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被互联网“谋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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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11日,同样是青年亚文化的“光棍节”,网络时代的购物狂欢日,但鲜有人知的是,那也是腾讯公司创办整整20周年的日子。
  “小马哥”的“鹅厂”,今年20岁了。
  同样满20岁的,还有搜狐、新浪和京东。网易,比上述公司大1岁,阿里巴巴则小1岁。
  这样来打量1998年,不得不说那是中国互联网星河的创世纪之年。或许因为变革的快速和资源的不确定性,互联网产业里少见国有资本的踪迹,因而展现出了非典型的阳光特质。几个不约而同、弱不禁风地冒出来的互联网企业,竟然全都成为了未来统治中国互联网世界的巨头,为中国人开启了20年的网络新生活。
  “网民”这一当时的新鲜身份,也和一众互联网企业一起,在1998年正式“出道”了。
  QQ和微信是中国人使用最多的即时通讯软件,它从最初的帮助人与人相连,到定义社会人如何与他人相连,20年里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交方式,乃至生活本身。如今的腾讯,已经是如影随形的商业帝国,触手伸到泛娱乐化的全领域。
  它所代表的势力,其实也早已把手伸进了我们的生活。

凋谢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回望1998年至今的20年,人们可以罗列出一张长表:被网络所“谋杀”的生活。这张表中一定有聊天的能力,这正是主要由QQ和微信带来的现实能力退化。
  “没有表情包就不会聊天”是当代年轻人的苦恼之一,这已经溢出到现实当中。网络相见欢的“小可爱”,在真实生活中碰面,太多尴尬的瞬间没有夸张的表情包来填满,最后只好彼此不发一言,心中暗做决定,合格的网友一定要避免这种线下“低质量”尴尬聊天。
  相似的苦恼,还有“打字的速度飞快,完整口述一段话却很难”。 网络时代长大的一代,飞速打字是基本技能,但整理思绪、完整表达则似乎需要专门学习。还有“聊天聊到一半,低头看看手机”,这种从现实到网络的切换,最开始出现的时候被人们视作无礼,后来发展得几乎像看看表一样平凡。
  网络谋杀的还有“记忆力”。
  很难说现在的人还能记得什么。爱因斯坦生前有一句名言,“只记书上没有的事”。但现在,没有什么是网络上没有的事,中国网友可以运用搜索引擎查询一切,而搜索引擎中没有的,也可以自主备份到云端。网络不仅帮忙记住课本要求记住的知识,还帮助记忆结婚的纪念日、一切人生考试的日期。
  网络谋杀“旧友”。
  大家都是网络邻居,没有人是你的“旧友”。只要你想找到ta,ta就可以出现在你的微信上,现代社会不鼓励“怀念”,也不鼓励“相见”,鼓励“加个微信,再联系”。虽然旧友十年不曾谋面,但ta就在你的微信列表中,随时在线。无法建立新的联系,也日日告知“旧友不旧”,人就麻木了。
  但网络真正“谋杀”的,是红玫瑰和白玫瑰,是感情的细腻。
  过去的人们谈恋爱,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纠结,去痛苦,去等待,去遗忘。但现下的恋爱,不必要鼓起勇气才去见他,随手就可以视频通话;不必要按捺胡思乱想,给她发个消息问一问吧,不回复还可以再发。一切都变得轻易,甚至轻浮了。那种花费时间的痛苦、情绪的积累、美丽的折磨,都消失大半。社交网络助长人心的贪与嗔,忍不住不拉扯。如此一来,爱不再发酵,红玫瑰与白玫瑰,同时被网络谋杀。一切唾手可得,都是墙上的蚊子血,都是胸前的米饭粒。
  曾经,英国的《每日邮报》也列过一个“正在被网络‘杀死’的事物”名单。其中还包括“隐私”“写信/正确地拼写”“从头至尾听完一张唱片”“色情杂志”“主流媒体”“被埋没的艺术家”“准时的美德”“委婉地拒绝的能力”等等。
网络真正“谋杀”的,是红玫瑰和白玫瑰,是感情的细腻。

  所以有人说,一生一死间,本是历史车轮的滚动,但不得不感叹,有些生死是好事,有些生死是憾事,有些生死是危险的事。

小规模荡气回肠


  断交是不可避免的,人生總有那么几回。现实中的断交往往呈现一种悲剧性的气质,但我们后来有了网络。
  初级是设置不看对方的朋友圈,我们通常这样对待突然做了微商的朋友;升级版是删除联系方式,比如一些不明来路的微信好友,和前男友。这种断交方式简单易操作,常常是脑子还没想清楚,手就动了。每一次的果决,都将引发一场小规模荡气回肠。
  但微信上与陌生人的断交,其实不叫断交,顶多能叫清理微信好友。
  真正的断交在操作上并无差别,区别在于操作对象,清理的不是微商,而是曾经真正的好友。
  而且这种断交操作,常常是单方面的。你删了对方,对方等到两个月后才发现。或许会有一阵怅然,但断交的仪式感彻底地消散了,没有双方的最后一次见面,没有对话,没有机会,没有回忆。
  但对仪式感的焦虑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新的问题已经接踵而来。个人联系解除了,共同的群聊,退吗?
  退不了,或者说退不完。只要你还在人间,只要你和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还有“通讯”联系,你就一定会被对方找到。彼此千丝万缕,很少关系能够有能力、有魄力在网络时代真正退场。能够随时返场的网络断交,不过是相当于1998年,你生气地挂断了朋友的电话。
  如果退群退不完,彻底离开社交网络呢?
  与一人绝交易,与社交媒体绝交难。2012年,舒淇因为遭受网络暴力,决定退出微博。1000多条博文,逐条删除,删到次日凌晨1点才结束。即使这样,她的过往博文,仍以截图的方式在网络流传。
  如果退出微信呢?2017年,微信上线了注销账号这一新功能。这一操作不可逆转,一旦注销,无法支付,无法以微信为借口进入其他网络。   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但网络也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帝国。进入的时候大门敞开,但是决定退出和离开的那一刻,就会惊恐地发现,希望不留下雪泥鸿爪就离开网络是极度困难的,它甚至相当于退出生活。网络没有为你准备走出去的路。
  还好网民会自救。坚持给自己取个网名,戏剧化地表达情绪,转发即支持,用流行戏谑的方式来关心政治,集体地悲观,集体地狂欢。这些行为变成了一次次的小规模的荡气回肠,一次次自我的竖立,意志的彰显,网友们想以此作为砸开窗户的斧头。
  回望过去的20年,网络给予中国人的最大也最可悲的自由,是不把网络自由当作真实的自由。

适应性坦荡


  即使是网名,也开始“历史化”。
  网络世界,在1998年的时候被称作“虚拟世界”,但是到2018年,这种说法基本消失了。因为一个问题横亘在眼前:网络实名制了之后,跟现实还有什么区别呢?
  实名制的网络,仍旧是网络,不可能变成三维现实。但另一方面,它也绝对不再是原来的网络了。
  网络实名制,仅仅是用户上传身份证正反面照片那么简单吗?如果这样,实名制并不足虑。真正的实名制,是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在网络世界中的复制与延长,是组织生活对社交网络的入侵。
  所谓组织,是相对于个人来说的。社交,往往是个人自发而非正式的、横向而非层级的、动态的交往,它天然地与权力有些分离。但是组织,常常是正式的、纵向且分层、静止且刻板的交流。
  什么叫作组织对社交网络的入侵呢?
  是你的微信列表中,“知足常乐”是爸爸,“彩云追月”是妈妈,领导和老师们则多是实名。反过来说也一样,你也是对方的一名称职的实名网友。总之大家越发看透了“网友”这件事,反正都知道那是谁,索性连网名都不需要了,不如与现实一以贯之地用起真名来,散发出一种适应性坦荡。
  这有什么不好呢?千好万好,便利最好,但便利之苦也随之而来。
  苦之根源,在于微信打破了社交的隔阂。
  举个例子,在以前,学校里每学期只需要开一次家长会,老师和家长们半年只打一个照面,随后就各回各家,各得自在,孩子们也松一口气,获得回旋和缓冲的空间。但是现在有了微信,隔阂就打破了。老师和家长们随手拉一个微信群,轻易地成为了网上邻居,每天都可以在群里相互交代,彼此点赞。“云家长会”随时随地召开,老师、家长和孩子们,大家一起走进网络五指山。
实名制的网友关系背后是实名制的社会政治,它逼退个人身份,让过去野蛮生长的网友们不得不尴尬地重新回到严密而友好的伪装之中。

  再举一例。以前下了班,大家各有各精彩,若非大事件也不会有人特意往家里拨电话。但现在,彼此在群里@一下,太轻便了,让人不得不时刻待命。实名制的即时通讯软件,让网络被现实收编,也让现实的触手不得不被拉长。以时间为衡量单位,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日渐消失,这是便利硬币的另外一面,是人们对于强势的技术发展,不可拒绝的苦恼。
  更深层次,实名制的网友关系背后是实名制的社会政治,它逼退个人身份,让过去野蛮生长的网友们不得不尴尬地重新回到严密而友好的伪装之中。
  2011年1月21日,微信上线。启动界面是一个孤独的身影,站在地平线上。面对蓝色星球,仿佛在期待来自宇宙同类的呼唤。
  依靠微信,腾讯在2011年打赢了与新浪微博的战争。确实,从商业数据来看,微信是全球史上用户人数最快到达1億的互联网app,无论是微信的用户数和市值,都可以毫不夸张地形容:微信几乎是创造了另外一个腾讯。
  但近年,又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微信是老人院,微博才是花花世界。如果还要说登录微信的我们各自是一个孤独的人,那么这句话现在只有半句是对的。我们可能仍旧孤独,但我们各自都不止一个人。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何况微信中实名的人群拥挤。这种现状,让部分的微信朋友圈爱好者,重回微博分享生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即使微博同为实名制社交软件,却可以随时更换马甲(网络小号的代称),逃离熟人圈。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有好几个QQ号,但现在大多数只会有1个微信号。微信不欢迎马甲,可是现代人需要马甲。这些人重回QQ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那里已经成为了青少年亚文化的集散地,所以选择重回微博。不仅是因为微博可以有马甲,大号小号间来回切换简单,还因为微博本身,就是微信的马甲。微博所代表的社交网络,因为组织的难以入侵,主题和空间仍旧是留给反叛,留给自己。
  比较沮丧的是,人们在不同的社交软件之间腾挪,流行恶搞、反腐议政,想要以个人身份来彼此集结,对抗组织化,但同期流逝的时间中,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关系也并没有停止运作,他们各自为逃亡的网民开发了不同的、崭新的促进方式,和管治方式。
  “组织”们也都想在中国的互联网垄断格局中,各分得一点垄断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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