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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帕米尔与风起云涌的世界文明不在一个时间尺度中。回望时空深处，无论陆路还是海路，丝绸之路都已成为一个古老的神话，而在这片高地上，比一条延伸了几千年的沧桑古道更令我充满敬意的，是人们的精神所走过的道路。
关于库尔察克的英雄史诗，讲述的是塔什库尔干河谷切近的事情。而那些更久远的信息，则被一座沉默的古城遗址保留着。“塔什库尔干”，突厥语意为“石头城”，它就是古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学》中记载的“石塔”。现在的塔什库尔干县城就是依托古石头城的位置在旁边修建的。
遗址坐落在塔什库尔干河谷最开阔处的左岸高地上，如今看到的基本是它在清代衰落时的样子。更早些时候，这里大约是个石砌城堡，后来转为土筑，城中的主干道仍然保存着，但夯土建筑大多破败。在这里可以俯瞰河谷中的阿拉尔金草滩。
这个城池是中亚的制高点，所有穿越帕米尔的人都会途经此处。丝绸之路在这里展开了它古老的面目：向北的道路通往喀什，向东北的道路通往莎车，喀什和莎车，扼守着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境内的两大出口，又分别是丝绸之路中国段中道与南道的起点；在石头城向南，穿越塔什库尔干河谷之后，两条道路指向红其拉甫山口与瓦罕走廊，它们分别是中国通往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口岸。
然而，交通枢纽的作用在这个核心点呈现出世界上最奇特的悖论：它曾是欧、亚这两个互不熟悉的世界互相幻想的交错地带；它既是亚洲的腹地，却又是文明中心的遥远边缘；它处在最开放的道路枢纽处，却保有最缓慢的进化过程；在这里经过的财富不计其数，却没留下任何痕迹。
文明和城市是低地的产物，山则阻碍了汹涌不息的历史——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这样表述地理环境与文明发展的关系。在帕米尔高原，丝绸之路穿越世界屋脊，使布罗代尔的这一论断表现出更为深刻而复杂的面貌——亚欧大陆的两端，处在文明中心的人们互相想象、遥望；他们用久远的时间与耐心，一站一站地在辽阔的丝绸之路上传递信息、商品、宗教以及对地理的认知；有的人在迁徙中找到适宜的生存之地，有的人在探索中填补东西方的认知空白，有的人在征战中寻找政治野心能够挑战的地理极限，有的人在旅途中传播宗教与信仰……道路的力量是伟大的，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一切，都琐碎而汹涌地改变着古老大陆的文明面目，唯独在帕米尔的群山中，人与环境的关系处在一个相对静止的轨道上，低地和城市的文明很难进入这里，即使是经过，在严酷高寒的道路上也无法留下深刻的印迹，只能用更加漫长的时间一点一滴地渗透与改变。
有一个途经帕米尔的人，他的经历与著述可以为帕米尔的道路史做一个微小的脚注。
公元628年，中国僧人玄奘想要到印度寻求佛法，而当时的大唐王朝正与突厥人争夺西域的控制权，不允许人们私自出玉门关西行，玄奘只得偷渡出关。在塔里木盆地经历了一段十分艰难与孤独的行程之后，他途经天山脚下的西域小国高昌，得到崇尚佛法的高昌国王麴文泰的帮助，麴文泰不但动用大量人力与财资协助玄奘穿过小国林立、匪盗横行的塔里木盆地，还恳请当时西突厥的霸主统叶护可汗在接下来的行程中护送玄奘。玄奘在丝绸之路北道越过阿赖山后，仰赖统叶护可汗军队的护送，终于抵达印度。
玄奘一人穿越丝绸之路，完成了古老的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一次史无前例的深刻交流。19年后，他学成归国，穿过帕米尔高原，经丝绸之路南道返回大唐。在他应唐太宗的要求所写的关于西域的地理著作《大唐西域记》中，留下了关于“朅盘陁国”（即石头城）最详尽的记述：周环二千余里，都城以大石岭为基，周围山岭连绵、川原狭隘，国人崇敬佛法，其开国者据称是来自太阳的父亲与来自汉土的母亲所生，所以王族自称“汉日天种”……随后，玄奘描绘了自石头城东出帕米尔到达乌刹国（今莎车县）的经历，在这段路途中，有一片被山岭包围、冬夏积雪、风寒飘劲的地方，被称作“奔穰舍罗”，玄奘记载，曾有万人千驼的大型商队在此遭遇风雪，人畜俱丧，后来朅盘陁的僧人将商队的遗资收集起来，在奔穰舍罗建立馆舍，以赈过往行人。后人无法确知奔穰舍罗的真正位置，只能对这一段路途的艰险心生敬畏。
朅盘陁国只是《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138个国家之一，这本书为大唐皇帝了解西域地理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其中记载了110个玄奘经行的国家和28个沿途听说的国家。1200多年后，这本书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19世纪，英国考古学家康宁汉姆正是依据这本书对地理方位的精确记载，在印度发掘了大量的佛教遗址，使它们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印度历史的面貌也部分浮出了水面——古印度人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玄奘的记载为印度填补了空白。后来的印度历史学家说，无论怎样评价《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历史的贡献都不过分。
玄奘之路上，有一个很少被人注意到的问题：他为什么穿越帕米尔回到中国？
玄奘曾经对一个至关重要的人许诺，要在回国的路上为他停留三年来弘法，这个人就是高昌国王麴文泰。玄奘本可以通过海路更为迅捷地返回大唐，但他为了完成这个诺言，选择了陆上最近的一条路，历尽艰辛，穿越帕米尔回到塔里木盆地。然而，当他走出帕米尔时，高昌国已为大唐所灭，那个给过他巨大帮助的高昌国王已经不在人世，这令他始料未及，并且遗憾终生。
在玄奘往返印度的19年间，帕米尔经历了另外一个深远的时代变化——由于陆上道路战乱频繁，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悄然地取而代之。
对于一条古老的道路来说，衰落并非一时一事。直到13世纪，欧洲人依然要依靠马可·波罗的讲述来满足对东方的想象与好奇，然而距离西域更近的中国人却很少再留意与记载帕米尔的文化信息，历代战事留下的记录屈指可数，甚至只保留在口耳相传的民族史诗中。20世纪，英国人斯坦因依靠《大唐西域记》进入新疆探险，获得了楼兰与敦煌文书等诸多重要发现之后，这一区域才随西域一同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海洋为道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丝绸之路的生命力开始在海上延续。然而，当世界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翻开新的一页时，“交通便利性”不再是决定区域繁荣的主要因素，丝绸等古老的商品已经不再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物产，信息与文明的交流终将获得新的途径。
无论陆路还是海路，丝绸之路都已成为一个古老的神话。
道路的悖论
关于库尔察克的英雄史诗，讲述的是塔什库尔干河谷切近的事情。而那些更久远的信息，则被一座沉默的古城遗址保留着。“塔什库尔干”，突厥语意为“石头城”，它就是古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学》中记载的“石塔”。现在的塔什库尔干县城就是依托古石头城的位置在旁边修建的。
遗址坐落在塔什库尔干河谷最开阔处的左岸高地上，如今看到的基本是它在清代衰落时的样子。更早些时候，这里大约是个石砌城堡，后来转为土筑，城中的主干道仍然保存着，但夯土建筑大多破败。在这里可以俯瞰河谷中的阿拉尔金草滩。
这个城池是中亚的制高点，所有穿越帕米尔的人都会途经此处。丝绸之路在这里展开了它古老的面目：向北的道路通往喀什，向东北的道路通往莎车，喀什和莎车，扼守着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境内的两大出口，又分别是丝绸之路中国段中道与南道的起点；在石头城向南，穿越塔什库尔干河谷之后，两条道路指向红其拉甫山口与瓦罕走廊，它们分别是中国通往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口岸。
然而，交通枢纽的作用在这个核心点呈现出世界上最奇特的悖论：它曾是欧、亚这两个互不熟悉的世界互相幻想的交错地带；它既是亚洲的腹地，却又是文明中心的遥远边缘；它处在最开放的道路枢纽处，却保有最缓慢的进化过程；在这里经过的财富不计其数，却没留下任何痕迹。
文明和城市是低地的产物，山则阻碍了汹涌不息的历史——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这样表述地理环境与文明发展的关系。在帕米尔高原，丝绸之路穿越世界屋脊，使布罗代尔的这一论断表现出更为深刻而复杂的面貌——亚欧大陆的两端，处在文明中心的人们互相想象、遥望；他们用久远的时间与耐心，一站一站地在辽阔的丝绸之路上传递信息、商品、宗教以及对地理的认知；有的人在迁徙中找到适宜的生存之地，有的人在探索中填补东西方的认知空白，有的人在征战中寻找政治野心能够挑战的地理极限，有的人在旅途中传播宗教与信仰……道路的力量是伟大的，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一切，都琐碎而汹涌地改变着古老大陆的文明面目，唯独在帕米尔的群山中，人与环境的关系处在一个相对静止的轨道上，低地和城市的文明很难进入这里，即使是经过，在严酷高寒的道路上也无法留下深刻的印迹，只能用更加漫长的时间一点一滴地渗透与改变。
有一个途经帕米尔的人，他的经历与著述可以为帕米尔的道路史做一个微小的脚注。
公元628年，中国僧人玄奘想要到印度寻求佛法，而当时的大唐王朝正与突厥人争夺西域的控制权，不允许人们私自出玉门关西行，玄奘只得偷渡出关。在塔里木盆地经历了一段十分艰难与孤独的行程之后，他途经天山脚下的西域小国高昌，得到崇尚佛法的高昌国王麴文泰的帮助，麴文泰不但动用大量人力与财资协助玄奘穿过小国林立、匪盗横行的塔里木盆地，还恳请当时西突厥的霸主统叶护可汗在接下来的行程中护送玄奘。玄奘在丝绸之路北道越过阿赖山后，仰赖统叶护可汗军队的护送，终于抵达印度。
玄奘一人穿越丝绸之路，完成了古老的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一次史无前例的深刻交流。19年后，他学成归国，穿过帕米尔高原，经丝绸之路南道返回大唐。在他应唐太宗的要求所写的关于西域的地理著作《大唐西域记》中，留下了关于“朅盘陁国”（即石头城）最详尽的记述：周环二千余里，都城以大石岭为基，周围山岭连绵、川原狭隘，国人崇敬佛法，其开国者据称是来自太阳的父亲与来自汉土的母亲所生，所以王族自称“汉日天种”……随后，玄奘描绘了自石头城东出帕米尔到达乌刹国（今莎车县）的经历，在这段路途中，有一片被山岭包围、冬夏积雪、风寒飘劲的地方，被称作“奔穰舍罗”，玄奘记载，曾有万人千驼的大型商队在此遭遇风雪，人畜俱丧，后来朅盘陁的僧人将商队的遗资收集起来，在奔穰舍罗建立馆舍，以赈过往行人。后人无法确知奔穰舍罗的真正位置，只能对这一段路途的艰险心生敬畏。
朅盘陁国只是《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138个国家之一，这本书为大唐皇帝了解西域地理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其中记载了110个玄奘经行的国家和28个沿途听说的国家。1200多年后，这本书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19世纪，英国考古学家康宁汉姆正是依据这本书对地理方位的精确记载，在印度发掘了大量的佛教遗址，使它们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印度历史的面貌也部分浮出了水面——古印度人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玄奘的记载为印度填补了空白。后来的印度历史学家说，无论怎样评价《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历史的贡献都不过分。
玄奘之路上，有一个很少被人注意到的问题：他为什么穿越帕米尔回到中国？
玄奘曾经对一个至关重要的人许诺，要在回国的路上为他停留三年来弘法，这个人就是高昌国王麴文泰。玄奘本可以通过海路更为迅捷地返回大唐，但他为了完成这个诺言，选择了陆上最近的一条路，历尽艰辛，穿越帕米尔回到塔里木盆地。然而，当他走出帕米尔时，高昌国已为大唐所灭，那个给过他巨大帮助的高昌国王已经不在人世，这令他始料未及，并且遗憾终生。
在玄奘往返印度的19年间，帕米尔经历了另外一个深远的时代变化——由于陆上道路战乱频繁，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悄然地取而代之。
对于一条古老的道路来说，衰落并非一时一事。直到13世纪，欧洲人依然要依靠马可·波罗的讲述来满足对东方的想象与好奇，然而距离西域更近的中国人却很少再留意与记载帕米尔的文化信息，历代战事留下的记录屈指可数，甚至只保留在口耳相传的民族史诗中。20世纪，英国人斯坦因依靠《大唐西域记》进入新疆探险，获得了楼兰与敦煌文书等诸多重要发现之后，这一区域才随西域一同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海洋为道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丝绸之路的生命力开始在海上延续。然而，当世界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翻开新的一页时，“交通便利性”不再是决定区域繁荣的主要因素，丝绸等古老的商品已经不再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物产，信息与文明的交流终将获得新的途径。
无论陆路还是海路，丝绸之路都已成为一个古老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