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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歌曲《春天的故事》那感人肺腑的歌词、亲切舒缓的旋律，既表现出邓小平的个人魅力，更再现了当年“南方谈话”前后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响彻中华大地。一时间，《春天的故事》有“第二《东方红》”之誉。
1992年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这年春，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实践中出现的经常困扰和束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史称“南方谈话”。这些讲话后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坚定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如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好评，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拥护和赞成。从此，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共和国的“普通”公民
“想到处去看看”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之外，谁也不知道此趟专列载的是什么人物；包括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在内，谁也不曾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
专列上的主人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公民、一位并不普通的普通公民——邓小平。熟悉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向来重视天伦之乐，喜欢和家人在一起。这次南下，正值寒假，他把全家都带上了。
虽已是耄耋之年，但邓小平精神矍铄，身体健康。选择新年伊始出京，无疑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刚刚过去的一年，国际上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与动荡的世界相比，中国的稳定则为海内外所称道。刚刚开始的1992年，将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将要召开，它将是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的大会。
此刻，他坐在南行列车上，回顾1991，展望1992，纵观世界形势，思考中国未来，运筹着大计方略……
车轮滚滚。专列穿过华北平原，越过中原大地，过黄河，跨长江，于1月18日到达武昌。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广东。因此，出发前没有向沿途各省打招呼，也不想惊动地方负责人出来迎送。这一天，停车武昌，是因为有话要讲。电话打到湖北省委，把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请到车站。
专列在武昌停留了短短20分钟。邓小平在站台上一边散步，一边向关广富、郭树言作了言简意赅的重要谈话。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席话决非无缘无故讲的，而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近来形式主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会议多、文件多，简直成了灾。这个奠基，那个落成；这个开业，那个开幕；这里通车，那里通航……剪彩、揭幕、庆典，一个比一个盛大；酒会、宴会、招待会，一个比一个排场。名堂繁多的检查评比令人应接不暇——这个大检查，那个大检查，不吃不喝过不了关；这项那项评比，不送不请别想得奖。诸如此类，举不胜举。邓小平向来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尤其反对会议多、文件多。
邓小平的武昌谈话迅速传到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当列车南下行驶到湖南长沙站时，已是18日下午4时。列车停留10分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等上车迎接。邓小平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与熊清泉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熊清泉邀请邓小平下车散步，观光车站。邓小平高兴地答应，随即健步下车。
长沙车站站台宽广、漂亮，在20世纪70年代仅次于北京车站。熊清泉介绍说，这是1975年整顿期间设计，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竣工通车的。“这事，我知道。那年，万里当铁道部长。”邓小平举日观望站台、轨道，神态很是欢快。
在漫步中，熊清泉简要地汇报了湖南工作。熊清泉见邓小平兴致很高，重视情况汇报，又把湖南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目标作了简略介绍。邓小平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
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邓小平严肃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点，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那严肃的眼光隐含着一丝微笑。
时间很快过去，就要开车了。熊清泉恳请邓小平返回时在长沙住一段时间。邓小平微笑道：“不麻烦了。”迎送他的同志们祝愿他健康长寿，他欢快地回答：“大家都长寿。”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来，一起照个像。”摄影师举起照相机，一声“咔嚓”，一个个温馨的笑脸拍下来了。这笑脸给湖南人民留下了希望与力量。
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荡漾。1月19日上午9时，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不一会儿，穿着深灰色夹克、黑色西裤的邓小平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
他，身体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8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下车后，邓小平满面笑容地同前来欢迎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谢非趋前一步，搀扶着邓小平，发自肺腑地说：“我们非常相念您！”李灏动情地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着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大声地对老爷子的左侧半哄半撒娇地说：“人民欢迎，广东和深圳的领导欢迎你。”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登上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在这里恭候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李海东迎上前来，握手并问好。
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市负责人劝他老人家好好休息。但是，邓小平却毫无倦意，兴奋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随行人员说，小平同志身体好，昨晚在车上休息得不错，既然他兴致高，就安排活动吧。在桂园休息约10分钟，邓小平和谢非等在迎宾馆内散步。散步时，邓楠向小平提起他在1984年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在场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惊人的记忆力。
散步后，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观光深圳市容。上车时，邓小平说：“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陪同的人说：“不会，不会，您放心。”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8年前有些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的小路，低矮的房舍。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五颜六色的广告招牌布满左右，到处充满了繁荣兴旺、生机盎然的现代化气息。看到这些，邓小平十分高兴。李灏说：“深圳这些年来，除个别个年份外，深圳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平均年增长超过20%。利用外资情况也比较好，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增长也很快。”邓小平问：“外资比重有多大？”李灏说：“约占25%，在总量中不到四分之一。”邓小平点了点头，感慨地说：“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深圳最值得骄傲的是，她年轻。深圳不仅是亚洲最年轻的城市，甚至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年轻的一个城市。这里没有北京的流金溢彩的宫殿，没有西安那样埋葬着众多皇帝的巨型坟墓，也没有重庆那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的任何道具，没有可生出青苔的传统，没有古老而神奇的传说。但深圳的的确确是中国20世纪末一篇迷人的神话。
看到深圳今天的气派，你怎么不敢把它和前些年的荒凉、偏僻的边陲小镇连在一起。一位“老深圳”是这样描述8年前她初来乍到深圳的情景的：“我第一次见到的深圳，没有宽阔的大街，没有车流人海，没有公共汽车，没有菜市场，没有公园，眼前有的只是一片片野草，灰尘滚滚的小道和建设者们住的一排排瓦油毡棚。我不禁潸然泪下。”
如今，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栋栋走进邓小平的视野，窗外红绿相映、黄蓝相交的景色和李灏的高门大嗓刺激了邓小平的思维。邓小平情绪高昂，大声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一席话说得在场的省、市负责人心里激动起来，感觉浑身的劲更足了。
车子行至火车站前，女儿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深圳”两个大字对父亲邓小平说：“你看，这是你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邓楠打趣说：“这是你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邓小平笑了起来。
汽车转弯向南，驶上一条更宽阔、更高级的新建马路——皇岗路。车速加快，瞬间即到了皇岗口岸。望着宏大、气派的口岸设施，邓小平满意地笑了。他登到口岸最高外，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有一河之隔、但有公路桥连接的香港落马洲。他深情地久久凝视着香港方向，目光非常坚毅，表达出对香港回归及回归后的前途充满信心。
看过皇岗口岸，乘车返回市区。邓小平显得很兴奋，一路与省市负责人交谈。
这天晚上的晚餐也是在十分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家谈笑风生，无拘无束。邓楠对父亲说：“给你准备了你喜欢的家常菜，知道你已不吃辣椒，这盘辣椒是给我们吃的。”邓小平风趣地说：“这好，各取所需，不强加于人。”
邓楠又说：“对深圳人民来说，你是一朵大牡丹花，大家爱你！”邓小平说：“我可不能一花独放。红花要有绿叶扶，没有绿叶花不好看。再说，绿叶还要接受阳光照射，通过光合作用给鲜花提供营养。”
这时，女服务员小曾崇敬地说：“邓爷爷，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没有你，深圳哪有这么好的今天！你的理论思想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使我们走上了一条发展、裕的道路！”邓小平指着小曾说：“你也成了小理论家了。”
不一会儿，邓小平又若有所思地对大家说：“做人不能处处突出个人。智慧来自集体。好的领导能把群众的智慧汇集起来，充分运用。”他指指邓楠说：“你现在也是领导，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脱离实际。科学发展要多听专家意见，你才是个明白人。”晚饭后，邓小平照例散步半小时左右。他一边散步，一边同深圳市负责人交谈。当散完步往回走时，市领导建议从原来的路上走回去，邓小平却坚持走另一条路，并风趣地说：“我不走回头路！”
谈笑风生引得大家驻足鼓掌
国贸中心大厦，高高耸立，直插云霄。这是深圳人民的骄傲。深圳的建设者曾在这里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了“深圳速度”的象征。到深圳来的中外人士，总要登上楼顶的旋转餐厅，远眺深圳城市的景色。1月20日上午9时35分，邓小平来到国贸大厦参观，该大厦的女职工，整齐地站在两旁，鼓掌欢迎，并齐喊“邓爷爷好！”邓小平高兴地向她们招手，并鼓掌致意。
在谢非、李灏的陪同下，邓小平乘快速电梯直达53层的旋转观光层。这是高达160米的大厦的最高层，楼顶是一个电动控制的旋转楼层，人坐在任何一个位置都会慢慢地鸟瞰到深圳的东西南北。室内古香古色，室外天高云淡。邓小平站在巨大的玻璃墙边，随着旋转观光层的转动，瞰深圳市容。
工作人员挪过一把扶椅，邓小平面窗而坐。李灏告诉邓小平，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即是通向火车站的人民路、建设路、和平路，再往远看，那就是香港，就是新界的元朗，一群白色的高楼像雾飘在山中间。
邓小平看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是高兴。他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思路清晰，记忆力强。他谈笑风生，有时一两句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在场的省、市负责同志聚精会神地聆听他老人家的谈话，不时还插上三几句，谈话气氛轻松活跃。在谈话中，他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说，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谈到这里，老人家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这次参观国贸大厦时,谢非原是有准备的，他带了一个小录音机放在口袋里——当邓小平讲话时，他按下的是放音键，可是没有按下录音键，结果，没录下音来。谢非后来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政治错误。”幸好，谢非的秘书陈建华也录了音，而且录得很完整。
离开旋转观光层下到一楼大厅时，大厅的音乐喷泉，随着优美的乐曲，喷出图案多变的水柱和水花，蔚为壮观。
一楼到三楼，站满了群众，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好不容易才挤到人群的前面，当公安人员要他后退时，他一边顺从地后退，一边央求说：“我当了几十年右派，是邓小平解放了我，让我看看他老人家吧！”这番话感动了大家，也感动了在场的公安局长梁达均，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给老人一个方便。
邓小平坐电梯下来时，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表达他们对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的爱戴和崇敬之情，表达他们对身受其惠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和支持。人人心花怒放，个个喜笑颜开。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人们为有幸能一睹邓小平的风采而激动万分，也为他的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无比高兴。
群众在尽情地鼓掌，阵阵掌声响彻国贸大厦。邓小平满面笑容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
离开国贸大厦，邓小平一行乘车去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参观。车子到达先科激光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叶华明等人迎上前去，同邓小平紧紧握手。
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儿子，1946年4月8日叶挺将军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叶华明和弟弟叶正光曾先后生活在聂荣臻元帅家。邓小平常去聂帅家，见过叶华明和他弟弟。
此时，邓小平握住叶华明的手亲切地问：“你是叶老二吧？”叶华明激动地握着这位慈祥老人的手，并伸出4个手指回答说：“不是，我是老四！”
“呵，我们快40年没见面了。”邓小平深情地说。接着，他又关心地询问了叶华明弟弟的情况。
在公司贵宾厅，邓小平听取了叶华明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并兴趣盎然地看了激光视盘的特性、音响效果、功能和检索能力的表演。在这里，当邓小平看到传记资料片《我们的邓大姐》时，对坐在身旁边的谢非说：“我今年88岁，邓颖超同志和我同年，都是1904年生的。我是8月生的，她比我约大半岁。”随后，邓小平还和二女儿邓楠就邓颖超的籍贯究竟是河南还是广西进行了一番对话。
当时，先科公司的一位四川籍歌手还当场用先科生产的音响唱了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邓小平听完后，高兴地带头鼓掌说：“声音很好，我听得得很清楚，音响效果也不错。”
从贵宾厅出来，邓小平一行来到激光视盘生产车间。当叶华明介绍他们每年要生产一部分外国电影激光视盘时，邓小平关切地问：“版权怎么解决？”叶华明回答说：“按国际规定向外国电影公司购买版权。”邓小平满意地说：“应该这样，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邓小平边走边详细询问公司的情况，从职工待遇到产品原料来源到生产质量，无不涉及。
“锦绣中华”，是集中国名胜古迹于一体的世界最大的微缩景区。中国民俗文化村，是中国民俗艺术的荟萃之地，是集民间艺术、民族风情、民居于一园的大型游览区。1月21日，是华侨城建设者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邓小平到这里的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
邓小平的身影一出现在中国民俗文化村东大门广场。顿时，民俗文化村沸腾起来了。广场上欢声雷动，鼓乐喧天，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族青年男女，载歌载舞迎接邓小平的到来。邓小平登上电瓶车，由徽州街西行，缓缓驶经各个民族村寨，领略了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情，欣赏了古朴纯美的民间歌舞。正在这里游览的群众、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纷纷驻足道旁，鼓掌向邓小平致意。邓小平亦频频向他们招手。
到新疆维吾尔族民居，邓小平走下电瓶车，在这里坐下来，兴致勃勃地观看维吾尔舞蹈。他边看边问华侨城负责人、香港中旅集团分公司总经理马志民：“我来了会不会影响你们今天的收入？”这位负责人告诉他，今天是照常对外开放，不会受影响，邓小平会心地笑了。
维吾尔族青年演员们在漂亮的新疆地毯上，载歌载舞，弹起了冬不拉，敲响了手鼓，跳起了欢快的新疆舞。姑娘们舞姿翩翩，人在旋，裙在旋，满头的辫子也在飞旋。邓小平看了非常高兴。人们或许不曾忘记，邓小平曾经幽默地说过：“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这大概是他特别喜爱维吾尔族姑娘的缘故吧。
演出结束时，邓小平站起来鼓着掌，向演员们走去，称赞她们表演得好。这时，邓小平的小孙子也走过来，邓楠抱住他，说：“亲亲爷爷。”小孙子亲昵地吻了一下爷爷的面颊，邓小平十分开心。
接着，邓小平到锦锈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天安门”前，下电瓶车观赏了“故宫”景色。然后，他走到“故宫”景点旁边的小卖部，很感兴趣地欣赏玻璃柜内的纪念品。在“布达拉宫”前，邓小平停了下来，他说：“这里的景点很多我都到过实地，布达拉宫却没有去过，以后也没有机会去了。”他的家人提议：那我们就在“布达拉宫”前照张全家相吧。于是，就在此照了全家相，之后邓小平也与陪同的负责同志合影留念。
兴致勃勃在锦绣中华和民俗文化村游览一个小时后，邓小平一行驱车回迎宾馆。途中，邓小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他接着说，不发达地区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1月22日，边城深圳阳光明媚，仙湖植物园内春意盎然。这一天上午，邓小平和杨尚昆带领两家三代人到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给园内园外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国家主席杨尚昆是1月21日到深圳视察的，两位老战友在仙湖植物园相逢，自然高兴万分。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了啰。”邓小平深情地说。
“我们是1932年认识的。”杨尚昆说着板起指头数起来，“42、52、62……92，60年了！”
这时身背三部相机的杨绍明走过来，握着邓小平的手：“邓伯伯，新年好！”邓榕介绍说：“他是全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呀！”听后，邓小平幽默地说：“你们杨家有两个主席了！”全场大笑起来。
邓小平和杨尚昆一同步入观赏植物区。这是一个大温室，培育着古今中外种类繁多的珍稀植物，林林总总，使人目不暇接。他们首先观看据说距今有一亿五千万年的恐龙时代的树种——桫椤。邓小平说：“还有一种古代树种，叫水杉，现在全国都有了。有一棵很大的，在三峡附近。”说着，他还用手比比划一下。
植物园负责人陈潭清说：“是的。水杉树种距今约7500万年，是在三峡附近湖北省利川县水杉坝发现的。”在场的人都很佩服邓小平丰富的知识和记忆力。
一行边走边看，当看到金花茶时，邓小平问：“这叫什么花？”陈潭清说：“叫金花茶，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邓小平说：“这不是最好的茶花。云南有一种茶花，有碗口那么大，那好看，叫什么茶化？”邓榕笑着说：“那就叫碗茶。”
邓小平仔细观赏其他植物，兴味极浓。看到一种叫“发财树”的植物，邓榕风趣地对父亲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再往前走，有一棵无叶小树，牌子上写着“光棍树”，邓小平指着牌子问：“为什么叫光棍树？” 陈覃清回答：“因为它不长叶子。”
转弯来到一片竹林。在湘妃竹、人面竹、方竹前，邓小平伫立观赏。植物园负责人介绍说，毛主席的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中的斑竹，就是指这种湘妃竹。相传舜死于苍梧，他的两个妃子、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悲痛至极，泪水沾竹，滴淌成斑，所以，斑竹又称湘妃竹。邓小平说：“成都竹子很多，有红的、黑的、紫的、黄的，也有方的。”陈覃清说：“成都的望江公园各种竹子都有。”在场有人说：这里有的竹子就是悄悄地从成都“弄”来的。于是，邓小平开玩笑说：“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啊。”周围的人不由自主全都笑了起来。
邓小平被这些珍稀植物吸引住了，他观赏得很仔细，注意听介绍，还不断提问。他指着一棵天鹅绒竹芋问：“它长不长芋头？”陈覃清答：“不长，只供观赏。”邓榕接着说：“爸爸很喜欢吃芋头。”陈覃清说：“这种竹芋的叶子，只是好看而已，摸起来毛茸茸的，有点像天鹅绒毛，所以它的名字叫天鹅绒竹芋。”邓小平听了好奇地摸了一下：“真是有一点像天鹅绒啊！”
10时10分，邓小平和杨尚昆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各领一家人分别种下了一棵长青树——高山榕。种完树后，邓小平和家人在湖边散步，一家人其乐融融，尽情享受这温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欣赏这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
下午3时10分，邓小平和杨尚昆在市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亲切地同他们一一握手。之后，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作了重要的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李灏说：“深圳特区是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能够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按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邓小平说：“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同时，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风尘仆仆中播下春风万里
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深圳，一晃几天就过去了。1月23日，在谢非的陪同下，邓小平结束在深圳的考察，登上了海关快艇，启程来到珠海特区。专程前往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和市委副书记黄静一见到邓小平，就激动地握着他老人家的手说：“我们盼您盼了很久啦！珠海人民盼了您很久啦！”邓小平微笑着说：“我也希望来看看。”
整整8年，当邓小平第二次来珠海视察时，这里已成为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花园式海滨城市。当汽车驶近珠海影剧院时，他指了指窗外说：“我1984年来这里时，记得有一座大房子，现在都盖上新大楼，变化真大呀！”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家记忆依然是那样清晰，令在场的珠海市领导们感到钦佩不已。
参观市容中，邓小平对珠海城市建设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里跟新加坡差不多呀，这么好的地方谁都会来，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
在珠海期间，邓小平马不停蹄地视察。他不停地观看，不停地倾听，不停地思考。观看特区的变化，倾听人民的心声，思考中国的未来。他语重心长地对人们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倒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拱北，是珠海特区最早开发的地区，芳园大厦是这一带最高的建筑物之一，距离澳门咫尺之遥，登上大厦最高层的旋转餐厅，即可俯瞰新兴的经济特区和有400多年发展历史的澳门。1月26日上午，邓小平视察了亚洲仿真公司后驱车来到这里，并乘电梯上到29层的旋转餐厅。随着旋转餐厅的慢慢旋转，邓小平边观望边与身边的广东省、珠海市负责同志亲切交谈。他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总的方面来说，没犯错误，我们跟着这个路线走，中国永远不会倒，不仅不会倒，而且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飞速发展。从历史长河来说，用那么100年，社会主义就会发展到中等水平。”
结束了在旋转餐厅的浏览，走进下楼的电梯。陪同的邓榕对父亲说：“楼下有好多群众想见您！”一听，邓小平高兴起来：“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们。”
当他步出芳园大厦，出现在数以千计的群众面前时，人们欢呼雀跃。闻讯前来围观的群众多达6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珠海市民和来特区的打工仔、打工妹，也有来珠海浏览观光的游客，还有许多从澳门来拱北购物的港澳同胞。大家虽然素不相识，却自发地一起维持秩序，又情不自禁地朝前拥着、挤着，想多看看这位伟人的风采。
邓小平面带微笑，稳步向人群走去。顿时，掌声雷动。有人用普通话高呼：“小平同志，您好！” 更多的群众用广东话喊道：“邓伯伯，您好！”“邓爷爷，您好！”邓小平举起右手向四面八方的群众依次挥动，点头。
掌声，欢呼声，如山呼海啸，此起彼伏。人们喊着，蹦着，后排人踮起脚尖，或跳跃起来，惟恐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而被挡在厚厚的人墙后面的人索性你抱我看一下，我抱你看一眼，让衷心爱戴的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印进心中！陪同参观的地方领导同志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眼睛湿润了，泛红了……
1月29日下午2时40分，邓小平离开珠海，前往顺德视察。邓小平一路风尘仆仆，处处妙语连珠，播下春风万里，使神州大地又一次春潮涌动。
1月30日，江西吹来了春风。这一天，邓小平乘火车去上海，沿浙赣线从湖南进入江西境内。车轮以欢快、轻松的节奏，穿过南昌市区附近的向塘西站，穿过广袤的鄱阳湖平原，于当天下午3时40分，徐徐进入鹰潭车站，停靠在月台旁边。一节车门打开，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下车来，满面笑容地和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等一一握手。
虽经长途乘车的劳顿，邓小平却毫无倦意，精神饱满，步履稳健。他一边沿着月台缓步，一边亲切地和毛致用、吴官正谈话。
毛致用在湖南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接待过赴湘视察的邓小平，并陪同至韶山等地参观，所以很熟悉。邓小平一见到毛致用就关心地问：“你来江西几年了？”毛致用说：“快4年了。”
邓小平对吴官正也熟悉。他对吴官正说：“你是从武汉来的。来几年了？”
吴官正答：“5年多了。”
江西是农业大省，邓小平十分关注江西的农业发展。他问：“江西去年的年景怎么样？”毛致用说：“年景还好。1991年农业全面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5%，工业总产值增长14%，财政收入增长10.3%，实现收支平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02元。改革的步子是这些年来迈得最大的一年。” 邓小平听了很满意，连声赞许说：“那好。”他对农民增收感到欣慰，说：“农民收入702元，那不简单。”
接着，邓小平又问：“去年遭灾了没有？”毛致用回答：“遭受到比较严重的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所以仍是一个丰收年。”
吴官正说：“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压库严重，库存有180亿斤，其中在库外露天堆放的有40亿斤。”邓小平说：在粮食问题上，江西是作了贡献的。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你们有这个权利。对江西，中央要照顾一点。
邓小平的记忆力很强，念念不忘江西人民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在三年困难时期，江西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全国。1958-1959年度外调了9.5亿斤大米，1959-1960年度又调出14亿多斤大米，同时还补上库存1.18亿斤，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增加库存的省份之一，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表扬。这次邓小平又旧事重提，说明党对作出了贡献的地区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西广大农民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得到了实惠，看到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巨大威力，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快速发展，连年丰收。但是，大发展也造成了新的困难：粮食库存增加，压库现象严重。邓小平对江西解决粮食压库问题的关心和支持，使在场的省委、省政府领导深受教育和鼓舞。
邓小平对江西的情况很了解，他指出，水旱灾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水土保持不好。要坚持把植树造林搞好，否则没希望。他问：“你们植树造林怎么样？”吴官正说：“这几年我们每年造林600万亩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40.3%。”邓小平听了连连点头，说：“那好。”
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毛致用关于江西在治理整顿期间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情况汇报，高兴地说，治理整顿这几年，改革开放做了不少事。他指出，没有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就不会有这么顺利。并重心长地强调：“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不能胆子没有了，雄心壮志也没有了。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这时邓楠插话说：“这个观点，老人家鼓吹了一路。”
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邓小平对江西和对全国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接过邓楠的话，问毛致用、吴官正，我讲得对不对？ 毛致用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搞快一点。”
邓楠又插话说：“老人家对江西很有感情，在车上不停地讲到江西。” 邓楠的话引起邓小平对峥嵘岁月的回忆。他深情地说，我对江西是有感情。邓小平指着毛致用、吴官正说：“我在江西呆的时间比你们长。当初，我在瑞金当过县委书记，那是几个人推举的，后来中央认可了。那时苏区的工作，兴国是第一，瑞金是第二。”
是的，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生活了4个年头。一次，邓小平在讲到这段历史时说：1931年8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权，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中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被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
1932年5月，邓小平奉江西省委之命，从瑞金调往会昌担任县委书记。会昌和它南面的寻乌、安远两县是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带，三县毗邻，地势险要，是江西的重要南边门户，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加强中央苏区的边区工作，更有效地粉碎敌人的南面进攻，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将会昌、寻乌、安远3县联成一个整体，在会昌的筠门岭建立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3县的革命斗争。1932年7月，在会、寻、安3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是一个实干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凡是在他主持工作的地方，他都能迅速地打开局面，创造局面。从1932年到1933年，他在会昌这一区域的工作，不但彻底改变了会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面貌，而且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也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力图减轻这一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这就成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严重障碍，也受到了他们的打击。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谈去中央苏区的情况时，邓小平还说：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1933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指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足10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沧桑几十载，弹指一挥间。1992年，距邓小平离开中央苏区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在邓小平的记忆中，当年苏区的斗争风云依然历历在目，苏区的干部、群众和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的心。
是的，邓小平对江西是有感情的，他时刻关注着江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注着这片红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邓小平这次途径鹰潭市已是他第3次来到江西东部这个新兴的城市了。如今的鹰潭市，已建成为全国重要的铜业生产基地和铁路交通枢纽，赣东大市场开始形成。以鹰潭特有的红石砌成的各式新楼房隐映在一片绿树丛中，使城市充满美感。沿着城旁蜿蜒而过的信江，春水荡漾，粲如玉带。
望着站内站外的巨大变化，邓楠对邓小平说：“您记得吧，我们以前也到过鹰潭，是从南昌用小车送来的，从鹰潭乘火车回北京。”她指的这个日子，就是1973年2月19日和20日。邓小平风趣地说，我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邓小平谈笑风生，气氛轻松活跃，引得在场的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鹰潭火车站，一晃半个多钟头就过去了。他老人家没喝一口水，也没有坐下休息，在月台上时而信步，时而驻足，与毛致用、吴官正侃侃而谈。快分别时，毛致用、吴官正依依不舍，邓小平握手告别。列车一声长笛，驶出了鹰潭站，向上海方向疾驰而去。
春节前的上海，洋溢着一派繁荣与欢乐的景象。这是邓小平自1985年以来第5次与上海人民一起欢度春节。这是邓小平南巡壮举的最后一站。前往车站迎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上海人民欢迎您来过年并指导上海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微笑着说，我来过年，要看看南浦大桥，看看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
正月初四（2月7日），邓小平、杨尚昆来到了已经通车的南浦大桥。站在达50米高的桥面上，望着大桥雄姿，邓小平由衷地称赞说，南浦大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真伟大。他指指大桥横梁上镶着的“南浦大桥”4个大字，说：看来我为大桥题的字，没有给大桥丢丑。一语惹起众人欢快的笑声。
2月初，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接到上级部门的一个电话通知：春节休息后有重在接待任务。一听，总经理陆德纯想：会是哪一位中央领导来呢？1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刚刚视察了贝岭公司，还题过词，这次会不会是……
陆德纯想到了邓小平。不过，他也只是猜想而已。
2月10日这一天上午，天气虽然晴朗，但春寒料峭，最高气温只有摄氏7度。地处上海西南的漕河泾工业开发区，地势开阔，西北风长驱直入，显得格外寒冷。可是，在上海贝岭微电子公司，300多位员工的心中却是暖流涌动，因为此时他们已经知道小平同志要来自己在的公司视察。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就像春风一样，吹遍了贝岭公司的每一个角落。
陆德纯早早地迎候在公司的大门口。他觉得最重要的准备，是要把生产搞好，把管理抓好，把员工队伍建设好。他有一个设想，今天小平同志来公司视察，不仅要让他老人家看到公司的最新技术成果，还要让他看到公司员工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9点15分，几辆面包车驶进了贝岭公司。车门开了，陆德纯迎上前去，握住了老人家温暖的手。
接待室是陆德纯临时安排的。因为公司会议厅还在建造之中，陆德纯决定把接待室放在硅片制造部。这里离主厂房较近，邓小平年轻大了，从这里去视察厂房、设备和生产情况，都比较方便。
在接待室里，陆德纯向邓小平汇报了公司的概况、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转让等情况。邓小平听得很认真，有的地方没有听清，还要向身旁担任“翻译”的女儿追问一句。邓小平和杨尚昆一边听，一边拿起加工好的硅片仔细察看。他们还饶有兴趣地看了12分钟介绍贝岭的录像，对公司的全貌和总体生产情况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超净化车间是邓小平视察的一个重点部门。这里的空气净化要求极高，严格规定每一个进入车间的人都要换净化工作服。陆德纯想，更换服装麻烦，且还要通过风淋通道，由高强度的清洁空气以清除所有进入者身上的灰尘——小平同志这么大年纪，万一被风吹感冒了怎么办？权衡再三，陆德纯最后决定，请邓小平通过过道观察来察看。
其时，陆德纯站在隔离观察窗旁边，向邓小平介绍：这个车间里面，是贝岭公司最重要的生产设备和调试检测仪器。这些装备，全部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其中关键设备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是经过国际巴统会批准首次进入中国的。如果没有它们，贝岭公司的高技术生产根本无从谈起。
听到这里，邓小平指着这些引进的先进设备，向周围陪同的同志发问道：“你们看，这些设备是姓‘资’还是姓‘社’？”吴邦国回答：“姓‘社’。”邓小平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说：“它们姓‘社’。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拿来为我们社会主义所用，那就是姓‘社’了。”
接着，邓小平又为在场同志分析，前苏联原是一个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由于闭关自守而导致落后，最后落得个国家解体的悲剧。他加重语气强调：“关键是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他鼓励大家，要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把门开得大一些。这时，卓琳轻声对陪同的同志说：“老爷子经常思考着改革开放的大问题。”
2月18日，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元宵节。晚上，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由于公务缠身，邓小平已有几十年没有上过商店游览购物。邓小平到来的喜讯此刻已传遍了整个商店，营业员们纷纷聚集在通道两旁，邓小平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亲切和蔼地向周围的群众点头微笑，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参观完三楼的服装柜台，邓小平正准备走向电梯时，看见不远处有一只文具柜台，便信步走上前去，饶有兴致地看起了里面的文具。刚才受到接见的全国劳模、正在附近的马桂宁立即走过来当起了“临时营业员”。他热情地向邓小平一一介绍各种新款铅笔、圆珠笔和各式异型橡皮。邓小平女儿邓榕在一旁说：“您就买一点吧。”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由女儿代付款10元买了4盒上上海的名牌产品中华牌铅笔和4支口红形橡皮，准备送给孙子孙女们。马桂宁用包扎纸将铅笔橡皮包好，装进塑料袋递给了邓小平，吴邦国在一旁笑着对他说：“马桂宁同志在为您提供优质服务啊。”一句说得邓小平笑了，马桂宁也笑了，周围的人都笑了。
2月20日，邓小平带着上海人民对未来的信心，带着浦东开发的宏图离开上海返回北京。
一篇文章与一首红歌
搅动神州春潮
1992年，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邓小平亲临南方视察，并以他惯以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放矢地发表了一系列廓清人们思想中姓“资”姓“社”模糊观念的言论。对此，党内人士一般是从中央文件中知悉的，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则是通过阅读一篇被全国报刊转载、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闻通讯才了解到的。
这年1月18日下午5时许，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在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速到市委接受一个特别采访任务。陈锡添马上驱车赶到市里，宣传部负责人告诉他：明天一早邓小平同志抵深圳视察，市里决定全市媒体只选派你一位文字记者全程跟随采访。从19日早随市领导去火车站迎候到23日送别小平同志去珠海，一直入住宾馆不回家。
听到这个消息，陈锡添非常激动，记者的职业敏感使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采访任务，感到很荣幸。陈锡添心想：“从小平同志上次视察深圳至今，已经过去8年，8年间深圳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一向倡导实事求是的小平同志此番前来，亲眼看、亲耳听是一方面，肯定还会发表关系我国改革开放走向的重要观感。”后来发生的一切果然印证了陈锡添的猜测和判断。
从1月19日至23日，陈锡添每天都是凌晨2时以后才入睡，因为白天要跟随邓小平采访，只有晚上的时间才能静下心来，同当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一起整理记录。有些场合，自己临时因故不在邓小平身边，他还要找当时在场的有关领导追访，对重要言论及时进行补记。深为邓小平一系列谈话精神鼓舞的陈锡添寻思：当老人家在视察中表露的思想日后通过我们这些记者的笔触传达至千家万户和大江南北时，对全国的改革开放的局势该会产生多么重大的促进作用啊。
可是，当深圳人送别邓小平后，关于他视察的消息却被有关方面告知“暂不作公开报道”。
不久，党内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对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的系列重要言论进行了传达。这令陈锡添为之一喜，他想：能不能在适当的时候，以新闻通讯在表现手法上特有的优势，活灵活现地将小平同志在深期间的音容笑貌及言谈举止来一个大展示呢？于是，他更留意对有关采访记录的整理和核实，为日后正式动笔写作勤恳地作着必要的准备。
3月22日，是个星期天。陈锡添照例习惯地到办公室取信和当日送达的报纸时，忽然从《南方日报》上看到一则记写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报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不由得眼前一亮：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精心整理的那些关于小平同志在深圳的纪实性材料也同样可以公开见报了？
陈锡添的这一想法获得当时报社主要领导的支持，并决定作为近期最重要的报道隆重推出。为抢时效，采取的是边写边发排边内部由社长区汇文审阅的特殊运作方式。陈锡添已经对有关材料烂熟于心，对文章基本构架成竹在胸，一旦闸门打开，文思犹如泉涌。24日，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一气呵成。
25日上午，陈锡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拿着已经打印出来的长篇通讯稿小样同当时的社长区汇文一起到深圳市委宣传部送审，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广慧却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自己把关，但一定注意，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当夜，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被排上了次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
此时的陈锡添非但不敢欣欣然，反而不由地生出几丝惶恐。他对那些自己反复核实过的材料和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表述是否准确仍有些不放心，心想，如果出一点纰漏，影响就大了。
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66届毕业生，竟然为自己几十年新闻生涯中的一篇行将见报的通讯作品第一次失眠了。
3月26日，通讯在《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刊出；同日下午，《羊城晚报》送到，陈锡添发现该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自己的报道时，“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原来向以抢抓新闻“快、准、狠”闻名全国新闻界的《羊城晚报》，当看到该报驻深记者传回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时，立即掂量出它的分量，马上决定对基本已拼好的26日报纸的主要新闻版作重大调整，以较大的篇幅摘登。
28日，上海《文汇报》及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
28日晚，《光明日报》指示驻深记者站向陈锡添要邓小平南巡的照片，并决定30日进行全文转载。当陈锡添将此消息转告新华社深圳支社时，支社于29日晚迅速将通讯全文传至北京的总社。
当30日的《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发了《深圳特区报》的报道后，新华社也于当日正式向全世界播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同时又以少有的规格为播发此文专门配发了一条消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从次日开始，全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主要报纸都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在深圳纪实《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一炮打响，曾名不见经传的陈锡添也因此一跃成为中国新闻界名人。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不寻常反响，自然也引来那些对中国兴趣愈来愈浓的外国新闻界的关注。
4月2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以《外电外报评中国报道邓小平深圳之行》为题，译发了美英日三国媒体的部分反应；即将访日的江泽民总书记，在4月1日会见日本驻华记者，被问及他对日前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评价时，十分肯定地回答：“……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
这年春天，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木林县，刚刚退居二线的县政协副主席蒋开儒拿着报纸，被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饱含激情的叙述震动了：深圳，那个他在1979年去香港探亲时路过的边境小乡，真的一眨眼就成了现代化的新都市了？
一个念头再也挥之不去——要去看看，一定要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蒋开儒果真把家里仅有的2000元一把揣着南下了。走出深圳火车站的蒋开儒，一下子糊涂起来，这不是香港吗？回头一看，火车站大楼上分明写着“深圳”两个大字，还是小平同志的题字。噢，真是深圳！与13年前他路过的乡野一样的深圳比，真是恍若隔世。
蒋开儒在邓小平刚刚走过的深圳大街上追踪着伟人的脚步，真切地感受着春天的声音。他的脑子里盈荡着一个场面——就在他去香港探亲的1979年，邓小平也在广东听了省委一位领导同志的汇报之后，说：先在你们广东找一个地方，办一个经济特区，杀出条血路来……
蒋开儒的心不断地被“杀出条血路来”这句话猛烈地撞击着。他当过兵，知道杀出条血路这句话意味着什么，邓小平是统率过百万大军的，绝不会轻易说这句话，说了，就意味着背水一战，意味着流血牺牲，意味着成败在此一举。蒋开儒的脑子里同时浮出一个画面：小平同志站在中国的大地图前指点江山，寻找着中国经济腾飞的突破点，寻找着创办经济特区的理想之地，他在中国的南海边找到了深圳，就在这个地方划了一个圈……这个感觉一出来，一首混着春天的馨香，唤醒了心灵深处热烈的共鸣和憧憬的歌词就如清泉一样流淌出来：“春天的故事……”
1994年3月，又是一个春天，由团广东省委、广东省青联和广东省音协主办的广东省青春歌曲创作大赛掀起了一股热潮，成百上千首参赛歌曲涌向设在各市的分赛区。在深圳分赛区，蒋开儒作词、王佑贵作曲的参赛歌曲《春天的故事》落选了。 蒋开儒、王佑贵有点沮丧，又不甘心让这首歌就此泯灭，思来想去，希望能找个高手“起死回生”。曲作者王佑贵想到了时任东深供水局副局长、省青联常委叶旭全，这位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当时已是活跃在深圳词坛的业余作家。叶旭全仔细一看歌词，心里就有底了，说：“确实是一个好胚子，修整修整可能有希望入选，我来试试吧。”
当时，叶旭全在深圳已工作了14年，可以说是与特区共同成长的一代人。这位喝东江水成长起来的农民儿子，亲身体验、目睹了改革开放给特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对1992年小平南巡后深圳日新月异的面貌，更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感到以春天来引出、比喻这样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的确别具一格。只是原作有点冗长，立意只着眼于深圳，还有一些词语表述不够准确，容易引起歧义。为了挽救这首立意新、题材好却不无“硬伤”的歌曲，叶旭全立即着手在结构、立意和遣词造句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二度创作。他的原则是：精简结构、提升境界、去芜存真。
为此，把原歌词的三段改成两段，将7分多钟长的原歌曲缩短为4分半钟左右，消除了歌词的拖沓，利于传唱，更将两个历史性的时刻凸显出来。针对原歌词中只是就深圳说深圳写深圳的立意偏低之弊，把歌曲放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中去修改，让歌曲跳出唱深圳而唱全国。比如，将原歌词第一段“1980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伟人在南中国的海边划出特区一片”，改为“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把时间往前推一年，把背景放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紧扣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背景；将原歌词“啊，深圳深圳，你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改为“啊，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将原歌词“神话般崛起一座城”改为“神话般崛起座座城”……整首歌曲的立意从深圳一地提升至全中国的高度，从特区一事提升至改革开放的大业，内涵加深，境界升华。同时，将原歌词中一些政治上不准确，或容易引起歧义的词语进行重大修改，用拟人、比喻的手法使之更加贴切，更深刻。比如，将原歌词中“有一位伟人在南中国的海边写下宣言”改为“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因为用“南中国”来标示“南方”是不准确的，而用“宣言”来表述一位已交班的老领导人的言论，更是不恰当，改为“中国的南海边”和“诗篇”则更加妥帖。原歌词中用“你挣脱一穷二白的铁锁链，走进了乍暖还寒的春天”描述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环境，“铁锁链”、“乍暖还寒”等词，很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以致引出错误的联想，改为“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之后，则导向正确，气势磅礴，意境优美。
经过反复的推敲斟酌，叶旭全终于把《春天的故事》润色完毕，二度创作后的歌词结构完美、立意鲜明、用词精准、大气磅礴，赋予了新的内涵。
拿着新歌词，作曲家王佑贵又重下一番功夫。这首词在一些人的眼里有点“滑稽”。比如“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句话17个字，大白话似的。但王佑贵没有被这些说法所动摇。他用心去体味歌词，感到这样写真好，把一个很重大的政治题材生活化了，群众化了。17个字在作曲家的心中是一个段落，而不是一句，如果作为乐句来写就会很难。王佑贵每天都对着《春天的故事》歌词反复读，读着读着，感觉就出来了。他找到了适合老百姓平和心态的音高——它不是唱歌，它是说话，平和、亲切、感人。这就是《春天的故事》叙事的音乐主题。
王佑贵用音乐将不规则的词变成完整的乐段，在口语化的基础上增强平和朴素、亲切感人的风格。谱曲时还将南方的秀美与北方的粗犷糅合起来，抹掉单独南方或北方的音乐风格。这看起来什么都不是，但什么都不是往往什么都是。虽然只是一首歌曲，却有着史诗般的气势；它讲述的是大题材、大人物，同时它又如百姓家常话，真切细腻，令人如沐春风，倍感亲切。歌声中，一幅改革开放的画卷徐徐展开，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和伟人重现眼前……几经锤炼，面目全新的《春天的故事》再生了。
叶旭全把二度创作后的歌曲直接交到了广东青春歌曲创作大赛评委会。此时，评委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多数评委认为，这是一首政治题材歌曲，唱的是改革开放，是国家领导人，用“画了一个圈”和“一位老人”这样通俗的语句来写，不够严肃，不能选用。但另有两位评委却坚持认为，群众歌曲正是需要这种通俗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写法，需要清新贴切充满深情的比喻，这首歌写出了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拥护和对小平同志的崇敬，是真正的百姓心声。
《春天的故事》又一次站在了命运的分岔口上。两位评委的据理力争，再一次使这首佳作走出了险被埋没的命运，在他们的坚持和说服下，其他评委也转变了看法，最后这首歌在广东“94青春歌曲创作大赛”中独占鳌头，被评为金奖，一举成名。《春天的故事》迎来了柳暗花明的新天地。
叶旭全自信这是一首属于时代的歌曲，是一首将政治和抒情结合得非常完美的歌曲，应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于是，他想到了将歌曲拍摄成刚刚在中国落地不久的音乐电视——MTV。可是，当时他和蒋开儒、王佑贵都不富裕，而拍摄一个音乐电视片要十几万元！叶旭全和曲作家王佑贵一琢磨，没有钱，那就自己动手筹，无论如何，也要把《春天的故事》唱响！于是，叶旭全回到老家东莞，找几个中学同学筹集款项，其中一个姓雷的同学听完这首歌后激动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我也不可能有机会从一个机修工变成拥有千万身家的老板！”当即决定拿出10万元支援叶旭全。其他几个同学也受到感染，纷纷慷慨解囊，很快筹集了16万元。
接着，歌曲传给了中央电视台导演孟欣，传给了精于摄像的张国立，传给了名满全国的歌唱家董文华，打动了这些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他们不约而同自费从北京飞到深圳，一致表示要义务拍摄这部音乐电视片。
1994年10月，这部由孟欣总创意、策划，张国立总导演兼摄像，董文华演唱的音乐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一炮而红，12月，又在中央电视台第二届音乐电视大赛中荣获金奖。一时间，《春天的故事》在大江南北到处传唱，红遍中国。后来，这首歌被选入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获得了1995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6年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以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音乐奖等奖项，成为获得国家奖项最多的“金曲”。正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这首歌曲传遍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成为真正代表中国人心声和记录一个时代风采的歌曲，蒋开儒、王佑贵、叶旭全的名字也因此载入了中国音乐的史册。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后来经过整理作为终卷篇收入他的文选。南方谈话，可以说是老人的“政治交代”，或者说有“政治遗嘱”的含义。南方谈话之后， 中国改革卷起了第二次浪潮。
1992年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这年春，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实践中出现的经常困扰和束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史称“南方谈话”。这些讲话后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坚定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如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好评，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拥护和赞成。从此，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共和国的“普通”公民
“想到处去看看”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之外，谁也不知道此趟专列载的是什么人物；包括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在内，谁也不曾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
专列上的主人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公民、一位并不普通的普通公民——邓小平。熟悉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向来重视天伦之乐，喜欢和家人在一起。这次南下，正值寒假，他把全家都带上了。
虽已是耄耋之年，但邓小平精神矍铄，身体健康。选择新年伊始出京，无疑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刚刚过去的一年，国际上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与动荡的世界相比，中国的稳定则为海内外所称道。刚刚开始的1992年，将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将要召开，它将是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的大会。
此刻，他坐在南行列车上，回顾1991，展望1992，纵观世界形势，思考中国未来，运筹着大计方略……
车轮滚滚。专列穿过华北平原，越过中原大地，过黄河，跨长江，于1月18日到达武昌。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广东。因此，出发前没有向沿途各省打招呼，也不想惊动地方负责人出来迎送。这一天，停车武昌，是因为有话要讲。电话打到湖北省委，把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请到车站。
专列在武昌停留了短短20分钟。邓小平在站台上一边散步，一边向关广富、郭树言作了言简意赅的重要谈话。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席话决非无缘无故讲的，而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近来形式主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会议多、文件多，简直成了灾。这个奠基，那个落成；这个开业，那个开幕；这里通车，那里通航……剪彩、揭幕、庆典，一个比一个盛大；酒会、宴会、招待会，一个比一个排场。名堂繁多的检查评比令人应接不暇——这个大检查，那个大检查，不吃不喝过不了关；这项那项评比，不送不请别想得奖。诸如此类，举不胜举。邓小平向来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尤其反对会议多、文件多。
邓小平的武昌谈话迅速传到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当列车南下行驶到湖南长沙站时，已是18日下午4时。列车停留10分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等上车迎接。邓小平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与熊清泉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熊清泉邀请邓小平下车散步，观光车站。邓小平高兴地答应，随即健步下车。
长沙车站站台宽广、漂亮，在20世纪70年代仅次于北京车站。熊清泉介绍说，这是1975年整顿期间设计，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竣工通车的。“这事，我知道。那年，万里当铁道部长。”邓小平举日观望站台、轨道，神态很是欢快。
在漫步中，熊清泉简要地汇报了湖南工作。熊清泉见邓小平兴致很高，重视情况汇报，又把湖南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目标作了简略介绍。邓小平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
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邓小平严肃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点，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那严肃的眼光隐含着一丝微笑。
时间很快过去，就要开车了。熊清泉恳请邓小平返回时在长沙住一段时间。邓小平微笑道：“不麻烦了。”迎送他的同志们祝愿他健康长寿，他欢快地回答：“大家都长寿。”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来，一起照个像。”摄影师举起照相机，一声“咔嚓”，一个个温馨的笑脸拍下来了。这笑脸给湖南人民留下了希望与力量。
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荡漾。1月19日上午9时，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不一会儿，穿着深灰色夹克、黑色西裤的邓小平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
他，身体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8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下车后，邓小平满面笑容地同前来欢迎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谢非趋前一步，搀扶着邓小平，发自肺腑地说：“我们非常相念您！”李灏动情地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着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大声地对老爷子的左侧半哄半撒娇地说：“人民欢迎，广东和深圳的领导欢迎你。”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登上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在这里恭候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李海东迎上前来，握手并问好。
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市负责人劝他老人家好好休息。但是，邓小平却毫无倦意，兴奋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随行人员说，小平同志身体好，昨晚在车上休息得不错，既然他兴致高，就安排活动吧。在桂园休息约10分钟，邓小平和谢非等在迎宾馆内散步。散步时，邓楠向小平提起他在1984年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在场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惊人的记忆力。
散步后，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观光深圳市容。上车时，邓小平说：“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陪同的人说：“不会，不会，您放心。”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8年前有些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的小路，低矮的房舍。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五颜六色的广告招牌布满左右，到处充满了繁荣兴旺、生机盎然的现代化气息。看到这些，邓小平十分高兴。李灏说：“深圳这些年来，除个别个年份外，深圳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平均年增长超过20%。利用外资情况也比较好，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增长也很快。”邓小平问：“外资比重有多大？”李灏说：“约占25%，在总量中不到四分之一。”邓小平点了点头，感慨地说：“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深圳最值得骄傲的是，她年轻。深圳不仅是亚洲最年轻的城市，甚至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年轻的一个城市。这里没有北京的流金溢彩的宫殿，没有西安那样埋葬着众多皇帝的巨型坟墓，也没有重庆那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的任何道具，没有可生出青苔的传统，没有古老而神奇的传说。但深圳的的确确是中国20世纪末一篇迷人的神话。
看到深圳今天的气派，你怎么不敢把它和前些年的荒凉、偏僻的边陲小镇连在一起。一位“老深圳”是这样描述8年前她初来乍到深圳的情景的：“我第一次见到的深圳，没有宽阔的大街，没有车流人海，没有公共汽车，没有菜市场，没有公园，眼前有的只是一片片野草，灰尘滚滚的小道和建设者们住的一排排瓦油毡棚。我不禁潸然泪下。”
如今，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栋栋走进邓小平的视野，窗外红绿相映、黄蓝相交的景色和李灏的高门大嗓刺激了邓小平的思维。邓小平情绪高昂，大声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一席话说得在场的省、市负责人心里激动起来，感觉浑身的劲更足了。
车子行至火车站前，女儿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深圳”两个大字对父亲邓小平说：“你看，这是你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邓楠打趣说：“这是你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邓小平笑了起来。
汽车转弯向南，驶上一条更宽阔、更高级的新建马路——皇岗路。车速加快，瞬间即到了皇岗口岸。望着宏大、气派的口岸设施，邓小平满意地笑了。他登到口岸最高外，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有一河之隔、但有公路桥连接的香港落马洲。他深情地久久凝视着香港方向，目光非常坚毅，表达出对香港回归及回归后的前途充满信心。
看过皇岗口岸，乘车返回市区。邓小平显得很兴奋，一路与省市负责人交谈。
这天晚上的晚餐也是在十分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家谈笑风生，无拘无束。邓楠对父亲说：“给你准备了你喜欢的家常菜，知道你已不吃辣椒，这盘辣椒是给我们吃的。”邓小平风趣地说：“这好，各取所需，不强加于人。”
邓楠又说：“对深圳人民来说，你是一朵大牡丹花，大家爱你！”邓小平说：“我可不能一花独放。红花要有绿叶扶，没有绿叶花不好看。再说，绿叶还要接受阳光照射，通过光合作用给鲜花提供营养。”
这时，女服务员小曾崇敬地说：“邓爷爷，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没有你，深圳哪有这么好的今天！你的理论思想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使我们走上了一条发展、裕的道路！”邓小平指着小曾说：“你也成了小理论家了。”
不一会儿，邓小平又若有所思地对大家说：“做人不能处处突出个人。智慧来自集体。好的领导能把群众的智慧汇集起来，充分运用。”他指指邓楠说：“你现在也是领导，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脱离实际。科学发展要多听专家意见，你才是个明白人。”晚饭后，邓小平照例散步半小时左右。他一边散步，一边同深圳市负责人交谈。当散完步往回走时，市领导建议从原来的路上走回去，邓小平却坚持走另一条路，并风趣地说：“我不走回头路！”
谈笑风生引得大家驻足鼓掌
国贸中心大厦，高高耸立，直插云霄。这是深圳人民的骄傲。深圳的建设者曾在这里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了“深圳速度”的象征。到深圳来的中外人士，总要登上楼顶的旋转餐厅，远眺深圳城市的景色。1月20日上午9时35分，邓小平来到国贸大厦参观，该大厦的女职工，整齐地站在两旁，鼓掌欢迎，并齐喊“邓爷爷好！”邓小平高兴地向她们招手，并鼓掌致意。
在谢非、李灏的陪同下，邓小平乘快速电梯直达53层的旋转观光层。这是高达160米的大厦的最高层，楼顶是一个电动控制的旋转楼层，人坐在任何一个位置都会慢慢地鸟瞰到深圳的东西南北。室内古香古色，室外天高云淡。邓小平站在巨大的玻璃墙边，随着旋转观光层的转动，瞰深圳市容。
工作人员挪过一把扶椅，邓小平面窗而坐。李灏告诉邓小平，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即是通向火车站的人民路、建设路、和平路，再往远看，那就是香港，就是新界的元朗，一群白色的高楼像雾飘在山中间。
邓小平看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是高兴。他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思路清晰，记忆力强。他谈笑风生，有时一两句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在场的省、市负责同志聚精会神地聆听他老人家的谈话，不时还插上三几句，谈话气氛轻松活跃。在谈话中，他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说，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谈到这里，老人家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这次参观国贸大厦时,谢非原是有准备的，他带了一个小录音机放在口袋里——当邓小平讲话时，他按下的是放音键，可是没有按下录音键，结果，没录下音来。谢非后来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政治错误。”幸好，谢非的秘书陈建华也录了音，而且录得很完整。
离开旋转观光层下到一楼大厅时，大厅的音乐喷泉，随着优美的乐曲，喷出图案多变的水柱和水花，蔚为壮观。
一楼到三楼，站满了群众，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好不容易才挤到人群的前面，当公安人员要他后退时，他一边顺从地后退，一边央求说：“我当了几十年右派，是邓小平解放了我，让我看看他老人家吧！”这番话感动了大家，也感动了在场的公安局长梁达均，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给老人一个方便。
邓小平坐电梯下来时，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表达他们对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的爱戴和崇敬之情，表达他们对身受其惠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和支持。人人心花怒放，个个喜笑颜开。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人们为有幸能一睹邓小平的风采而激动万分，也为他的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无比高兴。
群众在尽情地鼓掌，阵阵掌声响彻国贸大厦。邓小平满面笑容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
离开国贸大厦，邓小平一行乘车去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参观。车子到达先科激光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叶华明等人迎上前去，同邓小平紧紧握手。
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儿子，1946年4月8日叶挺将军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叶华明和弟弟叶正光曾先后生活在聂荣臻元帅家。邓小平常去聂帅家，见过叶华明和他弟弟。
此时，邓小平握住叶华明的手亲切地问：“你是叶老二吧？”叶华明激动地握着这位慈祥老人的手，并伸出4个手指回答说：“不是，我是老四！”
“呵，我们快40年没见面了。”邓小平深情地说。接着，他又关心地询问了叶华明弟弟的情况。
在公司贵宾厅，邓小平听取了叶华明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并兴趣盎然地看了激光视盘的特性、音响效果、功能和检索能力的表演。在这里，当邓小平看到传记资料片《我们的邓大姐》时，对坐在身旁边的谢非说：“我今年88岁，邓颖超同志和我同年，都是1904年生的。我是8月生的，她比我约大半岁。”随后，邓小平还和二女儿邓楠就邓颖超的籍贯究竟是河南还是广西进行了一番对话。
当时，先科公司的一位四川籍歌手还当场用先科生产的音响唱了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邓小平听完后，高兴地带头鼓掌说：“声音很好，我听得得很清楚，音响效果也不错。”
从贵宾厅出来，邓小平一行来到激光视盘生产车间。当叶华明介绍他们每年要生产一部分外国电影激光视盘时，邓小平关切地问：“版权怎么解决？”叶华明回答说：“按国际规定向外国电影公司购买版权。”邓小平满意地说：“应该这样，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邓小平边走边详细询问公司的情况，从职工待遇到产品原料来源到生产质量，无不涉及。
“锦绣中华”，是集中国名胜古迹于一体的世界最大的微缩景区。中国民俗文化村，是中国民俗艺术的荟萃之地，是集民间艺术、民族风情、民居于一园的大型游览区。1月21日，是华侨城建设者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邓小平到这里的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
邓小平的身影一出现在中国民俗文化村东大门广场。顿时，民俗文化村沸腾起来了。广场上欢声雷动，鼓乐喧天，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族青年男女，载歌载舞迎接邓小平的到来。邓小平登上电瓶车，由徽州街西行，缓缓驶经各个民族村寨，领略了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情，欣赏了古朴纯美的民间歌舞。正在这里游览的群众、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纷纷驻足道旁，鼓掌向邓小平致意。邓小平亦频频向他们招手。
到新疆维吾尔族民居，邓小平走下电瓶车，在这里坐下来，兴致勃勃地观看维吾尔舞蹈。他边看边问华侨城负责人、香港中旅集团分公司总经理马志民：“我来了会不会影响你们今天的收入？”这位负责人告诉他，今天是照常对外开放，不会受影响，邓小平会心地笑了。
维吾尔族青年演员们在漂亮的新疆地毯上，载歌载舞，弹起了冬不拉，敲响了手鼓，跳起了欢快的新疆舞。姑娘们舞姿翩翩，人在旋，裙在旋，满头的辫子也在飞旋。邓小平看了非常高兴。人们或许不曾忘记，邓小平曾经幽默地说过：“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这大概是他特别喜爱维吾尔族姑娘的缘故吧。
演出结束时，邓小平站起来鼓着掌，向演员们走去，称赞她们表演得好。这时，邓小平的小孙子也走过来，邓楠抱住他，说：“亲亲爷爷。”小孙子亲昵地吻了一下爷爷的面颊，邓小平十分开心。
接着，邓小平到锦锈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天安门”前，下电瓶车观赏了“故宫”景色。然后，他走到“故宫”景点旁边的小卖部，很感兴趣地欣赏玻璃柜内的纪念品。在“布达拉宫”前，邓小平停了下来，他说：“这里的景点很多我都到过实地，布达拉宫却没有去过，以后也没有机会去了。”他的家人提议：那我们就在“布达拉宫”前照张全家相吧。于是，就在此照了全家相，之后邓小平也与陪同的负责同志合影留念。
兴致勃勃在锦绣中华和民俗文化村游览一个小时后，邓小平一行驱车回迎宾馆。途中，邓小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他接着说，不发达地区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1月22日，边城深圳阳光明媚，仙湖植物园内春意盎然。这一天上午，邓小平和杨尚昆带领两家三代人到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给园内园外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国家主席杨尚昆是1月21日到深圳视察的，两位老战友在仙湖植物园相逢，自然高兴万分。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了啰。”邓小平深情地说。
“我们是1932年认识的。”杨尚昆说着板起指头数起来，“42、52、62……92，60年了！”
这时身背三部相机的杨绍明走过来，握着邓小平的手：“邓伯伯，新年好！”邓榕介绍说：“他是全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呀！”听后，邓小平幽默地说：“你们杨家有两个主席了！”全场大笑起来。
邓小平和杨尚昆一同步入观赏植物区。这是一个大温室，培育着古今中外种类繁多的珍稀植物，林林总总，使人目不暇接。他们首先观看据说距今有一亿五千万年的恐龙时代的树种——桫椤。邓小平说：“还有一种古代树种，叫水杉，现在全国都有了。有一棵很大的，在三峡附近。”说着，他还用手比比划一下。
植物园负责人陈潭清说：“是的。水杉树种距今约7500万年，是在三峡附近湖北省利川县水杉坝发现的。”在场的人都很佩服邓小平丰富的知识和记忆力。
一行边走边看，当看到金花茶时，邓小平问：“这叫什么花？”陈潭清说：“叫金花茶，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邓小平说：“这不是最好的茶花。云南有一种茶花，有碗口那么大，那好看，叫什么茶化？”邓榕笑着说：“那就叫碗茶。”
邓小平仔细观赏其他植物，兴味极浓。看到一种叫“发财树”的植物，邓榕风趣地对父亲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再往前走，有一棵无叶小树，牌子上写着“光棍树”，邓小平指着牌子问：“为什么叫光棍树？” 陈覃清回答：“因为它不长叶子。”
转弯来到一片竹林。在湘妃竹、人面竹、方竹前，邓小平伫立观赏。植物园负责人介绍说，毛主席的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中的斑竹，就是指这种湘妃竹。相传舜死于苍梧，他的两个妃子、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悲痛至极，泪水沾竹，滴淌成斑，所以，斑竹又称湘妃竹。邓小平说：“成都竹子很多，有红的、黑的、紫的、黄的，也有方的。”陈覃清说：“成都的望江公园各种竹子都有。”在场有人说：这里有的竹子就是悄悄地从成都“弄”来的。于是，邓小平开玩笑说：“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啊。”周围的人不由自主全都笑了起来。
邓小平被这些珍稀植物吸引住了，他观赏得很仔细，注意听介绍，还不断提问。他指着一棵天鹅绒竹芋问：“它长不长芋头？”陈覃清答：“不长，只供观赏。”邓榕接着说：“爸爸很喜欢吃芋头。”陈覃清说：“这种竹芋的叶子，只是好看而已，摸起来毛茸茸的，有点像天鹅绒毛，所以它的名字叫天鹅绒竹芋。”邓小平听了好奇地摸了一下：“真是有一点像天鹅绒啊！”
10时10分，邓小平和杨尚昆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各领一家人分别种下了一棵长青树——高山榕。种完树后，邓小平和家人在湖边散步，一家人其乐融融，尽情享受这温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欣赏这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
下午3时10分，邓小平和杨尚昆在市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亲切地同他们一一握手。之后，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作了重要的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李灏说：“深圳特区是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能够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按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邓小平说：“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同时，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风尘仆仆中播下春风万里
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深圳，一晃几天就过去了。1月23日，在谢非的陪同下，邓小平结束在深圳的考察，登上了海关快艇，启程来到珠海特区。专程前往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和市委副书记黄静一见到邓小平，就激动地握着他老人家的手说：“我们盼您盼了很久啦！珠海人民盼了您很久啦！”邓小平微笑着说：“我也希望来看看。”
整整8年，当邓小平第二次来珠海视察时，这里已成为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花园式海滨城市。当汽车驶近珠海影剧院时，他指了指窗外说：“我1984年来这里时，记得有一座大房子，现在都盖上新大楼，变化真大呀！”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家记忆依然是那样清晰，令在场的珠海市领导们感到钦佩不已。
参观市容中，邓小平对珠海城市建设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里跟新加坡差不多呀，这么好的地方谁都会来，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
在珠海期间，邓小平马不停蹄地视察。他不停地观看，不停地倾听，不停地思考。观看特区的变化，倾听人民的心声，思考中国的未来。他语重心长地对人们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倒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拱北，是珠海特区最早开发的地区，芳园大厦是这一带最高的建筑物之一，距离澳门咫尺之遥，登上大厦最高层的旋转餐厅，即可俯瞰新兴的经济特区和有400多年发展历史的澳门。1月26日上午，邓小平视察了亚洲仿真公司后驱车来到这里，并乘电梯上到29层的旋转餐厅。随着旋转餐厅的慢慢旋转，邓小平边观望边与身边的广东省、珠海市负责同志亲切交谈。他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总的方面来说，没犯错误，我们跟着这个路线走，中国永远不会倒，不仅不会倒，而且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飞速发展。从历史长河来说，用那么100年，社会主义就会发展到中等水平。”
结束了在旋转餐厅的浏览，走进下楼的电梯。陪同的邓榕对父亲说：“楼下有好多群众想见您！”一听，邓小平高兴起来：“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们。”
当他步出芳园大厦，出现在数以千计的群众面前时，人们欢呼雀跃。闻讯前来围观的群众多达6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珠海市民和来特区的打工仔、打工妹，也有来珠海浏览观光的游客，还有许多从澳门来拱北购物的港澳同胞。大家虽然素不相识，却自发地一起维持秩序，又情不自禁地朝前拥着、挤着，想多看看这位伟人的风采。
邓小平面带微笑，稳步向人群走去。顿时，掌声雷动。有人用普通话高呼：“小平同志，您好！” 更多的群众用广东话喊道：“邓伯伯，您好！”“邓爷爷，您好！”邓小平举起右手向四面八方的群众依次挥动，点头。
掌声，欢呼声，如山呼海啸，此起彼伏。人们喊着，蹦着，后排人踮起脚尖，或跳跃起来，惟恐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而被挡在厚厚的人墙后面的人索性你抱我看一下，我抱你看一眼，让衷心爱戴的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印进心中！陪同参观的地方领导同志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眼睛湿润了，泛红了……
1月29日下午2时40分，邓小平离开珠海，前往顺德视察。邓小平一路风尘仆仆，处处妙语连珠，播下春风万里，使神州大地又一次春潮涌动。
1月30日，江西吹来了春风。这一天，邓小平乘火车去上海，沿浙赣线从湖南进入江西境内。车轮以欢快、轻松的节奏，穿过南昌市区附近的向塘西站，穿过广袤的鄱阳湖平原，于当天下午3时40分，徐徐进入鹰潭车站，停靠在月台旁边。一节车门打开，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下车来，满面笑容地和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等一一握手。
虽经长途乘车的劳顿，邓小平却毫无倦意，精神饱满，步履稳健。他一边沿着月台缓步，一边亲切地和毛致用、吴官正谈话。
毛致用在湖南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接待过赴湘视察的邓小平，并陪同至韶山等地参观，所以很熟悉。邓小平一见到毛致用就关心地问：“你来江西几年了？”毛致用说：“快4年了。”
邓小平对吴官正也熟悉。他对吴官正说：“你是从武汉来的。来几年了？”
吴官正答：“5年多了。”
江西是农业大省，邓小平十分关注江西的农业发展。他问：“江西去年的年景怎么样？”毛致用说：“年景还好。1991年农业全面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5%，工业总产值增长14%，财政收入增长10.3%，实现收支平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02元。改革的步子是这些年来迈得最大的一年。” 邓小平听了很满意，连声赞许说：“那好。”他对农民增收感到欣慰，说：“农民收入702元，那不简单。”
接着，邓小平又问：“去年遭灾了没有？”毛致用回答：“遭受到比较严重的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所以仍是一个丰收年。”
吴官正说：“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压库严重，库存有180亿斤，其中在库外露天堆放的有40亿斤。”邓小平说：在粮食问题上，江西是作了贡献的。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你们有这个权利。对江西，中央要照顾一点。
邓小平的记忆力很强，念念不忘江西人民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在三年困难时期，江西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全国。1958-1959年度外调了9.5亿斤大米，1959-1960年度又调出14亿多斤大米，同时还补上库存1.18亿斤，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增加库存的省份之一，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表扬。这次邓小平又旧事重提，说明党对作出了贡献的地区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西广大农民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得到了实惠，看到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巨大威力，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快速发展，连年丰收。但是，大发展也造成了新的困难：粮食库存增加，压库现象严重。邓小平对江西解决粮食压库问题的关心和支持，使在场的省委、省政府领导深受教育和鼓舞。
邓小平对江西的情况很了解，他指出，水旱灾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水土保持不好。要坚持把植树造林搞好，否则没希望。他问：“你们植树造林怎么样？”吴官正说：“这几年我们每年造林600万亩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40.3%。”邓小平听了连连点头，说：“那好。”
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毛致用关于江西在治理整顿期间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情况汇报，高兴地说，治理整顿这几年，改革开放做了不少事。他指出，没有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就不会有这么顺利。并重心长地强调：“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不能胆子没有了，雄心壮志也没有了。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这时邓楠插话说：“这个观点，老人家鼓吹了一路。”
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邓小平对江西和对全国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接过邓楠的话，问毛致用、吴官正，我讲得对不对？ 毛致用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搞快一点。”
邓楠又插话说：“老人家对江西很有感情，在车上不停地讲到江西。” 邓楠的话引起邓小平对峥嵘岁月的回忆。他深情地说，我对江西是有感情。邓小平指着毛致用、吴官正说：“我在江西呆的时间比你们长。当初，我在瑞金当过县委书记，那是几个人推举的，后来中央认可了。那时苏区的工作，兴国是第一，瑞金是第二。”
是的，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生活了4个年头。一次，邓小平在讲到这段历史时说：1931年8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权，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中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被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
1932年5月，邓小平奉江西省委之命，从瑞金调往会昌担任县委书记。会昌和它南面的寻乌、安远两县是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带，三县毗邻，地势险要，是江西的重要南边门户，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加强中央苏区的边区工作，更有效地粉碎敌人的南面进攻，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将会昌、寻乌、安远3县联成一个整体，在会昌的筠门岭建立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3县的革命斗争。1932年7月，在会、寻、安3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是一个实干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凡是在他主持工作的地方，他都能迅速地打开局面，创造局面。从1932年到1933年，他在会昌这一区域的工作，不但彻底改变了会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面貌，而且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也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力图减轻这一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这就成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严重障碍，也受到了他们的打击。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谈去中央苏区的情况时，邓小平还说：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1933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指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足10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沧桑几十载，弹指一挥间。1992年，距邓小平离开中央苏区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在邓小平的记忆中，当年苏区的斗争风云依然历历在目，苏区的干部、群众和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的心。
是的，邓小平对江西是有感情的，他时刻关注着江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注着这片红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邓小平这次途径鹰潭市已是他第3次来到江西东部这个新兴的城市了。如今的鹰潭市，已建成为全国重要的铜业生产基地和铁路交通枢纽，赣东大市场开始形成。以鹰潭特有的红石砌成的各式新楼房隐映在一片绿树丛中，使城市充满美感。沿着城旁蜿蜒而过的信江，春水荡漾，粲如玉带。
望着站内站外的巨大变化，邓楠对邓小平说：“您记得吧，我们以前也到过鹰潭，是从南昌用小车送来的，从鹰潭乘火车回北京。”她指的这个日子，就是1973年2月19日和20日。邓小平风趣地说，我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邓小平谈笑风生，气氛轻松活跃，引得在场的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鹰潭火车站，一晃半个多钟头就过去了。他老人家没喝一口水，也没有坐下休息，在月台上时而信步，时而驻足，与毛致用、吴官正侃侃而谈。快分别时，毛致用、吴官正依依不舍，邓小平握手告别。列车一声长笛，驶出了鹰潭站，向上海方向疾驰而去。
春节前的上海，洋溢着一派繁荣与欢乐的景象。这是邓小平自1985年以来第5次与上海人民一起欢度春节。这是邓小平南巡壮举的最后一站。前往车站迎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上海人民欢迎您来过年并指导上海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微笑着说，我来过年，要看看南浦大桥，看看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
正月初四（2月7日），邓小平、杨尚昆来到了已经通车的南浦大桥。站在达50米高的桥面上，望着大桥雄姿，邓小平由衷地称赞说，南浦大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真伟大。他指指大桥横梁上镶着的“南浦大桥”4个大字，说：看来我为大桥题的字，没有给大桥丢丑。一语惹起众人欢快的笑声。
2月初，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接到上级部门的一个电话通知：春节休息后有重在接待任务。一听，总经理陆德纯想：会是哪一位中央领导来呢？1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刚刚视察了贝岭公司，还题过词，这次会不会是……
陆德纯想到了邓小平。不过，他也只是猜想而已。
2月10日这一天上午，天气虽然晴朗，但春寒料峭，最高气温只有摄氏7度。地处上海西南的漕河泾工业开发区，地势开阔，西北风长驱直入，显得格外寒冷。可是，在上海贝岭微电子公司，300多位员工的心中却是暖流涌动，因为此时他们已经知道小平同志要来自己在的公司视察。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就像春风一样，吹遍了贝岭公司的每一个角落。
陆德纯早早地迎候在公司的大门口。他觉得最重要的准备，是要把生产搞好，把管理抓好，把员工队伍建设好。他有一个设想，今天小平同志来公司视察，不仅要让他老人家看到公司的最新技术成果，还要让他看到公司员工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9点15分，几辆面包车驶进了贝岭公司。车门开了，陆德纯迎上前去，握住了老人家温暖的手。
接待室是陆德纯临时安排的。因为公司会议厅还在建造之中，陆德纯决定把接待室放在硅片制造部。这里离主厂房较近，邓小平年轻大了，从这里去视察厂房、设备和生产情况，都比较方便。
在接待室里，陆德纯向邓小平汇报了公司的概况、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转让等情况。邓小平听得很认真，有的地方没有听清，还要向身旁担任“翻译”的女儿追问一句。邓小平和杨尚昆一边听，一边拿起加工好的硅片仔细察看。他们还饶有兴趣地看了12分钟介绍贝岭的录像，对公司的全貌和总体生产情况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超净化车间是邓小平视察的一个重点部门。这里的空气净化要求极高，严格规定每一个进入车间的人都要换净化工作服。陆德纯想，更换服装麻烦，且还要通过风淋通道，由高强度的清洁空气以清除所有进入者身上的灰尘——小平同志这么大年纪，万一被风吹感冒了怎么办？权衡再三，陆德纯最后决定，请邓小平通过过道观察来察看。
其时，陆德纯站在隔离观察窗旁边，向邓小平介绍：这个车间里面，是贝岭公司最重要的生产设备和调试检测仪器。这些装备，全部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其中关键设备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是经过国际巴统会批准首次进入中国的。如果没有它们，贝岭公司的高技术生产根本无从谈起。
听到这里，邓小平指着这些引进的先进设备，向周围陪同的同志发问道：“你们看，这些设备是姓‘资’还是姓‘社’？”吴邦国回答：“姓‘社’。”邓小平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说：“它们姓‘社’。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拿来为我们社会主义所用，那就是姓‘社’了。”
接着，邓小平又为在场同志分析，前苏联原是一个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由于闭关自守而导致落后，最后落得个国家解体的悲剧。他加重语气强调：“关键是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他鼓励大家，要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把门开得大一些。这时，卓琳轻声对陪同的同志说：“老爷子经常思考着改革开放的大问题。”
2月18日，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元宵节。晚上，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由于公务缠身，邓小平已有几十年没有上过商店游览购物。邓小平到来的喜讯此刻已传遍了整个商店，营业员们纷纷聚集在通道两旁，邓小平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亲切和蔼地向周围的群众点头微笑，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参观完三楼的服装柜台，邓小平正准备走向电梯时，看见不远处有一只文具柜台，便信步走上前去，饶有兴致地看起了里面的文具。刚才受到接见的全国劳模、正在附近的马桂宁立即走过来当起了“临时营业员”。他热情地向邓小平一一介绍各种新款铅笔、圆珠笔和各式异型橡皮。邓小平女儿邓榕在一旁说：“您就买一点吧。”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由女儿代付款10元买了4盒上上海的名牌产品中华牌铅笔和4支口红形橡皮，准备送给孙子孙女们。马桂宁用包扎纸将铅笔橡皮包好，装进塑料袋递给了邓小平，吴邦国在一旁笑着对他说：“马桂宁同志在为您提供优质服务啊。”一句说得邓小平笑了，马桂宁也笑了，周围的人都笑了。
2月20日，邓小平带着上海人民对未来的信心，带着浦东开发的宏图离开上海返回北京。
一篇文章与一首红歌
搅动神州春潮
1992年，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邓小平亲临南方视察，并以他惯以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放矢地发表了一系列廓清人们思想中姓“资”姓“社”模糊观念的言论。对此，党内人士一般是从中央文件中知悉的，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则是通过阅读一篇被全国报刊转载、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闻通讯才了解到的。
这年1月18日下午5时许，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在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速到市委接受一个特别采访任务。陈锡添马上驱车赶到市里，宣传部负责人告诉他：明天一早邓小平同志抵深圳视察，市里决定全市媒体只选派你一位文字记者全程跟随采访。从19日早随市领导去火车站迎候到23日送别小平同志去珠海，一直入住宾馆不回家。
听到这个消息，陈锡添非常激动，记者的职业敏感使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采访任务，感到很荣幸。陈锡添心想：“从小平同志上次视察深圳至今，已经过去8年，8年间深圳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一向倡导实事求是的小平同志此番前来，亲眼看、亲耳听是一方面，肯定还会发表关系我国改革开放走向的重要观感。”后来发生的一切果然印证了陈锡添的猜测和判断。
从1月19日至23日，陈锡添每天都是凌晨2时以后才入睡，因为白天要跟随邓小平采访，只有晚上的时间才能静下心来，同当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一起整理记录。有些场合，自己临时因故不在邓小平身边，他还要找当时在场的有关领导追访，对重要言论及时进行补记。深为邓小平一系列谈话精神鼓舞的陈锡添寻思：当老人家在视察中表露的思想日后通过我们这些记者的笔触传达至千家万户和大江南北时，对全国的改革开放的局势该会产生多么重大的促进作用啊。
可是，当深圳人送别邓小平后，关于他视察的消息却被有关方面告知“暂不作公开报道”。
不久，党内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对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的系列重要言论进行了传达。这令陈锡添为之一喜，他想：能不能在适当的时候，以新闻通讯在表现手法上特有的优势，活灵活现地将小平同志在深期间的音容笑貌及言谈举止来一个大展示呢？于是，他更留意对有关采访记录的整理和核实，为日后正式动笔写作勤恳地作着必要的准备。
3月22日，是个星期天。陈锡添照例习惯地到办公室取信和当日送达的报纸时，忽然从《南方日报》上看到一则记写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报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不由得眼前一亮：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精心整理的那些关于小平同志在深圳的纪实性材料也同样可以公开见报了？
陈锡添的这一想法获得当时报社主要领导的支持，并决定作为近期最重要的报道隆重推出。为抢时效，采取的是边写边发排边内部由社长区汇文审阅的特殊运作方式。陈锡添已经对有关材料烂熟于心，对文章基本构架成竹在胸，一旦闸门打开，文思犹如泉涌。24日，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一气呵成。
25日上午，陈锡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拿着已经打印出来的长篇通讯稿小样同当时的社长区汇文一起到深圳市委宣传部送审，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广慧却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自己把关，但一定注意，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当夜，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被排上了次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
此时的陈锡添非但不敢欣欣然，反而不由地生出几丝惶恐。他对那些自己反复核实过的材料和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表述是否准确仍有些不放心，心想，如果出一点纰漏，影响就大了。
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66届毕业生，竟然为自己几十年新闻生涯中的一篇行将见报的通讯作品第一次失眠了。
3月26日，通讯在《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刊出；同日下午，《羊城晚报》送到，陈锡添发现该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自己的报道时，“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原来向以抢抓新闻“快、准、狠”闻名全国新闻界的《羊城晚报》，当看到该报驻深记者传回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时，立即掂量出它的分量，马上决定对基本已拼好的26日报纸的主要新闻版作重大调整，以较大的篇幅摘登。
28日，上海《文汇报》及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
28日晚，《光明日报》指示驻深记者站向陈锡添要邓小平南巡的照片，并决定30日进行全文转载。当陈锡添将此消息转告新华社深圳支社时，支社于29日晚迅速将通讯全文传至北京的总社。
当30日的《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发了《深圳特区报》的报道后，新华社也于当日正式向全世界播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同时又以少有的规格为播发此文专门配发了一条消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从次日开始，全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主要报纸都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在深圳纪实《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一炮打响，曾名不见经传的陈锡添也因此一跃成为中国新闻界名人。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不寻常反响，自然也引来那些对中国兴趣愈来愈浓的外国新闻界的关注。
4月2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以《外电外报评中国报道邓小平深圳之行》为题，译发了美英日三国媒体的部分反应；即将访日的江泽民总书记，在4月1日会见日本驻华记者，被问及他对日前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评价时，十分肯定地回答：“……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
这年春天，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木林县，刚刚退居二线的县政协副主席蒋开儒拿着报纸，被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饱含激情的叙述震动了：深圳，那个他在1979年去香港探亲时路过的边境小乡，真的一眨眼就成了现代化的新都市了？
一个念头再也挥之不去——要去看看，一定要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蒋开儒果真把家里仅有的2000元一把揣着南下了。走出深圳火车站的蒋开儒，一下子糊涂起来，这不是香港吗？回头一看，火车站大楼上分明写着“深圳”两个大字，还是小平同志的题字。噢，真是深圳！与13年前他路过的乡野一样的深圳比，真是恍若隔世。
蒋开儒在邓小平刚刚走过的深圳大街上追踪着伟人的脚步，真切地感受着春天的声音。他的脑子里盈荡着一个场面——就在他去香港探亲的1979年，邓小平也在广东听了省委一位领导同志的汇报之后，说：先在你们广东找一个地方，办一个经济特区，杀出条血路来……
蒋开儒的心不断地被“杀出条血路来”这句话猛烈地撞击着。他当过兵，知道杀出条血路这句话意味着什么，邓小平是统率过百万大军的，绝不会轻易说这句话，说了，就意味着背水一战，意味着流血牺牲，意味着成败在此一举。蒋开儒的脑子里同时浮出一个画面：小平同志站在中国的大地图前指点江山，寻找着中国经济腾飞的突破点，寻找着创办经济特区的理想之地，他在中国的南海边找到了深圳，就在这个地方划了一个圈……这个感觉一出来，一首混着春天的馨香，唤醒了心灵深处热烈的共鸣和憧憬的歌词就如清泉一样流淌出来：“春天的故事……”
1994年3月，又是一个春天，由团广东省委、广东省青联和广东省音协主办的广东省青春歌曲创作大赛掀起了一股热潮，成百上千首参赛歌曲涌向设在各市的分赛区。在深圳分赛区，蒋开儒作词、王佑贵作曲的参赛歌曲《春天的故事》落选了。 蒋开儒、王佑贵有点沮丧，又不甘心让这首歌就此泯灭，思来想去，希望能找个高手“起死回生”。曲作者王佑贵想到了时任东深供水局副局长、省青联常委叶旭全，这位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当时已是活跃在深圳词坛的业余作家。叶旭全仔细一看歌词，心里就有底了，说：“确实是一个好胚子，修整修整可能有希望入选，我来试试吧。”
当时，叶旭全在深圳已工作了14年，可以说是与特区共同成长的一代人。这位喝东江水成长起来的农民儿子，亲身体验、目睹了改革开放给特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对1992年小平南巡后深圳日新月异的面貌，更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感到以春天来引出、比喻这样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的确别具一格。只是原作有点冗长，立意只着眼于深圳，还有一些词语表述不够准确，容易引起歧义。为了挽救这首立意新、题材好却不无“硬伤”的歌曲，叶旭全立即着手在结构、立意和遣词造句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二度创作。他的原则是：精简结构、提升境界、去芜存真。
为此，把原歌词的三段改成两段，将7分多钟长的原歌曲缩短为4分半钟左右，消除了歌词的拖沓，利于传唱，更将两个历史性的时刻凸显出来。针对原歌词中只是就深圳说深圳写深圳的立意偏低之弊，把歌曲放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中去修改，让歌曲跳出唱深圳而唱全国。比如，将原歌词第一段“1980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伟人在南中国的海边划出特区一片”，改为“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把时间往前推一年，把背景放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紧扣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背景；将原歌词“啊，深圳深圳，你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改为“啊，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将原歌词“神话般崛起一座城”改为“神话般崛起座座城”……整首歌曲的立意从深圳一地提升至全中国的高度，从特区一事提升至改革开放的大业，内涵加深，境界升华。同时，将原歌词中一些政治上不准确，或容易引起歧义的词语进行重大修改，用拟人、比喻的手法使之更加贴切，更深刻。比如，将原歌词中“有一位伟人在南中国的海边写下宣言”改为“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因为用“南中国”来标示“南方”是不准确的，而用“宣言”来表述一位已交班的老领导人的言论，更是不恰当，改为“中国的南海边”和“诗篇”则更加妥帖。原歌词中用“你挣脱一穷二白的铁锁链，走进了乍暖还寒的春天”描述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环境，“铁锁链”、“乍暖还寒”等词，很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以致引出错误的联想，改为“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之后，则导向正确，气势磅礴，意境优美。
经过反复的推敲斟酌，叶旭全终于把《春天的故事》润色完毕，二度创作后的歌词结构完美、立意鲜明、用词精准、大气磅礴，赋予了新的内涵。
拿着新歌词，作曲家王佑贵又重下一番功夫。这首词在一些人的眼里有点“滑稽”。比如“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句话17个字，大白话似的。但王佑贵没有被这些说法所动摇。他用心去体味歌词，感到这样写真好，把一个很重大的政治题材生活化了，群众化了。17个字在作曲家的心中是一个段落，而不是一句，如果作为乐句来写就会很难。王佑贵每天都对着《春天的故事》歌词反复读，读着读着，感觉就出来了。他找到了适合老百姓平和心态的音高——它不是唱歌，它是说话，平和、亲切、感人。这就是《春天的故事》叙事的音乐主题。
王佑贵用音乐将不规则的词变成完整的乐段，在口语化的基础上增强平和朴素、亲切感人的风格。谱曲时还将南方的秀美与北方的粗犷糅合起来，抹掉单独南方或北方的音乐风格。这看起来什么都不是，但什么都不是往往什么都是。虽然只是一首歌曲，却有着史诗般的气势；它讲述的是大题材、大人物，同时它又如百姓家常话，真切细腻，令人如沐春风，倍感亲切。歌声中，一幅改革开放的画卷徐徐展开，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和伟人重现眼前……几经锤炼，面目全新的《春天的故事》再生了。
叶旭全把二度创作后的歌曲直接交到了广东青春歌曲创作大赛评委会。此时，评委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多数评委认为，这是一首政治题材歌曲，唱的是改革开放，是国家领导人，用“画了一个圈”和“一位老人”这样通俗的语句来写，不够严肃，不能选用。但另有两位评委却坚持认为，群众歌曲正是需要这种通俗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写法，需要清新贴切充满深情的比喻，这首歌写出了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拥护和对小平同志的崇敬，是真正的百姓心声。
《春天的故事》又一次站在了命运的分岔口上。两位评委的据理力争，再一次使这首佳作走出了险被埋没的命运，在他们的坚持和说服下，其他评委也转变了看法，最后这首歌在广东“94青春歌曲创作大赛”中独占鳌头，被评为金奖，一举成名。《春天的故事》迎来了柳暗花明的新天地。
叶旭全自信这是一首属于时代的歌曲，是一首将政治和抒情结合得非常完美的歌曲，应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于是，他想到了将歌曲拍摄成刚刚在中国落地不久的音乐电视——MTV。可是，当时他和蒋开儒、王佑贵都不富裕，而拍摄一个音乐电视片要十几万元！叶旭全和曲作家王佑贵一琢磨，没有钱，那就自己动手筹，无论如何，也要把《春天的故事》唱响！于是，叶旭全回到老家东莞，找几个中学同学筹集款项，其中一个姓雷的同学听完这首歌后激动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我也不可能有机会从一个机修工变成拥有千万身家的老板！”当即决定拿出10万元支援叶旭全。其他几个同学也受到感染，纷纷慷慨解囊，很快筹集了16万元。
接着，歌曲传给了中央电视台导演孟欣，传给了精于摄像的张国立，传给了名满全国的歌唱家董文华，打动了这些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他们不约而同自费从北京飞到深圳，一致表示要义务拍摄这部音乐电视片。
1994年10月，这部由孟欣总创意、策划，张国立总导演兼摄像，董文华演唱的音乐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一炮而红，12月，又在中央电视台第二届音乐电视大赛中荣获金奖。一时间，《春天的故事》在大江南北到处传唱，红遍中国。后来，这首歌被选入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获得了1995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6年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以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音乐奖等奖项，成为获得国家奖项最多的“金曲”。正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这首歌曲传遍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成为真正代表中国人心声和记录一个时代风采的歌曲，蒋开儒、王佑贵、叶旭全的名字也因此载入了中国音乐的史册。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后来经过整理作为终卷篇收入他的文选。南方谈话，可以说是老人的“政治交代”，或者说有“政治遗嘱”的含义。南方谈话之后， 中国改革卷起了第二次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