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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对外传播要以英语作为主要语言，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拓展以英语为主的对外传播力度。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尽管可取，但未免失之偏颇。
英语远未成为“世界语”
英语的确有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趋势。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暂且不说，在一些国际性会议上，英语几乎一统天下。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除开幕式和全会上有其他语言的同传外，分会基本上使用英语，英语甚至成为瑞士等多语制国家“国内不同语区之间的交际语言”。但非英语国家人士从本质上排斥英语。一些朋友游历法国后最大的感受是，法国人不爱说英语。笔者在希腊雅典街头用英语问路，也经常遭到拒绝。欧盟是最好的例证。欧盟的新闻中心有所有成员国文字的新闻稿，欧盟开会时一字排开的二十多种语言同传室堪称一景，欧盟藉“语言文字”来体现内部的平等。
众所周知，联合国有英语、法语、汉语、俄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6种工作语言。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英语和法语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官方语言，在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因日内瓦曾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且在法语区，因此，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将英语和法语的位置互换，将法语作为第一官方语言，英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此外，在联合国直属机构和国际组织中，有的以西班牙语作为第一官方语言，有的将阿拉伯语作为第一官方语言。联合国早已经意识到系统内英语“一花独放”倾向，并提出了在国际组织中“语言与文字平等”的建议。联合国规定，所有文件首先要有英文和法文版本，其他4种工作语言版本随后翻译出。在一些重大会议上，6种联合国工作语言的版本需要同时交到与会代表手中。联合国设有专门的口译和笔译部门，仅联合国欧洲办事处的中文科就有几十位中文口译和笔译工作者。
语言平等代表着人的平等与尊严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体现了民族自尊和自信，语言还是民族感情的宣泄，一些国家的长篇史诗是通过口口相传而流传至今的，如果语言消失，文化的传承自然出现断层。法德边境地区的阿尔萨斯一洛林曾是历史上法德争夺的要地，该地区的归属多次易手，而每当该地区“换了祖国”，首先改变的是语言。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就是最好的证据。
二战以降，因美国参战，和因参战导致的美国军火工业和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美国战后扶掖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让欧洲和世界一些国家对美国有种“感恩戴德”之情，美国文化和语言(英语)伴随着经济援助涌入欧洲，并向世界蔓延开来。近二三十年来，英语随着美国各类新型电子产品和影视娱乐产品传遍世界，乃至如今欧洲大陆充斥着美国文化艺术和社会价值观，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也并不鲜见。过分夸大英语作为交际语言的作用，实质上是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文化，宣扬其价值观和社会观。各国有权利和义务为争取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努力。
下面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在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泛阿拉伯化”风起云涌。尽管由于历史原因，马格里布国家的学校使用的绝大多数教材还是法国的教材，尽管法语也是官方语言之一，但除了教学和少数官方场合之外，阿拉伯语才是他们真正的国语。在马格里布国家，当地人对说法语和说阿拉伯语的外国人的态度迥然不同。在非洲以法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基本讲本国语言或本民族语言。笔者曾访问西非国家马里，当地官员虽然用法语和我们交谈，但当地人之间则讲班巴拉语。在与任何国家人士交往过程中，使用当地语言表达了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少了“大国沙文主义”成分，却拉近了传播者与受众的距离。因此，中国对外传播需要大量除英语外的其他语言人才。
对外传播应使用当地语言
语言和文字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虽然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可以通过翻译来相互沟通，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文字之后，便“染上”了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字的文化，英语远不能准确地表达不同语言国家的文化内涵。我们以比利时画家埃尔热的《丁丁历险记》为例。此套连环画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几十种文字，销售量超过2亿册。该作品中的主人公丁丁有个形影不离的小狗米卢。米卢原本是埃尔热的女友的名字，埃尔热将小狗命名为米卢，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而且说起来朗朗上口。该书翻译成英文后，为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米卢被改成白雪，而早期中文译文则源于英文版本，这种“以讹传讹”的翻译失去了埃尔热的创作本意和韵味。《丁丁历险记》中两个孪生侦探兄弟杜邦和杜庞是具有典型的法兰西民族的姓氏特征，而英文版却改成了汤普森和汤姆森，是十足的英美国家姓氏。由此可见，不同的语言诠释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上述例子对中国的对外传播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对外传播需要“因语言制宜”，根据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文字开展对外传播工作，否则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试想，如果中国在“独联体”国家散发俄语宣传品，定会刺激这些国家民众的自尊心，因为这是在让他们通过“外语”了解第三国；而在波罗的海三国散发俄语宣传品，不仅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遭到抵制。在一些饱受殖民主义奴役的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斗才换来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现在却要他们使用前“宗主国”的语言来了解中国，效果肯定不好。
另外，世界上一些国家存在着“同国不同语”的现象，即在一个国家内存在着不同语言区，瑞士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列托－罗马语四个语言区；比利时有法语和弗拉芒语两个语言区；芬兰有芬兰语和瑞典语两个语言区；加拿大有英语和法语两个语言区；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许多国家确定了以前宗主国语言和本地语言为双重或三重官方语言的现象。因此，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者必须熟悉世界各地的民族和语言区域。如果在瑞士德语区发送法文的宣传资料，在加拿大魁北克(法语区)赠送英文图书，在芬兰的瑞典语区赠送芬兰语的材料，这样的对外传播一定会大打折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教育投资力度的加大，国内开设“小语种”的高等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学“小语种”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无用武之地，不得已使用他们的第二外语——英语，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以法语为例。近十几年来，特别是中国“十一五”规划以来，法中教育交流迅速发展，与前几年相比，中国在法国高校就读的学生数量已增长了10倍。根据2010年胡锦涛主席访法期间与萨科齐总统达成的协议，到2015年，中国留法学生的数量还将翻一番，达到5万人。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现有10万人在学习法语。法语联盟在华有13处分校，其中10所分校是近十年创建的，2.5万名学生在法盟所属的学校学习法语，他们中的大部分准备到法国求学。中国如果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使用“小语种”人才，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国内“小语种”专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而且体现了语言平等的宗旨，在感情上拉近中国与“小语种”国家的关系。
在对外传播工作中使用驻在国语言，是对外宣从业者的要求。实际上，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国际交往的增加，中国国内根据所学语言的不同，已经形成了“英语圈”、“法语圈”、“俄语圈”、“西班牙语圈”、“阿拉伯语圈”、“德语圈”、“日语圈”等大小不同的语言圈，圈内汇集了外语精通、熟悉驻在国国情、业务精练、实战能力强的各类优秀人才。他们或长期在所属“语言圈”国家和地区工作，有着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或长期研究该“语言圈”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语言等，是该领域的权威和专家。他们是中国对外传播领域非常难得的人才，是树立中国国际形象的“民间大使”。如何将这些领域的人才整合在一起，值得国家有关部门认真考虑，做出统筹安排。
责编：吴奇志
英语远未成为“世界语”
英语的确有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趋势。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暂且不说，在一些国际性会议上，英语几乎一统天下。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除开幕式和全会上有其他语言的同传外，分会基本上使用英语，英语甚至成为瑞士等多语制国家“国内不同语区之间的交际语言”。但非英语国家人士从本质上排斥英语。一些朋友游历法国后最大的感受是，法国人不爱说英语。笔者在希腊雅典街头用英语问路，也经常遭到拒绝。欧盟是最好的例证。欧盟的新闻中心有所有成员国文字的新闻稿，欧盟开会时一字排开的二十多种语言同传室堪称一景，欧盟藉“语言文字”来体现内部的平等。
众所周知，联合国有英语、法语、汉语、俄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6种工作语言。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英语和法语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官方语言，在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因日内瓦曾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且在法语区，因此，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将英语和法语的位置互换，将法语作为第一官方语言，英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此外，在联合国直属机构和国际组织中，有的以西班牙语作为第一官方语言，有的将阿拉伯语作为第一官方语言。联合国早已经意识到系统内英语“一花独放”倾向，并提出了在国际组织中“语言与文字平等”的建议。联合国规定，所有文件首先要有英文和法文版本，其他4种工作语言版本随后翻译出。在一些重大会议上，6种联合国工作语言的版本需要同时交到与会代表手中。联合国设有专门的口译和笔译部门，仅联合国欧洲办事处的中文科就有几十位中文口译和笔译工作者。
语言平等代表着人的平等与尊严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体现了民族自尊和自信，语言还是民族感情的宣泄，一些国家的长篇史诗是通过口口相传而流传至今的，如果语言消失，文化的传承自然出现断层。法德边境地区的阿尔萨斯一洛林曾是历史上法德争夺的要地，该地区的归属多次易手，而每当该地区“换了祖国”，首先改变的是语言。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就是最好的证据。
二战以降，因美国参战，和因参战导致的美国军火工业和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美国战后扶掖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让欧洲和世界一些国家对美国有种“感恩戴德”之情，美国文化和语言(英语)伴随着经济援助涌入欧洲，并向世界蔓延开来。近二三十年来，英语随着美国各类新型电子产品和影视娱乐产品传遍世界，乃至如今欧洲大陆充斥着美国文化艺术和社会价值观，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也并不鲜见。过分夸大英语作为交际语言的作用，实质上是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文化，宣扬其价值观和社会观。各国有权利和义务为争取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努力。
下面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在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泛阿拉伯化”风起云涌。尽管由于历史原因，马格里布国家的学校使用的绝大多数教材还是法国的教材，尽管法语也是官方语言之一，但除了教学和少数官方场合之外，阿拉伯语才是他们真正的国语。在马格里布国家，当地人对说法语和说阿拉伯语的外国人的态度迥然不同。在非洲以法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基本讲本国语言或本民族语言。笔者曾访问西非国家马里，当地官员虽然用法语和我们交谈，但当地人之间则讲班巴拉语。在与任何国家人士交往过程中，使用当地语言表达了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少了“大国沙文主义”成分，却拉近了传播者与受众的距离。因此，中国对外传播需要大量除英语外的其他语言人才。
对外传播应使用当地语言
语言和文字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虽然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可以通过翻译来相互沟通，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文字之后，便“染上”了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字的文化，英语远不能准确地表达不同语言国家的文化内涵。我们以比利时画家埃尔热的《丁丁历险记》为例。此套连环画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几十种文字，销售量超过2亿册。该作品中的主人公丁丁有个形影不离的小狗米卢。米卢原本是埃尔热的女友的名字，埃尔热将小狗命名为米卢，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而且说起来朗朗上口。该书翻译成英文后，为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米卢被改成白雪，而早期中文译文则源于英文版本，这种“以讹传讹”的翻译失去了埃尔热的创作本意和韵味。《丁丁历险记》中两个孪生侦探兄弟杜邦和杜庞是具有典型的法兰西民族的姓氏特征，而英文版却改成了汤普森和汤姆森，是十足的英美国家姓氏。由此可见，不同的语言诠释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上述例子对中国的对外传播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对外传播需要“因语言制宜”，根据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文字开展对外传播工作，否则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试想，如果中国在“独联体”国家散发俄语宣传品，定会刺激这些国家民众的自尊心，因为这是在让他们通过“外语”了解第三国；而在波罗的海三国散发俄语宣传品，不仅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遭到抵制。在一些饱受殖民主义奴役的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斗才换来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现在却要他们使用前“宗主国”的语言来了解中国，效果肯定不好。
另外，世界上一些国家存在着“同国不同语”的现象，即在一个国家内存在着不同语言区，瑞士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列托－罗马语四个语言区；比利时有法语和弗拉芒语两个语言区；芬兰有芬兰语和瑞典语两个语言区；加拿大有英语和法语两个语言区；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许多国家确定了以前宗主国语言和本地语言为双重或三重官方语言的现象。因此，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者必须熟悉世界各地的民族和语言区域。如果在瑞士德语区发送法文的宣传资料，在加拿大魁北克(法语区)赠送英文图书，在芬兰的瑞典语区赠送芬兰语的材料，这样的对外传播一定会大打折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教育投资力度的加大，国内开设“小语种”的高等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学“小语种”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无用武之地，不得已使用他们的第二外语——英语，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以法语为例。近十几年来，特别是中国“十一五”规划以来，法中教育交流迅速发展，与前几年相比，中国在法国高校就读的学生数量已增长了10倍。根据2010年胡锦涛主席访法期间与萨科齐总统达成的协议，到2015年，中国留法学生的数量还将翻一番，达到5万人。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现有10万人在学习法语。法语联盟在华有13处分校，其中10所分校是近十年创建的，2.5万名学生在法盟所属的学校学习法语，他们中的大部分准备到法国求学。中国如果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使用“小语种”人才，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国内“小语种”专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而且体现了语言平等的宗旨，在感情上拉近中国与“小语种”国家的关系。
在对外传播工作中使用驻在国语言，是对外宣从业者的要求。实际上，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国际交往的增加，中国国内根据所学语言的不同，已经形成了“英语圈”、“法语圈”、“俄语圈”、“西班牙语圈”、“阿拉伯语圈”、“德语圈”、“日语圈”等大小不同的语言圈，圈内汇集了外语精通、熟悉驻在国国情、业务精练、实战能力强的各类优秀人才。他们或长期在所属“语言圈”国家和地区工作，有着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或长期研究该“语言圈”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语言等，是该领域的权威和专家。他们是中国对外传播领域非常难得的人才，是树立中国国际形象的“民间大使”。如何将这些领域的人才整合在一起，值得国家有关部门认真考虑，做出统筹安排。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