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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于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周国平
长假期间,我给我的高三学生布置的惟一语文作业便是到书店去待上半天,无论你在那里做什么都可,但你必须把逛书店的随感写给我。虽说是给学生布置的作业,但我仍抽出时间去书店里逛逛,顺便也看看我的学生在那里到底能做什么。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铺天盖地的教辅书架前是络绎不绝的人群,其中也包括我的学生。我随意浏览了一下这些教辅用书,据粗略估算,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每一个年级每一个学期每一门所谓主科的相关教辅书恐怕不下几十种,而且语文学科分门别类就更多了。
看着眼前的这些教辅用书,就能想到我们的学生每天背着沉重的书包进出校门的情景,更能够计算出学生在它们身上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尤其是高三的学生为了分数,更是与这些教辅用书夜以继日地奋斗着。做题,讲题,再做题,再讲题……师生就这样被埋没在各种教辅书海中,失去了自我。这些由教辅书“辅助”的应试训练,压制了个性,束缚了灵性,堵塞了悟性,摧毁了想象力、情感力和创造力,对我们的语文学习有百害而无一利。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教辅书对青少年的危害比那些黄色书籍还要严重,它们摧毁的不仅仅是青少年的身体,也在摧毁他们的智慧、精神和人格;它们毒害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两代人;它们制造的不是一两个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剧和灾难。“减负增效”的口号也喊了很久了,但在高考、中考面前却软绵无力。虽然人们也在设想各种方案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始终未见起色。
如果没有它们,情况会怎样呢?这使我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大概那时的出版业还没有如今这样发达,我们的语文老师拿手好戏就是让全班学生逐个背课文,《海燕》《劝学》古的今的长的短的一律不管。想得优,背不过就别想。每次写作文,老师就往讲台上一坐,随堂批改着大家的作文,不满意处,发回来让你重写,不惜三遍四遍,哪怕你一学期就只写一篇作文。没有那些教辅用书的日子,语文学得轻松自然本真,当时读的许多课文到现在还依稀记得。等到自己做了语文老师,刚开始搬用老师的做法,倒也屡试不爽。可后来拗不过那些急于求成的家长和主宰教师生死权的行政部门的干预,也开始干起那种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的语文教学尴尬之事,课堂很多情况下便被打造成贩结论、贩习题的甩货场。其实,相比较而言,我们中学时代老师的那种重学而轻术,既有为又不为的做法,才是语文教学最好的诠释。所以,对那些各地多种考试卷、练习册,以及“高考大全”“作文精编”“试题宝典”“高分秘笈”“百日冲刺”“进军清华”等等,我盼望着什么时候把它们统统扔进垃圾堆,而代之以《古文观止》《桃花扇》《茨威格小说集》《百年孤独》之类的书籍。
作为高三语文教师,我告诉学生,就语文学科而言,即使在高三复习阶段,光是抱着教辅用书做题也是没有用的。这一点学生很不容易接受,其他学科的老师可能也不能理解。要不要做题?要。要不要多做题?也要。多做少做不是问题,为什么要做才是问题。通过做题目,学会做题目,学会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研究问题,学会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有悟性和灵气,越能轻车熟路。所谓“熟能生巧”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能生出“巧”来,多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古人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我们现在是举三隅也不能反一隅,却还在那儿“复”。从教师方面讲,因为学生不能“反”,所以只能“复”;从学生方面讲,因为不会“反”,所以也只好“复”。这样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复”得越多,“反”得越少;“反”得越少,就越来越倚重于“复”,这样,学生便成为在枯燥乏味而又绝少价值与意义的空间中机械转动的机器人了。
当我们埋怨数理化作业“复”得太多而挤占语文学科的时间时,数学老师说,你们语文为什么不也这样做呢?我感到很奇怪,数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怎么会堕落到居然每天要多做一份练习就能学好的地步呢?我知道,数学是高度抽象的学科,它把具体情境抽象掉了,剩下的是数字及其关系。物理和化学也是在假设的人为的理想的状态下研究物质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它们都是远离现实的,但语文离不开现实,语文也是需要训练的,但绝不是那种完全脱离生命体验和现实人生的应试技能训练,解答语文题只有一般的思路和方法,没有绝对的要领和技巧。因为所有的语文问题都离不开语境,而语境又是不断变化的。学习语文也好,复习语文也好,做题训练也好,都必须回到语文的根本上来,那就是阅读和表达,通过阅读实践和表达实践来增强语感,这是学好语文的惟一途径。所以,语文应该训练学生读书和思考、体验和感悟,而这种“训练”,其实就是让学生进行自由地读写实践,教师的任务就是参加进来,与他们一起阅读、讨论和交流。不在这个方面花心思花精力,都是如孔子所言:“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我很庆幸语文还没有堕落到每天要多做一份练习就能学好语文的地步,尽管这地步已经慢慢走近,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教师开始相信大量的训练对学语文是有用的。但为了语文学科的尊严,语文教师应该清楚:每天做一份语文练习是不可能学好语文的,不但学不好,反而会更糟,会离语文能力和素养更远!只有远离那些教辅用书,才能把教师和学生从繁琐的讲析和铺天盖地的应试训练中解脱出来。
那么,语文课干什么呢?很简单,读书!教师和学生一起读!读诸子散文,读韩柳欧苏,读唐诗宋词,读红楼西厢,读鲁迅,读莎士比亚,读卡夫卡,读昆德拉……读完以后谈自己的感想和体会,教师和学生一起谈,体会有深浅,感想无对错,谈完以后继续读!如果学生自己看过两遍《红楼梦》和《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并且能背诵出《红楼梦》中的诗词30首,那么,语文教师捧着教参津津乐道地分析《林黛玉进贾府》中王熙凤的出场和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不是显得很滑稽吗?大量阅读为语文学习奠定了基础,积累多了,学生就不怕考试了。
就语文教学来说,诵读是培养语感的最有效的方法,“涵泳工夫兴味长”,古人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确实是经验之谈。因为记忆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是其他所有能力的基础。青少年儿童的记忆力很强,让他们背诵一些优秀篇章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并且是非常有益的。记忆力长期搁置,就会衰退,这不仅是资源的浪费,也会影响其他能力的发展,甚至会促使一个人早衰。而我们的语文教学到了高中阶段严重忽视了背诵功夫,小学到初中背诵的一些诗文遗忘殆尽,实在可惜。我想,如果一个人能轻轻松松地背诵300首以上的唐诗宋词、100篇以上的古代散文名篇名段,那么,他的语文素养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就算我们唾沫横飞地分析5篇文章,再加上心急火燎地训练10份练习,其真正价值和意义也抵不上让学生背诵两篇文章,如《赤壁赋》和《兰亭集序》。新教材规定了很多背诵篇目,非常英明。但我听说师生的反对意见很大,以致编者考虑要降低要求,甚至连2007年江苏省高考《考试说明》中,也规定了语文学科只考教材内13篇名篇。我实在是感到很遗憾。
由此,我们高三语文教师在高考复习的紧张阶段,应知道课堂教学中的所为与所不为,更应对学生的课外复习作一科学的指导。因为我们师生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的学生已没有时间尽兴地嬉戏,没有时间阅读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了。那只有我们自己来拯救我们的学生和语文学科了。
(作者单位:宿迁市实验学校)
长假期间,我给我的高三学生布置的惟一语文作业便是到书店去待上半天,无论你在那里做什么都可,但你必须把逛书店的随感写给我。虽说是给学生布置的作业,但我仍抽出时间去书店里逛逛,顺便也看看我的学生在那里到底能做什么。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铺天盖地的教辅书架前是络绎不绝的人群,其中也包括我的学生。我随意浏览了一下这些教辅用书,据粗略估算,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每一个年级每一个学期每一门所谓主科的相关教辅书恐怕不下几十种,而且语文学科分门别类就更多了。
看着眼前的这些教辅用书,就能想到我们的学生每天背着沉重的书包进出校门的情景,更能够计算出学生在它们身上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尤其是高三的学生为了分数,更是与这些教辅用书夜以继日地奋斗着。做题,讲题,再做题,再讲题……师生就这样被埋没在各种教辅书海中,失去了自我。这些由教辅书“辅助”的应试训练,压制了个性,束缚了灵性,堵塞了悟性,摧毁了想象力、情感力和创造力,对我们的语文学习有百害而无一利。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教辅书对青少年的危害比那些黄色书籍还要严重,它们摧毁的不仅仅是青少年的身体,也在摧毁他们的智慧、精神和人格;它们毒害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两代人;它们制造的不是一两个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剧和灾难。“减负增效”的口号也喊了很久了,但在高考、中考面前却软绵无力。虽然人们也在设想各种方案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始终未见起色。
如果没有它们,情况会怎样呢?这使我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大概那时的出版业还没有如今这样发达,我们的语文老师拿手好戏就是让全班学生逐个背课文,《海燕》《劝学》古的今的长的短的一律不管。想得优,背不过就别想。每次写作文,老师就往讲台上一坐,随堂批改着大家的作文,不满意处,发回来让你重写,不惜三遍四遍,哪怕你一学期就只写一篇作文。没有那些教辅用书的日子,语文学得轻松自然本真,当时读的许多课文到现在还依稀记得。等到自己做了语文老师,刚开始搬用老师的做法,倒也屡试不爽。可后来拗不过那些急于求成的家长和主宰教师生死权的行政部门的干预,也开始干起那种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的语文教学尴尬之事,课堂很多情况下便被打造成贩结论、贩习题的甩货场。其实,相比较而言,我们中学时代老师的那种重学而轻术,既有为又不为的做法,才是语文教学最好的诠释。所以,对那些各地多种考试卷、练习册,以及“高考大全”“作文精编”“试题宝典”“高分秘笈”“百日冲刺”“进军清华”等等,我盼望着什么时候把它们统统扔进垃圾堆,而代之以《古文观止》《桃花扇》《茨威格小说集》《百年孤独》之类的书籍。
作为高三语文教师,我告诉学生,就语文学科而言,即使在高三复习阶段,光是抱着教辅用书做题也是没有用的。这一点学生很不容易接受,其他学科的老师可能也不能理解。要不要做题?要。要不要多做题?也要。多做少做不是问题,为什么要做才是问题。通过做题目,学会做题目,学会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研究问题,学会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有悟性和灵气,越能轻车熟路。所谓“熟能生巧”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能生出“巧”来,多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古人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我们现在是举三隅也不能反一隅,却还在那儿“复”。从教师方面讲,因为学生不能“反”,所以只能“复”;从学生方面讲,因为不会“反”,所以也只好“复”。这样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复”得越多,“反”得越少;“反”得越少,就越来越倚重于“复”,这样,学生便成为在枯燥乏味而又绝少价值与意义的空间中机械转动的机器人了。
当我们埋怨数理化作业“复”得太多而挤占语文学科的时间时,数学老师说,你们语文为什么不也这样做呢?我感到很奇怪,数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怎么会堕落到居然每天要多做一份练习就能学好的地步呢?我知道,数学是高度抽象的学科,它把具体情境抽象掉了,剩下的是数字及其关系。物理和化学也是在假设的人为的理想的状态下研究物质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它们都是远离现实的,但语文离不开现实,语文也是需要训练的,但绝不是那种完全脱离生命体验和现实人生的应试技能训练,解答语文题只有一般的思路和方法,没有绝对的要领和技巧。因为所有的语文问题都离不开语境,而语境又是不断变化的。学习语文也好,复习语文也好,做题训练也好,都必须回到语文的根本上来,那就是阅读和表达,通过阅读实践和表达实践来增强语感,这是学好语文的惟一途径。所以,语文应该训练学生读书和思考、体验和感悟,而这种“训练”,其实就是让学生进行自由地读写实践,教师的任务就是参加进来,与他们一起阅读、讨论和交流。不在这个方面花心思花精力,都是如孔子所言:“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我很庆幸语文还没有堕落到每天要多做一份练习就能学好语文的地步,尽管这地步已经慢慢走近,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教师开始相信大量的训练对学语文是有用的。但为了语文学科的尊严,语文教师应该清楚:每天做一份语文练习是不可能学好语文的,不但学不好,反而会更糟,会离语文能力和素养更远!只有远离那些教辅用书,才能把教师和学生从繁琐的讲析和铺天盖地的应试训练中解脱出来。
那么,语文课干什么呢?很简单,读书!教师和学生一起读!读诸子散文,读韩柳欧苏,读唐诗宋词,读红楼西厢,读鲁迅,读莎士比亚,读卡夫卡,读昆德拉……读完以后谈自己的感想和体会,教师和学生一起谈,体会有深浅,感想无对错,谈完以后继续读!如果学生自己看过两遍《红楼梦》和《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并且能背诵出《红楼梦》中的诗词30首,那么,语文教师捧着教参津津乐道地分析《林黛玉进贾府》中王熙凤的出场和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不是显得很滑稽吗?大量阅读为语文学习奠定了基础,积累多了,学生就不怕考试了。
就语文教学来说,诵读是培养语感的最有效的方法,“涵泳工夫兴味长”,古人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确实是经验之谈。因为记忆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是其他所有能力的基础。青少年儿童的记忆力很强,让他们背诵一些优秀篇章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并且是非常有益的。记忆力长期搁置,就会衰退,这不仅是资源的浪费,也会影响其他能力的发展,甚至会促使一个人早衰。而我们的语文教学到了高中阶段严重忽视了背诵功夫,小学到初中背诵的一些诗文遗忘殆尽,实在可惜。我想,如果一个人能轻轻松松地背诵300首以上的唐诗宋词、100篇以上的古代散文名篇名段,那么,他的语文素养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就算我们唾沫横飞地分析5篇文章,再加上心急火燎地训练10份练习,其真正价值和意义也抵不上让学生背诵两篇文章,如《赤壁赋》和《兰亭集序》。新教材规定了很多背诵篇目,非常英明。但我听说师生的反对意见很大,以致编者考虑要降低要求,甚至连2007年江苏省高考《考试说明》中,也规定了语文学科只考教材内13篇名篇。我实在是感到很遗憾。
由此,我们高三语文教师在高考复习的紧张阶段,应知道课堂教学中的所为与所不为,更应对学生的课外复习作一科学的指导。因为我们师生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的学生已没有时间尽兴地嬉戏,没有时间阅读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了。那只有我们自己来拯救我们的学生和语文学科了。
(作者单位:宿迁市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