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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陈毅和项英一起，领导了南方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功绩卓著。陈毅与项英正确地判断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并创造出一套游击战争经验，粉碎了敌人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保存了革命力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临危受命率先提出实行战略转变
1934年10月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赋予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任务是：在苏区坚持斗争，掩护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
这时，陈毅正在瑞金医院住院治伤，确是临危受命。他冷静地向项英分析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形势，并说：“这次不能搞大的行动，江西总要有个大风暴，渡过这个大风暴就转入胜利，不能渡过这个大风暴就要灭亡，江西苏区就会全部被消灭。这次就要考验我们在这大风暴里能保存多少。”他还提出要考虑改变苏区时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大家穿起便衣打游击去。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成立以后，一方面，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同“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继续作战，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主力红军的转移；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做好开展游击战争的各种准备，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此，陈毅亲自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一号）》和《紧急命令》，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卖国罪行，指出“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野战红军出动，快要对日作战”，号召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其时，中央苏区斗争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敌人派了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去追击主力红军，其余几十万军队留在中央苏区“围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不到两个月，中央苏区就基本沦陷。陈毅向项英提出，要敢于承认失败，把部队分散，实行灵活的游击战争。
1934年12月下旬，形势愈加严重。陈毅又向项英提出建议，要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正确政策和得力措施，粉碎敌人“清剿”。项英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并请陈毅起草一个文件。由于交通中断，大部分地方联系不上。瑞金县委收到了文件后，立即组织了100余人的游击队，并一直坚持下来了。1935年2月初，中央分局在于都黄龙的井塘村连续召开会议。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向西突围；另一种向南发展。
组织突围保存力量上油山
1935年2月5日，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2月13日，又发来了一封“万万火急”的指示电，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致中央分局电》，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中央苏区斗争的决议，明确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中央要分局必须“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提出“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这就为处于严重关头的中央苏区的党和红军适时地实现历史性转变和胜利地坚持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成九路，向闽西、闽赣、寻南、三南、湘赣、湘南等方向突围，开展游击战争。中央军区领导人项英、陈毅、贺昌随红军第二十四师七十团行动。1935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的近万名红军陆续出发，向外突围。
3月9日，陈毅与项英率领红军七十团最后撤离中央苏区。由于福建方向敌情严重，突围不出去。陈毅恰巧遇代英县委书记曾纪财。曾纪财是信丰人，对赣粤边很熟悉，建议转移到油山去。于是，项英、陈毅决定改变突围方向，在曾纪财的带领下，向油山转移。他们换成老百姓装束，夜行晓宿，历尽艰险，几经辗转，终于在3月底抵达了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油山，和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胜利会合了。随后，蔡会文、陈丕显率领的赣南军区的部队也上了油山。三支部队合成在一起，加上当地的游击队，共有1400余人，长期坚持在赣粤边进行游击战争。
长岭会议制定正确战略方针
陈毅到达油山后，于4月上旬在大余县长岭村召开了干部会议。蔡会文、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近70名军政干部出席了会议。会上学习了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分析了形势，研究和部署了在赣粤边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策略。陈毅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现在中国革命虽然暂时遭受挫折，但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对新的形势有足够的认识，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必须按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积蓄和保存力量。插一杆红旗在山顶，寻找适当的时机，打击敌人，壮大自己。”
长岭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明确了以油山、北山为主要根据地，依靠群众，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任务。在战略上，要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积极领导群众斗争，反对死打硬拼和消极隐蔽的倾向；在战术上，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
长岭会议按照“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决定将红军游击队编成4个大队和若干个小队，到上犹、崇义边境和三南以及梅山地区发展，分散活动。长岭会议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正确地执行了中央制定的方针和策略，实行了由正规战转入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坚持赣粤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依靠群众粉碎敌人的军事“清剿”
1935年3月，蒋介石派了余汉谋的第一军和江西保安团等反革命武装三四万人，对油山游击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清剿”。敌人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游击队”。他们构筑了三道封锁线，实行“山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三光政策。在政治上，整頓保甲制，悬赏通缉项英、陈毅，限制人民行动。在经济上，严密封锁游击区，强迫移民并村，控制圩场，限制群众购买生活品的数量，妄图切断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把游击队困死饿死。 在反“清剿”斗争中，陈毅拄着拐杖，拖着伤腿，奔波于各游击区，难免与敌人遭遇。有一次，和敌保安团遇上了，陈毅和警卫员急忙埋伏在路旁水沟的芦苇丛中，从下午一直蹲到第二天天亮。1936年在梅山时，陈毅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20多天。苦虑不得脱身，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种遍自由花。
敌人在对游击区军事“清剿”的同时，又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游击队的衣、食、住、行困难重重，几乎丧失了一切正常的生活条件。他们生活战斗在深山老林，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陈毅和项英带领游击队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采取自力更生、靠山吃山的办法，度过了极为艰难的岁月。
群众想尽一切办法来支援游击队，但在“清剿”最紧张时，游击队只有到山上去找吃的，春天挖竹笋，夏天摘杨梅，秋天吃野菜，冬天找山果，找不到时只有啃树皮吃草根。陈毅曾经饿过整整五天，仅仅吃点野菜野果。他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住宿就更为困难。开始时，他们搭过草棚，后来敌人搜山，草棚目标大，不能住了。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支，背靠背就睡起来，天晴，就在坟上的石板上睡觉，卧看星星月亮。陈毅和游击队员三年中没有换过新衣服。他们与当地农民一样，身穿便衣，头裹毛巾，脚穿草鞋。为了便于随时行动，他们总是和衣而睡。因为敌人跟踪脚迹，游击队不能走大路，只能拣没有路的地方走，不能留下脚印，有时干脆在河沟里走。
游击队的行动要靠群众来掩护，游击队的伤员更是要靠群众来安置和藏匿。陈毅的腿伤，是大余县彭坑妇女周篮嫂用草药治好的。陈毅和项英的两次脱险，都是由于得到了群众的帮助。陈毅多次感慨地说：“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的战争。”在那样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发自肺腑地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下山谈判促成南方国共合作抗日
七七事变后，陈毅下山到大余、赣州和南昌，同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的三次谈判，经历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1937年7月中旬，陈毅从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得知毛泽东1937年5月2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上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摘要，如获至宝。陈毅积极主动地提出与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谈判。7月29日，他致信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倡议双方举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同时，陈毅起草《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8月15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发表了《告赣南民众书》。随后，特委将《宣言》和《告民众书》分别寄给国民党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政府和国民党第四十六师，迫使他们联合署名发表《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表示“欢迎中共志士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8月20日，特委写信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提出协商合作抗日事宜。经过斗争，首先在大余开始谈判。
9月8日，陈毅代表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到大余与国民党大余县政府的代表举行正式谈判，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9月12日，陈毅由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陪同，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第四行政督察專员马保珩谈判。经过一场唇枪舌剑的斗争，赣州谈判达成了九项协议。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游击区，游击队改称江西抗日义勇军，暂按国民党保安团的待遇提供给养。为了解决其他游击区的合作抗日问题，国民党当局要求项英到南昌谈判。9月24日，陈毅和项英一同来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走、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等六个问题。项英打电报给正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通过他们传电毛泽东、张闻天，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9月底，项英、陈毅在南昌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南昌谈判的成功，标志着南方地区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基本形成。陈毅在三次谈判中，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编辑 韩鸿森）
临危受命率先提出实行战略转变
1934年10月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赋予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任务是：在苏区坚持斗争，掩护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
这时，陈毅正在瑞金医院住院治伤，确是临危受命。他冷静地向项英分析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形势，并说：“这次不能搞大的行动，江西总要有个大风暴，渡过这个大风暴就转入胜利，不能渡过这个大风暴就要灭亡，江西苏区就会全部被消灭。这次就要考验我们在这大风暴里能保存多少。”他还提出要考虑改变苏区时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大家穿起便衣打游击去。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成立以后，一方面，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同“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继续作战，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主力红军的转移；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做好开展游击战争的各种准备，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此，陈毅亲自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一号）》和《紧急命令》，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卖国罪行，指出“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野战红军出动，快要对日作战”，号召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其时，中央苏区斗争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敌人派了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去追击主力红军，其余几十万军队留在中央苏区“围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不到两个月，中央苏区就基本沦陷。陈毅向项英提出，要敢于承认失败，把部队分散，实行灵活的游击战争。
1934年12月下旬，形势愈加严重。陈毅又向项英提出建议，要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正确政策和得力措施，粉碎敌人“清剿”。项英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并请陈毅起草一个文件。由于交通中断，大部分地方联系不上。瑞金县委收到了文件后，立即组织了100余人的游击队，并一直坚持下来了。1935年2月初，中央分局在于都黄龙的井塘村连续召开会议。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向西突围；另一种向南发展。
组织突围保存力量上油山
1935年2月5日，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2月13日，又发来了一封“万万火急”的指示电，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致中央分局电》，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中央苏区斗争的决议，明确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中央要分局必须“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提出“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这就为处于严重关头的中央苏区的党和红军适时地实现历史性转变和胜利地坚持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成九路，向闽西、闽赣、寻南、三南、湘赣、湘南等方向突围，开展游击战争。中央军区领导人项英、陈毅、贺昌随红军第二十四师七十团行动。1935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的近万名红军陆续出发，向外突围。
3月9日，陈毅与项英率领红军七十团最后撤离中央苏区。由于福建方向敌情严重，突围不出去。陈毅恰巧遇代英县委书记曾纪财。曾纪财是信丰人，对赣粤边很熟悉，建议转移到油山去。于是，项英、陈毅决定改变突围方向，在曾纪财的带领下，向油山转移。他们换成老百姓装束，夜行晓宿，历尽艰险，几经辗转，终于在3月底抵达了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油山，和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胜利会合了。随后，蔡会文、陈丕显率领的赣南军区的部队也上了油山。三支部队合成在一起，加上当地的游击队，共有1400余人，长期坚持在赣粤边进行游击战争。
长岭会议制定正确战略方针
陈毅到达油山后，于4月上旬在大余县长岭村召开了干部会议。蔡会文、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近70名军政干部出席了会议。会上学习了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分析了形势，研究和部署了在赣粤边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策略。陈毅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现在中国革命虽然暂时遭受挫折，但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对新的形势有足够的认识，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必须按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积蓄和保存力量。插一杆红旗在山顶，寻找适当的时机，打击敌人，壮大自己。”
长岭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明确了以油山、北山为主要根据地，依靠群众，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任务。在战略上，要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积极领导群众斗争，反对死打硬拼和消极隐蔽的倾向；在战术上，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
长岭会议按照“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决定将红军游击队编成4个大队和若干个小队，到上犹、崇义边境和三南以及梅山地区发展，分散活动。长岭会议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正确地执行了中央制定的方针和策略，实行了由正规战转入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坚持赣粤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依靠群众粉碎敌人的军事“清剿”
1935年3月，蒋介石派了余汉谋的第一军和江西保安团等反革命武装三四万人，对油山游击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清剿”。敌人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游击队”。他们构筑了三道封锁线，实行“山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三光政策。在政治上，整頓保甲制，悬赏通缉项英、陈毅，限制人民行动。在经济上，严密封锁游击区，强迫移民并村，控制圩场，限制群众购买生活品的数量，妄图切断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把游击队困死饿死。 在反“清剿”斗争中，陈毅拄着拐杖，拖着伤腿，奔波于各游击区，难免与敌人遭遇。有一次，和敌保安团遇上了，陈毅和警卫员急忙埋伏在路旁水沟的芦苇丛中，从下午一直蹲到第二天天亮。1936年在梅山时，陈毅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20多天。苦虑不得脱身，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种遍自由花。
敌人在对游击区军事“清剿”的同时，又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游击队的衣、食、住、行困难重重，几乎丧失了一切正常的生活条件。他们生活战斗在深山老林，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陈毅和项英带领游击队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采取自力更生、靠山吃山的办法，度过了极为艰难的岁月。
群众想尽一切办法来支援游击队，但在“清剿”最紧张时，游击队只有到山上去找吃的，春天挖竹笋，夏天摘杨梅，秋天吃野菜，冬天找山果，找不到时只有啃树皮吃草根。陈毅曾经饿过整整五天，仅仅吃点野菜野果。他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住宿就更为困难。开始时，他们搭过草棚，后来敌人搜山，草棚目标大，不能住了。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支，背靠背就睡起来，天晴，就在坟上的石板上睡觉，卧看星星月亮。陈毅和游击队员三年中没有换过新衣服。他们与当地农民一样，身穿便衣，头裹毛巾，脚穿草鞋。为了便于随时行动，他们总是和衣而睡。因为敌人跟踪脚迹，游击队不能走大路，只能拣没有路的地方走，不能留下脚印，有时干脆在河沟里走。
游击队的行动要靠群众来掩护，游击队的伤员更是要靠群众来安置和藏匿。陈毅的腿伤，是大余县彭坑妇女周篮嫂用草药治好的。陈毅和项英的两次脱险，都是由于得到了群众的帮助。陈毅多次感慨地说：“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的战争。”在那样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发自肺腑地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下山谈判促成南方国共合作抗日
七七事变后，陈毅下山到大余、赣州和南昌，同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的三次谈判，经历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1937年7月中旬，陈毅从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得知毛泽东1937年5月2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上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摘要，如获至宝。陈毅积极主动地提出与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谈判。7月29日，他致信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倡议双方举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同时，陈毅起草《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8月15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发表了《告赣南民众书》。随后，特委将《宣言》和《告民众书》分别寄给国民党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政府和国民党第四十六师，迫使他们联合署名发表《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表示“欢迎中共志士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8月20日，特委写信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提出协商合作抗日事宜。经过斗争，首先在大余开始谈判。
9月8日，陈毅代表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到大余与国民党大余县政府的代表举行正式谈判，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9月12日，陈毅由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陪同，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第四行政督察專员马保珩谈判。经过一场唇枪舌剑的斗争，赣州谈判达成了九项协议。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游击区，游击队改称江西抗日义勇军，暂按国民党保安团的待遇提供给养。为了解决其他游击区的合作抗日问题，国民党当局要求项英到南昌谈判。9月24日，陈毅和项英一同来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走、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等六个问题。项英打电报给正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通过他们传电毛泽东、张闻天，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9月底，项英、陈毅在南昌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南昌谈判的成功，标志着南方地区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基本形成。陈毅在三次谈判中，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编辑 韩鸿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