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作者本人最满意的一部作品，名叫《幻灭》。小说描写了心怀梦想的知识分子怎样被残酷的时代所摧残，青年人的才能和幻想如何遭受彻底毁灭，而文学界又是怎样从圣殿变成了污秽肮脏的地狱。这部现实主义小说里的虚构情节，在我国特殊的时代里，以更加残酷的方式上演了整整十年。而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和巴尔扎克笔下正直宽厚的发明家大卫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他的真实命运，远比那个虚构的主人公来得更加悲惨。
　　知识分子的天真
　　“中国版大卫”名叫肖光琰，1920年出生于日本。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之前，他还从未踏足过自己的祖国。
　　和大卫一样，年轻的肖光琰淳朴善良，没有想要飞黄腾达的野心，却有满身的才华和抱负。即使人在国外，他也积极参加爱国活动，更希望为百废待兴的祖国做点贡献。时值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广招人才，并成立了“留美科技工作者协会”，动员留美人才回国参加建设。很多中国留学生响应号召，纷纷回国报效国家，热情浪漫的肖光琰也受到了感染。
　　年轻人做事总是凭借热情而不计后果，在肖光琰这个搞科学的人看来，能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内，就是为祖国做出了贡献。至于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他没有想太多。肖光琰说服了一直反对回国的妻子甄素辉，带着与石油相关的大批资料和图书，回到了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的祖国。
　　对于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的肖光琰夫妇来说，祖国的一切都是陌生的。肖光琰爱打网球，热爱音乐，喜欢绘画，思想自由开放，十分注重生活品质。而建国初期的中国，还处在贫困落后的状态。到处是凋零破败的景象，到处都是口号和标语，到处都在卖领袖的头像……这样巨大的反差，夫妻二人适应了很久。
　　肖光琰在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后，就被分配到了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听说自己带回来的资料对中国落后的石油工业有重大的贡献，肖光琰深感欣慰。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他在中国受到了在美国不曾有过的重视，生活待遇也相当不错。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开始了对石油工业技术的研究工作。他主张发展的催化铂重整技术，成为我国炼油工业新技术著名的“五朵金花”之一；他在我国首次开展了天然硅酸铝的催化裂化性能评价研究，后来得到广泛引用；他负责的加氢裂化催化剂研制工作，解除了当时苏联停止供应我国喷气燃料的威胁……肖光琰的科研生涯虽然并不算长，却为我国石油工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本以为自己会自始至终坚持在科研岗位上并大有作为，继续为祖国建设发光发热，却没想到，一向并不关心政治的自己，最终却毁于政治的漩涡。
　　时代撕裂的梦幻
　　早在肖光琰回国仅九个月的时候，他就经历了第一次打击。1951年，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针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批判他们崇美、恐美的思想。大批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很快，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肖光琰。人们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放弃美国优越的环境回到贫困的中国，他平时偶尔谈及在美国的工作生活情况，也被人们当成崇洋媚外。大家都躲着他、指责他、批判他。在批判大会上，根本无法理解批判内容的肖光琰甚至气得连眼镜都摔了。
　　肖光琰一遍遍给领导写信，要求给个“说法”。得不到“说法”后，他就自行罢工、不去工作。年轻气盛的肖光琰无法理解，自己的满腔热情和报国心愿，究竟为什么就会变成“别有用心的阴谋诡计”。他用头撞暖气片的方式发泄愤怒，用频繁吃安眠药的方法来让自己安静下来。他变得更加形单影只、少言寡语。
　　虽然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在运动结束、领导向他表示了歉意后，天真的肖光琰又马上不计前嫌，重振情绪，开始继续努力工作。而女儿小洛洛的出生，也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色彩。肖光琰夫妇本以为风波已过，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残酷的暴风雨。
　　“文革”前夕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肖光琰又被当成了靶子，各种关于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有的批判他学阀作风，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主奴关系，要求苛刻，经常训斥助理人员；有的批判他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爱跳舞，喜欢音乐，醉心于贵族运动——网球。有的大字报写着：你拿着高额工资，几年来没有任何成果，你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在新年晚会上，人们甚至把他变成小丑模样，使用侮辱性的语言和动作来嘲讽他。
　　“文革”开始后，他又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连仅仅十四岁的女儿洛洛也被划成了“黑五类”。随着“文革”的愈演愈烈，肖光琰的生存状况也更加恶化。1968年，肖光琰被抓进了“牛棚”，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都被抄了。人们给他安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努力证明他是美国派来的特务。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三角带”等特制的刑具也派上了用场。肖光琰不断地写检查，写揭发材料，回答他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到中国？”“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这种审讯永无止境，对他的折磨也从无休止。
　　1950年12月，肖光琰几经辗转终于抵达香港，踏上了他梦想中“报效祖国”的征程。刚回国时，他被人们怀疑和误解。而在他于中国生活的18年、奉献的18年里，这种怀疑却从未停止。“牛棚”中的他反复寻找出路而不得，苦苦思考也没有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最终的答案，似乎只剩下死亡。
　　为了不连累妻子和女儿，1968年12月11日，肖光琰被发现服用过量安眠药“畏罪自杀”，时年48岁。
　　同生共死的爱情
　　肖光琰和甄素辉夫妇，算得上是恩爱夫妻的典范。甄素辉的父亲曾做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来被派往美国为国民政府做侨民工作，而肖光琰的父亲则是汪精卫政府的一个部长。两人不仅门当户对，婚后更是感情甜蜜、相敬如宾。甄素辉性格温顺，非常美丽、有气质，十分爱慕并崇拜着自己的丈夫。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她并不会讲中文，因此，在肖光琰想要回国的时候，甄素辉是不太同意的。在她看来，回国后不仅生活有诸多不便，没有为共产党做过贡献的他们也未必受人欢迎。然而，在肖光琰的一再坚持下，最终她还是让步了。
　　在美国，甄素辉已经有了非常稳定的工作，随着丈夫回到国内，就意味着一切从头开始。她要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要天天挤公共汽车到大连海运学院去教英文，要安慰、照顾内心苦闷的丈夫，还要辅导女儿的功课。贤惠的她并没有抱怨，更是花了很长时间将他们的小家布置得温馨而富有艺术感。在丈夫受到批判和误解时，甄素辉总是温柔地安慰、开导他，两人就这样相扶相携，共同度过了18年的苦难岁月。
　　肖光琰去世时，甄素辉正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十几岁的洛洛更是孤身一人、无人照料。当天下午，“工宣队”的人找到她，严肃地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肖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甄素辉并没有哭，只是请了两天假，称要照顾一下多日不见的女儿。
　　几天后，人们发现了母女二人的尸体，她们紧紧地相拥，凄惨地告别了这个永远无法理解的悲凉世界。小洛洛生前还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留给了同学，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永久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