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条件和历史背景
　　东晋十六国时期正是佛教大量传入中国并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期间从西域经河西地区传来的佛教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北方地区。四川地区这时通过甘青和河西及西凉与吐谷浑地区交往颇多，行政区划上有的地方某些时期还归属过少数民族政权，多数时间都与吐谷浑和西北的各族政权相邻。在四川成都以西的蒲江还发现过有西凉政权年号的题记（蒲江龙拖湾北朝题铭碑有西凉“嘉兴元年”的题记，嘉兴元年即417年）。茂县永明元年（483年）造像碑铭中有“西凉曹比丘释玄嵩”，广元城内出土的北魏造像也是来自“秦”的僧人所造。这些实物证明了河西与西蜀的交往颇多，且有僧人来往其间。《高僧传》卷三记载，高僧智猛是雍州人，弘始六年（404年）从长安出发前往凉州、西域、天竺，于南朝宋景平二年（424年）回到凉土译经，元嘉十四年（437年）入蜀，撰写《游行外国传》一卷，元嘉末卒于成都。许多记载表明，西北凉土的佛教无疑对成都是有影响的。
　　四川南北朝造像的特点
　　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佛教造像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传来初期均是依样模仿，后来逐渐发展成熟，并开始中国化、地方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造像。四川从地域和文化上看与西北和长安都更接近，而与建康相对较远，在南朝宋齐以前受建康的影响也相对较小。现在已发现的成都南朝造像中的一些早期佛像还比较粗壮，服饰、脸型虽已全部汉化，但体格与北方太和改制以前的造像有些相像，如商业街南齐建武二年（495年）的造像。这种粗壮的风格在太和改制以前的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敦煌莫高窟等河西和中原地区的石窟寺造像中相当流行，如麦积山石窟和云冈石窟中的早期造像肩部宽厚，显得非常健壮，是犍陀罗艺术和我国传统汉代雕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而我国犍陀罗风格的造像多是从西域传来，因此，四川南朝造像中这种粗壮的风格应当来源于西北。同时，从南朝造像第一期（5世纪中期至5世纪末）中的交脚弥勒菩萨像在凉州地区5世纪上半叶的石塔中相当流行，佛像背后所饰的七佛题材最早也是出现于北凉石塔，而且在北方石窟中一直很流行。因此，总的来说，四川造像这时受到来自西北的影响更多。
　　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朝自晋室南渡以后，形成清谈玄学的中心，其审美观大受影响，崇尚飘逸清瘦，名士贵人都穿着宽袍。四川在归属南朝后不久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所以在四川南朝佛教造像的第一期稍晚时候即出现了趋于清秀的形象。成都南朝造像的第二期第一阶段（5世纪末到6世纪初）主要在齐末到梁武帝天监时期，这时四川受建康影响而流行“秀骨清像”的风格，佛像均细颈宽衣，双肩下削，一副病弱清瘦的样子。
　　第三期（5世纪中期）大量流行前一期的阿育王造像，如西安路太清五年（551年）造像与万佛寺北周保定年间所造阿育王像，服饰完全相同，风格也几乎一致。另外，这时还流行双尊的菩萨造像和释迦造像，内容与风格都有所变化，因北周统治四川后，成都的造像受到了更加复杂因素的影响，与其他地方一样，产生了一些全国趋于一致的特征，如佛的螺发，螺纹很低，肉髻宽大、低平，悬裳座式袈裟悬垂部分减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