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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岳阳路上海中国画院楼上，进入一个不算很大的画室，两幅高度接近4米的巨画撑满了两堵墙面。施大畏通常只有在周末才能卸下公务，避开俗事，躲到这里画画。一台简易升降机帮他抬升到足够的高度，似乎进入幽深的时光隧道。但面对密密麻麻的人物群像，他常觉得自己的渺小与虚幻。是的，记者也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他好像不是在画室里作画，而是长城厚厚的砖头上用原始工具刻凿。他画得相当尽兴，对日前再次当选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一事只字不提。
记者问：“你在画什么？”
施大畏说：“我在讲一个神话故事。”
有生活，艺术就大
读者对施大畏一定不陌生。他的头衔很多：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华艺术宫馆长、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不过，近年来他的思绪常常飞回40多年前的某个夜晚。彼时，1966届初中毕业的施大畏还是市建二公司的学徒，与建筑工程队一起来到安徽某个不知名的山沟沟里，建造战备所需的房子。夜色深沉，灯光黯淡的工棚里人影乱晃，汗臭与燠热令人眩晕，劳累了一整天的老师傅们光着膀子聚拢在一起，喝点劣质土烧，打打扑克。学徒施大畏睡上铺，他不喝酒，不骂人，在狭窄的铺位上搭一张小桌子，画画，有时还画速写，对象是现成的，就是屋里的师傅们，他们赤裸的身体鼓胀着生命的活力。一师傅抬头问：“小施，下来跟我们老头子喝一口，老是躲在上面划拉，你在画什么啊？”
施大畏略带腼腆地笑笑：“我在画神话故事。”
“别画了，帮我去买一包香烟。”师傅一声吩咐，他马上爬下来，一头冲进夜色之中。
40多年后的今天，施大畏对记者忆及这段经历还感慨万分地说：“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在艺术上的起点，更是我与底层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感情。”
后來，施大畏调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创作员，再后来调入上海中国画院，然后担任多个方面的领导职务，但在安徽山沟沟里的印象从来没有淡化过，反而越来越清晰，这种印象甚至成为中年以后他以饱满的热情积极介入主题画创作的动因之一。
施大畏对记者说：“我画画，其实是在经历着别样的人生，也就是深刻体验着描绘对象的生活与感情。当年我调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后，看到贺友直、顾炳鑫、汪观清、刘旦宅等老前辈对待艺术非常认真、非常虔诚，起稿子时一丝不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一次，我记得正值江南梅雨季节，刘旦宅蹲在出版社一间小房间的地上久久不起，走近一看，发现他在观察墙上一块发绿的霉斑。他看我走近就兴奋地说：大畏你看，这块霉斑多少漂亮！我在考虑如何表现出这种效果。还有一次他到我家来通知我去参加一个会议，看到我家里一只猫很可爱，就马上拿出笔来速写。他们的行止有点古怪，其实是真性情，还告诉我如何定义‘认真’二字。人美社还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接受创作任务后，画家必须要体验生活。我在创作《朱德在井冈山》时就去那里体验生活，到处找老乡、老红军。我还去当地的敬老院找到了贺子珍的战友，听她讲当年毛泽东上井冈的故事。我还找到了王佐、袁文才的多位部下，因为两位首长被误杀，他们散伙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恢复待遇，但他们只对革命成功和今天的建设成就表示欣喜，对自己遭受的不公没有半句怨言。我在创作《暴风骤雨》时也一样，拿到脚本后第二天就去了东北，坐三天火车、一天长途汽车，来到元茂屯。那里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招待所里门也是坏的，根本没法上锁，晚上睡觉只得将桌子椅子顶着。白天写生，晚上记笔记，一个月后回上海，向领导与老画家们汇报，将画稿贴在墙上任人点评。这种实打实的生活体验使我积累了生活，增进了技艺，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有了更多了解，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也到桑干河上走了一大圈，还特意找到了丁玲，听她讲故事，了解人物性格发展线索与故事背景。她对我说的一句话至今不会忘记，她说：有生活，作品就大。依我的理解，这个大，就是人物的丰满形象，就是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冲击力，主题思想的丰富性与永恒价值，就是持久的人性力量。”
1977年，施大畏到陕北黄土高原采风，在窑洞里与一群扎着白羊肚头巾、朝气蓬勃的陕北农村青年夜话。20年后，他旧地重游，山河依旧，但当年的热血青年已成为为生活奔波的中年人，少了几缕梦想，多了些许迷惘。施大畏颇为感叹，创作了一组人物头像画《高原的云》，把对这些西北汉子的复杂情感尽情挥洒于宣纸之上，将时代变迁与人物关系描摹得入木三分。前不久，他又重返陕北，发现不仅当地风貌大变，而且当年的那些熟人，又生发出种种出人意料的精彩故事。施大畏再次感叹生活的神奇，他想在适当的时候将这种地域和人的变化展现出来。
一种别样的壮阔之美
在体验生活中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加深对作品中诸多人物命运及生存环境的观照与思索，这样的艺术观念与实践，让施大畏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穿透力和张力，能够表现出艺术对象复杂而丰富的内涵以及人民性。
不过施大畏又对记者说：“前不久我看了一部年轻人都喜欢的电影《失恋33天》，这部戏里就有生活啊。艺术作品有生活就显得‘大’，没生活就显得‘小’。艺术创作没有题材大小，只有对生活挖掘的深和浅，这就决定于思考的深浅。”
早年施大畏曾看到林风眠的一幅画，画面中有只花瓶，花瓶旁边还有一副女式手套，这让他非常感动。施大畏知道，林风眠在创作这幅画时，他的妻子在异地，这种日常的思念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就表现出来，不让人觉得任何突兀，反而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从而引起一种生活的审美。
施大畏从小生活在老城厢，对社会底层民众是不陌生的，也不会因为自己今天的地位与声望而自命清高，他最初的成名作《祖国处处是我家》、《万丈高楼平地起》，都是反映建筑工人生活的作品。他是凭建筑工人的身份走上社会的，直到今天，但凡上海有重大工程，他依然会抽空拖上儿子去工地转上几圈。东海大桥、洋山港建造时，施大畏跑去蹲了好几天。“东海大桥建造时，我去蹲了一天，看到那些建筑工人对用来支撑桥身的圆柱子作业时，我突然感觉，他们就是在雕一朵花。”施大畏说。 世博会在上海筹办时，中国馆造到一半，施大畏居然爬到最高处，俯视了整整一个下午，心中荡漾着“一种别样的壮阔之美”。
施大畏回头对记者说：“现在所谓的体验生活，画家大多是坐飞机、住宾馆，走一圈，拿照相机拍几张。这样的体验生活，能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真实感情吗？能画出让人感动的作品吗？我有时候会拷问自己：你现在下生活的机会多不多，是不是像以前那样投入？现在艺术市场红火，画作畅销，画家的日子好过了。大家不是不懂得生活对创作的要求，其实是懈怠了，把握不好金钱与创作的关系。商业对艺术的侵蚀就如温水煮青蛙，自己并不感觉，但死亡就在眼前。”
同情并敬佩失败的英雄
好像从1989年创作《归途——西路军妇女团纪实》开始，施大畏告别自己画熟了的、并为人们熟知喜爱的图像，割舍画面中的闲情逸致，精神抖擞地从历史和神话中寻觅人类战胜自然、战胜自我的历史印痕，将敏锐的视点聚焦在重大历史题材和神话故事，由是，他努力实现自我更新与蜕变，画风为之一变，变得厚重凝练、沉郁顿挫，诗性的力量不可阻挡，如江流入海，莽莽苍苍。
为便于梳理，如果要分类并贴上标签的话，施大畏的中国历史和神话题材作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取材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中具有深刻持久影响的重大事件，第二类着重表现中国现当代历史中某个特定时期、特定事件，第三类是中国神话。这些作品有的入选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有的获得多项全国性的美术大奖并巡展各地甚至国外，但施大畏更愿跟记者畅谈创作过程中的种种感悟。
《归途》获得了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对施大畏激励不小，他甚至获得了来自文学界、史学界的响应，他在此后的20多年中连续创作了《天京之变》、《辛亥百年祭》、《长征系列——生》、《长征系列——湘江血·涅槃》、《不灭的记忆——南京·1937》、《永生——皖南事变1941.1.14》、《国殇》等巨作。从这些作品的题目中就可以知道画家对历史肌理与横断面的选择，对人物形象与命运的选择，这其中不乏对历史的解密，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对历史人物的重估。但无论人物定格在哪个历史节点之上，那种扑面而来的悲剧气息，总让人震撼并迷恋。震撼不难理解，因为历史真相以绘画的形态被揭示，达到了艺术的高度真实。迷恋，是因为施大畏笔下的画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引诱观众作更深远的探寻，外向的是历史纵深处，内向的则是受众的内心发微处以及不能语人的经验。
作为他的朋友，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著名作家孙颙有一段分析是相当贴切的，他说：“他选择的那些悲剧人物，是渴望进行一种心与心的对话，就是他与遥远年代前辈悲剧人物的情感呼应。……他创作的悲剧特点便落在‘悲壮’二字上。或者说，‘悲’是外相，‘壮’才是根底，才是施大畏关注的要害所在。他觉得，失败的英雄身上，人性越以有光彩。”
孙颙还说：“他选的‘悲’，并非‘悲欢离合’之‘悲’，而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英雄末路之悲，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不肯瞑目之悲，是可以被打败，但不可以让其屈服的‘硬汉’之悲。
今天，在史学界、思想界和艺术界的宽松环境，可以让我们含有更丰富感情来关注、研究、同情失败的英雄，他的成长史与命运逻辑也成了人类学、社会学、甚至精神分析学科等多层面意义的样本。失败英雄的人性光辉，同样可以转化为人们跋涉在人格完善、人格修为历程上的动力。失败英雄的悲剧，更是今天社会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共建值得借鉴的教训。所以施大畏的笔下才迸发出更大的拷问力量。自然，施大畏一贯强调的情感体验，在笔端也暗暗给力。
对此，施大畏与记者谈起了读书体会，他举了一个海明威的例子，对，就是《老人与海》，他说：“在与大自然苦斗中，渔夫桑地亚哥最后只带回一副鱼骨和残破的断桨，然而他还是胜利者，他的精神力量超越了所有的一切，他是一个真正的勇士，却又不乏悲壮。……在艺海的探秘中，到头来或许只能得到一副‘鱼骨’，但却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升华。”
艺术的人性具有国际性
施大畏从事着自己的艺术创作，但观众可以想得更远更多，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的无数事例，都似乎在证明老人与海的悲剧性。今天，当我们进入改革深水区时，不是更需要这种悲情的力量来推上一把？
再比如，在他画室中的两幅巨作，一幅是施大畏、施晓颉父子俩为“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而创作的巨作《洗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顶天立地的画面气势逼人，延续了施大畏近年来所一直苦苦探寻的历史画创作风格，虽取材于特定的历史事件，但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高度概括而富象征意味，挖掘出被压迫者抗争某种不公环境的精神特质。画面中有我们熟悉的起义领导人，如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也能辨认出上海滩上来自工商界及帮会的各色人等，还有形象委琐的投机分子和叛变者。枪林弹雨及棍棒交加的混战中，翩翩飞出了多只白鸽，它们纯洁而柔软，为血色黄昏的悲剧气氛平添了一抹女性化的暖意。这些白鸽是献给为革命事业献的仁人志士，也是献给上海这座英雄的城市，更是画家通过最容易达成共识的象征符号记录自己心灵演变的载体。有朋友曾经对他说：“你笔下的鸽子是有变化的，近年来它既不张皇，也不慌乱，变得更加平和，更加温柔，也更具史诗性了。它们在历史画面中代表了民族精神的升华。”
记者还清楚地记得施大畏那幅多次展览、多次获奖的《永生——皖南事变1941.1.14》，在这幅作品中，项英应该是第一号主角，但观众常在施大畏精心刻画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前久久驻足，嘘唏不已，感受英雄的悲情和落寞。施大畏说：“袁国平衔命而来，其实可以不死，但他得知事变发生后，毅然回到大部队中，结果壮烈牺牲，所以我认为他是有将自己献上祭台的那种精神的，中国古代英雄人物的悲剧性格与情结，在他身上是有的。所以我在他身前画了一匹玩具木马，它或许意味着天真与率性。”
正是对悲剧人物的性格与环境的精准把握，人性的力量由是强大起来，超越了政治因素与历史局限，甚至超越意识形态之上。
数年前，上海中国画院应邀前往美国纽约，在切尔西艺术博物馆举行“春华秋实——上海中国画院藏品展”，不少美国观众对施大畏送展的巨作《长征系列——生》反应强烈。美国华盛顿大学怀恩教授甚至说：他没有想到古老的中国画也能用如此现代的艺术表达方式讲述一个人类不向命运屈服的动人故事，从中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统一意志。
政治倾向如此鲜明的作品何以引起美国人的认同？就事件而言，长征被欧美学术界评为一千年来中国人影响世界的三大事件之一，另外两大事件，一是火药的发明，结束了冷兵器时代，还有一个是成吉思汗横扫欧洲大陆，使欧洲人反思中世紀的落后。长征被西方人解读为人类为了生存所以要向极限挑战，而《长征系列——生》中塑造的群像就在这个精神层面上拨动了他们的心弦。
施大畏说：“艺术的人性具有国际性。不管是何种意识形态的背景，把艺术放大就是体现人性的‘真善美’，这是不变的观念。历史题材画还应该有一种永恒的审美价值，它可以延续至后代，不妨让后来者当小说来读，读出别样的滋味。”
记者问：“你在画什么？”
施大畏说：“我在讲一个神话故事。”
有生活，艺术就大
读者对施大畏一定不陌生。他的头衔很多：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华艺术宫馆长、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不过，近年来他的思绪常常飞回40多年前的某个夜晚。彼时，1966届初中毕业的施大畏还是市建二公司的学徒，与建筑工程队一起来到安徽某个不知名的山沟沟里，建造战备所需的房子。夜色深沉，灯光黯淡的工棚里人影乱晃，汗臭与燠热令人眩晕，劳累了一整天的老师傅们光着膀子聚拢在一起，喝点劣质土烧，打打扑克。学徒施大畏睡上铺，他不喝酒，不骂人，在狭窄的铺位上搭一张小桌子，画画，有时还画速写，对象是现成的，就是屋里的师傅们，他们赤裸的身体鼓胀着生命的活力。一师傅抬头问：“小施，下来跟我们老头子喝一口，老是躲在上面划拉，你在画什么啊？”
施大畏略带腼腆地笑笑：“我在画神话故事。”
“别画了，帮我去买一包香烟。”师傅一声吩咐，他马上爬下来，一头冲进夜色之中。
40多年后的今天，施大畏对记者忆及这段经历还感慨万分地说：“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在艺术上的起点，更是我与底层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感情。”
后來，施大畏调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创作员，再后来调入上海中国画院，然后担任多个方面的领导职务，但在安徽山沟沟里的印象从来没有淡化过，反而越来越清晰，这种印象甚至成为中年以后他以饱满的热情积极介入主题画创作的动因之一。
施大畏对记者说：“我画画，其实是在经历着别样的人生，也就是深刻体验着描绘对象的生活与感情。当年我调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后，看到贺友直、顾炳鑫、汪观清、刘旦宅等老前辈对待艺术非常认真、非常虔诚，起稿子时一丝不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一次，我记得正值江南梅雨季节，刘旦宅蹲在出版社一间小房间的地上久久不起，走近一看，发现他在观察墙上一块发绿的霉斑。他看我走近就兴奋地说：大畏你看，这块霉斑多少漂亮！我在考虑如何表现出这种效果。还有一次他到我家来通知我去参加一个会议，看到我家里一只猫很可爱，就马上拿出笔来速写。他们的行止有点古怪，其实是真性情，还告诉我如何定义‘认真’二字。人美社还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接受创作任务后，画家必须要体验生活。我在创作《朱德在井冈山》时就去那里体验生活，到处找老乡、老红军。我还去当地的敬老院找到了贺子珍的战友，听她讲当年毛泽东上井冈的故事。我还找到了王佐、袁文才的多位部下，因为两位首长被误杀，他们散伙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恢复待遇，但他们只对革命成功和今天的建设成就表示欣喜，对自己遭受的不公没有半句怨言。我在创作《暴风骤雨》时也一样，拿到脚本后第二天就去了东北，坐三天火车、一天长途汽车，来到元茂屯。那里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招待所里门也是坏的，根本没法上锁，晚上睡觉只得将桌子椅子顶着。白天写生，晚上记笔记，一个月后回上海，向领导与老画家们汇报，将画稿贴在墙上任人点评。这种实打实的生活体验使我积累了生活，增进了技艺，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有了更多了解，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也到桑干河上走了一大圈，还特意找到了丁玲，听她讲故事，了解人物性格发展线索与故事背景。她对我说的一句话至今不会忘记，她说：有生活，作品就大。依我的理解，这个大，就是人物的丰满形象，就是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冲击力，主题思想的丰富性与永恒价值，就是持久的人性力量。”
1977年，施大畏到陕北黄土高原采风，在窑洞里与一群扎着白羊肚头巾、朝气蓬勃的陕北农村青年夜话。20年后，他旧地重游，山河依旧，但当年的热血青年已成为为生活奔波的中年人，少了几缕梦想，多了些许迷惘。施大畏颇为感叹，创作了一组人物头像画《高原的云》，把对这些西北汉子的复杂情感尽情挥洒于宣纸之上，将时代变迁与人物关系描摹得入木三分。前不久，他又重返陕北，发现不仅当地风貌大变，而且当年的那些熟人，又生发出种种出人意料的精彩故事。施大畏再次感叹生活的神奇，他想在适当的时候将这种地域和人的变化展现出来。
一种别样的壮阔之美
在体验生活中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加深对作品中诸多人物命运及生存环境的观照与思索，这样的艺术观念与实践，让施大畏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穿透力和张力，能够表现出艺术对象复杂而丰富的内涵以及人民性。
不过施大畏又对记者说：“前不久我看了一部年轻人都喜欢的电影《失恋33天》，这部戏里就有生活啊。艺术作品有生活就显得‘大’，没生活就显得‘小’。艺术创作没有题材大小，只有对生活挖掘的深和浅，这就决定于思考的深浅。”
早年施大畏曾看到林风眠的一幅画，画面中有只花瓶，花瓶旁边还有一副女式手套，这让他非常感动。施大畏知道，林风眠在创作这幅画时，他的妻子在异地，这种日常的思念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就表现出来，不让人觉得任何突兀，反而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从而引起一种生活的审美。
施大畏从小生活在老城厢，对社会底层民众是不陌生的，也不会因为自己今天的地位与声望而自命清高，他最初的成名作《祖国处处是我家》、《万丈高楼平地起》，都是反映建筑工人生活的作品。他是凭建筑工人的身份走上社会的，直到今天，但凡上海有重大工程，他依然会抽空拖上儿子去工地转上几圈。东海大桥、洋山港建造时，施大畏跑去蹲了好几天。“东海大桥建造时，我去蹲了一天，看到那些建筑工人对用来支撑桥身的圆柱子作业时，我突然感觉，他们就是在雕一朵花。”施大畏说。 世博会在上海筹办时，中国馆造到一半，施大畏居然爬到最高处，俯视了整整一个下午，心中荡漾着“一种别样的壮阔之美”。
施大畏回头对记者说：“现在所谓的体验生活，画家大多是坐飞机、住宾馆，走一圈，拿照相机拍几张。这样的体验生活，能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真实感情吗？能画出让人感动的作品吗？我有时候会拷问自己：你现在下生活的机会多不多，是不是像以前那样投入？现在艺术市场红火，画作畅销，画家的日子好过了。大家不是不懂得生活对创作的要求，其实是懈怠了，把握不好金钱与创作的关系。商业对艺术的侵蚀就如温水煮青蛙，自己并不感觉，但死亡就在眼前。”
同情并敬佩失败的英雄
好像从1989年创作《归途——西路军妇女团纪实》开始，施大畏告别自己画熟了的、并为人们熟知喜爱的图像，割舍画面中的闲情逸致，精神抖擞地从历史和神话中寻觅人类战胜自然、战胜自我的历史印痕，将敏锐的视点聚焦在重大历史题材和神话故事，由是，他努力实现自我更新与蜕变，画风为之一变，变得厚重凝练、沉郁顿挫，诗性的力量不可阻挡，如江流入海，莽莽苍苍。
为便于梳理，如果要分类并贴上标签的话，施大畏的中国历史和神话题材作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取材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中具有深刻持久影响的重大事件，第二类着重表现中国现当代历史中某个特定时期、特定事件，第三类是中国神话。这些作品有的入选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有的获得多项全国性的美术大奖并巡展各地甚至国外，但施大畏更愿跟记者畅谈创作过程中的种种感悟。
《归途》获得了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对施大畏激励不小，他甚至获得了来自文学界、史学界的响应，他在此后的20多年中连续创作了《天京之变》、《辛亥百年祭》、《长征系列——生》、《长征系列——湘江血·涅槃》、《不灭的记忆——南京·1937》、《永生——皖南事变1941.1.14》、《国殇》等巨作。从这些作品的题目中就可以知道画家对历史肌理与横断面的选择，对人物形象与命运的选择，这其中不乏对历史的解密，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对历史人物的重估。但无论人物定格在哪个历史节点之上，那种扑面而来的悲剧气息，总让人震撼并迷恋。震撼不难理解，因为历史真相以绘画的形态被揭示，达到了艺术的高度真实。迷恋，是因为施大畏笔下的画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引诱观众作更深远的探寻，外向的是历史纵深处，内向的则是受众的内心发微处以及不能语人的经验。
作为他的朋友，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著名作家孙颙有一段分析是相当贴切的，他说：“他选择的那些悲剧人物，是渴望进行一种心与心的对话，就是他与遥远年代前辈悲剧人物的情感呼应。……他创作的悲剧特点便落在‘悲壮’二字上。或者说，‘悲’是外相，‘壮’才是根底，才是施大畏关注的要害所在。他觉得，失败的英雄身上，人性越以有光彩。”
孙颙还说：“他选的‘悲’，并非‘悲欢离合’之‘悲’，而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英雄末路之悲，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不肯瞑目之悲，是可以被打败，但不可以让其屈服的‘硬汉’之悲。
今天，在史学界、思想界和艺术界的宽松环境，可以让我们含有更丰富感情来关注、研究、同情失败的英雄，他的成长史与命运逻辑也成了人类学、社会学、甚至精神分析学科等多层面意义的样本。失败英雄的人性光辉，同样可以转化为人们跋涉在人格完善、人格修为历程上的动力。失败英雄的悲剧，更是今天社会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共建值得借鉴的教训。所以施大畏的笔下才迸发出更大的拷问力量。自然，施大畏一贯强调的情感体验，在笔端也暗暗给力。
对此，施大畏与记者谈起了读书体会，他举了一个海明威的例子，对，就是《老人与海》，他说：“在与大自然苦斗中，渔夫桑地亚哥最后只带回一副鱼骨和残破的断桨，然而他还是胜利者，他的精神力量超越了所有的一切，他是一个真正的勇士，却又不乏悲壮。……在艺海的探秘中，到头来或许只能得到一副‘鱼骨’，但却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升华。”
艺术的人性具有国际性
施大畏从事着自己的艺术创作，但观众可以想得更远更多，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的无数事例，都似乎在证明老人与海的悲剧性。今天，当我们进入改革深水区时，不是更需要这种悲情的力量来推上一把？
再比如，在他画室中的两幅巨作，一幅是施大畏、施晓颉父子俩为“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而创作的巨作《洗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顶天立地的画面气势逼人，延续了施大畏近年来所一直苦苦探寻的历史画创作风格，虽取材于特定的历史事件，但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高度概括而富象征意味，挖掘出被压迫者抗争某种不公环境的精神特质。画面中有我们熟悉的起义领导人，如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也能辨认出上海滩上来自工商界及帮会的各色人等，还有形象委琐的投机分子和叛变者。枪林弹雨及棍棒交加的混战中，翩翩飞出了多只白鸽，它们纯洁而柔软，为血色黄昏的悲剧气氛平添了一抹女性化的暖意。这些白鸽是献给为革命事业献的仁人志士，也是献给上海这座英雄的城市，更是画家通过最容易达成共识的象征符号记录自己心灵演变的载体。有朋友曾经对他说：“你笔下的鸽子是有变化的，近年来它既不张皇，也不慌乱，变得更加平和，更加温柔，也更具史诗性了。它们在历史画面中代表了民族精神的升华。”
记者还清楚地记得施大畏那幅多次展览、多次获奖的《永生——皖南事变1941.1.14》，在这幅作品中，项英应该是第一号主角，但观众常在施大畏精心刻画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前久久驻足，嘘唏不已，感受英雄的悲情和落寞。施大畏说：“袁国平衔命而来，其实可以不死，但他得知事变发生后，毅然回到大部队中，结果壮烈牺牲，所以我认为他是有将自己献上祭台的那种精神的，中国古代英雄人物的悲剧性格与情结，在他身上是有的。所以我在他身前画了一匹玩具木马，它或许意味着天真与率性。”
正是对悲剧人物的性格与环境的精准把握，人性的力量由是强大起来，超越了政治因素与历史局限，甚至超越意识形态之上。
数年前，上海中国画院应邀前往美国纽约，在切尔西艺术博物馆举行“春华秋实——上海中国画院藏品展”，不少美国观众对施大畏送展的巨作《长征系列——生》反应强烈。美国华盛顿大学怀恩教授甚至说：他没有想到古老的中国画也能用如此现代的艺术表达方式讲述一个人类不向命运屈服的动人故事，从中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统一意志。
政治倾向如此鲜明的作品何以引起美国人的认同？就事件而言，长征被欧美学术界评为一千年来中国人影响世界的三大事件之一，另外两大事件，一是火药的发明，结束了冷兵器时代，还有一个是成吉思汗横扫欧洲大陆，使欧洲人反思中世紀的落后。长征被西方人解读为人类为了生存所以要向极限挑战，而《长征系列——生》中塑造的群像就在这个精神层面上拨动了他们的心弦。
施大畏说：“艺术的人性具有国际性。不管是何种意识形态的背景，把艺术放大就是体现人性的‘真善美’，这是不变的观念。历史题材画还应该有一种永恒的审美价值，它可以延续至后代，不妨让后来者当小说来读，读出别样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