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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0年到1966年，杨晦一直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1955年秋初，在迎接新生入学的大会上，杨晦发表讲话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此言一出，一片哗然。
　　当下，就有学生向杨晦提问道：“据我们所知，杨先生您就是一位作家，而且您作为中文系主任，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不大合时宜？”杨晦说：“我并不是反对你们当作家，在我看来，作家不是靠大学里的学科教育和学术训练就能培养出来的，要有厚实的生活积累，要持续性地写作，还需要很多理性的准备。而中文系的任务是，应该培养并且能够培养出杰出的文学和语言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因此，中文系学生必须接受全面的训练，尤其要上好语言课。因为，文学和语言关系密切，有着有机的联系。”
　　于是，一些“作家梦”破灭的学生就画了一幅漫画，贴在北大中文系办公室的走廊上，以此调侃杨晦先生：一个瘦骨伶仃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学生，背上压着高高的两大摞书。一摞书写上语言，另一摞是文学。在两摞书中间是一只大公鸡。一只鸡爪踩在“语言”上，另一只爪踏在“文学”上，公鸡仰着头张嘴大叫：“语言和文学有‘鸡’联系。”
　　漫画贴出后，学生们一直在暗地观察杨晦的反应，或暴跳如雷，或寻找“始作俑者”，结果却令他们很失望。杨晦不仅每天一如既往地从中文系办公室的走廊里来来往往，也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提起过漫画的事。至此，学生们只能猜测：“以杨先生的大度，对学生的调侃当然不会介意，所以也就不可能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直至今日，“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句名言，仍在继续影响着北大中文系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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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7月，一家电视台想让萧乾参加一档书评节目，去家里征求意见，萧乾考虑后答应了。这时主持人问他：“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著作？”萧乾摆摆手说：“这有难度，自己评论自己的作品，往往带有偏见，不客观，最好还是请熟悉我作品的人来评论，更公允些。”萧乾的夫人文洁若怕扫了来访者的兴，垂询道：“其他做节目的人是怎么做的。”不等主持人回答，萧乾又摆摆手说：“不要问别人，自己要有主意。”
　　主持人请萧乾谈谈对目前书评界的看法，他说：“我这人是个直肠子，有啥说啥。目前，写好书评很困难。本来一部书出版后，应有人来评头论足，说长道短，现在却容易一边倒，全好或全坏，以偏概全。说好话假话的人多，说坏话真话的人少。有人想说真话，一旦说了，马上有人反驳，甚至攻击。对一些圈内人的作品一味唱赞歌，言过其实，这样的评论没人看。”
　　最后，主持人请萧乾向观众说一句最想说的话，他脱口而出：“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萧乾确实是根直肠子，对事如此，对人亦然。
　　资深编辑张昌华首次拜访萧乾，刚开始交谈，萧乾还坐在张昌华旁边，一会儿却挪到较远的地方，张昌华也没在意。张昌华临走时，萧乾送他到楼梯口，拍了拍张昌华的肩膀，把手放在嘴边，又凑着耳朵轻轻地说：“小老弟，以后跟老人说话轻一点，老人爱静。”张昌华愣了一下，顷刻便满脸通红。萧乾见状，赶緊又在张昌华的肩上拍了两下，抱歉地一笑：“第一次见面说这样的话，让你尴尬了，我这人是个直肠子，别在意，以后注意点就得了。”
　　这次拜访萧乾，让张昌华刻骨铭心，他说：“萧乾先生就像慈父在训导他不懂礼貌的孩子，让我在羞愧的同时，更觉得暖心。下楼时，我向他深深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感谢他教我立身处事，如何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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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东北一所大学聘请汪曾祺担任文化顾问，他愉快地答应了。在举行的聘请仪式上，考虑到汪先生是大家，一位发言者特意使用了许多文绉绉的词，几句听下来，汪先生就有点受不住了，一边听一边将那些话“翻译”成口语，像一个语文老师在当场改错。当发言者刚说完这句“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先生立即高声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当发言者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回应：“请改成‘在场学生们’就挺好。”发言者接着说“汪曾祺先生是人人尊敬的小说家”，汪先生马上接茬：“还是改成‘汪曾祺是个小有名气的写作者’就可以”……几番改错下来，让与会者像是在听一个很幽默的段子，现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那位发言人不仅没有生气，也跟着乐了起来，并以自嘲的口气感谢汪先生，说：“您老人家已经在做文化顾问了。”
　　关于语言与做人的关系，汪曾祺这样论述：“有人说我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就像做人一样，还是本色的好。”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