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刘真骅坐在电影院里，看着由著名作家刘知侠的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铁道游击队》，泪湿双颊。影片中芳林嫂和刘洪蒙眬美好的恋情让她愁肠百转。那样的爱情，很美，却离她那么遥远。此时的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段在那个特殊年代由组织指定的一段特殊婚姻，男人是一个好人，却跟她完全搭不上头儿。
　　 离婚，是她对那段婚姻最后的注解。
　　 一位美丽年轻又颇有点儿文艺气质的单身母亲，带着年幼的女儿住进了工厂的单身宿舍。远方的表姐和表姐夫来家里做客，推杯换盏间，向她流露出想给她介绍那个叫刘知侠的男子时，她一下子就愣住了。那个男人——她一直以来崇拜的大作家，那时正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作家”，在那个城市人人皆知。让她不安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她知道那时他正处在人生的黑洞里——被批斗、妻子车祸去世、家里还有6个孩子、日子过得穷困潦倒……
　　 没有任何犹豫，她一口回绝了表姐的好意：“让我去给6个孩子当后妈？”纵使她对他再崇拜有加。那些，却与爱情毫无关联。可此后接二连三发生的几件事情，却让她慢慢明白，那个男人，注定是她今生逃不开的。几天后，她在外出途中，正遇着一群大孩子欺负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儿，她上前制止了他们，替那个浑身脏兮兮的孩子擦干了眼泪，事后，她才知道，她救下的那个孩子正是刘知侠的儿子。再以后，又有热心的朋友给她介绍对象，还是他;她的同事打电话让她到家里去，她故意拖到第2天下午才赶过去，他就从那个对着门口儿的破旧沙发上站起来，大踏步走向她。还是他，他竟然还等在那里。
　　 他对她一见钟情，她对他却仍然在闪闪烁烁地逃避，直到她看到他的泪。那次约会，他迟迟不来，待她要转身离开时，他才从远处跌跌撞撞地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飞奔而来。到她跟前，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那里，她弯腰扶他起来，他的泪就流下来：“帮帮我，你帮帮我。”原来，调皮的儿子偷拿他的猎枪，打死了人家的兔子和小鸡，他被揪出去批斗……没有女人的家，乱成一锅粥。
　　 看着他泪流满面的样子，她的心蓦然疼痛。她说道：“我帮你，知侠，我帮你。”
　　 一场恋情，就那样开始，却是一段从一开始就不被人看好、不被人祝福的感情。她的领导在得知她在和一个“黑作家”谈恋爱，如临大敌。找她谈话，义正词严地说：“我们代表组织，不同意你们交往。”她从来没有那么凛然地与组织对抗过：“婚姻自由，他鳏我寡，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在一起。”
　　 谈话、批斗，仍不能阻止他们在一起，组织想方设法把他们分开。1969年，刘知侠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刘真骅留在城里。乡下、城里，几百里的路，拉开了彼此的距离，却隔不断彼此的牵挂与思念。他们靠各自手中的笔，向对方倾诉着无尽的思念。那时，寄信是要受种种盘查，为了避人耳目，只好想尽各种办法。他把洋洋洒洒的情书包在他的脏旧衣服里寄给她，她把那些衣服洗干净，再把自己写给他的情书包进去寄回。一来二去，那些旧衣服成了他们互传情书的天然屏障。从1969年他下乡到1971年回城，3年的时间里，他们靠着彼此的情书温暖那段黑暗冰冷的日子。3年160万字的情书，一个让人咋舌又羡慕的数字，见证了他们那段特殊时期的风雨真情。
　　 此后，刘知侠回城，他们结婚。风里雨里，两个人牵手走过。一直到1991年秋天，他生平第一次对她食言，放弃了再与她相守20年的承诺，他走了。那一年，他73岁，她55岁。他们在一起22年，有太多不为人知的辛酸，也有太多太多幸福甜蜜的回忆。他走后，她一度觉得天塌地陷，日子没有了任何方向。坐在他的遗像前，整日整夜地抽烟、流泪，一头黑发一夜成霜。
　　 到底还是走出来了。某个黄昏，她看到西天红似火的云霞，听到那首她百听不厌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她仿佛看到他正在云端充满深情地对她微笑。他走了，愛还在。她要让自己活得精彩，让他放心。此后，她写书、编书，参加老年服装队，去电视台做节目……
　　 他离开已整整19个年头。19年里，她信守自己每年为他做一件事情的诺言，把他400万字的作品整理出版，把他的作品《铁道游击队》改编成电视剧，把他们那些包在旧衣里的情书整理出版……
　　 在她居住的那个城市，一座面海的山坡上，他的铜像面海而立。那是她最常去的一个地方，累了、烦了、高兴了、空闲了，她会轻轻地走向那面山坡上的他。真人大小的一尊铜像，是她舍不下的牵挂。点燃一支烟，给他;再点一支烟，给自己。静静地面对面站着，袅袅升腾的烟雾里，这个世界，就只剩下他们，脉脉相望。
　　（余娟选自半月谈网 ）（责编 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