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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耆那教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捐赠传统，主要表现为俗家信徒对苦修徒的捐赠、对教派的捐赠以及对社会的捐赠。耆那教之所以能形成捐赠传统，是基于祖师的示范作用，也因为教义的熏陶和影响，还因为苦修徒的鼓励和提倡。耆那教的捐赠有自己的特点：形成了捐赠理论、捐赠的互惠性、历史上曾尽力获取来自王室的捐赠。耆那教的捐赠促进了教徒的自我提高、塑造了教派形象，更支撑了教派的生存和发展。
关键词 印度，耆那教，捐赠
中图分类号 K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8-0036-07
耆那教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①兴起于印度，虽然教派历史悠久，但教徒人数却一直很少。根据2001年印度人口普查数据，耆那教徒约423万，占印度全国人口总比例的0.4%，②按照2011年的人口数据，耆那教徒也只有445万多人。③作为一个典型的小教派，长期以来，耆那教并不是特别受关注，但是也已有了一些卓越的研究成果。国内目前有关耆那教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教义、历史、名人、文献、与其余教派关系以及建筑艺术等方面。④
悠长的历史和极少的教徒人数，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耆那教之所以能得到绵延发展，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捐赠。本文尝试对耆那教的捐赠现象进行探讨，不仅旨在梳理耆那教的捐赠传统，也希望能从中获取一些启迪。本文所探讨内容只涉及印度境内的耆那教。
耆那教徒包括出家苦修的男、女苦修徒和过着正常居家生活的男、女俗家信徒。教徒热衷于各种捐赠活动。主要表现有：供养苦修徒、捐资兴建和修复寺庙、捐钱捐物赈灾、捐款建立医院和学校、为教育机构和基金组织捐款、在教派活动中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捐资等。
（一）对苦修徒的捐赠
耆那教苦修徒不从事生产经营，维持生存的食物和生活必需品以及发展教派所需的一切财物，都依赖于俗家信徒的捐赠，最常见的是每天都要去俗家信徒家中收集食物。⑤一般情况下，俗家信徒会把苦修徒来自己家收集食物当成有福气的事而热情迎接。白衣派苦修徒被当做客人一样招待，天衣派苦修徒则被当做神一样招待。①因为天衣派苦修徒一天只去一户人家，俗家信徒接待他们的机会更少。俗家信徒不仅要诚心捐赠，而且还要保证准备的食物符合耆那教规范。早在教派初创时期，耆那教就已规定含有任何暴力成分在内的食物都不能食用，还特别强调食物必须来自洁净的人家，这种洁净包括几层含义：第一是心灵纯净；第二是言语纯净；第三是身体纯净；第四是食物纯净。②随着社会的变迁，食物种类有了变化，烹调环境也日益方便，但是，对食物纯净的要求却没有改变。即便是当代，苦修徒到俗家信徒家中收集食物，俗家信徒站在门口迎接时都会反复强调自己家是洁净的。严格的食物标准和要求，既是对苦修规范的遵守，也有利于耆那教俗家信徒在居家生活中受到教义教规的熏陶。对于俗家信徒而言，準备食物代表物质上的捐赠，而烹煮食物则代表心力上的捐赠。俗家信徒“诚心捐赠苦修徒和苦修徒进行苦修”，③这两者的意义可以相提并论，都能积攒美德。
不过，也有特殊情况，有苦修徒不被俗家信徒欢迎的现象发生，有些苦修徒会因为意外去到别人家中和没有预先通知而遭到拒绝甚至辱骂。④除此之外，有时会因收集不到食物或者没有合规的食物，苦修徒只能禁食。当然，还有另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俗家信徒对苦修徒太过热情，捐赠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已经违背了耆那教的苦修规范，这种慷慨大方和苦修徒的克制约束有时会成为矛盾。
（二）对教派的捐赠
俗家信徒的捐赠不仅体现在吃喝住行各个方面，还包括修筑庙宇、僧舍、供奉塑像等。马图拉（Mathura）位于印度北方邦西南部，19世纪考古发掘出了大量文物，包括：柱子、柱头、栏杆、横梁等各种建筑残片和庙宇遗迹，还有若干耆那塑像和大量的碑文等。⑤这些文物不仅证明了历史上耆那教在当地的流行程度，也展示了俗家信徒的捐赠热情。古吉拉特是耆那教的重要阵地之一，不仅得到王室诸多资助，还得到了商业大家族瓦斯图帕拉（Vastupala）和特加帕拉（Tejahpala）的支持，文献记载瓦斯图帕拉和特加帕拉花费巨资修建了大量的庙宇和其他公共建设工程。⑥穆斯林入侵印度期间，很多耆那教庙宇都被毁坏，但是，被毁坏的庙宇很快就会被维修。1312年到1313年，被穆斯林破坏的庙宇就是由耆那教徒承担修复的。⑦14～15世纪古吉拉特最有名的耆那教徒萨马拉辛哈（Samarasimha）家族是当时有名的珠宝商，在德干修建了二十四位祖师的庙宇，还修复了萨伦特贾耶的耆那教庙宇，重新供奉祖师塑像。17世纪，阿曼达巴德的桑迪达斯（Shantidas）家族是当地的商人头领，以慷慨建造庙宇著称。1848年古吉拉特富商哈利辛格筹资建造了庙宇，供奉耆那教第十五代祖师；1867年加尔各答珠宝商出资兴建庙宇，供奉耆那教第十代祖师。⑧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现当代以来，耆那教徒仍然陆续在印度各地修建寺庙，且“寺庙的内部空间和室内装饰是印度所有的宗教建筑中最为豪华精美的”。⑨
除了捐助苦修徒、捐建各种建筑等等，各地耆那教教派也会定期举行多种形式的教派活动，由富裕的俗家信徒承担所需资金。有一次主办苦修徒入教仪式的主办组织很豪气地说，他们有足够的能力主办这样的活动，因为他们“既不缺钱，也不缺感情”。⑩教派的实力和热情可见一斑。类似活动的举行，提高了教派的影响和威望，有利于耆那教的凝聚和发展。
（三）对社会的捐赠
印度历史上灾荒很多，有一些资料记载了耆那教徒的赈灾活动。13世纪，古吉拉特发生饥荒，耆那教谷物商贾格达沙哈（Jagdushah）为所有人提供了食物，还慷慨地翻新了许多耆那教和印度教寺庙。①1320年左右，古吉拉特发生饥荒，耆那教徒伯西玛（Bhima）掏出大量金钱赈灾。②1493年，古吉拉特发生饥荒，耆那教商人凯玛·哈达利亚（khema Hadalia）慷慨赈灾，善举震惊了当地穆斯林统治者，统治者说：“‘商人第一，国王第二’，意即这个商人大方仁慈的程度已经居于国王之上。”③ 1630—1632年印度爆发了严重饥荒，耆那教富商威尔吉·沃拉（Virji Vora）分发谷物和熟食给饥饿和贫困的人们。④类似的赈灾活动，一直持续到了当今。1988年，印度古吉拉特邦极度干旱，耆那教徒自发救灾。据估计，当时超过60%的自愿救助机构都是耆那教徒创办的，但他们的人口数却只占当地人口的2%左右。⑤1993年9月30日，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拉杜尔县附近发生里氏6.4级的强烈地震，波及7个邦，50多个村庄成为瓦砾，死亡和受伤的人数达到好几万。⑥地震发生后，耆那教组织BJS（Bharatiya Jain Sangathan）⑦马上就投入到了赈灾活动当中。 耆那教徒建立了很多基金组织。以孟买为基础的迪瓦利·莫罕拉·梅塔慈善基金（Mumbai-based Diwaliben Mohanlal Mehta Charitable Trust）
管理著三十所寄宿学校，学生多数是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的女生；还有一所盲女寄宿学校和一所妇女福利院。同时，这家慈善信托机构还资助病人进行治疗。在钦奈（Chennai），有一个阿迪纳斯耆那教基金（Adinath Jain Trust），每年都会拿出两千万卢比资助那些贫困人，对受资助者没有任何宗教、种姓和性别歧视。⑧耆那教徒还出资建设了很多社会机构，印度独立后，一个富有的信徒捐赠了60英亩土地来建造耆那教学术中心。⑨斋普尔的以下机构都是由耆那教徒建立的：三所大学、五所学校、七个图书馆、七家出版社（出版宗教书籍并免费分发或以极低价格出售）、六家宗教期刊、两家医院（一家规模很大，带有部分慈善性质；另一家是截肢者专业康复中心）、三家诊所、两个慈善药房、两家动物医院。⑩众多类似机构的设置，不仅提高了耆那教徒的素养，促进了耆那教教义的传播，也有利于耆那教的发展。
除此之外，耆那教徒还为受伤和生病的动物建立了救助站（pinjrapoles），在耆那教看来，真正的宗教是“帮助所有的生命，并且维持一种和谐的关系”。{11}历史上，耆那教徒就以护鸟出名，经常有不怀好意者利用这点来敲诈他们，有人会拿着一只鸟走到耆那教徒面前，让耆那教徒付钱给他，如果不给钱，就要杀死这只鸟，结果通常是耆那教徒出钱来救下这只鸟。{12}德里有一家专门为鸟类设立的慈善医院（Charity Birds Hospital），1929年由拉霍·马拉·杰恩（Laccho Mal Jain）创立，{13}现在，这家医院已扩充成一栋两层楼的建筑。
综上所述，耆那教的捐赠有各种途径和形式，既有对教派的捐赠，也有对社会的捐赠，捐赠成为了耆那教的传统。
捐赠之所以在耆那教能表现得很普遍，主要是基于以下主要因素：
（一）祖师的示范作用
耆那教有二十四位祖师，除最后两位之外，其余大都是传奇形象，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捐赠经历成为一代代信徒们模仿的典范和榜样，哪怕这些经历只是体现在文献资料和苦修徒的宣讲中。据资料介绍，祖师们出生于刹帝利王族，在离家苦修之前，都把所有的财物捐了出去。第一位祖师勒舍波（Risabhadeva）说过：“生命的目的不是沉迷于享受，而应该是自我抑制和为别人做牺牲。”①开始苦修之前，他“像一棵许愿树一样”②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分发了自己的财物。第二十四位祖师大雄苦修时，唯一留下的只有一块覆盖身体的布料，没多久，这块布料也送人了。在祖师们的影响之外，从古到今的苦修徒们利用各种方式不懈宣传捐赠，受影响者上至国王，下至普通民众。19世纪在马图拉地区发掘出的大量耆那教碑文就提到了很多捐赠者的身份，包括：金属商的儿媳妇，车队头领的妻子，染织工的妻子，香料商的母亲，香料商，银行家，村长妻子，金属工人，香料商的妻子，珠宝商的女儿，香料商的儿媳妇……③
除了俗家信徒捐赠，苦修徒也要为教派捐赠，虽然无财可捐，但他们所做“是有关教团、有关共同生存的”。④比如：禁食、经典知识的掌握、行走里程等与苦修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这些行为事关教派的声望和形象，直接决定教派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教徒在这些方面做得越好，就越是为教派做了贡献。他们的贡献和俗家信徒的捐赠一样，都是耆那教得以绵延的关键因素。
（二）教义熏陶
耆那教丰富的教义体系为捐赠行为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下面以耆那教的财富观念和生命观念为例来进行探讨：
1.财富观念
耆那教徒要遵守“五誓言”：“非暴力”“不偷盗”“独身”“真诚”和“不聚财”。⑤其中有“不聚财”一条，耆那教认为人不应拥有超过生存所需的更多财产，因为财产越多，牵挂越多，而牵挂越多，则越难解脱。但并不是代表不要挣钱，相反，在耆那教看来，“财富代表过去和现在的善行所得的回报，而贫穷通常被认为是罪恶和懒惰的报应”。⑥也就是说，在符合基本教义和规则的前提下，耆那教主张努力赚钱，富裕是美德的体现，越富裕，越有德，而贫穷肯定不是美德，除非是自愿贫穷。但是，富裕者赚钱了之后，应该要把钱用在有价值之处，而不能成为钱财的守护者，更不应该为了钱去赚钱，特别不应该产生一种“坐拥财富的喜悦”。⑦所以，俗家信徒会努力赚钱，用财富来证明自己拥有美德，也会不断进行捐赠，以证明自己没有被财富所累，而是在继续积累美德。
2.生命观念
耆那教强调典型的非暴力，所有的生命都有平等生存的权利，即便是弱小如飞虫、蝼蚁，也值得尊重。除了强调生命权之外，耆那教还关注生命的生存质量，强调“关心、照顾、保护和服务”所有的生命，⑧所以会频繁出现捐赠食物、水、衣物等慈善活动，会创办和维持学校、医院、诊所、公寓、旅舍、孤儿院、动物医院，关照残疾人、老人、病人、贫穷者等。这些活动遍及各个领域，涵盖各类人群和各种生命。
（三）鼓励和提倡捐赠
耆那教的苦修徒历来都是赤脚行走以传播教义，他们用严谨的苦修来证明耆那教是值得捐赠的教派，而捐赠又是可以积累美德的行为。苦修徒经常教导：“比起敬拜一座塑像的功德来，安置一座塑像的功德是它的一百倍；建造一座庙宇是它的一千倍；而维护一座庙宇则是无数倍。”⑨学者詹姆斯·莱德劳（James Laidlaw）曾说到他在印度做调查的时候，多次见到耆那教苦修徒严厉责备衣着光鲜的俗家信徒们，指出他们的豪宅、珠宝等财物实际上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会引发他们的担忧和焦虑，最终只会带来悲伤和痛苦。不过，苦修徒马上又会讲到有富商在禁食和慷慨捐赠之后，会获得再生。⑩在苦修徒的宣讲和鼓励之下，俗家信徒们都热衷于捐赠。当代耆那教规定俗家信徒要捐出收入的6%～33%，①这笔钱会用在社区福利和其他的慈善事业。在现实生活中，捐赠的形式多种多样，在新塑像敬拜仪式、传统节日的活动环节等场合，信徒们会通过投标来竞争某个仪式环节的主持资格。投标很受俗家信徒青睐，既能证明自己的虔诚和不为财富所累，也通过与其他俗家信徒的竞争，展示投标者本人及其家庭在商业领域的地位。 综上所述，耆那教的捐赠传统能够延续并形成习惯主要是基于自身历史和教义教规。当然，不管是祖师的榜样、还是教派的教义，在漫长的历史進程中，耆那教苦修徒的宣传和鼓励都是捐赠得以发展的重要媒介。
耆那教的捐赠习惯一直传承至今，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捐赠传统。
（一）捐赠理论
经过耆那教学者们的整理和思考，耆那教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捐赠理论。这套理论涉及捐赠的内容、捐赠的领域以及捐赠时应注意的因素。
首先是捐赠物的内容。捐赠物犹同于礼物，耆那教认为这些礼物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种是用来支撑教派发展的基本物品，比如：住处、床、椅、食物、水、药物、衣物、食钵。金月②认为必需品还可以包括一床毯子、一个拂尘（用来移除虫类），以及其他俗家信徒赠送的便于苦修的物品。第二种是知识或教义的礼物，包括：抄写经典文献、朗诵或提倡朗诵、阐释以及聆听朗诵。围绕这种礼物而举行的一系列活动促进了教义的传播，也支持了教派发展；第三种礼物是无畏，无畏的含义是把他人从自身或别人所造成的暴力下拯救出来。拯救需要勇气，无畏也是礼物，是另一种形式的馈赠。金月认为无畏之礼是指在生命、身体、精神三个方面避免造成伤害。③由此可知，耆那教的礼物包括从金钱到精神各个方面，非常全面，这也是耆那教的独特之处。
其次是捐赠的领域，对于捐赠者而言，捐赠行为就是在为自己积累美德的财富。耆那教学者认为，俗家信徒可以在七个方面“播种”自己的财富：第一，安置和崇拜塑像；第二，建立和修复耆那教庙宇；第三，抄写经典文献，并且交由博学的苦修徒做评注；第四，布施给男苦修徒；第五，布施给女苦修徒；第六，给予耆那教男性俗家信徒帮助，包括：食物、衣物、邀请他们参加节日，鼓励他们履行宗教义务；第七，对耆那教女俗家徒给予同样帮助。④耆那教庙宇门口有捐助箱，教徒早上和晚上做祭拜仪式时可以捐赠钱物。按规定，这些钱物都只能用作教派本身，不能挪作他用。
另外，对于如何进行捐赠也有具体规定，捐赠时要考虑到以下因素：第一，要尊重接受者；第二，捐赠必须是自愿的和全心全意的，不能勉强；第三，捐赠必须适合接受者和他们所处的环境；第四，捐赠的态度不能让接受者感到尴尬，捐赠者也不能因为进行捐赠而感到高人一等；第五，不能因为个人动机而捐赠。⑤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耆那教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完整的思想体系。
（二）捐赠的互惠性
耆那教发展全靠俗家信徒的捐赠，但苦修徒并不只是索取者。这种捐赠并不是俗家信徒单方面地为教派做贡献，而是苦修徒和俗家信徒双方的付出，是互惠的。苦修徒行走传教，和俗家信徒结成了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俗家信徒把苦修徒看成自己的人生导师，从苦修徒那里学会教义、教规、苦修典范，在很多重要事情上都会提前和苦修徒商讨，比如：生意、婚姻等大事都会请苦修徒帮忙拿主意。⑥对于俗家信徒的各种困惑、疑问和请教，苦修徒都会赐福并提出建议，以至于时间久了之后，他们成为了教团中的主心骨，有些事情上，甚至还是掌舵者。如果说俗家信徒是苦修徒的物质支柱，那么，苦修徒则是俗家信徒的精神支柱。
（三）王室捐赠
历史上，很多王室和权贵阶层都是耆那教的信徒，还有很多王朝的掌权者和耆那教关系密切。这也是耆那教能以小教派的身份绵延发展至今的重要因素之一。
耆那教兴起之初，摩揭陀国几位主要统治者都和耆那教徒来往频繁，为耆那教的发展提供了支持。耆那教文献记载，室莱尼伽（Srenika）国王和王室其他成员对大雄极为尊敬。国王还发布公告对耆那教徒的亲属予以经济支持。①室莱尼伽的儿子昆尼伽（Kunika）和大雄的关系也很好，任命了专门的官员来随时告知大雄的游方路线。②
孔雀王朝阿育王对各宗教派别都一视同仁。有学者认为，似乎一开始阿育王是耆那教的追随者，虽然后来他变成了佛教徒，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多少都有点倾向耆那教。③还有学者认为，阿育王虽然不是耆那教徒，但是，他却是耆那教潜在的支持者。④阿育王之后的桑波拉底（Samprati）更是对耆那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大力兴建耆那教庙宇、修补耆那教旧建筑、为耆那教徒塑像并修建纪念碑。据记载，仅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就建了125000座新庙，有36000座庙被修补，准备了95000个金属偶像。⑤
羯陵伽国王伽罗韦罗（Maharaja Kharavela，公元前1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在位。时间有不同观点）是耆那教徒，他把耆那教的地位提高到了国教的程度。⑥笈多帝国时期，印度南部许多王室、大臣以及各级官员，都不同程度地追随耆那教。⑦拉斯特拉库塔（Rastrakutas，也译为“拉喜特拉库特”）王国时期，资料记载当时德干地区可能1/3的人口都是追随耆那教的。⑧索楞喀王朝（Chaulukyas，也称呼Solanki）的鸠摩波罗（Kumarapala，1143—1175年）⑨建了许多耆那教庙宇，差不多遍布每个村庄。14世纪中后期，南部印度维阇耶那伽尔国，耆那教很流行，已经发现了至少八座耆那教庙宇。⑩莫卧儿王朝君主阿克巴除了与众多耆那教徒维持紧密联系之外，也为耆那教的发展做了很多实事，发布了各种符合耆那教教义的诏令，还帮助耆那教修建庙宇。
王室捐赠的资料非常多，以上只是选择性地列举。耆那教能得到来自王室的捐赠，固然与各个王朝君主的宗教政策和统治谋略密切相关，但同时，更重要的是历代耆那教徒能凭自己的学识令人敬佩，能以自己的苦修受到尊重。得到来自王室的捐赠，不仅是得到财富和保护，某种程度上更是获得王朝掌权者对自己教派地位的承认，这也是耆那教能绵延发展的重要保障。
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捐赠，都对耆那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促进教徒自我提高
耆那教认为，捐赠是美德的积累，捐赠能力的大小展示的是自己积累善行和美德的多少。因而，捐赠是对自身能力的一种认可，能提高教徒的信心，促进教徒自我提高。耆那教认为个人提高的意义重大，因为“假如一个人自己进步了，那么家庭就会进步；假如家庭进步了，那么社会就会进步；假如社会进步了，国家将会进步；假如国家进步了，世界将会进步”。{11}在日常祈祷中，耆那教徒经常会自我反省：我会任何时候都愿望买卖公平和坦率吗？我会经常对世界上的所有生命都怀着一种友好的感情吗？对这些痛苦和忧伤的人我的心是不是充满同情？{12}这种内省渗透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指导着他们的言行，令教徒不断努力完善自身。当然，不排除这种完善有教徒要显示自己能力、传播商业声誉、巩固社会地位的因素，但这个过程中教徒是在努力提高的。
（二）塑造教派形象
捐赠能塑造两种教派形象：第一种是实体形象。通过捐赠建造庙宇和其他教派建筑、供奉塑像等，展示耆那教的建筑风格和装修特点，教派的实体形象昂然屹立。这些教派建筑也便于所有的教徒有力地团结在一块，形成耆那教徒自己的社区。比如，在德里有超过500个耆那教庙宇和祈祷厅，在斋普尔有超过300个。以每一个庙宇为中心，形成了耆那教徒的小社区，庙宇也成了建立小社区的促进因素。①这种形象凝聚了教徒，稳固了教派。第二种是精神形象。这种形象通过教徒的各种捐赠行为塑造出来，体现耆那教徒对自己所属教派和所处社会的责任感。精神形象提高了耆那教的威望和声誉，更能有利于教派的发展。
（三）支撑教派生存和发展
一个能经历不同王朝统治并生存下来的教派，本身就显示了一代代教徒对教派的全力奉献。耆那教苦修徒除雨季外，常年行走传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力撑教派，这是一种把自我献给了教派的捐赠；俗家信徒鼎力资助教派，是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捐赠；同时，众多史实也表明，不管是苦修徒还是俗家信徒，都在努力争取来自社会权贵阶层的支持，这样的努力是一种智慧和胆识的捐赠。耆那教兴起之后，在多宗教共存的环境下竭力竞争，曾频繁遭遇外来打击，也曾多次承受内部分裂，但是能历经坎坷发展至今，耆那教自是有实力支撑，而教徒们的捐赠奠定了实力的基础。
总之，对于耆那教徒而言，不管是苦修还是居家，捐赠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成为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伴随耆那教从古走到了今。
【作者简介】许静，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印度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 印度，耆那教，捐赠
中图分类号 K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8-0036-07
耆那教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①兴起于印度，虽然教派历史悠久，但教徒人数却一直很少。根据2001年印度人口普查数据，耆那教徒约423万，占印度全国人口总比例的0.4%，②按照2011年的人口数据，耆那教徒也只有445万多人。③作为一个典型的小教派，长期以来，耆那教并不是特别受关注，但是也已有了一些卓越的研究成果。国内目前有关耆那教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教义、历史、名人、文献、与其余教派关系以及建筑艺术等方面。④
悠长的历史和极少的教徒人数，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耆那教之所以能得到绵延发展，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捐赠。本文尝试对耆那教的捐赠现象进行探讨，不仅旨在梳理耆那教的捐赠传统，也希望能从中获取一些启迪。本文所探讨内容只涉及印度境内的耆那教。
耆那教徒包括出家苦修的男、女苦修徒和过着正常居家生活的男、女俗家信徒。教徒热衷于各种捐赠活动。主要表现有：供养苦修徒、捐资兴建和修复寺庙、捐钱捐物赈灾、捐款建立医院和学校、为教育机构和基金组织捐款、在教派活动中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捐资等。
（一）对苦修徒的捐赠
耆那教苦修徒不从事生产经营，维持生存的食物和生活必需品以及发展教派所需的一切财物，都依赖于俗家信徒的捐赠，最常见的是每天都要去俗家信徒家中收集食物。⑤一般情况下，俗家信徒会把苦修徒来自己家收集食物当成有福气的事而热情迎接。白衣派苦修徒被当做客人一样招待，天衣派苦修徒则被当做神一样招待。①因为天衣派苦修徒一天只去一户人家，俗家信徒接待他们的机会更少。俗家信徒不仅要诚心捐赠，而且还要保证准备的食物符合耆那教规范。早在教派初创时期，耆那教就已规定含有任何暴力成分在内的食物都不能食用，还特别强调食物必须来自洁净的人家，这种洁净包括几层含义：第一是心灵纯净；第二是言语纯净；第三是身体纯净；第四是食物纯净。②随着社会的变迁，食物种类有了变化，烹调环境也日益方便，但是，对食物纯净的要求却没有改变。即便是当代，苦修徒到俗家信徒家中收集食物，俗家信徒站在门口迎接时都会反复强调自己家是洁净的。严格的食物标准和要求，既是对苦修规范的遵守，也有利于耆那教俗家信徒在居家生活中受到教义教规的熏陶。对于俗家信徒而言，準备食物代表物质上的捐赠，而烹煮食物则代表心力上的捐赠。俗家信徒“诚心捐赠苦修徒和苦修徒进行苦修”，③这两者的意义可以相提并论，都能积攒美德。
不过，也有特殊情况，有苦修徒不被俗家信徒欢迎的现象发生，有些苦修徒会因为意外去到别人家中和没有预先通知而遭到拒绝甚至辱骂。④除此之外，有时会因收集不到食物或者没有合规的食物，苦修徒只能禁食。当然，还有另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俗家信徒对苦修徒太过热情，捐赠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已经违背了耆那教的苦修规范，这种慷慨大方和苦修徒的克制约束有时会成为矛盾。
（二）对教派的捐赠
俗家信徒的捐赠不仅体现在吃喝住行各个方面，还包括修筑庙宇、僧舍、供奉塑像等。马图拉（Mathura）位于印度北方邦西南部，19世纪考古发掘出了大量文物，包括：柱子、柱头、栏杆、横梁等各种建筑残片和庙宇遗迹，还有若干耆那塑像和大量的碑文等。⑤这些文物不仅证明了历史上耆那教在当地的流行程度，也展示了俗家信徒的捐赠热情。古吉拉特是耆那教的重要阵地之一，不仅得到王室诸多资助，还得到了商业大家族瓦斯图帕拉（Vastupala）和特加帕拉（Tejahpala）的支持，文献记载瓦斯图帕拉和特加帕拉花费巨资修建了大量的庙宇和其他公共建设工程。⑥穆斯林入侵印度期间，很多耆那教庙宇都被毁坏，但是，被毁坏的庙宇很快就会被维修。1312年到1313年，被穆斯林破坏的庙宇就是由耆那教徒承担修复的。⑦14～15世纪古吉拉特最有名的耆那教徒萨马拉辛哈（Samarasimha）家族是当时有名的珠宝商，在德干修建了二十四位祖师的庙宇，还修复了萨伦特贾耶的耆那教庙宇，重新供奉祖师塑像。17世纪，阿曼达巴德的桑迪达斯（Shantidas）家族是当地的商人头领，以慷慨建造庙宇著称。1848年古吉拉特富商哈利辛格筹资建造了庙宇，供奉耆那教第十五代祖师；1867年加尔各答珠宝商出资兴建庙宇，供奉耆那教第十代祖师。⑧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现当代以来，耆那教徒仍然陆续在印度各地修建寺庙，且“寺庙的内部空间和室内装饰是印度所有的宗教建筑中最为豪华精美的”。⑨
除了捐助苦修徒、捐建各种建筑等等，各地耆那教教派也会定期举行多种形式的教派活动，由富裕的俗家信徒承担所需资金。有一次主办苦修徒入教仪式的主办组织很豪气地说，他们有足够的能力主办这样的活动，因为他们“既不缺钱，也不缺感情”。⑩教派的实力和热情可见一斑。类似活动的举行，提高了教派的影响和威望，有利于耆那教的凝聚和发展。
（三）对社会的捐赠
印度历史上灾荒很多，有一些资料记载了耆那教徒的赈灾活动。13世纪，古吉拉特发生饥荒，耆那教谷物商贾格达沙哈（Jagdushah）为所有人提供了食物，还慷慨地翻新了许多耆那教和印度教寺庙。①1320年左右，古吉拉特发生饥荒，耆那教徒伯西玛（Bhima）掏出大量金钱赈灾。②1493年，古吉拉特发生饥荒，耆那教商人凯玛·哈达利亚（khema Hadalia）慷慨赈灾，善举震惊了当地穆斯林统治者，统治者说：“‘商人第一，国王第二’，意即这个商人大方仁慈的程度已经居于国王之上。”③ 1630—1632年印度爆发了严重饥荒，耆那教富商威尔吉·沃拉（Virji Vora）分发谷物和熟食给饥饿和贫困的人们。④类似的赈灾活动，一直持续到了当今。1988年，印度古吉拉特邦极度干旱，耆那教徒自发救灾。据估计，当时超过60%的自愿救助机构都是耆那教徒创办的，但他们的人口数却只占当地人口的2%左右。⑤1993年9月30日，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拉杜尔县附近发生里氏6.4级的强烈地震，波及7个邦，50多个村庄成为瓦砾，死亡和受伤的人数达到好几万。⑥地震发生后，耆那教组织BJS（Bharatiya Jain Sangathan）⑦马上就投入到了赈灾活动当中。 耆那教徒建立了很多基金组织。以孟买为基础的迪瓦利·莫罕拉·梅塔慈善基金（Mumbai-based Diwaliben Mohanlal Mehta Charitable Trust）
管理著三十所寄宿学校，学生多数是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的女生；还有一所盲女寄宿学校和一所妇女福利院。同时，这家慈善信托机构还资助病人进行治疗。在钦奈（Chennai），有一个阿迪纳斯耆那教基金（Adinath Jain Trust），每年都会拿出两千万卢比资助那些贫困人，对受资助者没有任何宗教、种姓和性别歧视。⑧耆那教徒还出资建设了很多社会机构，印度独立后，一个富有的信徒捐赠了60英亩土地来建造耆那教学术中心。⑨斋普尔的以下机构都是由耆那教徒建立的：三所大学、五所学校、七个图书馆、七家出版社（出版宗教书籍并免费分发或以极低价格出售）、六家宗教期刊、两家医院（一家规模很大，带有部分慈善性质；另一家是截肢者专业康复中心）、三家诊所、两个慈善药房、两家动物医院。⑩众多类似机构的设置，不仅提高了耆那教徒的素养，促进了耆那教教义的传播，也有利于耆那教的发展。
除此之外，耆那教徒还为受伤和生病的动物建立了救助站（pinjrapoles），在耆那教看来，真正的宗教是“帮助所有的生命，并且维持一种和谐的关系”。{11}历史上，耆那教徒就以护鸟出名，经常有不怀好意者利用这点来敲诈他们，有人会拿着一只鸟走到耆那教徒面前，让耆那教徒付钱给他，如果不给钱，就要杀死这只鸟，结果通常是耆那教徒出钱来救下这只鸟。{12}德里有一家专门为鸟类设立的慈善医院（Charity Birds Hospital），1929年由拉霍·马拉·杰恩（Laccho Mal Jain）创立，{13}现在，这家医院已扩充成一栋两层楼的建筑。
综上所述，耆那教的捐赠有各种途径和形式，既有对教派的捐赠，也有对社会的捐赠，捐赠成为了耆那教的传统。
捐赠之所以在耆那教能表现得很普遍，主要是基于以下主要因素：
（一）祖师的示范作用
耆那教有二十四位祖师，除最后两位之外，其余大都是传奇形象，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捐赠经历成为一代代信徒们模仿的典范和榜样，哪怕这些经历只是体现在文献资料和苦修徒的宣讲中。据资料介绍，祖师们出生于刹帝利王族，在离家苦修之前，都把所有的财物捐了出去。第一位祖师勒舍波（Risabhadeva）说过：“生命的目的不是沉迷于享受，而应该是自我抑制和为别人做牺牲。”①开始苦修之前，他“像一棵许愿树一样”②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分发了自己的财物。第二十四位祖师大雄苦修时，唯一留下的只有一块覆盖身体的布料，没多久，这块布料也送人了。在祖师们的影响之外，从古到今的苦修徒们利用各种方式不懈宣传捐赠，受影响者上至国王，下至普通民众。19世纪在马图拉地区发掘出的大量耆那教碑文就提到了很多捐赠者的身份，包括：金属商的儿媳妇，车队头领的妻子，染织工的妻子，香料商的母亲，香料商，银行家，村长妻子，金属工人，香料商的妻子，珠宝商的女儿，香料商的儿媳妇……③
除了俗家信徒捐赠，苦修徒也要为教派捐赠，虽然无财可捐，但他们所做“是有关教团、有关共同生存的”。④比如：禁食、经典知识的掌握、行走里程等与苦修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这些行为事关教派的声望和形象，直接决定教派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教徒在这些方面做得越好，就越是为教派做了贡献。他们的贡献和俗家信徒的捐赠一样，都是耆那教得以绵延的关键因素。
（二）教义熏陶
耆那教丰富的教义体系为捐赠行为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下面以耆那教的财富观念和生命观念为例来进行探讨：
1.财富观念
耆那教徒要遵守“五誓言”：“非暴力”“不偷盗”“独身”“真诚”和“不聚财”。⑤其中有“不聚财”一条，耆那教认为人不应拥有超过生存所需的更多财产，因为财产越多，牵挂越多，而牵挂越多，则越难解脱。但并不是代表不要挣钱，相反，在耆那教看来，“财富代表过去和现在的善行所得的回报，而贫穷通常被认为是罪恶和懒惰的报应”。⑥也就是说，在符合基本教义和规则的前提下，耆那教主张努力赚钱，富裕是美德的体现，越富裕，越有德，而贫穷肯定不是美德，除非是自愿贫穷。但是，富裕者赚钱了之后，应该要把钱用在有价值之处，而不能成为钱财的守护者，更不应该为了钱去赚钱，特别不应该产生一种“坐拥财富的喜悦”。⑦所以，俗家信徒会努力赚钱，用财富来证明自己拥有美德，也会不断进行捐赠，以证明自己没有被财富所累，而是在继续积累美德。
2.生命观念
耆那教强调典型的非暴力，所有的生命都有平等生存的权利，即便是弱小如飞虫、蝼蚁，也值得尊重。除了强调生命权之外，耆那教还关注生命的生存质量，强调“关心、照顾、保护和服务”所有的生命，⑧所以会频繁出现捐赠食物、水、衣物等慈善活动，会创办和维持学校、医院、诊所、公寓、旅舍、孤儿院、动物医院，关照残疾人、老人、病人、贫穷者等。这些活动遍及各个领域，涵盖各类人群和各种生命。
（三）鼓励和提倡捐赠
耆那教的苦修徒历来都是赤脚行走以传播教义，他们用严谨的苦修来证明耆那教是值得捐赠的教派，而捐赠又是可以积累美德的行为。苦修徒经常教导：“比起敬拜一座塑像的功德来，安置一座塑像的功德是它的一百倍；建造一座庙宇是它的一千倍；而维护一座庙宇则是无数倍。”⑨学者詹姆斯·莱德劳（James Laidlaw）曾说到他在印度做调查的时候，多次见到耆那教苦修徒严厉责备衣着光鲜的俗家信徒们，指出他们的豪宅、珠宝等财物实际上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会引发他们的担忧和焦虑，最终只会带来悲伤和痛苦。不过，苦修徒马上又会讲到有富商在禁食和慷慨捐赠之后，会获得再生。⑩在苦修徒的宣讲和鼓励之下，俗家信徒们都热衷于捐赠。当代耆那教规定俗家信徒要捐出收入的6%～33%，①这笔钱会用在社区福利和其他的慈善事业。在现实生活中，捐赠的形式多种多样，在新塑像敬拜仪式、传统节日的活动环节等场合，信徒们会通过投标来竞争某个仪式环节的主持资格。投标很受俗家信徒青睐，既能证明自己的虔诚和不为财富所累，也通过与其他俗家信徒的竞争，展示投标者本人及其家庭在商业领域的地位。 综上所述，耆那教的捐赠传统能够延续并形成习惯主要是基于自身历史和教义教规。当然，不管是祖师的榜样、还是教派的教义，在漫长的历史進程中，耆那教苦修徒的宣传和鼓励都是捐赠得以发展的重要媒介。
耆那教的捐赠习惯一直传承至今，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捐赠传统。
（一）捐赠理论
经过耆那教学者们的整理和思考，耆那教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捐赠理论。这套理论涉及捐赠的内容、捐赠的领域以及捐赠时应注意的因素。
首先是捐赠物的内容。捐赠物犹同于礼物，耆那教认为这些礼物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种是用来支撑教派发展的基本物品，比如：住处、床、椅、食物、水、药物、衣物、食钵。金月②认为必需品还可以包括一床毯子、一个拂尘（用来移除虫类），以及其他俗家信徒赠送的便于苦修的物品。第二种是知识或教义的礼物，包括：抄写经典文献、朗诵或提倡朗诵、阐释以及聆听朗诵。围绕这种礼物而举行的一系列活动促进了教义的传播，也支持了教派发展；第三种礼物是无畏，无畏的含义是把他人从自身或别人所造成的暴力下拯救出来。拯救需要勇气，无畏也是礼物，是另一种形式的馈赠。金月认为无畏之礼是指在生命、身体、精神三个方面避免造成伤害。③由此可知，耆那教的礼物包括从金钱到精神各个方面，非常全面，这也是耆那教的独特之处。
其次是捐赠的领域，对于捐赠者而言，捐赠行为就是在为自己积累美德的财富。耆那教学者认为，俗家信徒可以在七个方面“播种”自己的财富：第一，安置和崇拜塑像；第二，建立和修复耆那教庙宇；第三，抄写经典文献，并且交由博学的苦修徒做评注；第四，布施给男苦修徒；第五，布施给女苦修徒；第六，给予耆那教男性俗家信徒帮助，包括：食物、衣物、邀请他们参加节日，鼓励他们履行宗教义务；第七，对耆那教女俗家徒给予同样帮助。④耆那教庙宇门口有捐助箱，教徒早上和晚上做祭拜仪式时可以捐赠钱物。按规定，这些钱物都只能用作教派本身，不能挪作他用。
另外，对于如何进行捐赠也有具体规定，捐赠时要考虑到以下因素：第一，要尊重接受者；第二，捐赠必须是自愿的和全心全意的，不能勉强；第三，捐赠必须适合接受者和他们所处的环境；第四，捐赠的态度不能让接受者感到尴尬，捐赠者也不能因为进行捐赠而感到高人一等；第五，不能因为个人动机而捐赠。⑤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耆那教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完整的思想体系。
（二）捐赠的互惠性
耆那教发展全靠俗家信徒的捐赠，但苦修徒并不只是索取者。这种捐赠并不是俗家信徒单方面地为教派做贡献，而是苦修徒和俗家信徒双方的付出，是互惠的。苦修徒行走传教，和俗家信徒结成了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俗家信徒把苦修徒看成自己的人生导师，从苦修徒那里学会教义、教规、苦修典范，在很多重要事情上都会提前和苦修徒商讨，比如：生意、婚姻等大事都会请苦修徒帮忙拿主意。⑥对于俗家信徒的各种困惑、疑问和请教，苦修徒都会赐福并提出建议，以至于时间久了之后，他们成为了教团中的主心骨，有些事情上，甚至还是掌舵者。如果说俗家信徒是苦修徒的物质支柱，那么，苦修徒则是俗家信徒的精神支柱。
（三）王室捐赠
历史上，很多王室和权贵阶层都是耆那教的信徒，还有很多王朝的掌权者和耆那教关系密切。这也是耆那教能以小教派的身份绵延发展至今的重要因素之一。
耆那教兴起之初，摩揭陀国几位主要统治者都和耆那教徒来往频繁，为耆那教的发展提供了支持。耆那教文献记载，室莱尼伽（Srenika）国王和王室其他成员对大雄极为尊敬。国王还发布公告对耆那教徒的亲属予以经济支持。①室莱尼伽的儿子昆尼伽（Kunika）和大雄的关系也很好，任命了专门的官员来随时告知大雄的游方路线。②
孔雀王朝阿育王对各宗教派别都一视同仁。有学者认为，似乎一开始阿育王是耆那教的追随者，虽然后来他变成了佛教徒，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多少都有点倾向耆那教。③还有学者认为，阿育王虽然不是耆那教徒，但是，他却是耆那教潜在的支持者。④阿育王之后的桑波拉底（Samprati）更是对耆那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大力兴建耆那教庙宇、修补耆那教旧建筑、为耆那教徒塑像并修建纪念碑。据记载，仅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就建了125000座新庙，有36000座庙被修补，准备了95000个金属偶像。⑤
羯陵伽国王伽罗韦罗（Maharaja Kharavela，公元前1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在位。时间有不同观点）是耆那教徒，他把耆那教的地位提高到了国教的程度。⑥笈多帝国时期，印度南部许多王室、大臣以及各级官员，都不同程度地追随耆那教。⑦拉斯特拉库塔（Rastrakutas，也译为“拉喜特拉库特”）王国时期，资料记载当时德干地区可能1/3的人口都是追随耆那教的。⑧索楞喀王朝（Chaulukyas，也称呼Solanki）的鸠摩波罗（Kumarapala，1143—1175年）⑨建了许多耆那教庙宇，差不多遍布每个村庄。14世纪中后期，南部印度维阇耶那伽尔国，耆那教很流行，已经发现了至少八座耆那教庙宇。⑩莫卧儿王朝君主阿克巴除了与众多耆那教徒维持紧密联系之外，也为耆那教的发展做了很多实事，发布了各种符合耆那教教义的诏令，还帮助耆那教修建庙宇。
王室捐赠的资料非常多，以上只是选择性地列举。耆那教能得到来自王室的捐赠，固然与各个王朝君主的宗教政策和统治谋略密切相关，但同时，更重要的是历代耆那教徒能凭自己的学识令人敬佩，能以自己的苦修受到尊重。得到来自王室的捐赠，不仅是得到财富和保护，某种程度上更是获得王朝掌权者对自己教派地位的承认，这也是耆那教能绵延发展的重要保障。
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捐赠，都对耆那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促进教徒自我提高
耆那教认为，捐赠是美德的积累，捐赠能力的大小展示的是自己积累善行和美德的多少。因而，捐赠是对自身能力的一种认可，能提高教徒的信心，促进教徒自我提高。耆那教认为个人提高的意义重大，因为“假如一个人自己进步了，那么家庭就会进步；假如家庭进步了，那么社会就会进步；假如社会进步了，国家将会进步；假如国家进步了，世界将会进步”。{11}在日常祈祷中，耆那教徒经常会自我反省：我会任何时候都愿望买卖公平和坦率吗？我会经常对世界上的所有生命都怀着一种友好的感情吗？对这些痛苦和忧伤的人我的心是不是充满同情？{12}这种内省渗透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指导着他们的言行，令教徒不断努力完善自身。当然，不排除这种完善有教徒要显示自己能力、传播商业声誉、巩固社会地位的因素，但这个过程中教徒是在努力提高的。
（二）塑造教派形象
捐赠能塑造两种教派形象：第一种是实体形象。通过捐赠建造庙宇和其他教派建筑、供奉塑像等，展示耆那教的建筑风格和装修特点，教派的实体形象昂然屹立。这些教派建筑也便于所有的教徒有力地团结在一块，形成耆那教徒自己的社区。比如，在德里有超过500个耆那教庙宇和祈祷厅，在斋普尔有超过300个。以每一个庙宇为中心，形成了耆那教徒的小社区，庙宇也成了建立小社区的促进因素。①这种形象凝聚了教徒，稳固了教派。第二种是精神形象。这种形象通过教徒的各种捐赠行为塑造出来，体现耆那教徒对自己所属教派和所处社会的责任感。精神形象提高了耆那教的威望和声誉，更能有利于教派的发展。
（三）支撑教派生存和发展
一个能经历不同王朝统治并生存下来的教派，本身就显示了一代代教徒对教派的全力奉献。耆那教苦修徒除雨季外，常年行走传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力撑教派，这是一种把自我献给了教派的捐赠；俗家信徒鼎力资助教派，是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捐赠；同时，众多史实也表明，不管是苦修徒还是俗家信徒，都在努力争取来自社会权贵阶层的支持，这样的努力是一种智慧和胆识的捐赠。耆那教兴起之后，在多宗教共存的环境下竭力竞争，曾频繁遭遇外来打击，也曾多次承受内部分裂，但是能历经坎坷发展至今，耆那教自是有实力支撑，而教徒们的捐赠奠定了实力的基础。
总之，对于耆那教徒而言，不管是苦修还是居家，捐赠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成为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伴随耆那教从古走到了今。
【作者简介】许静，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印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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