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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二○○○年末,当我从格非处得知马原即将来同济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时,激动之情难以言表。那天夜里,我跑到挚友殷志江的宿舍,和他彻夜长谈马原的小说,对于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来说,马原一度近乎于神,他数量并不太多的小说经过各种文学史论和作家论的点拨,早已成了一个不可企及的奇迹。
这种神性在马原的身上特别明显。
格非记得,一九八六年秋末的一天,在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开会或者接待外宾的小礼堂里,迎来了早已被中文系的青年学生们视作大师的马原。当他穿着一件绛红色的风衣走进会场时,格非看见,站在门边的几个学生激动得浑身颤抖,而一位社团联的副主席在给马原倒开水的时候,也许是紧张过度,一失手竟将茶杯盖到了热水瓶上。
更夸张的是马原本人。格非的印象是那一天的马原有些反常,他的口吃非常严重,甚至很难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在格非看来,这也许是马原的一种策略。因为在那天下午,他所讲的内容中,“通神”是一个使用频繁的词语。可是在和我谈到这段往事时,马原对此矢口否认,只是一再重申,对于像格非这样的小说家,对他的“演义成分”要有时刻的警觉。
这种演义可能并不全是虚构。马原在一九八六年所说的故事,那天在与我交谈时又被一模一样地搬出来,他说这个故事是为了证明西藏真的是一个神奇的省份。“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口吻和写小说时没有什么区别,“有一天,我在西藏涉水渡河,预先将两只鞋子扔向对岸,当我涉水之后,我惊讶地发现,那双鞋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就像搁在我的床边一样。”
他说自己的小说写作之所以停滞了相当长的时间是因为西藏。在他看来,每天清晨,西藏的太阳似乎都是新的。而一九八七年五月发表在《中外文学》上的小说《没住人的房子总归要住人》中,他预言自己的儿子马大湾钻出母亲肚皮时会有整整十斤,结果,当他的儿子真的出生时,他忽然发觉,他的预言成真了。
这也许是个偶然,但是马原并不认为这是偶然,他相信,这是神迹。
于是,相信着神迹的马原在充满神话的土地上写着神奇的小说,而当他从高原走下来,适应了所谓的“低原反应”之后,他突然丧失了写作的冲动,这一停就是十多年。
他的自信和彷徨全都写在脸上。二○○一年的春天,我们都很兴奋,觉得虽然格非要去北京清华大学任教,马原来上海,整个文学的生态还算平衡。而且,我们天真地以为,给予他一定的刺激,他会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样如鱼得水风云再起,因为从文学史来看,一位大作家暂时的沉默,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野心。二○○一年的春天,我们先在上海农学院的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了一次马原和学生的见面会,来的人不多,聊的也不算深入,很多学生已经不太清楚这个叫马原的汉人究竟写过些什么。
第二个星期,他再次应邀来到上海师范大学旁边的马槽书店进行一次演讲和对话。马槽书店的主持人姜原来先生是一位基督徒,对于写着新小说的马原,他并不感冒,但是他发觉,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中年人,他的自信和彷徨全都写在脸上,虽然他并没有像一九八六年那样装神弄鬼,或者说词不达意。他对西方小说了如指掌,格非说,他是真正阅读了大量西方小说、以博学著称的作家,这一点在他的课堂讲稿《阅读大师》中表露无遗。
在离开华东师范大学的最后一次讲课中,格非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回应着马原,他重新提到了“通神”,他说托尔斯泰在通神,卡夫卡在通神,另一个例子则比较直观一些,那就是马原一九八六年在华东师大的讲演,他解释说,马原之所以要选择那样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演讲,是因为他要“通神”。
诗人陈东东曾经跟我说,要写一部“伪经”,用一己之力去写一部诗歌的圣经,这是不是一种“通神”的努力?在一个韦伯所谓“祛魅”的年代,通神似乎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乌托邦,它虽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行为,有时却又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
个人的乌托邦。用一己之力去记录一个时代的梦想,似乎也是“通神”的一种方式,在查建英开始“八十年代访谈录”的计划之前,马原已经在快马加鞭地做了访谈,而且,他所做的工作要远远超过查建英。
自二○○一年之后,差不多有六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多少联系,直到马原突然在MSN上跟我说,他手上有一部书稿,是他和一百一十位中国作家的对话,问我有没有兴趣?
我应邀而来,二○○六年的十月,在上海三门路马原的家中,我们谈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这次大规模的作家“普查”工作。他对我说:“一九九○年,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对我说,开始于一九七九年的新时期文学,作为文学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而你又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什么不趁着自己年富力强,又有人投资,把这些人和事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
他一想,心动了。
说干就干,也没有考虑前景怎样,他带着一个摄像师,历时八个多月(如果包括前期准备和后期制作的话,则有两年多的时间),行程两万余公里,原始录像带有四千多分钟。同济大学的郭春林说“两万”这个数字让他马上想起长征,马原也觉得,那真是一段艰苦而快乐的时光,从东北到广州,从西藏到上海,整个中国几乎都给他走遍了,火车又慢,一坐就是十几、二十几个小时,如果不是凭着一腔热情,他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
从年纪最大的冰心、巴金、汪曾祺等老一辈作家,到一九六四年出生的最年轻的格非和迟子建,老、中、青三代的中国作家、编辑家和翻译家的重要代表几乎被他一网打尽(个别重要诗人的缺失也许是个遗憾)。
马原开始这项工作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人们怀揣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尾巴,又彷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化的浪潮,有的依旧壮怀激烈,有的却有些言不由衷,这一切,都在这一百一十个访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一共做了一百二十四个访谈,本书选录一百一十篇)。他们谈着文学,谈着工资,谈着住房,谈身高和年龄,什么话题都有,就像拉家常,看似散漫,可是却在不经意中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至少在文学工作者这方面是这样。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巴金、冰心和夏衍年龄都大了,巴金对马原说:“你也是写小说的吗?”李小林后来对我说,巴金读过马原的小说,只是那天,他可能把马原当成了马建。马原向余华强烈推荐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他说,去读读她的小说吧,就像在和她进行一场智力的搏斗,他说,她的小说太棒了。可是余华对此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的回答让马原有些失望:“我还是愿意去读爱伦·坡。”
我不知道说它是一部文学断代史是否确切,它像日记,像随笔,似乎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只是记录,一切都在言中,也都在不言中。
当他终于将所有的计划访谈完成,并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一份重要的第一手的资料之后,却不知为何,其播出要求,遭到了当时中央电视台和其他省市地方台的拒绝(也许在当时,对于文学的兴趣已经越来越淡了吧)。现在那些录像带不知身在何处,只留下了这样一本文字记录的稿子,抚今追昔,遥想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倾听一个时代的声音,也真令人唏嘘感慨。
他的声音在微微地颤抖。那个扬言要拿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原现在沉寂了一些,前段时间,他病得不轻,和我通话时都能听得出他的声音在微微地颤抖。
在澳门参加“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个人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顺便和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在宾馆里聊了一会儿,做了个访谈,这篇名为《顾彬:我和中国作家无话可说》的访谈录措辞严厉地批评了阿城、马原乃至几乎所有的中国当代小说家,立即在网上和文学圈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顾彬教授的观点,但并没有当场反驳他,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真的,毕竟,马原确实已经将小说停顿了下来,只留下一个中国作家的梦,很真很真。现在看来,似乎也可能是太真了,所以才让人觉得如此遥远。
至少,有梦,我们并不孤独。
(《中国作家梦——马原与一百一十位作家的对话》,马原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48.00元)
这种神性在马原的身上特别明显。
格非记得,一九八六年秋末的一天,在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开会或者接待外宾的小礼堂里,迎来了早已被中文系的青年学生们视作大师的马原。当他穿着一件绛红色的风衣走进会场时,格非看见,站在门边的几个学生激动得浑身颤抖,而一位社团联的副主席在给马原倒开水的时候,也许是紧张过度,一失手竟将茶杯盖到了热水瓶上。
更夸张的是马原本人。格非的印象是那一天的马原有些反常,他的口吃非常严重,甚至很难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在格非看来,这也许是马原的一种策略。因为在那天下午,他所讲的内容中,“通神”是一个使用频繁的词语。可是在和我谈到这段往事时,马原对此矢口否认,只是一再重申,对于像格非这样的小说家,对他的“演义成分”要有时刻的警觉。
这种演义可能并不全是虚构。马原在一九八六年所说的故事,那天在与我交谈时又被一模一样地搬出来,他说这个故事是为了证明西藏真的是一个神奇的省份。“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口吻和写小说时没有什么区别,“有一天,我在西藏涉水渡河,预先将两只鞋子扔向对岸,当我涉水之后,我惊讶地发现,那双鞋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就像搁在我的床边一样。”
他说自己的小说写作之所以停滞了相当长的时间是因为西藏。在他看来,每天清晨,西藏的太阳似乎都是新的。而一九八七年五月发表在《中外文学》上的小说《没住人的房子总归要住人》中,他预言自己的儿子马大湾钻出母亲肚皮时会有整整十斤,结果,当他的儿子真的出生时,他忽然发觉,他的预言成真了。
这也许是个偶然,但是马原并不认为这是偶然,他相信,这是神迹。
于是,相信着神迹的马原在充满神话的土地上写着神奇的小说,而当他从高原走下来,适应了所谓的“低原反应”之后,他突然丧失了写作的冲动,这一停就是十多年。
他的自信和彷徨全都写在脸上。二○○一年的春天,我们都很兴奋,觉得虽然格非要去北京清华大学任教,马原来上海,整个文学的生态还算平衡。而且,我们天真地以为,给予他一定的刺激,他会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样如鱼得水风云再起,因为从文学史来看,一位大作家暂时的沉默,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野心。二○○一年的春天,我们先在上海农学院的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了一次马原和学生的见面会,来的人不多,聊的也不算深入,很多学生已经不太清楚这个叫马原的汉人究竟写过些什么。
第二个星期,他再次应邀来到上海师范大学旁边的马槽书店进行一次演讲和对话。马槽书店的主持人姜原来先生是一位基督徒,对于写着新小说的马原,他并不感冒,但是他发觉,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中年人,他的自信和彷徨全都写在脸上,虽然他并没有像一九八六年那样装神弄鬼,或者说词不达意。他对西方小说了如指掌,格非说,他是真正阅读了大量西方小说、以博学著称的作家,这一点在他的课堂讲稿《阅读大师》中表露无遗。
在离开华东师范大学的最后一次讲课中,格非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回应着马原,他重新提到了“通神”,他说托尔斯泰在通神,卡夫卡在通神,另一个例子则比较直观一些,那就是马原一九八六年在华东师大的讲演,他解释说,马原之所以要选择那样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演讲,是因为他要“通神”。
诗人陈东东曾经跟我说,要写一部“伪经”,用一己之力去写一部诗歌的圣经,这是不是一种“通神”的努力?在一个韦伯所谓“祛魅”的年代,通神似乎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乌托邦,它虽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行为,有时却又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
个人的乌托邦。用一己之力去记录一个时代的梦想,似乎也是“通神”的一种方式,在查建英开始“八十年代访谈录”的计划之前,马原已经在快马加鞭地做了访谈,而且,他所做的工作要远远超过查建英。
自二○○一年之后,差不多有六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多少联系,直到马原突然在MSN上跟我说,他手上有一部书稿,是他和一百一十位中国作家的对话,问我有没有兴趣?
我应邀而来,二○○六年的十月,在上海三门路马原的家中,我们谈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这次大规模的作家“普查”工作。他对我说:“一九九○年,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对我说,开始于一九七九年的新时期文学,作为文学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而你又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什么不趁着自己年富力强,又有人投资,把这些人和事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
他一想,心动了。
说干就干,也没有考虑前景怎样,他带着一个摄像师,历时八个多月(如果包括前期准备和后期制作的话,则有两年多的时间),行程两万余公里,原始录像带有四千多分钟。同济大学的郭春林说“两万”这个数字让他马上想起长征,马原也觉得,那真是一段艰苦而快乐的时光,从东北到广州,从西藏到上海,整个中国几乎都给他走遍了,火车又慢,一坐就是十几、二十几个小时,如果不是凭着一腔热情,他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
从年纪最大的冰心、巴金、汪曾祺等老一辈作家,到一九六四年出生的最年轻的格非和迟子建,老、中、青三代的中国作家、编辑家和翻译家的重要代表几乎被他一网打尽(个别重要诗人的缺失也许是个遗憾)。
马原开始这项工作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人们怀揣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尾巴,又彷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化的浪潮,有的依旧壮怀激烈,有的却有些言不由衷,这一切,都在这一百一十个访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一共做了一百二十四个访谈,本书选录一百一十篇)。他们谈着文学,谈着工资,谈着住房,谈身高和年龄,什么话题都有,就像拉家常,看似散漫,可是却在不经意中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至少在文学工作者这方面是这样。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巴金、冰心和夏衍年龄都大了,巴金对马原说:“你也是写小说的吗?”李小林后来对我说,巴金读过马原的小说,只是那天,他可能把马原当成了马建。马原向余华强烈推荐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他说,去读读她的小说吧,就像在和她进行一场智力的搏斗,他说,她的小说太棒了。可是余华对此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的回答让马原有些失望:“我还是愿意去读爱伦·坡。”
我不知道说它是一部文学断代史是否确切,它像日记,像随笔,似乎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只是记录,一切都在言中,也都在不言中。
当他终于将所有的计划访谈完成,并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一份重要的第一手的资料之后,却不知为何,其播出要求,遭到了当时中央电视台和其他省市地方台的拒绝(也许在当时,对于文学的兴趣已经越来越淡了吧)。现在那些录像带不知身在何处,只留下了这样一本文字记录的稿子,抚今追昔,遥想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倾听一个时代的声音,也真令人唏嘘感慨。
他的声音在微微地颤抖。那个扬言要拿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原现在沉寂了一些,前段时间,他病得不轻,和我通话时都能听得出他的声音在微微地颤抖。
在澳门参加“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个人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顺便和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在宾馆里聊了一会儿,做了个访谈,这篇名为《顾彬:我和中国作家无话可说》的访谈录措辞严厉地批评了阿城、马原乃至几乎所有的中国当代小说家,立即在网上和文学圈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顾彬教授的观点,但并没有当场反驳他,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真的,毕竟,马原确实已经将小说停顿了下来,只留下一个中国作家的梦,很真很真。现在看来,似乎也可能是太真了,所以才让人觉得如此遥远。
至少,有梦,我们并不孤独。
(《中国作家梦——马原与一百一十位作家的对话》,马原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