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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度（1917—2010），男，汉族，原名陈思谦，河北定县（现定州市）人。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察冀区党委（河北省委）文书、组织部干事，北岳区党委组织部干事、组织科科长、干部科副科长，晋察冀分局组织部干事，阜平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干事，华北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1949年5月调至铁道部政治部协助工作，后历任长辛店铁路工厂（二七厂）党委书记，国营二一一厂党委书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副政委，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定为“彭真的黑干将”而遭免职。1977年12月平反并恢复工作，历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1982年12月退居二线，任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12月离休。
在晋察冀初见彭真同志
1937年10月，我从河北定县抗战后援会来到了晋察冀区党委（河北省委）学习，地点是阜平县城南关村，也就是河北省委的驻地。当时省委机关负责人有黄敬（后曾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等职）、李葆华（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刘秀峰（后曾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兼党组书记等职），邓拓（后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左淮映和洪水（越南人、中共党员、中越两国将军）等人。
我先是在农民干部训练班学习。不到一星期，又被调到区党委机关，负责文书、收发工作。记得在一个晚饭后，机关的同志们都聚在院子里，邓拓同志也在场。当时为了安全起见，大家都需要改名字，邓拓同志是出了名的大才子，他帮大家参谋着改名，为我选了一个“度”字。从那时起，我就把陈思谦改成了陈度。
我第一次见到彭真同志是在1938年3、4月份，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彭真同志从延安来到五台县金钢库村召开大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彭真同志此后常驻晋察冀，协同聂荣臻同志工作，11月任中央北方局委员兼晋察冀分局书记。
记得彭真同志来后不久，有一天让我去他那儿谈话。彭真同志像是在考察我，谈的问题很广泛。当他问到我“印度总理是谁”时，我答不上来。彭真同志告诉我是尼赫鲁，然后勉励我说，以后要多学点知识。因为被彭真同志问住了，当时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所以此事终生难忘。
一个月后，又遇到一件事情。我在清风店上高小时的同学杨士杰被约到机关谈话。当时定唐（抗战初期，中共定县县委将定县分为定南、定北两县，后定北县又分为定唐、望定二县）一带在保定二师（即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上学的学生中有一大案件，他被牵扯进去了。原因是有一个叫肖吉庆的学生，诬告藏伯平、芮廷祥、杨士杰等一批二师进步学生是特务。军区保卫部吴必诚误听肖吉庆之言，使得上述几人或被捕，或撤职，或审查。直到彭真同志来后着手审理此案，问题才弄清楚，原来此事纯属诬告。这时我已调到晋察冀区党委组织部任干事，曾间接参与此案的审理。案子弄清后，由李葆华同志口授，我起草了一封信，通知了三分区地委，恢复了定唐一带的党组织。这是彭真同志亲自审理的案件，及时为党拯救了一批好干部。杨士杰同志后来在晋察冀边区三地委、一地委等地工作，担任晋察冀十三地委书记、北岳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鞍山市委第一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88年逝世。
1939年1月，我调到了北岳区委组织部。春节后，党的机关转移到阜平。晋察冀司令部设在城南庄，晋察冀分局在易家庄，我们北岳区党委就在城南庄东边的新房子村。5、6月份，陈守中同志（后曾任中共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党委书记、中共太原市委书记等职）调来组织部工作，从此组织部就有了“大陈”“二陈”之称，陈守中大我5岁，是“大陈”，我是“二陈”。这时的北岳区党委书记是刘澜涛，组织部长李葆华，宣传部长刘秀峰（后来是胡锡奎），民运部长是林铁。
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都办起党校来，我们常去易家庄村边的河滩上，听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同志或其他领导同志讲课。我们的歌咏队和篮球队也常去那里演出和比赛。
彭真同志讲党课通俗易懂，至今我仍记得他在讲解什么是教条主义时，举的一个关于和老和尚下棋的例子。说的是一位父亲出门前对儿子说：“来客问你令尊在家吗？你就说，到庙里与老和尚下棋去了。问什么时候回来？你就说，早的话就天黑回来，晚的话就住在那儿与老和尚同榻而眠了。”果然有客人来，却问：令堂在家吗？儿子也回答“与老和尚下棋去了”。客人奇怪又问：什么时候回来？儿子回答：“早就天黑回来，晚了就住在那儿与老和尚同榻而眠了。”客人惊讶！这就是不问时间、地点、对象等条件，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彭真同志用这么一个小故事讲清了什么是教条，大家在大笑过后也牢牢记住了他讲的内容。同志们都喜欢听他讲课。彭真同志是非常受大家爱戴和欢迎的领导同志。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后来我曾在工作中引用过彭真同志讲的同老和尚下棋的故事，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替彭真放毒”的帽子，定成罪名。
这年夏天，胭脂河发大水。雨季过后，河水渐清，从下游逆水游来的鱼成群结队，长约近尺。机关里的当地人都在寻找木棍去“打鱼”。我也跟着他们到河边，看见不少鱼游到河边浅水处，露出背鳍吃力地向前挣扎，人赶上去，一棍就把鱼打翻捉住了。这几天食堂收到很多鱼，美餐了几天，我们还挑了两条送给彭真同志。
多年后与彭真同志再相见
1941年，彭真同志离开晋察冀分局，去延安任中央党校教育长，这段时间我也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
这一年，我意外地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三哥陈思诚。我和三哥是孪生双胞胎，长得非常相像。抗战爆发后，我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三哥由当时中共河北直西特委书记李德仲同志带到石家庄，又转到太原后参了军，在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与家里失去联系四五年了。直到1941年，晋冀鲁豫地区一个青年代表团到晋察冀开会，其中一人误认我是三哥时，我才知道三哥这时在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机要科工作。与三哥取得联系后，我告知家人，全家人得知他的下落，欣喜不已。 再次见到彭真同志是在1948年底。为迎接全国胜利，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成华北局，刘少奇、薄一波、聂荣臻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彭真从延安回到晋察冀，任华北局常委。这时三哥随晋冀鲁豫中央局代理书记薄一波同志来到晋察冀。我当时是华北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两地中央局一合并，我和三哥就见面了，彭真同志自然就认识了三哥，从此也就记住了我们这孪生的哥俩。
记得当时薄一波同志还笑着对大家说：“我们有个陈思诚，你们有个陈度，这哥俩长得一模一样，你们可别闹混了呀！”
新中国成立后与彭真同志的交往
1949年5月，领导同意了我“到基层去，参加新中国的工业建设”的申请，决定将我调到铁路部门工作。新中国刚成立，百业待兴，铁路交通是重要的建设项目之一，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我先是在铁道部政治部协助王鹤寿主任分配了一批干部，6月份正式调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即二七机车厂）。当时党组织还没有公开，我是以铁道部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去的。直到1950年我找到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市委接上关系，按市委指示在二七厂成立了党总支，后改为党委，我担任第一任党委书记，我的身份才得以公开。
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非常关心我们二七厂的恢复和生产工作。1950年，朱德同志和彭真同志亲临工厂视察。他们仔细询问生产的情况和工人们的生活，为我们鼓劲。在中央领导的关怀指导下，在我们党组织的号召下，具备革命传统和政治觉悟的二七厂工人，充分发挥了主人翁精神，积极投入到支援大军南下、抗美援朝和建设新中国的生产热潮中。那时候我们抢修火车机车，为解放军修汽车、修火炮，还为部队制造了几十辆榴弹炮车。为了尽快恢复铁路运输，支援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工厂还接受了突击生产1万块鱼尾板（连接铁轨用的夹板）的任务。干部、工人们把铺盖搬进车间，吃住在工厂，日夜赶制，很快便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铁道部的特别嘉奖，并被授予“再接再厉、奋勇支前”的锦旗一面。这是解放后工厂获得的第一面锦旗。
1955年3月我调到南苑的国营二一一厂任党委书记。二一一厂前身是1910年清政府在北京南苑开办的一个飞机修造厂，1948年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1951年由空军十一厂移交给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改名国营二一一厂。“一五”计划期间，二一一厂改扩建工程被国家列为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是前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之一，主要任务是负责修理米格-15型、米格-15比斯型和乌米格-15型飞机。1959年，二一一厂划归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9月份，第一分院的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零六八一部队。这时的二—一厂已经由飞机修理厂转变为飞机制造厂和导弹试制厂了。1960年10月我被国务院任命为第一分院副政委兼二一一厂党委书记。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二—一厂的发展，因为二—一厂在我国国防科研事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960年3月4日上午，彭真、刘仁等市委领导到二一一厂参观调研，我再次见到老领导，他依然还是那么亲切，那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这次调研，彭真等领导同志与我们认真探讨了军工企业的建设发展规划，还会见了驻厂的苏联专家，和他们亲切交谈，研讨科学领域的各种问题。
这一段时间，邓小平、薄一波、刘澜涛、贺龙、聂荣臻、陈赓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分别到第一分院二一一厂视察，并作了重要指示。五院院长钱学森同志向首长们介绍了二一一厂的规划和生产情况。
在党中央和各级领导的关心指导下，经过我们全体科研人员和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各项国防尖端生产任务，为中国的导弹和运载火箭技术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因彭真同志受牵连
因为在晋察冀根据地时，我就和彭真同志有一定的交往，新中国成立后，我又一直是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北京市委双重领导下工作，所以与彭真、刘仁等同志始终是上下级关系，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原北京市委的被打倒，我也遭了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因为我是北京市委委员，经常去市委开会，院领导层一些人就常来我家打听消息。当他们从我这儿听说，原北京市委领导被中央点了名，另委任了李雪峰、吴德为市委正、副书记，又得知谢富治分管公检法后，对我的态度马上就变了。
7月23日，他们在揭发批判老二一一厂的会上都讲了话，号召群众对二一一厂领导班子进行揭发和批判。其中有一个早已调走的干部特意回来揭发我的“问题”，说什么“陈度大有来历，是刘仁的亲信、彭真的老部下、邓拓的知心朋友”，“五院一直认为陈不是一个好干部，但不敢惹”，“陈度的名字就是暗渡陈仓，是旧市委的忠实走狗，是主动出谋划策的，眼里没有中央”。他举例说：“我去刘仁处开会，坐得远点，刘仁说‘把屁股靠近点嘛！’……彭真来二一一厂，到我的小会议室开会，我到得迟，只留下我原来的座位，彭真说：‘你坐嘛！又不是篡位。’陈度听了直笑，我知道这是他们的黑话。”他还说：“‘四清’开始要我回来澄清问题，我考虑旧市委黑帮没揭开，所以没来。现在好了，旧市委被罢了，陈度这个坏分子再不会兴妖作怪了。”
8月19日，他们在机场滑行道组织了一个万人大会，整个七机部各分院、厂、所都有人参加，南苑地区的人几乎全体参加。大会后，二一一厂原党委大部分同志及许多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都成了被批判、斗争的对象，蒙受了不白之冤。我被频繁批斗、游街、抄家，不计其数。
1968年8月29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厂。9月18日，开了批斗会，会后我正式进入专政队的“牛棚”。直到1969年11月20日，我才走出“牛棚”。后来，由于“派仗”激烈，我被“挂”了起来，没人理会，一直到1974年7月29日，康生、陈伯达都相继倒台后，七机部给我的结论批复件上，还列出我所谓三条“严重政治错误”：一是贯彻执行旧北京市委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二是以回乡探亲为名搞农村调查写的“情况报告”，是执行右倾路线错误；三是传播扩散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言论。这一结论还是在我多次提出意见后才修改减轻到这个程度的。因为我没有历史问题，戴着这几顶“空帽子”，算是被“解放”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新调来的党委书记李明实同志主持召开平反大会，把我那三顶“空帽子”给摘了。因为这次大会重点是给杨亚中同志平反，顺便宣布一下为我及其他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合理！因此几位同志声明不去参加大会。考虑到顾全大局，我还是去了。去之前我提出要在会上讲几句话，没获准。准备了一页讲稿想在会上读一下，他们也不同意。最后只同意将我的一段话加在李明实的讲话中。这段话是：“凡是因原市委和二一一厂党委而受到株连的同志，都应平反。有文字的文字平，大会说过的大会平，这一工作会后继续做。”
这个工作后来做了没有？不得而知。从1966年到1978年，历时12年，涉及全厂许多人的大事，轻描淡写就算过去了。
终于又见到彭真同志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到来。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都得到平反，彭真同志也恢复工作，重新回到中央。
当我们到机场欢迎彭真同志回京，再次见到他时，他一见到我就问：“你那个孪生哥哥在哪儿呀？”我如实告之。心中感叹：30年了，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艰苦磨难，彭真同志还这么清楚地记着我们孪生哥俩，彭真同志的记性多好啊！他对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感情多深啊！
1979年10月我离开七机部，调到北京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任副组长，又和陈鹏等老战友们工作在一起了，心情非常愉快！从党的机关调到基层整整30年后，我又回到了机关。○
（本文经陈度同志家人审改）
题图 辗转各处打游击却文件包不离身的陈度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在晋察冀初见彭真同志
1937年10月，我从河北定县抗战后援会来到了晋察冀区党委（河北省委）学习，地点是阜平县城南关村，也就是河北省委的驻地。当时省委机关负责人有黄敬（后曾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等职）、李葆华（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刘秀峰（后曾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兼党组书记等职），邓拓（后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左淮映和洪水（越南人、中共党员、中越两国将军）等人。
我先是在农民干部训练班学习。不到一星期，又被调到区党委机关，负责文书、收发工作。记得在一个晚饭后，机关的同志们都聚在院子里，邓拓同志也在场。当时为了安全起见，大家都需要改名字，邓拓同志是出了名的大才子，他帮大家参谋着改名，为我选了一个“度”字。从那时起，我就把陈思谦改成了陈度。
我第一次见到彭真同志是在1938年3、4月份，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彭真同志从延安来到五台县金钢库村召开大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彭真同志此后常驻晋察冀，协同聂荣臻同志工作，11月任中央北方局委员兼晋察冀分局书记。
记得彭真同志来后不久，有一天让我去他那儿谈话。彭真同志像是在考察我，谈的问题很广泛。当他问到我“印度总理是谁”时，我答不上来。彭真同志告诉我是尼赫鲁，然后勉励我说，以后要多学点知识。因为被彭真同志问住了，当时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所以此事终生难忘。
一个月后，又遇到一件事情。我在清风店上高小时的同学杨士杰被约到机关谈话。当时定唐（抗战初期，中共定县县委将定县分为定南、定北两县，后定北县又分为定唐、望定二县）一带在保定二师（即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上学的学生中有一大案件，他被牵扯进去了。原因是有一个叫肖吉庆的学生，诬告藏伯平、芮廷祥、杨士杰等一批二师进步学生是特务。军区保卫部吴必诚误听肖吉庆之言，使得上述几人或被捕，或撤职，或审查。直到彭真同志来后着手审理此案，问题才弄清楚，原来此事纯属诬告。这时我已调到晋察冀区党委组织部任干事，曾间接参与此案的审理。案子弄清后，由李葆华同志口授，我起草了一封信，通知了三分区地委，恢复了定唐一带的党组织。这是彭真同志亲自审理的案件，及时为党拯救了一批好干部。杨士杰同志后来在晋察冀边区三地委、一地委等地工作，担任晋察冀十三地委书记、北岳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鞍山市委第一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88年逝世。
1939年1月，我调到了北岳区委组织部。春节后，党的机关转移到阜平。晋察冀司令部设在城南庄，晋察冀分局在易家庄，我们北岳区党委就在城南庄东边的新房子村。5、6月份，陈守中同志（后曾任中共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党委书记、中共太原市委书记等职）调来组织部工作，从此组织部就有了“大陈”“二陈”之称，陈守中大我5岁，是“大陈”，我是“二陈”。这时的北岳区党委书记是刘澜涛，组织部长李葆华，宣传部长刘秀峰（后来是胡锡奎），民运部长是林铁。
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都办起党校来，我们常去易家庄村边的河滩上，听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同志或其他领导同志讲课。我们的歌咏队和篮球队也常去那里演出和比赛。
彭真同志讲党课通俗易懂，至今我仍记得他在讲解什么是教条主义时，举的一个关于和老和尚下棋的例子。说的是一位父亲出门前对儿子说：“来客问你令尊在家吗？你就说，到庙里与老和尚下棋去了。问什么时候回来？你就说，早的话就天黑回来，晚的话就住在那儿与老和尚同榻而眠了。”果然有客人来，却问：令堂在家吗？儿子也回答“与老和尚下棋去了”。客人奇怪又问：什么时候回来？儿子回答：“早就天黑回来，晚了就住在那儿与老和尚同榻而眠了。”客人惊讶！这就是不问时间、地点、对象等条件，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彭真同志用这么一个小故事讲清了什么是教条，大家在大笑过后也牢牢记住了他讲的内容。同志们都喜欢听他讲课。彭真同志是非常受大家爱戴和欢迎的领导同志。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后来我曾在工作中引用过彭真同志讲的同老和尚下棋的故事，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替彭真放毒”的帽子，定成罪名。
这年夏天，胭脂河发大水。雨季过后，河水渐清，从下游逆水游来的鱼成群结队，长约近尺。机关里的当地人都在寻找木棍去“打鱼”。我也跟着他们到河边，看见不少鱼游到河边浅水处，露出背鳍吃力地向前挣扎，人赶上去，一棍就把鱼打翻捉住了。这几天食堂收到很多鱼，美餐了几天，我们还挑了两条送给彭真同志。
多年后与彭真同志再相见
1941年，彭真同志离开晋察冀分局，去延安任中央党校教育长，这段时间我也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
这一年，我意外地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三哥陈思诚。我和三哥是孪生双胞胎，长得非常相像。抗战爆发后，我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三哥由当时中共河北直西特委书记李德仲同志带到石家庄，又转到太原后参了军，在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与家里失去联系四五年了。直到1941年，晋冀鲁豫地区一个青年代表团到晋察冀开会，其中一人误认我是三哥时，我才知道三哥这时在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机要科工作。与三哥取得联系后，我告知家人，全家人得知他的下落，欣喜不已。 再次见到彭真同志是在1948年底。为迎接全国胜利，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成华北局，刘少奇、薄一波、聂荣臻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彭真从延安回到晋察冀，任华北局常委。这时三哥随晋冀鲁豫中央局代理书记薄一波同志来到晋察冀。我当时是华北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两地中央局一合并，我和三哥就见面了，彭真同志自然就认识了三哥，从此也就记住了我们这孪生的哥俩。
记得当时薄一波同志还笑着对大家说：“我们有个陈思诚，你们有个陈度，这哥俩长得一模一样，你们可别闹混了呀！”
新中国成立后与彭真同志的交往
1949年5月，领导同意了我“到基层去，参加新中国的工业建设”的申请，决定将我调到铁路部门工作。新中国刚成立，百业待兴，铁路交通是重要的建设项目之一，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我先是在铁道部政治部协助王鹤寿主任分配了一批干部，6月份正式调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即二七机车厂）。当时党组织还没有公开，我是以铁道部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去的。直到1950年我找到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市委接上关系，按市委指示在二七厂成立了党总支，后改为党委，我担任第一任党委书记，我的身份才得以公开。
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非常关心我们二七厂的恢复和生产工作。1950年，朱德同志和彭真同志亲临工厂视察。他们仔细询问生产的情况和工人们的生活，为我们鼓劲。在中央领导的关怀指导下，在我们党组织的号召下，具备革命传统和政治觉悟的二七厂工人，充分发挥了主人翁精神，积极投入到支援大军南下、抗美援朝和建设新中国的生产热潮中。那时候我们抢修火车机车，为解放军修汽车、修火炮，还为部队制造了几十辆榴弹炮车。为了尽快恢复铁路运输，支援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工厂还接受了突击生产1万块鱼尾板（连接铁轨用的夹板）的任务。干部、工人们把铺盖搬进车间，吃住在工厂，日夜赶制，很快便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铁道部的特别嘉奖，并被授予“再接再厉、奋勇支前”的锦旗一面。这是解放后工厂获得的第一面锦旗。
1955年3月我调到南苑的国营二一一厂任党委书记。二一一厂前身是1910年清政府在北京南苑开办的一个飞机修造厂，1948年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1951年由空军十一厂移交给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改名国营二一一厂。“一五”计划期间，二一一厂改扩建工程被国家列为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是前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之一，主要任务是负责修理米格-15型、米格-15比斯型和乌米格-15型飞机。1959年，二一一厂划归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9月份，第一分院的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零六八一部队。这时的二—一厂已经由飞机修理厂转变为飞机制造厂和导弹试制厂了。1960年10月我被国务院任命为第一分院副政委兼二一一厂党委书记。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二—一厂的发展，因为二—一厂在我国国防科研事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960年3月4日上午，彭真、刘仁等市委领导到二一一厂参观调研，我再次见到老领导，他依然还是那么亲切，那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这次调研，彭真等领导同志与我们认真探讨了军工企业的建设发展规划，还会见了驻厂的苏联专家，和他们亲切交谈，研讨科学领域的各种问题。
这一段时间，邓小平、薄一波、刘澜涛、贺龙、聂荣臻、陈赓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分别到第一分院二一一厂视察，并作了重要指示。五院院长钱学森同志向首长们介绍了二一一厂的规划和生产情况。
在党中央和各级领导的关心指导下，经过我们全体科研人员和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各项国防尖端生产任务，为中国的导弹和运载火箭技术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因彭真同志受牵连
因为在晋察冀根据地时，我就和彭真同志有一定的交往，新中国成立后，我又一直是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北京市委双重领导下工作，所以与彭真、刘仁等同志始终是上下级关系，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原北京市委的被打倒，我也遭了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因为我是北京市委委员，经常去市委开会，院领导层一些人就常来我家打听消息。当他们从我这儿听说，原北京市委领导被中央点了名，另委任了李雪峰、吴德为市委正、副书记，又得知谢富治分管公检法后，对我的态度马上就变了。
7月23日，他们在揭发批判老二一一厂的会上都讲了话，号召群众对二一一厂领导班子进行揭发和批判。其中有一个早已调走的干部特意回来揭发我的“问题”，说什么“陈度大有来历，是刘仁的亲信、彭真的老部下、邓拓的知心朋友”，“五院一直认为陈不是一个好干部，但不敢惹”，“陈度的名字就是暗渡陈仓，是旧市委的忠实走狗，是主动出谋划策的，眼里没有中央”。他举例说：“我去刘仁处开会，坐得远点，刘仁说‘把屁股靠近点嘛！’……彭真来二一一厂，到我的小会议室开会，我到得迟，只留下我原来的座位，彭真说：‘你坐嘛！又不是篡位。’陈度听了直笑，我知道这是他们的黑话。”他还说：“‘四清’开始要我回来澄清问题，我考虑旧市委黑帮没揭开，所以没来。现在好了，旧市委被罢了，陈度这个坏分子再不会兴妖作怪了。”
8月19日，他们在机场滑行道组织了一个万人大会，整个七机部各分院、厂、所都有人参加，南苑地区的人几乎全体参加。大会后，二一一厂原党委大部分同志及许多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都成了被批判、斗争的对象，蒙受了不白之冤。我被频繁批斗、游街、抄家，不计其数。
1968年8月29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厂。9月18日，开了批斗会，会后我正式进入专政队的“牛棚”。直到1969年11月20日，我才走出“牛棚”。后来，由于“派仗”激烈，我被“挂”了起来，没人理会，一直到1974年7月29日，康生、陈伯达都相继倒台后，七机部给我的结论批复件上，还列出我所谓三条“严重政治错误”：一是贯彻执行旧北京市委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二是以回乡探亲为名搞农村调查写的“情况报告”，是执行右倾路线错误；三是传播扩散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言论。这一结论还是在我多次提出意见后才修改减轻到这个程度的。因为我没有历史问题，戴着这几顶“空帽子”，算是被“解放”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新调来的党委书记李明实同志主持召开平反大会，把我那三顶“空帽子”给摘了。因为这次大会重点是给杨亚中同志平反，顺便宣布一下为我及其他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合理！因此几位同志声明不去参加大会。考虑到顾全大局，我还是去了。去之前我提出要在会上讲几句话，没获准。准备了一页讲稿想在会上读一下，他们也不同意。最后只同意将我的一段话加在李明实的讲话中。这段话是：“凡是因原市委和二一一厂党委而受到株连的同志，都应平反。有文字的文字平，大会说过的大会平，这一工作会后继续做。”
这个工作后来做了没有？不得而知。从1966年到1978年，历时12年，涉及全厂许多人的大事，轻描淡写就算过去了。
终于又见到彭真同志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到来。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都得到平反，彭真同志也恢复工作，重新回到中央。
当我们到机场欢迎彭真同志回京，再次见到他时，他一见到我就问：“你那个孪生哥哥在哪儿呀？”我如实告之。心中感叹：30年了，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艰苦磨难，彭真同志还这么清楚地记着我们孪生哥俩，彭真同志的记性多好啊！他对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感情多深啊！
1979年10月我离开七机部，调到北京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任副组长，又和陈鹏等老战友们工作在一起了，心情非常愉快！从党的机关调到基层整整30年后，我又回到了机关。○
（本文经陈度同志家人审改）
题图 辗转各处打游击却文件包不离身的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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