但是，这个承诺却因为资本主义的“资本属性”永远不可能实现。
总之，资本主义民主的背后，是军火商、石油大亨和金融寡头的角力。这种资本体系的较量才是民主广告的全部内在秘密。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大家族和大财团的支持，奥巴马那个精心设计的演讲恐怕连购买灯泡的钱都未必会有。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毫无保留地浮出水面。从伦敦的街头骚乱到中东的炮火连天、从华尔街的占领运动到智利的学生抗争、从俄罗斯社会中涌动的强烈的苏联怀旧浪潮到中国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反思和调控、从伊格尔顿为马克思主义进行辩护的冲动到美国工会领域内四处蔓延的新股份改革要求——近年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伴随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全球经济放缓、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坍塌、消费主义的神话陷落以及非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异常活跃、生机勃勃。
人们发现，资本主义衰落已经变得不可避免。财富和文明越是发达，人们就会质问为什么这些财富和文明不能被大多数人共享？能源的消耗越多，人们也就会进一步反思，为什么百分之一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五十的财富；百分之五的人享用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能源；在奥巴马的政府部门里面，百分之八十的人拥有超过百万的财富，而相当多的美国人却深陷债务危机……
有趣的是，奥巴马在最近的演讲中，几乎以一种左翼的口吻，开始大谈如何消除贫富分化：“在那些推动我们的经济走向成功的人当中，越来越少的人能从这种成功中获益。站在峰顶的富人变得越来越富，而太多的家庭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务。”
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奥巴马认同社会主义的左翼政治，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最终变成了政治危机。这的的确确在向人们昭示一个新的命题：世界已开始进入对资本主义的抵抗时代！其实，无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旺盛期，对于资本主义的抵抗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但种种“抵抗”要么是左派们吓人的口号，要么就是淹没在油盐酱醋茶的琐碎生活中。也许在这一次的危机中，反抗不再被捆绑上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抗争沙皇封建王朝等诸多意义，而是一次对资本主义的“纯粹的抵抗”。
（作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全球社会主义体系开始面临所谓“崩溃”局面。德国柏林墙被拆除、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倒台并进入持续的动荡时期。从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浪潮遭遇到空前的危机。世界的两极对立变成了各种形式的帝国性质的地区冲突。忽然之间，几乎每一种暴力运动背后，都可以看到争取资本主义体制的动机，似乎只有民主体制和自由市场，才能引领人类走进美好的未来。
于是，凡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东西，都变成了过街老鼠。尤其是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清算，直接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空前认同。1989年，西方报纸上出现了这样一幅漫画：一群工人和农民手持斧头和镰刀去追砍前面惊恐奔逃的马克思和列宁。紧接着，布热津斯基写出了《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成功预言了苏联的解体。1992年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则大声宣布：马克思主义死了！资本主义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罪恶，历史到此已经不再有革命性的变革，我们成为“最后的人”了！
也就是说，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头几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期，资本主义体制合法性获得了空前的认同。
有趣的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这种信心，却在近期遭到了空前的打击。
永远不能到来的承诺
资本主义首先是作为一个经济命题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它带来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大发展。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在几百年里面积累的成果，比此前几千年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有理由承诺比此前任何社会经济形式都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但是，早在上世纪前叶，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就提醒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这个承诺不是完美与否的问题，而是能否成立的问题。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永远存在一个合法化的问题：资本主义总是用非常美好的承诺来叙述这个世界，但是，它能够带给人们的实际上的利益，远远小于甚至背离了它作为美学和文化的叙事。
资本主义由此会面临合法化危机。
简单地说，所谓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指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力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总是不断地承诺民主、自由，承诺天赋人权，人人都有接受教育和获得食物的权利；资本主义建立了自由市场，让人们以自由的身份随心所欲地进行物物交换，通过自由流通实现资源的自然分配；资本主义承诺进步和文明，以人类的名义号召大家奋斗并共享成果。
当然，也要看到，资本主义的这种合法化危机，同时也是人类进步的结果。如果没有对人类平等和公平生活的必要性的共识，没有对民主、民有和民享的共识，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出现。但是，资本主义提出的问题是它自己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设计的“自由市场”允诺可以带来最终的公平和公正。所有资本主义的雄心壮志，都跟这样的一个近乎完美的市场神话有关：市场会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价格、产量和流通的方式，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建立在“利他”基础之上的经济道德——物品换成货币，最终换来你想要的东西。只有通过满足别人的愿望，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
但是，在这种自由市场几乎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支柱的时候，资本主义却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冷峻地指出，即使在上世纪最后20年里，人们对资本主义充满信心的时候，全球每日仅靠不足两美元度日的人口数量已经增长了将近1亿；而到今天，当英国的银行家们每年拿着上百万英镑的奖金还觉得心有不甘的时候，三分之一的儿童却生活在救济线以下。不争的事实是，资本主义一方面带来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巨大财富的生产，另一方面，却并不能让人们充分享受这些伟大的成果和文明。
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物物交换的情形。它是伴随着血腥的原始积累、野蛮的殖民运动和臭名昭著的黑奴交易而诞生的。麦克·戴维斯在他的著作《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大屠杀》中记述了19世纪末期，一场本可避免的饥荒、干旱和疾病，却在印度、非洲、中国、巴西、俄罗斯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夺走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在所有这些灾难中，许多都是自由市场的教条一手造成的。诸如飙升的粮食价格使普通百姓不得不忍饥挨饿；垄断的药品产业令许多人的生命得不到保障。
人们不是通过满足他人的欲望而获利，而是通过控制资本流通的方式，来控制人们的欲望。垄断让人们只能接受高出成本许多倍的价格来购买必需品；标准化生产让人们丧失想象另一种生活需要的能力。市场上贩卖的不仅仅是“需要”，更多地是“想要”。当手机在进行一场又一场“革命”的时候，科技并没有进一步发展——被不断更新的只不过是WANT而不是NEED。
一旦自由市场离开了原始的物物交换的方式，追求货币而不是追求满足他人的要求，就立刻成为市场的全部动机。自由市场不是为了公平地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而是为了垄断者自己独享某些利益而建立的。
表面看来，“资本”不过是“钱生钱”的一个过渡性的称呼，但事实上，“资本”却是保障一部分人永远可以赚钱、另一部分人永久替别人赚钱的方法。它可以巧妙地让人们接受被剥削的事实，并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看似极其民主和尊重个人选择的社会秩序。
资本可以让一个人失去自由支配资源的权利，却赋予一个人自由选择被谁雇佣的权利。资本让我们丧失买到我们所必需的东西的权利，却赋予我们按照欲望自由购买的权利。
资本总是在根本上剥夺，却在过程中赋予。
显然，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究其根源来自资本的逐利本性和资本主义所倡导的浪漫理念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它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永远孕育贫穷。
“广告政治”与民主幻象
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是资本主义合法化叙事中的一个亮点。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巧妙设计了源自希腊城邦民主的现代代议制民主，并有效地利用这种民主形式组织了其国家体制。
最近许多年来，“民主政治”几乎就等同于美国或者英国的国家体制，仿佛只有这种“一人一票”的形式，才称得上是“民主”。事实上，表面看来是每个人的政治，而其背后则是精英统治对民主权力的限制。
在2011年奥巴马为选举进行的各种宣传活动中，一个有趣的细节不经意被其工作人员暴露出来。为了一次奥巴马的演讲，他的工作团队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们首先定位美国人此时此刻最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形象。通过调查得出结论，现在美国人认为经济危机和金融混乱的局面应该得到转变，“坚定的领袖”而不再是“亲民的总统”成为人们内心渴望的形象。于是，奥巴马就如同张艺谋一样来一次“华丽转身”：他的团队打造了一个半环形的演讲台，灯光师用了底部补光的方式来突出奥巴马的高大；他们还训练这位表演才能已经非常不错的总统如何改变挥手的姿势，以便向人们传达他内心中“强大的意志力”；语音和声调也经过了再塑造，走路的姿势也被训练成坚定的步伐和毫不犹豫的性格。
总之，为了赢得人们手中的选票，民主体制激活的是一种极端的政治美学原则：民主制度保证你可以毫无悬念地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一个被巧妙艺术化的形象。在这里，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也就无法避免地成为一种“广告政治”。
这种“广告政治”的内在分裂，归根到底来自其资本体制的政治属性。也就是说，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化地为少数人追逐利润；而代议制民主则可以用民主幻象说服人们相信，利润的分配是国人共识公举的结果。
与之相应，“广告政治”说白了乃是资本政治的一种体现形式。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所说，美国已从“有钱人一人一票，变为一男子一票，再到一人一票，现在趋向一美元一票”。在美国，总统确实是人们用选票选出来的；但是，影响选票的媒体机制和宣传机器，则是被几大家族控制的。亚当斯、汉密尔顿、塔夫脱、哈里森、罗斯福、肯尼迪、洛克菲勒等等，这些姓氏伴随美国民主政体已有200年历史。美国第六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之子；1888年当选总统的本杰明·哈里森是威廉·哈里森（1841年任总统）的孙子，同时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签署者之一的曾孙；而第32届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则是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远亲；布什家族也出了两位总统、一位参议员（普雷斯科特·布什）和两位州长（布什及其胞弟杰布·布什）。斯蒂芬·赫斯早在1966年就研究过美国的政治家族问题。他发现，美国有700多个家族，每个家庭至少向国会输送了2名成员；如哈里森家族、弗里林海森、肯尼迪家族等总是对美国产生巨大影响。
在这里，没有比可以操控的“民主选举”更适合做资本主义进行资本剥削和压迫的遮羞布了。一方面是毫不客气地剥夺人们的劳动价值，另一方面则必须做到让人们相信这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个体差别的结果。
这是一个有趣的命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任何统治权力体系都不屑于为自己的霸道和残忍辩护，统治者天然认为人应该分成三六九等，上等人就应该并且有权支配下等人的生命和生活。然而资本主义是打着反对专制、反对贵贱不平等的旗号发起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的，所以，它永远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法化”的辩护，即承认平等、公正和每个人更好的生活乃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但是，这个承诺却因为资本主义的“资本属性”永远不可能实现。
总之，资本主义民主的背后，是军火商、石油大亨和金融寡头的角力。这种资本体系的较量才是民主广告的全部内在秘密。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大家族和大财团的支持，奥巴马那个精心设计的演讲恐怕连购买灯泡的钱都未必会有。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毫无保留地浮出水面。从伦敦的街头骚乱到中东的炮火连天、从华尔街的占领运动到智利的学生抗争、从俄罗斯社会中涌动的强烈的苏联怀旧浪潮到中国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反思和调控、从伊格尔顿为马克思主义进行辩护的冲动到美国工会领域内四处蔓延的新股份改革要求——近年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伴随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全球经济放缓、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坍塌、消费主义的神话陷落以及非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异常活跃、生机勃勃。
人们发现，资本主义衰落已经变得不可避免。财富和文明越是发达，人们就会质问为什么这些财富和文明不能被大多数人共享？能源的消耗越多，人们也就会进一步反思，为什么百分之一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五十的财富；百分之五的人享用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能源；在奥巴马的政府部门里面，百分之八十的人拥有超过百万的财富，而相当多的美国人却深陷债务危机……
有趣的是，奥巴马在最近的演讲中，几乎以一种左翼的口吻，开始大谈如何消除贫富分化：“在那些推动我们的经济走向成功的人当中，越来越少的人能从这种成功中获益。站在峰顶的富人变得越来越富，而太多的家庭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务。”
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奥巴马认同社会主义的左翼政治，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最终变成了政治危机。这的的确确在向人们昭示一个新的命题：世界已开始进入对资本主义的抵抗时代！其实，无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旺盛期，对于资本主义的抵抗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但种种“抵抗”要么是左派们吓人的口号，要么就是淹没在油盐酱醋茶的琐碎生活中。也许在这一次的危机中，反抗不再被捆绑上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抗争沙皇封建王朝等诸多意义，而是一次对资本主义的“纯粹的抵抗”。
（作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