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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具理性的合法性依赖于价值理性的引导，驱逐价值理性就是质疑自己。于是，在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中，工具理性陷入悖论。在《哈姆莱特》中，克劳狄斯、波洛涅斯和雷欧提斯都背弃了价值理性而倒向工具理性。然而，工具理性能否单独说明自己的合法性?它能否单独揭示世界的本质?如果把价值问题悬置，人类又会被导引向何处?剧中，他们三人最终的毁灭既暗示出工具理性在这三个方向上的失败，也暗示出工具理性的悖论给人造成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哈姆莱特》工具理性 悖论
自十七世纪以降，人类进入了一个价值分裂的时代。中世纪的思想统一性开始瓦解。世俗化进程方兴未艾。“哥白尼转向”引发了科学和哲学的革命，而资本主义经济借助于科学理性开始影响全世界。是时，整个世界正站立在现代社会的门槛之上，但同时也步入了一个的冲突时代。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激烈地争夺对世俗秩序的指导权，现代性冲突的雏形业已显现。在1601年创作的《哈姆莱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类冲突的影子，尤其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和对立。
一、工具理性背离价值理性
哈姆莱特的叔父克劳狄斯弑兄篡位，哈姆莱特就此背负了为父报仇的重任。但是。对克劳狄斯的肉体消灭并不是王子复仇的全部目的，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终极目标：恢复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他要重建被僭王颠覆的信仰和秩序。为此，他不愿意把复仇降格为报复，他宁愿延宕，以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中行动。让克劳狄斯接受最终审判。所以，当克劳狄斯独自祈祷时，哈姆莱特放弃了复仇：“不!收起来，我的剑，等候一个更惨酷的机会吧：当他在酒醉以后，在愤怒之中，或是在乱伦纵欲的时候，有赌博、咒骂或是其他邪恶的行为的中间。我就要叫他颠踬在我的脚下，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由此看来，哈姆莱特是把价值理性设定为终极信仰。他所追求的是行动与价值的统一。韦伯把这定义为“行为的价值合乎理性”，也就是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的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
作为哈姆莱特的对立面，克劳狄斯的行为却明显具有目的合乎理性的特征，也就是工具理性：“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为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目的相比较。作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泰勒对工具理性的计算性作了进一步说明：“工具理性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借的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例。是工具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
剧中的克劳狄斯虽只是九世纪的封建君王，但他的行为却明显具有现代的工具理性特征。克劳狄斯靠谋杀篡夺了本属于王兄的神圣地位。这一切正如同在资本主义的时代，工具理性以非道德的方式颠覆了传统信仰。窃取了对人类行为的统辖权一样。克劳狄斯的弑兄行为因而也就具有了现代性特征。尽管他的行为从一开始就缺乏正当性，但是却包含着工具理性的合理性。他将世界当作是理性计算的对象，只关心如何实现目标，却将目标是否正当这样的价值问题弃之一旁。在弑兄篡位以后，他以工具理性的原则揣度哈姆莱特，以为只要在新秩序中允诺哈姆莱特的地位，便可换取哈姆莱特的臣服，消解他们之间的对立，正如他对王后所作的那样。当他意识到与哈姆莱特之间的鸿沟不可弥合时，他再次表现出来高超的计算性。他先是计划借英王之手除掉哈姆莱特。而后，又精心设计了哈姆莱特与雷欧提斯之间的决斗。企图再次借刀杀人。
哈姆莱特与克劳狄斯的冲突就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他们都力图驱逐对方而独立建构世俗秩序。于是，一个九世纪时的复仇故事也就获得了现代性意味。韦伯认为。现代性的一个表现就是工具理性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泰勒对工具理性的影响作一些总结：“把现代性看做理性发展的结果。并以多种方式来规范它。例如，科学意识的增强、世俗观念的发展。或者工具理性的兴起，或者事实与评判间日益彰显的差别……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人类将会看到科学思维是正当的，工具理性是有效的。宗教信仰有未经证实的思维断层。事实与价值是分离的。”这里。工具理性摆脱了哲学、宗教和美学等意义维度的统辖，并与之展开竞争。争夺对俗世秩序的主导权。这在安定尼·吉登斯那里被表述为“脱域”(disembeding)，即“把社会关系从相互影响的地域性语境中‘脱离出来’，并在一个无限的时一空视野中进行重构”。例如，克劳狄斯力图把老王的死亡降格为一个偶然事件：“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曾失去一个父亲，那失去的父亲自己也失去过父亲……既然我们知道那是无可避免的事，无论谁都要遭遇到同样的经验，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地把它耿耿于怀呢”?克劳狄斯所要做的。就是要把割裂老王之死与传统信仰被颠覆之间的价值联系
而这正是哈姆莱特的痛苦所在：“时代整个儿脱了节。”价值失去了对事实的统辖权，工具理性上升为裁夺一切的最终法则：“工具主义理性不仅已经扩展了它的范围。而且也有控制我们的生活的威胁。令人害怕的是，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要按照效益或“代价一利益”分析来决定：应该规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独立目的，却要被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由于工具理性的全面入侵，意义维度空前衰落。于是“现代性被描述成视阈的消失，根基的丧失。人类傲慢地否认自身极限、否认人类依存历史和上帝，而对脆弱的人的推理能力寄予无限厚望，缺乏对生命的英雄纬度的兴致而陷于无足轻重的自我放纵。”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Ivan Kif ma)曾把人类对于信仰的需要形象地比喻为海上的一艘船。被一只铁锚深深地锁定在基因的海底。这个比喻清楚地表明，信仰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需要。这样，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转译为为人的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之间的关系。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中，信仰的需要，也就是价值理性的需要，是一种高级需要。而低级需要则可以通过工具理性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从高到低依次分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安全需要、生理需要等五个层次。其中，“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高级需要的满足比低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但是，马斯洛同时又指出：“当所有的需要都在等待满足时，生物就会被生理需要所主宰，而其他需要要么变得不再存在。要么被推到了幕后。”马斯洛几乎前后矛盾的论述表明了工具理性本身的内在冲突：低级需要虽然享有优先权，但缺乏足够的神圣性。而这种局限性又只能在高级需要那里得到弥补。如果否认这一点而耽于基本需要的满足。便时时面临着正当性的拷 问。工具理性的局限性表明，它无力单独构筑世界的全部意义。当工具理性试图驱逐价值理性而独立主宰世界时，其自身的局限性便显露出来。在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中，全盘否定对方就等于取消了自己的合法性，这就形成一个悖论：驱逐对方即是质疑自己，追求解脱反而是走向毁灭。
二、悖论中的挣扎和毁灭
在《哈姆莱特》中，工具理性的悖论分三个侧面展现在克劳狄斯、波洛涅斯和雷欧提斯身上。剧中，他们三人的角色分别是国王、父亲和兄长。这些具有浓重男权色彩的符号让人联想到工具理性在当下的优势地位。他们居于权力结构的最上层。是强势人群的代表。与王后等人不同，他们对于工具理性的选择是主动的。他们不是被迫依附。而是在积极地追求工具理性并企望以此来主导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的结局更能反映出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
然而，无论工具理性获得了怎样的优势，它都面临一个难题：它始终缺乏正当性和神圣性。它始终无法克服由于没有价值理性的引导而引发的悖论。克劳狄斯、波洛涅斯和雷欧提斯身上分别反映出三种应对合法性危机的模式。其中，克劳狄斯企图用手段的合理性来回应正当性的缺失：波洛涅斯试图单独依靠工具理性的计算原则来揭示世界的本质：雷欧提斯则把价值问题悬置起来存而不论。以图避开正当性的责问。但是，他们最终的死亡代表了这三种努力的失败。正是价值理性的先天性缺失。令他们深陷于悖论之中，最终在困境中走向了毁灭。
(一)克劳狄斯的悖论
剧中，哈姆莱特老王是各种美好价值的象征。“这一个完善卓越的仪表。真像每一个天神都曾在那上面打下印记。向世间证明这是一个男子的典型。”但是，老国王在熟睡之中被克劳狄斯毒杀。克劳狄斯以非法的手段窃取了王位，工具理性颠覆了价值理性的神圣地位，摧毁了其所依赖的现世秩序，老王随即沦为孤魂野鬼。不过。事物总是辩证地发展。在工具理性驱逐价值理性的同时，它也正制造着关于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在工具理性之下，每个人的行为都有自己特定的目标。我们只能判断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是否合理，却无法判断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当目标是更高一层目的的手段时，我们却无法判断那终极目标的合理性。”工具理性作为实然世界的认知手段。无力解决应然世界的信仰问题。工具理性越多地排挤价值理性，它受到的正当性质疑就越强。而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又无法超越自身界限，把自己提升为形而上的信仰。因此，当工具理性急需一个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时，他只能依赖价值理性的支持。于是，颠覆者反而向被颠覆者寻求庇护。
克劳狄斯正是陷入这一悖论之中。他之所以要向上帝祈祷，就是因为他颠覆了正当性。却又不得不向正当性寻求庇护。“要是这一只可诅咒的手上染满了一层比它本身还厚的兄弟的血。难道天上的甘霖。都不能把它洗涤得像雪一样的洁白吗?”克劳狄斯彻底背弃了正当性。因而也必须面对正当性的最终审判。他虽已明了工具理性的局限。但他无法放弃非法攫取的利益。在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两难之中，克劳狄斯企图单独依靠工具理性来回应正义的谴责。避免对自己罪行的清算。但他无法说明弑兄行为的正当性，所以也就得不到正义的宽恕。在短暂的俗世中，工具理性或许能维持住对正义的优势，然而，天国的终极审判却不可避免。这正是他所不能逃脱的宿命。“在这贪污的人世，罪恶的镀金的手也还可以把公道推开不顾，暴徒的赃物往往可以成为枉法的贿赂：可是天上却不是这样的。在那一边一切都无可遁避。任何行动都要显现它的真相，我们必须当面为我们自己的罪恶作证。”克劳狄斯把工具理性视为人生的信条。企图以手段的合理来代替目的的合法。尽管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躲避正当性的诘问，但他把化解危机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合理性身上。这如同饮鸩止渴。反而加速了他的合法性缺失，愈发难以逃脱最终的毁灭。于是，他在悖论之中哀叹：“啊。越是挣扎，越是不能脱身的胶住了的灵魂!”克劳狄斯的悖论造就了其日后的悲剧命运：向光明迈出的每一步其实只是让自己更加靠近黑暗。他的天堂之路被自己阻断，他把自己推进了彻底毁灭的深渊。
(二)波洛涅斯的悖论：
波洛涅斯是克劳狄斯的御前大臣，他通常被视作见风使舵的无良小人，是封建社会没落的象征。而莎翁悲剧的伟大之处却是揭示了人的复杂性格。如果把波洛涅斯置于道德批判的标靶上。使其降格为一个小丑，反而把人物性格简单化了。因此。必须更换角度，以挖掘出波洛涅斯身上所隐含的复杂性。
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中，波洛涅斯投入了工具理性的阵营。他以利害关系为准则计算着生活中的得失。他告诫儿子：“不要放贷给朋友。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他老谋深算。善于周旋。然而别林斯基却把这个人物称为“一个愚蠢的聪明人”为了逢迎上意，波洛涅斯自告奋勇去偷听王后与哈姆莱特的谈话。结果，却被王子误作僭王刺死。不过这还不够，别林斯基接着写道：“这还不是你最后的失算哩：将来总有一天，不管你多么深谋远虑，自夸有这么丰富的生活知识，你的差错还要大!你在世上活了许久、经验之多犹如你的白鬓之长：可是。你还有许多事情不知道哩，老小孩!”
波洛涅斯到底忽略了些什么呢?他依据工具理性的计算原则，在现象之间机械地建立因果联系。企图以此揭示王子发疯的原因。他认定，哈姆莱特的疯癫必是源于女儿奥菲利娅拒绝了他的求爱。然而，哈姆莱特所关注的，却是让脱了节的天地重现和谐。在王子的深邃思考面前，波洛涅斯对世事的洞察消失了。他的智慧让位于肤浅和琐碎。于是，一个通达事态的智者反而成了一个。讨厌的老傻瓜。
波洛涅斯是怎样陷入这个悖论中的呢?这要从工具理性自身的功利性谈起。为了追求手段的台理。人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经过理性的考虑和仔细的计算，工具理性因而成为行为的价值指导。结果，人们企图单独依靠合理的计算来洞悉世界的本质。这最终形成了视野的局限和偏狭，而生活的价值维度却被遮蔽。这样，人们就被引入悖论之中：熟谙生活的规则，却迷失了人生的价值：在手段问题上表现出精明。而在终极目标问题上则表现出愚蠢。
波洛涅斯在投向工具理性的同时，也继承了工具理性的遮蔽性。一开始，他就表现出对价值的疏离。在他眼里，“任何不符合算计和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他告诫女儿与王子的过往须谨慎，要女儿不要轻信哈姆雷特的求爱。在他身上暴露出了工具理性的遮蔽性。工具理性放弃了对应然世界的追求。只关注事物的实然状态。企图在现象之间机械地寻找因果关系，以此获析世界的本质。“只要有线索可寻，我总会找出事实的真相，即使那真相一直藏在地球的中心”波洛涅斯很自信，仅仅依靠精明的计算，他就可以洞察世界的全部本质。他的自负恰恰凸显出工具理性对精 神痛苦的无能为力。他难以深入哈姆雷特的精神世界，去探寻他的痛苦，理解他的心灵。用马尔库塞的话讲。波洛涅斯是个“单向度的人”：一个只关注工具和手段，从而迷失了生存意义的人。
透过《哈姆莱特》，我们可以看到，波洛涅斯成了工具理性的奴隶，囚于工具理性的“铁笼”之中而不自知。工具理性的计算性使得日常生活日益规则化。在适应这些规则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变得精明，但同时也被自己的精明所遮蔽。如波洛涅斯。一方面他熟知日常生活的规则。而另一方面，他又囤于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中，不能超越日常生活的狭隘眼界。他虽然通达世事，却不能把生活智慧转化为对世界本质的反恩。正如王夫之所描述的那样：“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作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梦犹觉，虽视犹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由于拒绝了价值的引导。波洛涅斯无力挣脱凡俗世界的束缚，永远无法接近生活的本质。从波洛涅斯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工具理性给人类带来的悲剧性的结局。
(三)雷欧提斯的悖论
哈姆莱特杀死了雷欧提斯的父亲波洛涅斯，雷欧提斯也就背负起复仇的重任。但同样是复仇，雷欧提斯却并不考虑自己的行为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终极意义。“我要向永劫挑战，我的立场已经坚决：今生怎样。来生如何，我一概不顾。只要痛痛快快地为我的父亲复仇。”他以目的合乎理性实施着自己的计划。只要能达到目的，他不在乎行为是否正当。工具理性把终极价值悬置起来了，存而不论，而手段仅仅是选择操作程序的问题。雷欧提斯身上体现着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然而，他并没有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雷欧提斯的一切行为都处于克劳狄斯的精确计算和操纵之中。他听从克劳狄斯的安排，与哈姆莱特决斗。决斗前，他在剑上抹上毒药，殊不知最后毒死的却是自己。这似乎暗示着工具理性自身的悖论：当人们选择工具理性提供的便利时。也同时沦为工具理性的受害者。雷欧提斯以合理化的方式计算着别人，同时也被别人以合理化的方式计算着。这恰巧应了哈姆莱特评论童伶时所说的话：“原先叫他们挖苦备至的不正是他们自己的未来吗?”工具理性是把双刃剑，在行动中，它一方面清除了来自意识形态的阻力，把人从观念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也使自己暴露在别人的计算之中。行为在摆脱了价值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意义支撑。这个悖论的后面是工具理性所导致的人的生存困境。雷欧提斯在临死时意识到了这些，他请求哈姆莱特的宽恕，这是他所代表的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回归。如果不是因为他在临死前的觉醒，他只能是“死于非命”。作为一个。偶然事件”，他的死就变得毫无意义。他的痛苦也无法获得意义的支撑。
三、结语
把世界当作计算的对象并非始于现代。但是，工具理性背弃价值理性却是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区别性特征。在《哈姆莱特》中，我们看到，克劳狄斯、波洛涅斯和雷欧提斯等人不约而同地拒绝了价值理性。但是，由于工具理性的局限，他们纷纷遭遇到自己的悖论。为了克服合法性危机，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出路，然而，来自价值理性的质疑始终伴随着他们，让他们在悖论中痛苦地挣扎，直至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于十七世纪的《哈姆莱特》在客观上呈现出一幅现代性冲突的图景，这也让我们再次想起本·琼生的名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
[关键词]《哈姆莱特》工具理性 悖论
自十七世纪以降，人类进入了一个价值分裂的时代。中世纪的思想统一性开始瓦解。世俗化进程方兴未艾。“哥白尼转向”引发了科学和哲学的革命，而资本主义经济借助于科学理性开始影响全世界。是时，整个世界正站立在现代社会的门槛之上，但同时也步入了一个的冲突时代。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激烈地争夺对世俗秩序的指导权，现代性冲突的雏形业已显现。在1601年创作的《哈姆莱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类冲突的影子，尤其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和对立。
一、工具理性背离价值理性
哈姆莱特的叔父克劳狄斯弑兄篡位，哈姆莱特就此背负了为父报仇的重任。但是。对克劳狄斯的肉体消灭并不是王子复仇的全部目的，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终极目标：恢复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他要重建被僭王颠覆的信仰和秩序。为此，他不愿意把复仇降格为报复，他宁愿延宕，以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中行动。让克劳狄斯接受最终审判。所以，当克劳狄斯独自祈祷时，哈姆莱特放弃了复仇：“不!收起来，我的剑，等候一个更惨酷的机会吧：当他在酒醉以后，在愤怒之中，或是在乱伦纵欲的时候，有赌博、咒骂或是其他邪恶的行为的中间。我就要叫他颠踬在我的脚下，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由此看来，哈姆莱特是把价值理性设定为终极信仰。他所追求的是行动与价值的统一。韦伯把这定义为“行为的价值合乎理性”，也就是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的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
作为哈姆莱特的对立面，克劳狄斯的行为却明显具有目的合乎理性的特征，也就是工具理性：“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为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目的相比较。作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泰勒对工具理性的计算性作了进一步说明：“工具理性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借的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例。是工具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
剧中的克劳狄斯虽只是九世纪的封建君王，但他的行为却明显具有现代的工具理性特征。克劳狄斯靠谋杀篡夺了本属于王兄的神圣地位。这一切正如同在资本主义的时代，工具理性以非道德的方式颠覆了传统信仰。窃取了对人类行为的统辖权一样。克劳狄斯的弑兄行为因而也就具有了现代性特征。尽管他的行为从一开始就缺乏正当性，但是却包含着工具理性的合理性。他将世界当作是理性计算的对象，只关心如何实现目标，却将目标是否正当这样的价值问题弃之一旁。在弑兄篡位以后，他以工具理性的原则揣度哈姆莱特，以为只要在新秩序中允诺哈姆莱特的地位，便可换取哈姆莱特的臣服，消解他们之间的对立，正如他对王后所作的那样。当他意识到与哈姆莱特之间的鸿沟不可弥合时，他再次表现出来高超的计算性。他先是计划借英王之手除掉哈姆莱特。而后，又精心设计了哈姆莱特与雷欧提斯之间的决斗。企图再次借刀杀人。
哈姆莱特与克劳狄斯的冲突就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他们都力图驱逐对方而独立建构世俗秩序。于是，一个九世纪时的复仇故事也就获得了现代性意味。韦伯认为。现代性的一个表现就是工具理性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泰勒对工具理性的影响作一些总结：“把现代性看做理性发展的结果。并以多种方式来规范它。例如，科学意识的增强、世俗观念的发展。或者工具理性的兴起，或者事实与评判间日益彰显的差别……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人类将会看到科学思维是正当的，工具理性是有效的。宗教信仰有未经证实的思维断层。事实与价值是分离的。”这里。工具理性摆脱了哲学、宗教和美学等意义维度的统辖，并与之展开竞争。争夺对俗世秩序的主导权。这在安定尼·吉登斯那里被表述为“脱域”(disembeding)，即“把社会关系从相互影响的地域性语境中‘脱离出来’，并在一个无限的时一空视野中进行重构”。例如，克劳狄斯力图把老王的死亡降格为一个偶然事件：“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曾失去一个父亲，那失去的父亲自己也失去过父亲……既然我们知道那是无可避免的事，无论谁都要遭遇到同样的经验，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地把它耿耿于怀呢”?克劳狄斯所要做的。就是要把割裂老王之死与传统信仰被颠覆之间的价值联系
而这正是哈姆莱特的痛苦所在：“时代整个儿脱了节。”价值失去了对事实的统辖权，工具理性上升为裁夺一切的最终法则：“工具主义理性不仅已经扩展了它的范围。而且也有控制我们的生活的威胁。令人害怕的是，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要按照效益或“代价一利益”分析来决定：应该规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独立目的，却要被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由于工具理性的全面入侵，意义维度空前衰落。于是“现代性被描述成视阈的消失，根基的丧失。人类傲慢地否认自身极限、否认人类依存历史和上帝，而对脆弱的人的推理能力寄予无限厚望，缺乏对生命的英雄纬度的兴致而陷于无足轻重的自我放纵。”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Ivan Kif ma)曾把人类对于信仰的需要形象地比喻为海上的一艘船。被一只铁锚深深地锁定在基因的海底。这个比喻清楚地表明，信仰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需要。这样，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转译为为人的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之间的关系。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中，信仰的需要，也就是价值理性的需要，是一种高级需要。而低级需要则可以通过工具理性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从高到低依次分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安全需要、生理需要等五个层次。其中，“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高级需要的满足比低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但是，马斯洛同时又指出：“当所有的需要都在等待满足时，生物就会被生理需要所主宰，而其他需要要么变得不再存在。要么被推到了幕后。”马斯洛几乎前后矛盾的论述表明了工具理性本身的内在冲突：低级需要虽然享有优先权，但缺乏足够的神圣性。而这种局限性又只能在高级需要那里得到弥补。如果否认这一点而耽于基本需要的满足。便时时面临着正当性的拷 问。工具理性的局限性表明，它无力单独构筑世界的全部意义。当工具理性试图驱逐价值理性而独立主宰世界时，其自身的局限性便显露出来。在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中，全盘否定对方就等于取消了自己的合法性，这就形成一个悖论：驱逐对方即是质疑自己，追求解脱反而是走向毁灭。
二、悖论中的挣扎和毁灭
在《哈姆莱特》中，工具理性的悖论分三个侧面展现在克劳狄斯、波洛涅斯和雷欧提斯身上。剧中，他们三人的角色分别是国王、父亲和兄长。这些具有浓重男权色彩的符号让人联想到工具理性在当下的优势地位。他们居于权力结构的最上层。是强势人群的代表。与王后等人不同，他们对于工具理性的选择是主动的。他们不是被迫依附。而是在积极地追求工具理性并企望以此来主导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的结局更能反映出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
然而，无论工具理性获得了怎样的优势，它都面临一个难题：它始终缺乏正当性和神圣性。它始终无法克服由于没有价值理性的引导而引发的悖论。克劳狄斯、波洛涅斯和雷欧提斯身上分别反映出三种应对合法性危机的模式。其中，克劳狄斯企图用手段的合理性来回应正当性的缺失：波洛涅斯试图单独依靠工具理性的计算原则来揭示世界的本质：雷欧提斯则把价值问题悬置起来存而不论。以图避开正当性的责问。但是，他们最终的死亡代表了这三种努力的失败。正是价值理性的先天性缺失。令他们深陷于悖论之中，最终在困境中走向了毁灭。
(一)克劳狄斯的悖论
剧中，哈姆莱特老王是各种美好价值的象征。“这一个完善卓越的仪表。真像每一个天神都曾在那上面打下印记。向世间证明这是一个男子的典型。”但是，老国王在熟睡之中被克劳狄斯毒杀。克劳狄斯以非法的手段窃取了王位，工具理性颠覆了价值理性的神圣地位，摧毁了其所依赖的现世秩序，老王随即沦为孤魂野鬼。不过。事物总是辩证地发展。在工具理性驱逐价值理性的同时，它也正制造着关于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在工具理性之下，每个人的行为都有自己特定的目标。我们只能判断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是否合理，却无法判断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当目标是更高一层目的的手段时，我们却无法判断那终极目标的合理性。”工具理性作为实然世界的认知手段。无力解决应然世界的信仰问题。工具理性越多地排挤价值理性，它受到的正当性质疑就越强。而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又无法超越自身界限，把自己提升为形而上的信仰。因此，当工具理性急需一个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时，他只能依赖价值理性的支持。于是，颠覆者反而向被颠覆者寻求庇护。
克劳狄斯正是陷入这一悖论之中。他之所以要向上帝祈祷，就是因为他颠覆了正当性。却又不得不向正当性寻求庇护。“要是这一只可诅咒的手上染满了一层比它本身还厚的兄弟的血。难道天上的甘霖。都不能把它洗涤得像雪一样的洁白吗?”克劳狄斯彻底背弃了正当性。因而也必须面对正当性的最终审判。他虽已明了工具理性的局限。但他无法放弃非法攫取的利益。在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两难之中，克劳狄斯企图单独依靠工具理性来回应正义的谴责。避免对自己罪行的清算。但他无法说明弑兄行为的正当性，所以也就得不到正义的宽恕。在短暂的俗世中，工具理性或许能维持住对正义的优势，然而，天国的终极审判却不可避免。这正是他所不能逃脱的宿命。“在这贪污的人世，罪恶的镀金的手也还可以把公道推开不顾，暴徒的赃物往往可以成为枉法的贿赂：可是天上却不是这样的。在那一边一切都无可遁避。任何行动都要显现它的真相，我们必须当面为我们自己的罪恶作证。”克劳狄斯把工具理性视为人生的信条。企图以手段的合理来代替目的的合法。尽管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躲避正当性的诘问，但他把化解危机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合理性身上。这如同饮鸩止渴。反而加速了他的合法性缺失，愈发难以逃脱最终的毁灭。于是，他在悖论之中哀叹：“啊。越是挣扎，越是不能脱身的胶住了的灵魂!”克劳狄斯的悖论造就了其日后的悲剧命运：向光明迈出的每一步其实只是让自己更加靠近黑暗。他的天堂之路被自己阻断，他把自己推进了彻底毁灭的深渊。
(二)波洛涅斯的悖论：
波洛涅斯是克劳狄斯的御前大臣，他通常被视作见风使舵的无良小人，是封建社会没落的象征。而莎翁悲剧的伟大之处却是揭示了人的复杂性格。如果把波洛涅斯置于道德批判的标靶上。使其降格为一个小丑，反而把人物性格简单化了。因此。必须更换角度，以挖掘出波洛涅斯身上所隐含的复杂性。
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中，波洛涅斯投入了工具理性的阵营。他以利害关系为准则计算着生活中的得失。他告诫儿子：“不要放贷给朋友。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他老谋深算。善于周旋。然而别林斯基却把这个人物称为“一个愚蠢的聪明人”为了逢迎上意，波洛涅斯自告奋勇去偷听王后与哈姆莱特的谈话。结果，却被王子误作僭王刺死。不过这还不够，别林斯基接着写道：“这还不是你最后的失算哩：将来总有一天，不管你多么深谋远虑，自夸有这么丰富的生活知识，你的差错还要大!你在世上活了许久、经验之多犹如你的白鬓之长：可是。你还有许多事情不知道哩，老小孩!”
波洛涅斯到底忽略了些什么呢?他依据工具理性的计算原则，在现象之间机械地建立因果联系。企图以此揭示王子发疯的原因。他认定，哈姆莱特的疯癫必是源于女儿奥菲利娅拒绝了他的求爱。然而，哈姆莱特所关注的，却是让脱了节的天地重现和谐。在王子的深邃思考面前，波洛涅斯对世事的洞察消失了。他的智慧让位于肤浅和琐碎。于是，一个通达事态的智者反而成了一个。讨厌的老傻瓜。
波洛涅斯是怎样陷入这个悖论中的呢?这要从工具理性自身的功利性谈起。为了追求手段的台理。人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经过理性的考虑和仔细的计算，工具理性因而成为行为的价值指导。结果，人们企图单独依靠合理的计算来洞悉世界的本质。这最终形成了视野的局限和偏狭，而生活的价值维度却被遮蔽。这样，人们就被引入悖论之中：熟谙生活的规则，却迷失了人生的价值：在手段问题上表现出精明。而在终极目标问题上则表现出愚蠢。
波洛涅斯在投向工具理性的同时，也继承了工具理性的遮蔽性。一开始，他就表现出对价值的疏离。在他眼里，“任何不符合算计和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他告诫女儿与王子的过往须谨慎，要女儿不要轻信哈姆雷特的求爱。在他身上暴露出了工具理性的遮蔽性。工具理性放弃了对应然世界的追求。只关注事物的实然状态。企图在现象之间机械地寻找因果关系，以此获析世界的本质。“只要有线索可寻，我总会找出事实的真相，即使那真相一直藏在地球的中心”波洛涅斯很自信，仅仅依靠精明的计算，他就可以洞察世界的全部本质。他的自负恰恰凸显出工具理性对精 神痛苦的无能为力。他难以深入哈姆雷特的精神世界，去探寻他的痛苦，理解他的心灵。用马尔库塞的话讲。波洛涅斯是个“单向度的人”：一个只关注工具和手段，从而迷失了生存意义的人。
透过《哈姆莱特》，我们可以看到，波洛涅斯成了工具理性的奴隶，囚于工具理性的“铁笼”之中而不自知。工具理性的计算性使得日常生活日益规则化。在适应这些规则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变得精明，但同时也被自己的精明所遮蔽。如波洛涅斯。一方面他熟知日常生活的规则。而另一方面，他又囤于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中，不能超越日常生活的狭隘眼界。他虽然通达世事，却不能把生活智慧转化为对世界本质的反恩。正如王夫之所描述的那样：“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作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梦犹觉，虽视犹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由于拒绝了价值的引导。波洛涅斯无力挣脱凡俗世界的束缚，永远无法接近生活的本质。从波洛涅斯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工具理性给人类带来的悲剧性的结局。
(三)雷欧提斯的悖论
哈姆莱特杀死了雷欧提斯的父亲波洛涅斯，雷欧提斯也就背负起复仇的重任。但同样是复仇，雷欧提斯却并不考虑自己的行为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终极意义。“我要向永劫挑战，我的立场已经坚决：今生怎样。来生如何，我一概不顾。只要痛痛快快地为我的父亲复仇。”他以目的合乎理性实施着自己的计划。只要能达到目的，他不在乎行为是否正当。工具理性把终极价值悬置起来了，存而不论，而手段仅仅是选择操作程序的问题。雷欧提斯身上体现着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然而，他并没有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雷欧提斯的一切行为都处于克劳狄斯的精确计算和操纵之中。他听从克劳狄斯的安排，与哈姆莱特决斗。决斗前，他在剑上抹上毒药，殊不知最后毒死的却是自己。这似乎暗示着工具理性自身的悖论：当人们选择工具理性提供的便利时。也同时沦为工具理性的受害者。雷欧提斯以合理化的方式计算着别人，同时也被别人以合理化的方式计算着。这恰巧应了哈姆莱特评论童伶时所说的话：“原先叫他们挖苦备至的不正是他们自己的未来吗?”工具理性是把双刃剑，在行动中，它一方面清除了来自意识形态的阻力，把人从观念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也使自己暴露在别人的计算之中。行为在摆脱了价值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意义支撑。这个悖论的后面是工具理性所导致的人的生存困境。雷欧提斯在临死时意识到了这些，他请求哈姆莱特的宽恕，这是他所代表的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回归。如果不是因为他在临死前的觉醒，他只能是“死于非命”。作为一个。偶然事件”，他的死就变得毫无意义。他的痛苦也无法获得意义的支撑。
三、结语
把世界当作计算的对象并非始于现代。但是，工具理性背弃价值理性却是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区别性特征。在《哈姆莱特》中，我们看到，克劳狄斯、波洛涅斯和雷欧提斯等人不约而同地拒绝了价值理性。但是，由于工具理性的局限，他们纷纷遭遇到自己的悖论。为了克服合法性危机，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出路，然而，来自价值理性的质疑始终伴随着他们，让他们在悖论中痛苦地挣扎，直至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于十七世纪的《哈姆莱特》在客观上呈现出一幅现代性冲突的图景，这也让我们再次想起本·琼生的名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