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各地政府密集组织会商研讨，传达十二五规划建议稿精神。“扩大内需”与“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两项议题摆在建议稿的显著位置，成为各级政府拟定当地“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参考坐标。
　　扩内需，调收入，这两项事关民生议题，一直备受关注，2005年起我国城市连续五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07年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9年又在全国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但在政绩考核体系围绕“GDP第一主义”展开时，“改善民生”在有些地方官员的思考中，显然被认为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由此滋生“发展经济就是改善民生”的立论。
　　种种世相证明，既往一些经济模式的施行，并没为民众福利改善贡献力量，一些容易拨动GDP数据表盘的项目其实与老百姓的算盘相去甚远，有些还在征地、污染、听证等环节与民众爆发矛盾，几成与民争利之势。
　　对此，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这一转变，就是要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就需要我国投适当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让财富更多的流向民生领域。
　　提高居民消费率需要采取综合性对策，其根本举措就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是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事实上，根据学者测算，如果我们能将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居民消费率调整接近至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1985年的56%和52%，不仅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衡的局面会出现根本性翻转，每年还将有接近5万亿用于出口或投资的商品，进入到居民消费领域。
　　这意味着经济增长转变至依靠内需支撑的同时，人民消费水平也跃升到一个新高度，民生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在另一层面上，过去三十年，处于“摸石头过河”状态中的政府，将一些社会职能，如医疗、教育、住房等部分放归经济市场，其中自然皆有成败，当整个社会在经济、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三驾马车上，热衷于单纯的经济增长时，国家人均GDP在2008年超过3000美元，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也随之而来。
　　扩内需、调收入的初衷，意在刺激消费，形成货币循环。但当民众在医疗、住房、教育等环节上，无法很好地依赖于民生保障体系，不得不更多依靠自身时，即便是增加了民众收入，也无法很好的达到刺激消费的目标——民生保障体系的不完整，直接导致老百姓不敢花钱。
　　在国家远没实现“藏富于民”之前，希望透过市场经济手段引导民众消费，自然要先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由此可见，民生保障将是各级政府官员在谋划地区蓝图时，再不可忽视的“最后一公里”。
　　2008年为抵御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推出庞大的4万亿投资计划，日前又有消息称，2009年央行为应对金融危机累计超发人民币43万亿。由此观之，出于控制经济局面的考量，未来五年中央政府再出巨型投资计划的可能性极为微小。对于等待外贸复苏的我国经济而言，加大投入民生项目，将是继4万亿投资之后的另一大势。
　　研究表明，目前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超30%。而2000年到2009年中央政府的民生投入，呈现出“高增速低比重”格局。这种更宏观层次的对比，显示出民生投入在未来所存在的巨大空间。如何做大做强这块民生蛋糕，将是地方官员在未来十二五期间的施政要点之一。
　　如果说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是改革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阵痛，则改革30年之后，在政府的财富存量因既往“GDP第一主义”而达到高峰，足以支撑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会的巨额开销时，将施政规划重点落在民生，关注公平与正义，让更多人分享改革成果，无论是从财政准备还是社会需求而言，都正当其时。
　　 （作者为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