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愈合的历史
　　伤口又渗出了鲜血
　　
　　表面上看起来，阎崇年先生被网友“大汉之风”“掌掴”事件，很像近年来发生的许许多多的网络热点那样，倏忽而起，又倏忽而逝，除了成就几个网络红人，增加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之外，并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但在笔者看来，其实不然，因为一道早已愈合的历史伤口，由于这一事件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争论，又悄然渗出了鲜血——这道伤口就是所谓“满汉矛盾”。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大汉之风”将发生在中华民族内部的灾难，同纳粹制造的大屠杀相提并论，都是错误的。
　　
　　阎崇年先生的
　　“学术”是刻舟求剑
　　
　　但是，指出“大汉之风”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并不意味着要他对这种错误负责，恰恰相反，应该对此负责的是阎崇年先生，正是他将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生搬硬套地拿来解释古典时代的民族冲突，才使得“大汉之风”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女作家阎延文因此十分恰当地把阎崇年先生的历史观命名为“民族矛盾史观”——
　　“浏览《康熙大帝》和《明亡清兴六十年》，阎先生的历史评说，紧紧聚焦在‘民族’二字上：不仅把明亡清兴60年归结为满汉民族之争；而且上至辽金时代，下至孙中山民主革命，所有历史兴替都是民族问题，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从而把中国1000年来的历史，全部归结为‘民族’问题，用民族战争和民族矛盾这个视角加以重新梳理。历史发展的推进力量被阎先生解读为‘民族矛盾’——‘折腾来，折腾去，都离不开民族二字’。”
　　不客气地说，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阎崇年先生的这种观点是非历史的，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学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理论还是一种运动，都是从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并不能用来解释近代以前的民族冲突。即以当年明、清两朝交替时的情况而论，一方面，确曾发生了针对汉族的屠杀，另一方面，清朝的统治者却全盘认同了中华文化，天下初定即开科取士，以获得了“天命”和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者自居，这是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而只能在中华文明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从社会效果的角度来看，阎崇年先生的这种行为，则是一种粗暴地撕开历史伤疤的行为，是一种毫无必要地制造民族仇恨的行为，理应受到严肃的批评。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位于中原地带的华夏民族和周边的其他民族，几千年来发生了极为复杂的关系，这期间自然少不了冲突和残杀，但同样也少不了融合。以前述的“五胡十六国”为例，一方面，发生了大量屠杀事件，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历史上闻名的“民族大融合”时期，羯族固然是被屠灭了，但鲜卑族却是因为倾慕华夏文明而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姓氏、服装等，完全融入到汉族之中了。至于后来入主中原的满族、蒙古族等，因为长期和汉族杂居、通婚，和汉族更是不分彼此了。简言之，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其他少数民族关系，恰如一首古诗：“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难分彼此。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清算几百年前的屠杀旧账，除了让完全无辜的后人承担原本与他们无关的仇恨之外，又能有什么好处呢？
　　
　　学术应该服务于
　　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
　　
　　也许有人会说，学术就是为了追求真理，至于会产生什么后果，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多做事实判断，少做价值判断，尤其是在通过当下最强大的电视传媒——全国收视第一的中央电视台向大众传播的时候，就更应该把做价值判断的机会留给大众，但阎崇年的问题在于，他恰恰做了太多的价值判断，即对清兵入关后的掳掠及屠杀做了太多的赞许性评价，甚至将其称为“清廷十大功绩”“努尔哈赤十大功绩”等等，因此而激怒了大众，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令人忧虑的是，阎崇年现象并非是孤立的个案，而是近年来愈来愈强劲的一股风气——文化精英们纷纷以撕开历史伤疤为乐事，以为历史反面人物翻案为前卫，从秦桧、吴三桂，到李鸿章和汪精卫都有人“挺身而出”为他们唱赞歌，而原本公认的历史正面人物，从屈原、岳飞到文天祥、谭嗣同，都有人不吝向他们身上泼污水。
　　
　　这种状况，深刻地暴露了中国部分文化精英的浅薄与自私：撕开早已愈合的历史伤疤，于国家民族并没有好处，但却会使个人获得一时的“名声”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好处——出场费水涨船高，签名售书时也能够卖一个好价钱。在这种种利好的诱惑面前，这些文化精英就放弃了自己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
　　文化精英不应以撕开历史的伤疤为乐，在大众逐渐觉醒，逐渐获得民主权利的时代，执著于这样做，可能还会伴有一定的风险——“掌掴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这是笔者一个纯粹的事实判断）。唯愿中国的文化精英能够认真反思，从此认识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服务，才应该是自己所有“学术”活动的最终目的。要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国家民族受到了破坏，甚至被毁灭，精英们想出名、想签售，又到哪里去找场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