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起，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开始大量“进城”，参与城市建设，农民工也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在数千年乡土文化影响下，对于生于斯、长于斯、长眠于斯的农民而言，大规模进城尚属首次。然而，“进城”之路并不平坦，几乎每一个试图闯入城市的农民，背后都有一段写满艰辛与痛苦、甚至屈辱与酸涩的《入城记》。
1
父亲是家族历史上第一个读完高中的文化人，然而一生梦想能够在自己手里“改门换户”的祖父，在去世之前，也没彻底原谅父亲。祖父认为父亲辜负了自己的期望，未能成为吃国家饭的文化人，最让祖父不能释怀的是，父亲也没能守住农民本分，不在地里谋食出力，非要进城当一个“即非农也非工”的农民工。用祖父的话来讲，这就是“瞎折腾胡闹！”然而，我得感谢父亲，倘若不是父亲提前“进城”，我的“进城”记忆，恐怕要推迟许多年。
故乡在陕甘交界处，距离它最近的城市是宝鸡，二者相隔仅有几十公里路程。十五年前，母亲带着我和一堆包裹，在大年初六的早晨前往西安时，我曾在宝鸡短暂停留，十五年后，这座城市留给我的印象只剩下了一堆黄牛票贩子和使人呛鼻作呕的汽油味道。那一次，我们是去找父亲。
十五年前，我七岁，第一次走出山村。弟弟小我三岁，年纪尚幼，对此次出行，他未曾表现出异常激动。我则整宿没睡，想象城市的高楼，想象电视里坐落于城市大街上的丝路雕像，钟鼓楼、大雁塔，当然还有传说中的古城墙。我已经忘记母亲为什么要赶在大年初六去找父亲，按照乡下风俗，正月里不过初七，一般不能出远门，我们那里的风俗更特殊，过了元宵节，正月十六才是乡下人集体出远门的日子。
家乡和西安相隔有足足二百四十公里路程，当时没有直达车次，我们只能先搭乘班车到宝鸡，再从宝鸡转乘西宝高速至西安。母亲走地很早，那天正值雪后初晴，很冷！正月里班车本就不多，一场大雪过后，天冷地滑，车次安排地更少了。祖父劝母亲再等几日，但母亲态度坚决，左手抱着弟弟，右手拉着我，母子两背着笨重的包裹，硬生生挤上了一辆膨胀的汽车。那种班车如今在公路上已很少见到，白色、底盘低，没有暖气，车顶焊有一个货物架，堆满了鸡、羊，还有成捆的编织袋。前几年，我在北京798艺术区见过一辆，作为复古艺术品陈列在一个房间内。这种车型定额不足三十人，但当年它严重超载，母亲和我挤进一个逼仄空间，抱紧包裹，捂好钱袋。雪后的山路极其难走，班车就像一个臃肿的胖子，跌跌撞撞蹒跚向前。虽然我被摇得天旋地转，五脏六腑浑然不知所在，但母亲再三叮嘱我不要睡过去，那些年头，扒手猖狂，抢劫伤人的事情时有听闻，甚至有扒手直接在外面砸碎车窗玻璃，强行抢走乘客的行李。当时我靠窗而坐，母亲大概也有这方面的担心。
我至今犹记，一路上班车抛锚五次，每次抛锚，司机便破口大骂，吐一口浓痰，钻进车底下检修，然后再一脸油污爬出来。倘若遇到交警查车，司机笑脸拜托靠近车门的乘客先下车，委屈他们步行一小段路程，待班车顺利通过检查站后，再等这些人赶上来。就这样，汽车在穷山恶水之间走走停停，我隔着窗户，看雪后的山峦，远眺熟悉但又陌生的黄土高原，猜测父亲的城市究竟藏在哪座山后面。
2
汽车到达宝鸡时我已睡过去很久。母亲叫醒我，我揉揉眼睛，高楼与车流，人潮与喧哗，大片的的黄土高原已不见了踪影，我兴奋激动，以为自己已经到达朝思暮想的古城西安。母亲催促我赶紧下车，又拽着我和弟弟匆匆奔向车站另一头。母亲跟一堆黄牛党砍价、争吵、骂街，挤出人潮，塞给我一块葱花油饼，说：
“快吃！还有三个小时高速！”
我饿疯了，站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央，闻着车站呛鼻的汽油味道，大口咀嚼葱花油饼，打量对我而言新奇未知的世界。高速依旧超载，但很暖和，车上不断有人晕车呕吐，一位老人带给女儿的一篮子土鸡蛋不知被谁不小心踢碎，老人哭诉一路，但没有一个人理睬。一路走、一路走，我们终于抵达了西安，钻出车门，天已经完全黑了！
父亲当年是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工，和一帮四川民工住窝棚。一家人虽已团聚，但实在无处下榻，父亲将母亲和弟弟安排在了一个相识的工友老陆家里，后来学到“寄人篱下”这个词，我想到了那一年的弟弟和母亲。那天晚上，我和父亲睡窝棚，父子俩盖一床铺盖，窝棚潮湿阴暗，锅碗瓢盆、钢筋水泥同处一室，四川人逗我聊天，抑扬顿挫地讲些荤段子，我听不懂他们口中跳出来的许多话，但他们烧的饭菜很好吃，尤其是醋溜土豆丝和麻辣豆腐，那美味至今让我不能忘怀。十五年来，我在不同场合表达过无数次“四川人很会吃”的观点，便是渊源自十五年前，我在窝棚里的所见。
一家人在西安一共相聚了五天。西安的一切都使我兴奋，公交车窗上闪过丝绸之路雕像，我大声喊：“第一个是波斯人。”车上乘客惊奇地夸赞：“这娃娃小小年纪知道的还挺多。”在小饭馆里，父亲询问餐馆老板鼓楼所在，老板坚持认为西安只有钟楼，没有鼓楼，我站起来冲他叽里呱啦，不仅介绍了我所知道的鼓楼，还有碑林、书院门。老板娘摸摸我脑袋，送给我一碗小米粥，淡的像水。那一年，我在古城西安短暂停留，既没有登上钟楼，也未爬上城墙，更没有一窥碑林，也未曾跨入大慈恩寺，以那时父亲的收入，实在不敢一次性支付如此之多的开销。
2013年祖母三周年祭日，我从天津赶回家。路过西安，一个人登上钟楼，漫步城墙，游览慈恩寺，在当初我们一家四口留影的玄奘脚下自拍了一张，我发给父亲。父亲对我说，西安变化得实在太快了，他已经有十年没有再踏足这座古城。
父亲前前后后在西安一共打拼了五年，母亲后来和父亲一道在西安也呆了两年。
如今我和父亲开车上街，看到有装卸工穿越街道，父亲会给他们主动让路。父亲看到的不是别人，而是十多年前的自己，他初到西安，干的就是装卸工，不过后来轉行，混迹于建筑工地。我和母亲到西安找父亲那年，他正式涉足建筑。
每年腊月二十九，我很期待这一天到来，因为这一天不仅是我的生日，还是父亲的归期。母亲也很期待，她在企盼父亲一年的工资，一家几口人开销，全数寄托在父亲的工资上面。但那时父亲的工资总是不能按时到家，甚至于我的学费也要母亲临时变卖粮食。2002年秋季开学，学费九十二块五，母亲一时无法拿出，我迟至开学第二周才入校报道。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弟弟即将进入学前班，我们兄弟俩每天整理一遍自己的新书包，那时年幼，不了解母亲心里的苦衷，一边在心里埋怨，一边在家中的香炉里焚香祈祷。父亲后来回忆，当年拖欠农民工工资很厉害，他也着急地恨不得去卖血！ 父亲寡言少语，向来不甚关注时局政治，但他对温家宝的赞誉一直很高。在父亲看来，温家宝解决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这比造几颗原子弹、往外太空送几个中国人都意义重大地多。我未曾考察过故事的真实性，但父亲把这则故事在嘴边挂了好些年：总理到湖南进行便衣考察，来到一个农户家里，了解到这家男人的工资被工地老板拖欠许久，由此总理将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提升至国计民生很重要的位置。想必父亲当年一定很羡慕故事中的那家人，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工资被拖欠的滋味了。
那是2003年入冬不久的一个深夜，有人狂敲院门，披星戴月、仓促归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父亲。他脸色难看，弯着腰，右手紧紧按在腹部左侧。父亲是从西安连夜赶回来的，两天前他从钢筋架子上摔下来，感觉难受，但在城市住院检查是一笔巨大开销，找老板讨薪不得，只好先在附近小诊所开了几服药勉强对付，疼痛难忍，不得不回家检查。父亲一宿未眠，检查的结果让在场所有人震惊：左侧两根肋骨骨折。
父亲决计不再返回西安，他发愿要自学一门在建筑工地上算料的技术（工程预算），社会始终亏不了凭借脑力吃饭的人。
父亲卧床恢复半个月以后，背起铺盖搭班车去了宝鸡。白天在钢筋水泥中间穿梭活动，晚上在工棚自学摸索，那时父亲的生活，很苦！父亲有一本大书，前些年我还见到过，已经发黄泛黑，他起初凭借的就是这样一本书，但信息爆炸的时代，要想把一门手艺学到能够安身立命，一本书明显远远不够使用。
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偷書被打后，对咸亨酒店众位看客自嘲：“读书人的事，怎么能算偷呢？是窃书。”父亲不是读书人，也许在孔乙己眼里，父亲的行为就是地地道道的“偷”。
我幼时颇喜欢看书，但家里除了《老皇历》和旧报纸，再也找不出一本我能读到的书籍。县城有几家书店，只有新华书店允许读者自行阅览，每次进城，新华书店便是我必到的一个地方。父亲自学的那段日子，父子二人不约而同地变成了“读书人”，我尽情浏览，满足地离开书店，父亲跟在我后面，我给父亲唠叨今天看到的哪本书特别有趣，讲到兴奋处，手舞足蹈，我很希望父亲能带着我折回去，将我嘴里的书买下来。但父亲一言不发，只听我讲，转过一个胡同之后，父亲停稳自行车，从衣襟下面掏出来一册小开本的书。那一刻我目瞪口呆，父亲，居然偷书！
父亲微笑着，笑容中藏着些许尴尬。我趴在自行车后座，不敢再多谈论一句自己所看之书，四顾张望，心里很慌、很怯懦，既为父亲的举止不解，又担心书店的人追上来。我后来再也没有进去过那家书店，经过书店门口时，总会想到父亲那天尴尬的笑容，父亲也未曾再去过那家书店，事实上，此后几年，他也几乎从未涉足书山纸海。那是他的一段心结。
学艺成功后的父亲，逐渐成为本市小有名气的“工人”。父亲再也不用去做那些笨重脏累的苦力，他成了一名基层管理者，家里经济情况由此也逐渐好转。
3
2008年夏天，我中学毕业，有三个月时间赋闲在家，索然无事，便搭上一辆长途汽车去找父亲。那时距离他离开西安过去了三年，那本书也“偷”来了三年。父亲当时已经是宝鸡市一家建筑工地的小小领班，在城市棚户区租住着一间不足三十平米的房子。这一年是父亲来这个城市打拼的第五个年头，也是我平生第二次来这座城市。农历七月的城市很闷热，下了汽车，一阵热浪袭来，我有点透不过气。
父亲就蹲在车站对面的道牙子上，抽着烟，手里捏一瓶冰峰，滴着水。他把冰峰瓶盖用后槽牙咬开，递给我，父子二人并排走在热浪滚滚的街道，与城市骄阳下的匆匆行人格格不入。我背着书包，一脸土气，父亲卷起裤边，一身穷酸，散发小传单的青年对我们一脸漠视。走累了，父子两人铺一张旧报纸，坐在宝鸡卷烟厂对面的林荫道下乘凉休憩。
马路对面有一家沿街卖艺的乞讨者，两个大人似乎均有残疾，小孩捧一个纸盒在街头跪立，男人趴在地上弹电子琴，女人匍匐在一块木板上面嘶哑着嗓子吼《铁窗泪》。父亲从屁兜里摸出五块钱，让我投给小女孩。我一脸不解，城市里西装革履的行人不曾为他们一家驻足，甚至连目光也懒得在他们身上停留片刻，父亲何必要“慷慨解囊”呢？从车站到父亲居住的下马营村，公交两块，父子二人完全可以用这笔钱搭车回去，而那一次，父亲和我在热浪中步行了足足有半个钟头。
父亲示意我拿过去，我将纸币扔进女孩的纸盒，有点不情愿。
第二天，在父亲居住的地方，我又遇见了那家人。我有点得意，也有点埋怨地对父亲说：“看吧，上当了吧，白白糟蹋五块钱！”
父亲弹掉烟灰，缓缓吐出四个字：“都不容易！”
可是，父亲也不容易呀！
4
七年后的秋天，我到中学实习，初登讲台，给城市的学生讲解名篇《孔乙己》。读到“窃”书一段，学生们暗笑，我却有点为孔乙己动容。我径直提问：“诸位认为孔乙己可怜吗？”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学生回答。
“孔乙己不容易！”我有点顾影自怜地喃喃自语。
孩子们闪现出一双双狐疑迷乱的眼神，或许，他们认为讲台上的“学生”很迂。
我为孔乙己伤心，也为孩子们遗憾，我想到了十一年前偷书的父亲。他们大概还未来得及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不能用黑白对错简单地评判苛责，人生有那么多无奈，很多人不得不为现实种种，而和内心委曲求全。孔乙己一生都在寻求一份“同情与理解”，他用自己的死，无声呐喊“温情理解”之重要。七年前，父亲用“五块钱”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而眼前的孩子们又会遭逢怎样的契机，来帮助他们理解体悟呢？
如今每到年关，父亲讳言拖欠工人工资。即使近些年来，工程款项超乎寻常地不好讨要，父亲依然会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工人工资，甚至在2014年腊月二十九，他也坚持开车拉着过生日的儿子，翻山越岭，把工钱送到几个工人手上。记得那次从杜阳镇大山深处的民工家里出来，父亲和我颠簸在遍布牛羊的山峦中间，我环顾四周感慨：“他们出一趟山可真费劲！”
父亲停下车。父子俩人并排站在山脚，撒了两泡热尿。父亲系上腰带，点一支烟，摁在嘴唇，猛吸一口，吐出来，喃喃自语道：“小子，卖力气的，都不容易！”
1
父亲是家族历史上第一个读完高中的文化人，然而一生梦想能够在自己手里“改门换户”的祖父，在去世之前，也没彻底原谅父亲。祖父认为父亲辜负了自己的期望，未能成为吃国家饭的文化人，最让祖父不能释怀的是，父亲也没能守住农民本分，不在地里谋食出力，非要进城当一个“即非农也非工”的农民工。用祖父的话来讲，这就是“瞎折腾胡闹！”然而，我得感谢父亲，倘若不是父亲提前“进城”，我的“进城”记忆，恐怕要推迟许多年。
故乡在陕甘交界处，距离它最近的城市是宝鸡，二者相隔仅有几十公里路程。十五年前，母亲带着我和一堆包裹，在大年初六的早晨前往西安时，我曾在宝鸡短暂停留，十五年后，这座城市留给我的印象只剩下了一堆黄牛票贩子和使人呛鼻作呕的汽油味道。那一次，我们是去找父亲。
十五年前，我七岁，第一次走出山村。弟弟小我三岁，年纪尚幼，对此次出行，他未曾表现出异常激动。我则整宿没睡，想象城市的高楼，想象电视里坐落于城市大街上的丝路雕像，钟鼓楼、大雁塔，当然还有传说中的古城墙。我已经忘记母亲为什么要赶在大年初六去找父亲，按照乡下风俗，正月里不过初七，一般不能出远门，我们那里的风俗更特殊，过了元宵节，正月十六才是乡下人集体出远门的日子。
家乡和西安相隔有足足二百四十公里路程，当时没有直达车次，我们只能先搭乘班车到宝鸡，再从宝鸡转乘西宝高速至西安。母亲走地很早，那天正值雪后初晴，很冷！正月里班车本就不多，一场大雪过后，天冷地滑，车次安排地更少了。祖父劝母亲再等几日，但母亲态度坚决，左手抱着弟弟，右手拉着我，母子两背着笨重的包裹，硬生生挤上了一辆膨胀的汽车。那种班车如今在公路上已很少见到，白色、底盘低，没有暖气，车顶焊有一个货物架，堆满了鸡、羊，还有成捆的编织袋。前几年，我在北京798艺术区见过一辆，作为复古艺术品陈列在一个房间内。这种车型定额不足三十人，但当年它严重超载，母亲和我挤进一个逼仄空间，抱紧包裹，捂好钱袋。雪后的山路极其难走，班车就像一个臃肿的胖子，跌跌撞撞蹒跚向前。虽然我被摇得天旋地转，五脏六腑浑然不知所在，但母亲再三叮嘱我不要睡过去，那些年头，扒手猖狂，抢劫伤人的事情时有听闻，甚至有扒手直接在外面砸碎车窗玻璃，强行抢走乘客的行李。当时我靠窗而坐，母亲大概也有这方面的担心。
我至今犹记，一路上班车抛锚五次，每次抛锚，司机便破口大骂，吐一口浓痰，钻进车底下检修，然后再一脸油污爬出来。倘若遇到交警查车，司机笑脸拜托靠近车门的乘客先下车，委屈他们步行一小段路程，待班车顺利通过检查站后，再等这些人赶上来。就这样，汽车在穷山恶水之间走走停停，我隔着窗户，看雪后的山峦，远眺熟悉但又陌生的黄土高原，猜测父亲的城市究竟藏在哪座山后面。
2
汽车到达宝鸡时我已睡过去很久。母亲叫醒我，我揉揉眼睛，高楼与车流，人潮与喧哗，大片的的黄土高原已不见了踪影，我兴奋激动，以为自己已经到达朝思暮想的古城西安。母亲催促我赶紧下车，又拽着我和弟弟匆匆奔向车站另一头。母亲跟一堆黄牛党砍价、争吵、骂街，挤出人潮，塞给我一块葱花油饼，说：
“快吃！还有三个小时高速！”
我饿疯了，站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央，闻着车站呛鼻的汽油味道，大口咀嚼葱花油饼，打量对我而言新奇未知的世界。高速依旧超载，但很暖和，车上不断有人晕车呕吐，一位老人带给女儿的一篮子土鸡蛋不知被谁不小心踢碎，老人哭诉一路，但没有一个人理睬。一路走、一路走，我们终于抵达了西安，钻出车门，天已经完全黑了！
父亲当年是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工，和一帮四川民工住窝棚。一家人虽已团聚，但实在无处下榻，父亲将母亲和弟弟安排在了一个相识的工友老陆家里，后来学到“寄人篱下”这个词，我想到了那一年的弟弟和母亲。那天晚上，我和父亲睡窝棚，父子俩盖一床铺盖，窝棚潮湿阴暗，锅碗瓢盆、钢筋水泥同处一室，四川人逗我聊天，抑扬顿挫地讲些荤段子，我听不懂他们口中跳出来的许多话，但他们烧的饭菜很好吃，尤其是醋溜土豆丝和麻辣豆腐，那美味至今让我不能忘怀。十五年来，我在不同场合表达过无数次“四川人很会吃”的观点，便是渊源自十五年前，我在窝棚里的所见。
一家人在西安一共相聚了五天。西安的一切都使我兴奋，公交车窗上闪过丝绸之路雕像，我大声喊：“第一个是波斯人。”车上乘客惊奇地夸赞：“这娃娃小小年纪知道的还挺多。”在小饭馆里，父亲询问餐馆老板鼓楼所在，老板坚持认为西安只有钟楼，没有鼓楼，我站起来冲他叽里呱啦，不仅介绍了我所知道的鼓楼，还有碑林、书院门。老板娘摸摸我脑袋，送给我一碗小米粥，淡的像水。那一年，我在古城西安短暂停留，既没有登上钟楼，也未爬上城墙，更没有一窥碑林，也未曾跨入大慈恩寺，以那时父亲的收入，实在不敢一次性支付如此之多的开销。
2013年祖母三周年祭日，我从天津赶回家。路过西安，一个人登上钟楼，漫步城墙，游览慈恩寺，在当初我们一家四口留影的玄奘脚下自拍了一张，我发给父亲。父亲对我说，西安变化得实在太快了，他已经有十年没有再踏足这座古城。
父亲前前后后在西安一共打拼了五年，母亲后来和父亲一道在西安也呆了两年。
如今我和父亲开车上街，看到有装卸工穿越街道，父亲会给他们主动让路。父亲看到的不是别人，而是十多年前的自己，他初到西安，干的就是装卸工，不过后来轉行，混迹于建筑工地。我和母亲到西安找父亲那年，他正式涉足建筑。
每年腊月二十九，我很期待这一天到来，因为这一天不仅是我的生日，还是父亲的归期。母亲也很期待，她在企盼父亲一年的工资，一家几口人开销，全数寄托在父亲的工资上面。但那时父亲的工资总是不能按时到家，甚至于我的学费也要母亲临时变卖粮食。2002年秋季开学，学费九十二块五，母亲一时无法拿出，我迟至开学第二周才入校报道。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弟弟即将进入学前班，我们兄弟俩每天整理一遍自己的新书包，那时年幼，不了解母亲心里的苦衷，一边在心里埋怨，一边在家中的香炉里焚香祈祷。父亲后来回忆，当年拖欠农民工工资很厉害，他也着急地恨不得去卖血！ 父亲寡言少语，向来不甚关注时局政治，但他对温家宝的赞誉一直很高。在父亲看来，温家宝解决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这比造几颗原子弹、往外太空送几个中国人都意义重大地多。我未曾考察过故事的真实性，但父亲把这则故事在嘴边挂了好些年：总理到湖南进行便衣考察，来到一个农户家里，了解到这家男人的工资被工地老板拖欠许久，由此总理将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提升至国计民生很重要的位置。想必父亲当年一定很羡慕故事中的那家人，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工资被拖欠的滋味了。
那是2003年入冬不久的一个深夜，有人狂敲院门，披星戴月、仓促归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父亲。他脸色难看，弯着腰，右手紧紧按在腹部左侧。父亲是从西安连夜赶回来的，两天前他从钢筋架子上摔下来，感觉难受，但在城市住院检查是一笔巨大开销，找老板讨薪不得，只好先在附近小诊所开了几服药勉强对付，疼痛难忍，不得不回家检查。父亲一宿未眠，检查的结果让在场所有人震惊：左侧两根肋骨骨折。
父亲决计不再返回西安，他发愿要自学一门在建筑工地上算料的技术（工程预算），社会始终亏不了凭借脑力吃饭的人。
父亲卧床恢复半个月以后，背起铺盖搭班车去了宝鸡。白天在钢筋水泥中间穿梭活动，晚上在工棚自学摸索，那时父亲的生活，很苦！父亲有一本大书，前些年我还见到过，已经发黄泛黑，他起初凭借的就是这样一本书，但信息爆炸的时代，要想把一门手艺学到能够安身立命，一本书明显远远不够使用。
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偷書被打后，对咸亨酒店众位看客自嘲：“读书人的事，怎么能算偷呢？是窃书。”父亲不是读书人，也许在孔乙己眼里，父亲的行为就是地地道道的“偷”。
我幼时颇喜欢看书，但家里除了《老皇历》和旧报纸，再也找不出一本我能读到的书籍。县城有几家书店，只有新华书店允许读者自行阅览，每次进城，新华书店便是我必到的一个地方。父亲自学的那段日子，父子二人不约而同地变成了“读书人”，我尽情浏览，满足地离开书店，父亲跟在我后面，我给父亲唠叨今天看到的哪本书特别有趣，讲到兴奋处，手舞足蹈，我很希望父亲能带着我折回去，将我嘴里的书买下来。但父亲一言不发，只听我讲，转过一个胡同之后，父亲停稳自行车，从衣襟下面掏出来一册小开本的书。那一刻我目瞪口呆，父亲，居然偷书！
父亲微笑着，笑容中藏着些许尴尬。我趴在自行车后座，不敢再多谈论一句自己所看之书，四顾张望，心里很慌、很怯懦，既为父亲的举止不解，又担心书店的人追上来。我后来再也没有进去过那家书店，经过书店门口时，总会想到父亲那天尴尬的笑容，父亲也未曾再去过那家书店，事实上，此后几年，他也几乎从未涉足书山纸海。那是他的一段心结。
学艺成功后的父亲，逐渐成为本市小有名气的“工人”。父亲再也不用去做那些笨重脏累的苦力，他成了一名基层管理者，家里经济情况由此也逐渐好转。
3
2008年夏天，我中学毕业，有三个月时间赋闲在家，索然无事，便搭上一辆长途汽车去找父亲。那时距离他离开西安过去了三年，那本书也“偷”来了三年。父亲当时已经是宝鸡市一家建筑工地的小小领班，在城市棚户区租住着一间不足三十平米的房子。这一年是父亲来这个城市打拼的第五个年头，也是我平生第二次来这座城市。农历七月的城市很闷热，下了汽车，一阵热浪袭来，我有点透不过气。
父亲就蹲在车站对面的道牙子上，抽着烟，手里捏一瓶冰峰，滴着水。他把冰峰瓶盖用后槽牙咬开，递给我，父子二人并排走在热浪滚滚的街道，与城市骄阳下的匆匆行人格格不入。我背着书包，一脸土气，父亲卷起裤边，一身穷酸，散发小传单的青年对我们一脸漠视。走累了，父子两人铺一张旧报纸，坐在宝鸡卷烟厂对面的林荫道下乘凉休憩。
马路对面有一家沿街卖艺的乞讨者，两个大人似乎均有残疾，小孩捧一个纸盒在街头跪立，男人趴在地上弹电子琴，女人匍匐在一块木板上面嘶哑着嗓子吼《铁窗泪》。父亲从屁兜里摸出五块钱，让我投给小女孩。我一脸不解，城市里西装革履的行人不曾为他们一家驻足，甚至连目光也懒得在他们身上停留片刻，父亲何必要“慷慨解囊”呢？从车站到父亲居住的下马营村，公交两块，父子二人完全可以用这笔钱搭车回去，而那一次，父亲和我在热浪中步行了足足有半个钟头。
父亲示意我拿过去，我将纸币扔进女孩的纸盒，有点不情愿。
第二天，在父亲居住的地方，我又遇见了那家人。我有点得意，也有点埋怨地对父亲说：“看吧，上当了吧，白白糟蹋五块钱！”
父亲弹掉烟灰，缓缓吐出四个字：“都不容易！”
可是，父亲也不容易呀！
4
七年后的秋天，我到中学实习，初登讲台，给城市的学生讲解名篇《孔乙己》。读到“窃”书一段，学生们暗笑，我却有点为孔乙己动容。我径直提问：“诸位认为孔乙己可怜吗？”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学生回答。
“孔乙己不容易！”我有点顾影自怜地喃喃自语。
孩子们闪现出一双双狐疑迷乱的眼神，或许，他们认为讲台上的“学生”很迂。
我为孔乙己伤心，也为孩子们遗憾，我想到了十一年前偷书的父亲。他们大概还未来得及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不能用黑白对错简单地评判苛责，人生有那么多无奈，很多人不得不为现实种种，而和内心委曲求全。孔乙己一生都在寻求一份“同情与理解”，他用自己的死，无声呐喊“温情理解”之重要。七年前，父亲用“五块钱”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而眼前的孩子们又会遭逢怎样的契机，来帮助他们理解体悟呢？
如今每到年关，父亲讳言拖欠工人工资。即使近些年来，工程款项超乎寻常地不好讨要，父亲依然会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工人工资，甚至在2014年腊月二十九，他也坚持开车拉着过生日的儿子，翻山越岭，把工钱送到几个工人手上。记得那次从杜阳镇大山深处的民工家里出来，父亲和我颠簸在遍布牛羊的山峦中间，我环顾四周感慨：“他们出一趟山可真费劲！”
父亲停下车。父子俩人并排站在山脚，撒了两泡热尿。父亲系上腰带，点一支烟，摁在嘴唇，猛吸一口，吐出来，喃喃自语道：“小子，卖力气的，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