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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建党90周年，我已是93岁高龄，仍常常想起炮火下同患难的战友，想起建设时期共同创业的同志，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经历的人和事，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自少小离家，为革命理想东奔西走，转战在北平、济南、延安、晋察冀、西柏坡等地，在大时代的感召下，汇入革命洪流。现将我所亲历的这段经历记述下来。
少小立志出家门
1918年12月29日，我生于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天成村，原名宋守莲。我能走上革命的道路，一个重要原因是父亲宋志刚的开明和叔伯大哥宋乐天对我的影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男女不平等的憎恨。我四五岁时母亲去世，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受你的罪吧”!上小学时，隔壁两家的女性都死了，一家是上吊死的，一家是吞大烟死的。她们为什么要寻死?因为受气，因为男女不平等。我年纪虽小，当时却受了很大刺激，心想咱们女性长大了绝不能受气。小时候留下的这个印象深极了，从小到大不断地看到、听到妇女受气挨打。母亲临终前的话，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对我性格形成乃至人生道路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我12岁离开天成村，到归绥县(今呼和浩特)上中学。这一段，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1932年，我和同学好友曾到凉城邻县卓资山旅行，那里山青水秀，矿产资源丰富。祖国的大好河山让我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怀着满腔的怒火。大哥宋乐天大我9岁，这时已是北平前门区共青团团委书记，常利用回家的机会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还跟我说起1933年他参加的李大钊同志灵柩示威游行。大哥很信任我，1933年他曾被捕，被捕前交给我一个秘密“小包”，我偷偷藏在婶母的柜子里。我拆阅，看了《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章》、《反杜林论》，还有关于五卅运动、介绍十月革命、揭露国民党不抗日的材料，很多都是油印本，我读得似懂非懂，又被深深吸引，反复翻阅之后，心中对共产党有了朴素的向往。
当时在归绥，有地下党组织的反帝大同盟秘密开展活动。我虽然不是盟员，但和盟员们常一道参加活动和会议。二哥宋守德是归绥中山学院的学生，他是盟员，我让他抄写大哥寄存在我这里的材料，在盟员中传阅。1934年4月，杨植霖、杨业鹏等相继被捕。我从父亲处得到消息后，赶紧骑上自行车，飞快地通知李作栩、宋守德转移，又跑回学校从我父亲工资中预领了些钱，让他俩带上连夜逃跑。
1935年，我来到北平准备考大学。城南有一个绥远会馆，不花钱随便住，我就住在绥远会馆的二会馆。我与郑天翔都在二会馆落脚并相识，从7月到8月底，双双备考。郑天翔和我都是绥远凉城人，他大我4岁，他叔父和我父亲是北师大的同学。天翔1934年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农学系，那里政治气氛沉闷，他不喜欢，于是又来考试。而我高中只念了两年就来考大学。就这样，我们在北平同时复习，准备考试。因为都是穷学生，我们常一起逛书店、交换书、谈理想，谈国家、民族的忧患，谈对日寇的仇恨、对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我们谈得热烈而深入。一个多月后，天翔和我分别考上清华大学、齐鲁大学。自此，我离开家乡来到济南。
在齐鲁大学汇入救亡洪流
齐鲁大学除我所在的医学院外，还有文学院、理学院和神学院、教堂。绝大多数师生信奉基督教，国民党设置军训课、党义课。各种势力和思想交汇在学校中。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沸腾了北平，齐鲁大学这“沉默”的一角也沸腾了。我们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会接上了关系，也与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接上了关系。1936年1月，平津学联代表和清华自行车宣传队到达济南，北平学联主席王仲华(又名董毓华、王春裕)秘密召集我们学校几名积极分子开会，我和孙香亭、刘维祯等同学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校后，我们通过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等形式，启发同学们的觉悟，使大家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在我们埋头读书的几年里，当局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卖国协定，东三省、热河、察哈尔、河北的主权一步步丧失。同学们悲痛不已，从心底发出“反对卖国协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
山东省教育厅采取提前放寒假的手段压制学生运动，齐鲁大学则采取提前考试的方法。在平津学联代表的帮助下，我们领导了罢课、罢考活动。我们悲怆而激越的歌声不时在校园里响起。
就在我们活动深入发展并准备去北平串联之际，学校突然宣布提前放寒假，并以停火停食为名要求学生立即离校，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守在学校周围，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亲自坐镇指挥，来往信件被扣，只许出，不许进。不得已，我们商定刘维祯、刘静莹留校坚持工作，一部分同学去北平参加救亡运动，一部分同学下乡宣传抗日。
1936年夏，我们在济南地下党林浩同志的领导下开始工作。从最初的三名“民先”队员刘维祯、孙香亭和我，又发展了刘静莹、武送銮(现名王泽)、韩豁、冯兰珍和李金榜。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经过济南时，我们组织同学慰问，请他们来学校讲演，听众多达两三百人。我们散发宣传材料到学校各处，学校当局对我们提出警告，我们不予理会，有些基督教徒还帮助我们散发传单。
1936年秋，日寇侵略绥远，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在绥东军民的支持下，大获全胜，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全国人心大振。济南各学校纷纷发起募捐援绥活动。齐鲁大学的“民先”组织很快募集到一大笔款子，购置了药品、食品、锦旗，印制了慰问信和宣传品，由李耕田、李度(现名张芳)和我代表齐鲁大学文、理、医学院爱国师生，奔赴绥远前线。我们三人和各地代表拜访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我们被将士们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前仆后继、英勇杀敌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将剩余的70多块大洋全部赠送。
经过两年来特别是在齐鲁大学这一年多来的考验，1937年1月，林浩派人跟我谈话，告知我已被批准入党。1937年3月，校长刘世传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指责我不好好读书，宣传共产主义，并拿出北平寄来的书刊作“罪证”。我毫不示弱，据理力争。当天晚上，校方突然搜查我的宿舍。一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徐乃光同学将《圣经》塞到我的枕头下，另一名同学将我的箱子移到她床下。搜查者没想到竟然搜到的是《圣经》，大感疑惑，邹尚卿同学机智地说：“宋守莲是基督教徒。”
我们与校方闹成了僵局，北平寄来的书刊被没收，私人信件也常常丢失。特别是天翔从清华大学给我寄的进步书刊和通信，有的就没收到。好在我和天翔通信中常用暗语交流“民先”的情况，幸未暴露，保留了一些资料。
在林浩指示下，我们改变方式，尽量避免与校方冲突。韩豁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侄女，她常去韩复榘家带宣传品给太太们看，教孩子们唱救亡歌曲，获得了他们的同情。形势紧张时，韩豁就将宣传品放在韩复榘姨太太纪甘清处，可说万无一失。我则联系中学同学李生兰 的爱人、国民党军医田玉璜，往军营送抗日宣传品。
1937年初，各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汇集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四五月间，我们的活动趋于公开化，学校最后只好宣布提前放暑假。1937年6月，我来到北平，跟韩豁、刘维祯积极参加报告会、发展读书会成员，夜以继日地忙碌着。此时我和天翔又见面了。那时候我们都是“民先”队员，但我不知道他已经是党员。在共同理想的感召下，在抗日救亡的热潮中，我们经过深入了解，走到了一起，发展成恋人。
由流亡到奔赴延安
七七事变时，我们在城内听到炮声隆隆。“民先”总部组织我们去医院慰问二十九军伤员，为他们唱抗日歌曲。1937年7月11日，我们离开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流亡的道路很不太平。我们流亡学生先从北平到天津，我记得有郑天翔、陆平、孙陶林、姜文彬等人。之前我们在北平城内的时候，都在沙滩的一个小饭馆吃饭，一帮人都赊账。流亡时，小饭馆的老板带了几个伙计到火车站拦截我们，要我们还账。可我们哪有钱?当时我姐姐宋守梅在北大读书，我们在附近租了一间小房，我就把房间钥匙给他们，说你们进去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我没钱，国难当头还得流亡。当时我已坐在火车上，这些伙计想拉我下车，流亡学生在另一头拽着我，两边就这么拉扯着，因为我们人多，他们也没办法。当然他们也不止拉我一个人，我们一帮人都欠人家饭钱，其中就有陆平。后来我还和陆平说，咱们一块去还饭钱。新中国成立后，陆平回来找那个老板还账，结果找不到人，那个小饭馆也没了。
从北平到天津，我们走了一天。没一会儿就停一下车，日本人上来查车，态度蛮横得很。停车的时候，我们看到车外面的水沟里淹着一些老百姓的尸体。亡国奴的滋味很不好受。到天津后，我们晚上住在一个叫中法饭店的宾馆，日本人来检查时，枪“嘭”地立在地上，厉声问道：“干什么的?”我们答道：“学生，回家的。”他看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有，就走了。有一个同学家住英租界，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到他家住下，开始筹集路费。开始我们决定去青岛，半路听人说船出了问题，不走了。我们就坐火车去济南。
济南设有专门的流亡学生接待处，就设在齐鲁大学，提供馒头、咸菜给流亡学生。因为我是齐鲁大学学生，就回宿舍拿一些东西接济流亡学生。一同回来的韩豁刚到济南就找亲属募捐钱，我们将这些钱分给流亡学生做路费。
不久，我从济南坐火车到了西安。当时国共已经合作抗日，抗日救国会、抗援会、学生流亡组织等很多，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阻拦。我们拿着党组织以抗联名义开的介绍信，直接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我们一交信，就有接待。
在七贤庄，胡乔木同志给我们这些学生讲话，说去延安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吃小米有沙子，一起睡大炕，没工资，水也不多，洗脸共用一个脸盆。他把可能遇到的情况都跟我们说了，让大家有思想准备。
从西安出发到延安这一路，我们这一队有七八十人，选出了几位队长。我们热情高涨，从西安步行，每天不断地走，走了20多天，1937年9月我们到达延安。我清楚地记得到延安时的情景：我们到二十里铺的时候，知道快到了，大家都兴奋地唱起歌来，一直唱到陕北公学的院子里。后来来了两人给我们分队，安排我们吃饭、领衣服，当时发的衣服还是国民党的灰色军装。我们坐在陕北公学院子里时，大家互相问是哪里来的，都在找老乡或同学。有人问：“谁是绥远人?”我说我是。那人问我：“你认识郑天翔吗?”我说认识。就这样，我和天翔又相聚延安。在济南时，我们已约好他先来，我后走。
在延安学习的日子
在陕北公学学习的这批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各年龄段的都有，有四五十岁的，有二十几岁的，也有十几岁的中学生，大部分是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那时候我不满19岁。党组织安排了很多人直接去了前线抗日救国，也有一些人留在延安学习。我和天翔都留下了，我被分到陕北公学五队，天翔在四队。五队是女生队，有几十人，很多领导人的爱人都是五队的，后来很多人又重聚北京。如邓小平同志的爱人卓琳(浦琼英)和卓琳的大姐浦代英、二姐雷迅(浦石英)，陈云同志的爱人于若木、于若木妹妹于陆琳，李维汉后来的爱人吴景之，文化人士吴亮平的爱人杜凌远，胡乔木的两个妹妹。
在五队学习三个月后，我又被分配到高级班学习了半年，同时还担任陕北公学总支助理员，主要工作是和进步学员谈话、宣传党的政策、发展党员。高级班大概有四五十人，男女都有。陕北公学政治部的负责人是阿金，即金维映，她是我的上级，不时找我谈话说工作。我对她的印象非常好，她人很好，风度非常好。
1938年5月，党中央将抗大、陕公、鲁艺、党校的一些老师和学员调出来成立延安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是青年们十分向往的地方，大家都积极投考。我考入延安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参加了5月5日的开学典礼。
中央领导多次来马列学院讲话。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给我们作的报告。记得最清楚的是1938年5月开学后，亲耳聆听了毛泽东来校讲《论持久战》。江青有时也来听课，毛泽东讲话时她就搬个小凳子挤坐在最前边。
在晋察冀坚持抗战
在马列学院一班学习半年后，1938年11月，组织上派我和天翔去抗战前线。此时我们已结婚。说起我们的婚礼，很有意思。那时候延安结婚没有具体部门管，也不登记，打个报告就行了。条件艰苦，我们也没有钱请大家吃饭。我叔叔宋志和也在延安，他是医生，有一点儿津贴，就给了我们两三块钱，我们两人就到机关合作社里简单吃了一顿饭。
1938年11月21日，敌机轰炸延安。第二天，我们俩跟随队伍离开延安，一起去晋察冀边区。我们徒步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边区机关所在地——平山。在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的行军路上，大概在忻县一带，我第一次见到彭真，至今记忆犹新。那天夜里，刚过正太路的封锁线，队里一个女同志突然病倒，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十分着急，但又不能马上送她到安全地带医治。这时，一辆卡车经过，我们也不知道车里是谁，队中年轻人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便去拦车，才知道是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的车。彭真很高大，穿着军装，很威武，他耐心地听我们说完情况，便把女同学带上另一辆卡车。在他的帮助下，女同学被送到安全地带，得到了救助。
我们到平山县后进行了分配，我被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北方分局党校任教员、班主任，在这里工作了一年，正好遇上1939年日军对北岳区大规模“扫荡”，形势十分严峻。1940年1月，我任北岳区宣传部干事，在反“扫荡”中，我转到外线，在山西五台县负责办短期党校。1941年1月，我任区党委党校班主任和教员，在各地办党校，一直到1941年8月。
1941年8月，我到易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刚到不久，就赶上日寇对易县狼牙山 地区抗日根据地连续“扫荡”。地方干部余药夫是五壮士跳崖时的见证人，他和其他战友一起救活了伤势严重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当时我就在易县，在转移的大队伍中。因为在易县有着同样的战斗经历，余药夫常和我联系、通信。葛振林与我也始终保持联系。
我在易县的1941年至1944年，正是抗战最残酷的时候。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推行坚壁清野、囚笼政策以后，根据地在缩小，各县乡组织的党员培训班离敌人很近，我们都能看到敌人林立的炮楼，非常危险。我们生活十分艰苦，往往是棒馇粥里加杨树叶、柳树叶或野菜。因为反“扫荡”，身边不断有同志牺牲。战争中我也受过伤，左腿上留下很大一块伤疤，我现在腿脚不便也是因为受伤留下的病根。
1943年8月，聂荣臻司令奉命领队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出席党的七大，天翔作为聂司令秘书随行，10月上旬到达延安。天翔跟随聂司令走后没多久，我们就开始了反“扫荡”，广泛开展游击战，歼日伪军1.1万人，攻克据点碉堡200多处，取得反“扫荡”胜利。反“扫荡”斗争中，群众的支前伪装工作做得很好，我记得当地的妇女同志提着篮子送“鸡蛋”，其实篮子里装的是手榴弹。当地同志和老百姓给我们送情报和物资，尽管敌堡如林，但都成了“睁眼瞎”。
我在易县主管宣传工作，主要是抓学校教育、形势教育、办民校、扫文盲、妇女工作和组织政治攻势。那时我们一年要搞若干次政治攻势，在抗战的相应阶段，结合当时的形势，在准备反“扫荡”之时，或者是敌人进攻之前，有时结合反对阶级压迫，把这些工作集中在一起，做一个总提纲，把任务层层布置下去。
留在前线迎来抗战胜利
1944年5月7日，我在易县生下孩子，身在前线，生育很不容易，但这个在羊圈里降临的孩子比我想象中来得容易，我们因此给他取名易生。组织上照顾我，让我回延安，我坚持留了下来。8月，组织安排我任《晋察冀日报》边区版副主编。我在报社一边工作，一边带着几个月大的小孩，同志们给我很多帮助。
在《晋察冀日报》工作的两年里，我认识了不少领导和好友。邓拓同志是晋察冀日报社的开创者和老领导，他非常有才气，我非常敬佩他。我和他夫人丁一岚关系很好。丁一岚一辈子从事广播事业，曾在天安门城楼上现场主持转播开国大典盛况。我们一直有来往，直到她1998年在京病逝。作为优秀的新闻家、政论家，邓拓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和理论工作，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愤而辞世，体现了知识分子“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铮铮铁骨。
副社长胡开明是个很有水平且实事求是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批评胡开明的包产到户方案，说河北省的副省长叫开明，可惜前面还加一个“胡”字，是“胡开明”。为此，胡开明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头。但历史证明胡开明没错。拨乱反正后，胡开明调任安徽省委常委，成为万里的得力助手。
郑季翘是副总编辑，他水平也很高，后来还任北平《解放》三日刊的编辑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吉林省委书记、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参加了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和起草工作。
张春桥也是副总编。此前，他是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宣传干事，他与同事李淑芳(后改名文静)确定了恋爱关系。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有些才气，为人很自信，没想到他后来成了“四人帮”的一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清楚地记得这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们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连夜排版发布消息。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有邓拓、吴浩、陈春森、秋围、陈肇、张磊、何继云等。每年此时，我总会心头起伏，想起那一日的情景：电台喜报日寇降，窑洞油灯齐放光。编辑记者排版忙，全村老少扭秧歌。
从西柏坡到北平
1946年1月，我被调到张家口任七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后来国民党打过来，我们从张家口撤退到后方，我先在灵丘县、北方分局党校工作了一段。10月，我回到易县，任县委副书记。我在易县参加了土地改革会议，在易县裴庄蹲点。和我一起蹲点的有一位老同志李舜琴，我们都主张不分地主的浮财，只分土地。李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掌握政策比较严格，不是很左。那时候，武光领导我们这个地区的土改，刘杰是我们工作团的团长。那会儿许多人都“左”，掌握不好的话，就分地主的浮财，把地主家里的衣服都给分了。农民一发动起来，就不太好控制，分浮财、吊打、体罚，这些东西就会随之而来。所以，我们坚决不开分浮财的口子，因此裴庄没有发生死人的事情。地主那时候都挺害怕的，当然也有反抗的，藏大洋元宝、转移财产。后来，在晋察冀分局安排下，对“左”的做法进行了纠正。
1947年10月，我调到晋察冀一分区，任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48年，邓颖超调我参加华北局工作，任华北局妇委常委。9月20日至10月6日，中央在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召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我作为华北局妇委代表参加。
大会期间，我去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大姐家中做客。大姐询问我华北的妇女工作，周恩来同志向我了解根据地土改情况，又问天翔在晋绥党校的学习情况。三人谈了很久，到了饭点，大姐招待我吃晚饭，笑道“这是我们的家宴”，记得吃的是小米、玉米和炒鸡蛋。没多久，远在晋绥党校学习的天翔接到调华北局工作的通知。原来，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在这次“家宴”聊天中了解到，自1943年天翔到延安参加七大、后又调往晋绥边区，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们夫妇工作在两地已达5年。他们请李富春、安子文办理天翔的调动手续，调中共中央华北局任宣传科长。我和天翔不久相聚在华北局机关驻地——建屏县王庄。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离开北平12年后，2月中旬，我随着华北局机关从建屏县进驻北平。我们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
1949年秋，天翔调去绥远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包头工作团团长，进驻和接管包头市，后任包头市人民政府市长，再后又兼任市委书记。一直到1953年，天翔调到北京市任市委委员兼秘书长，我们最终团聚在北京。在长达18年的离别和战火中，我们坚持通信，至今保存下来400多封信。1935年、1936年，我们在信上谈得最多的是鲁迅和抗日。此后无论在延安还是绥远，大部分都是通过地下交通或托人带信，谈的都是理想、形势和工作。我在边区时寄给天翔的信都是“聂荣臻转郑天翔”。信周转时间久了，信封也就开了，也就成了公开信，同志们总免不了一番哄闹。有人说，你们不像夫妻，更像同志、战友。其实，我们是同志、战友，更是夫妻、伴侣。我们是同志式的夫妻，有着共同理想和共同事业，这是一种多么浪漫和壮丽的结合。无论面临怎样的考验，战争、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我们始终心心相印，相濡以沫。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始终心系对方，有着共同信仰。
(责任编辑 文世芳)
少小立志出家门
1918年12月29日，我生于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天成村，原名宋守莲。我能走上革命的道路，一个重要原因是父亲宋志刚的开明和叔伯大哥宋乐天对我的影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男女不平等的憎恨。我四五岁时母亲去世，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受你的罪吧”!上小学时，隔壁两家的女性都死了，一家是上吊死的，一家是吞大烟死的。她们为什么要寻死?因为受气，因为男女不平等。我年纪虽小，当时却受了很大刺激，心想咱们女性长大了绝不能受气。小时候留下的这个印象深极了，从小到大不断地看到、听到妇女受气挨打。母亲临终前的话，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对我性格形成乃至人生道路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我12岁离开天成村，到归绥县(今呼和浩特)上中学。这一段，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1932年，我和同学好友曾到凉城邻县卓资山旅行，那里山青水秀，矿产资源丰富。祖国的大好河山让我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怀着满腔的怒火。大哥宋乐天大我9岁，这时已是北平前门区共青团团委书记，常利用回家的机会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还跟我说起1933年他参加的李大钊同志灵柩示威游行。大哥很信任我，1933年他曾被捕，被捕前交给我一个秘密“小包”，我偷偷藏在婶母的柜子里。我拆阅，看了《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章》、《反杜林论》，还有关于五卅运动、介绍十月革命、揭露国民党不抗日的材料，很多都是油印本，我读得似懂非懂，又被深深吸引，反复翻阅之后，心中对共产党有了朴素的向往。
当时在归绥，有地下党组织的反帝大同盟秘密开展活动。我虽然不是盟员，但和盟员们常一道参加活动和会议。二哥宋守德是归绥中山学院的学生，他是盟员，我让他抄写大哥寄存在我这里的材料，在盟员中传阅。1934年4月，杨植霖、杨业鹏等相继被捕。我从父亲处得到消息后，赶紧骑上自行车，飞快地通知李作栩、宋守德转移，又跑回学校从我父亲工资中预领了些钱，让他俩带上连夜逃跑。
1935年，我来到北平准备考大学。城南有一个绥远会馆，不花钱随便住，我就住在绥远会馆的二会馆。我与郑天翔都在二会馆落脚并相识，从7月到8月底，双双备考。郑天翔和我都是绥远凉城人，他大我4岁，他叔父和我父亲是北师大的同学。天翔1934年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农学系，那里政治气氛沉闷，他不喜欢，于是又来考试。而我高中只念了两年就来考大学。就这样，我们在北平同时复习，准备考试。因为都是穷学生，我们常一起逛书店、交换书、谈理想，谈国家、民族的忧患，谈对日寇的仇恨、对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我们谈得热烈而深入。一个多月后，天翔和我分别考上清华大学、齐鲁大学。自此，我离开家乡来到济南。
在齐鲁大学汇入救亡洪流
齐鲁大学除我所在的医学院外，还有文学院、理学院和神学院、教堂。绝大多数师生信奉基督教，国民党设置军训课、党义课。各种势力和思想交汇在学校中。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沸腾了北平，齐鲁大学这“沉默”的一角也沸腾了。我们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会接上了关系，也与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接上了关系。1936年1月，平津学联代表和清华自行车宣传队到达济南，北平学联主席王仲华(又名董毓华、王春裕)秘密召集我们学校几名积极分子开会，我和孙香亭、刘维祯等同学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校后，我们通过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等形式，启发同学们的觉悟，使大家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在我们埋头读书的几年里，当局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卖国协定，东三省、热河、察哈尔、河北的主权一步步丧失。同学们悲痛不已，从心底发出“反对卖国协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
山东省教育厅采取提前放寒假的手段压制学生运动，齐鲁大学则采取提前考试的方法。在平津学联代表的帮助下，我们领导了罢课、罢考活动。我们悲怆而激越的歌声不时在校园里响起。
就在我们活动深入发展并准备去北平串联之际，学校突然宣布提前放寒假，并以停火停食为名要求学生立即离校，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守在学校周围，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亲自坐镇指挥，来往信件被扣，只许出，不许进。不得已，我们商定刘维祯、刘静莹留校坚持工作，一部分同学去北平参加救亡运动，一部分同学下乡宣传抗日。
1936年夏，我们在济南地下党林浩同志的领导下开始工作。从最初的三名“民先”队员刘维祯、孙香亭和我，又发展了刘静莹、武送銮(现名王泽)、韩豁、冯兰珍和李金榜。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经过济南时，我们组织同学慰问，请他们来学校讲演，听众多达两三百人。我们散发宣传材料到学校各处，学校当局对我们提出警告，我们不予理会，有些基督教徒还帮助我们散发传单。
1936年秋，日寇侵略绥远，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在绥东军民的支持下，大获全胜，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全国人心大振。济南各学校纷纷发起募捐援绥活动。齐鲁大学的“民先”组织很快募集到一大笔款子，购置了药品、食品、锦旗，印制了慰问信和宣传品，由李耕田、李度(现名张芳)和我代表齐鲁大学文、理、医学院爱国师生，奔赴绥远前线。我们三人和各地代表拜访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我们被将士们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前仆后继、英勇杀敌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将剩余的70多块大洋全部赠送。
经过两年来特别是在齐鲁大学这一年多来的考验，1937年1月，林浩派人跟我谈话，告知我已被批准入党。1937年3月，校长刘世传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指责我不好好读书，宣传共产主义，并拿出北平寄来的书刊作“罪证”。我毫不示弱，据理力争。当天晚上，校方突然搜查我的宿舍。一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徐乃光同学将《圣经》塞到我的枕头下，另一名同学将我的箱子移到她床下。搜查者没想到竟然搜到的是《圣经》，大感疑惑，邹尚卿同学机智地说：“宋守莲是基督教徒。”
我们与校方闹成了僵局，北平寄来的书刊被没收，私人信件也常常丢失。特别是天翔从清华大学给我寄的进步书刊和通信，有的就没收到。好在我和天翔通信中常用暗语交流“民先”的情况，幸未暴露，保留了一些资料。
在林浩指示下，我们改变方式，尽量避免与校方冲突。韩豁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侄女，她常去韩复榘家带宣传品给太太们看，教孩子们唱救亡歌曲，获得了他们的同情。形势紧张时，韩豁就将宣传品放在韩复榘姨太太纪甘清处，可说万无一失。我则联系中学同学李生兰 的爱人、国民党军医田玉璜，往军营送抗日宣传品。
1937年初，各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汇集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四五月间，我们的活动趋于公开化，学校最后只好宣布提前放暑假。1937年6月，我来到北平，跟韩豁、刘维祯积极参加报告会、发展读书会成员，夜以继日地忙碌着。此时我和天翔又见面了。那时候我们都是“民先”队员，但我不知道他已经是党员。在共同理想的感召下，在抗日救亡的热潮中，我们经过深入了解，走到了一起，发展成恋人。
由流亡到奔赴延安
七七事变时，我们在城内听到炮声隆隆。“民先”总部组织我们去医院慰问二十九军伤员，为他们唱抗日歌曲。1937年7月11日，我们离开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流亡的道路很不太平。我们流亡学生先从北平到天津，我记得有郑天翔、陆平、孙陶林、姜文彬等人。之前我们在北平城内的时候，都在沙滩的一个小饭馆吃饭，一帮人都赊账。流亡时，小饭馆的老板带了几个伙计到火车站拦截我们，要我们还账。可我们哪有钱?当时我姐姐宋守梅在北大读书，我们在附近租了一间小房，我就把房间钥匙给他们，说你们进去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我没钱，国难当头还得流亡。当时我已坐在火车上，这些伙计想拉我下车，流亡学生在另一头拽着我，两边就这么拉扯着，因为我们人多，他们也没办法。当然他们也不止拉我一个人，我们一帮人都欠人家饭钱，其中就有陆平。后来我还和陆平说，咱们一块去还饭钱。新中国成立后，陆平回来找那个老板还账，结果找不到人，那个小饭馆也没了。
从北平到天津，我们走了一天。没一会儿就停一下车，日本人上来查车，态度蛮横得很。停车的时候，我们看到车外面的水沟里淹着一些老百姓的尸体。亡国奴的滋味很不好受。到天津后，我们晚上住在一个叫中法饭店的宾馆，日本人来检查时，枪“嘭”地立在地上，厉声问道：“干什么的?”我们答道：“学生，回家的。”他看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有，就走了。有一个同学家住英租界，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到他家住下，开始筹集路费。开始我们决定去青岛，半路听人说船出了问题，不走了。我们就坐火车去济南。
济南设有专门的流亡学生接待处，就设在齐鲁大学，提供馒头、咸菜给流亡学生。因为我是齐鲁大学学生，就回宿舍拿一些东西接济流亡学生。一同回来的韩豁刚到济南就找亲属募捐钱，我们将这些钱分给流亡学生做路费。
不久，我从济南坐火车到了西安。当时国共已经合作抗日，抗日救国会、抗援会、学生流亡组织等很多，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阻拦。我们拿着党组织以抗联名义开的介绍信，直接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我们一交信，就有接待。
在七贤庄，胡乔木同志给我们这些学生讲话，说去延安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吃小米有沙子，一起睡大炕，没工资，水也不多，洗脸共用一个脸盆。他把可能遇到的情况都跟我们说了，让大家有思想准备。
从西安出发到延安这一路，我们这一队有七八十人，选出了几位队长。我们热情高涨，从西安步行，每天不断地走，走了20多天，1937年9月我们到达延安。我清楚地记得到延安时的情景：我们到二十里铺的时候，知道快到了，大家都兴奋地唱起歌来，一直唱到陕北公学的院子里。后来来了两人给我们分队，安排我们吃饭、领衣服，当时发的衣服还是国民党的灰色军装。我们坐在陕北公学院子里时，大家互相问是哪里来的，都在找老乡或同学。有人问：“谁是绥远人?”我说我是。那人问我：“你认识郑天翔吗?”我说认识。就这样，我和天翔又相聚延安。在济南时，我们已约好他先来，我后走。
在延安学习的日子
在陕北公学学习的这批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各年龄段的都有，有四五十岁的，有二十几岁的，也有十几岁的中学生，大部分是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那时候我不满19岁。党组织安排了很多人直接去了前线抗日救国，也有一些人留在延安学习。我和天翔都留下了，我被分到陕北公学五队，天翔在四队。五队是女生队，有几十人，很多领导人的爱人都是五队的，后来很多人又重聚北京。如邓小平同志的爱人卓琳(浦琼英)和卓琳的大姐浦代英、二姐雷迅(浦石英)，陈云同志的爱人于若木、于若木妹妹于陆琳，李维汉后来的爱人吴景之，文化人士吴亮平的爱人杜凌远，胡乔木的两个妹妹。
在五队学习三个月后，我又被分配到高级班学习了半年，同时还担任陕北公学总支助理员，主要工作是和进步学员谈话、宣传党的政策、发展党员。高级班大概有四五十人，男女都有。陕北公学政治部的负责人是阿金，即金维映，她是我的上级，不时找我谈话说工作。我对她的印象非常好，她人很好，风度非常好。
1938年5月，党中央将抗大、陕公、鲁艺、党校的一些老师和学员调出来成立延安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是青年们十分向往的地方，大家都积极投考。我考入延安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参加了5月5日的开学典礼。
中央领导多次来马列学院讲话。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给我们作的报告。记得最清楚的是1938年5月开学后，亲耳聆听了毛泽东来校讲《论持久战》。江青有时也来听课，毛泽东讲话时她就搬个小凳子挤坐在最前边。
在晋察冀坚持抗战
在马列学院一班学习半年后，1938年11月，组织上派我和天翔去抗战前线。此时我们已结婚。说起我们的婚礼，很有意思。那时候延安结婚没有具体部门管，也不登记，打个报告就行了。条件艰苦，我们也没有钱请大家吃饭。我叔叔宋志和也在延安，他是医生，有一点儿津贴，就给了我们两三块钱，我们两人就到机关合作社里简单吃了一顿饭。
1938年11月21日，敌机轰炸延安。第二天，我们俩跟随队伍离开延安，一起去晋察冀边区。我们徒步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边区机关所在地——平山。在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的行军路上，大概在忻县一带，我第一次见到彭真，至今记忆犹新。那天夜里，刚过正太路的封锁线，队里一个女同志突然病倒，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十分着急，但又不能马上送她到安全地带医治。这时，一辆卡车经过，我们也不知道车里是谁，队中年轻人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便去拦车，才知道是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的车。彭真很高大，穿着军装，很威武，他耐心地听我们说完情况，便把女同学带上另一辆卡车。在他的帮助下，女同学被送到安全地带，得到了救助。
我们到平山县后进行了分配，我被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北方分局党校任教员、班主任，在这里工作了一年，正好遇上1939年日军对北岳区大规模“扫荡”，形势十分严峻。1940年1月，我任北岳区宣传部干事，在反“扫荡”中，我转到外线，在山西五台县负责办短期党校。1941年1月，我任区党委党校班主任和教员，在各地办党校，一直到1941年8月。
1941年8月，我到易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刚到不久，就赶上日寇对易县狼牙山 地区抗日根据地连续“扫荡”。地方干部余药夫是五壮士跳崖时的见证人，他和其他战友一起救活了伤势严重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当时我就在易县，在转移的大队伍中。因为在易县有着同样的战斗经历，余药夫常和我联系、通信。葛振林与我也始终保持联系。
我在易县的1941年至1944年，正是抗战最残酷的时候。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推行坚壁清野、囚笼政策以后，根据地在缩小，各县乡组织的党员培训班离敌人很近，我们都能看到敌人林立的炮楼，非常危险。我们生活十分艰苦，往往是棒馇粥里加杨树叶、柳树叶或野菜。因为反“扫荡”，身边不断有同志牺牲。战争中我也受过伤，左腿上留下很大一块伤疤，我现在腿脚不便也是因为受伤留下的病根。
1943年8月，聂荣臻司令奉命领队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出席党的七大，天翔作为聂司令秘书随行，10月上旬到达延安。天翔跟随聂司令走后没多久，我们就开始了反“扫荡”，广泛开展游击战，歼日伪军1.1万人，攻克据点碉堡200多处，取得反“扫荡”胜利。反“扫荡”斗争中，群众的支前伪装工作做得很好，我记得当地的妇女同志提着篮子送“鸡蛋”，其实篮子里装的是手榴弹。当地同志和老百姓给我们送情报和物资，尽管敌堡如林，但都成了“睁眼瞎”。
我在易县主管宣传工作，主要是抓学校教育、形势教育、办民校、扫文盲、妇女工作和组织政治攻势。那时我们一年要搞若干次政治攻势，在抗战的相应阶段，结合当时的形势，在准备反“扫荡”之时，或者是敌人进攻之前，有时结合反对阶级压迫，把这些工作集中在一起，做一个总提纲，把任务层层布置下去。
留在前线迎来抗战胜利
1944年5月7日，我在易县生下孩子，身在前线，生育很不容易，但这个在羊圈里降临的孩子比我想象中来得容易，我们因此给他取名易生。组织上照顾我，让我回延安，我坚持留了下来。8月，组织安排我任《晋察冀日报》边区版副主编。我在报社一边工作，一边带着几个月大的小孩，同志们给我很多帮助。
在《晋察冀日报》工作的两年里，我认识了不少领导和好友。邓拓同志是晋察冀日报社的开创者和老领导，他非常有才气，我非常敬佩他。我和他夫人丁一岚关系很好。丁一岚一辈子从事广播事业，曾在天安门城楼上现场主持转播开国大典盛况。我们一直有来往，直到她1998年在京病逝。作为优秀的新闻家、政论家，邓拓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和理论工作，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愤而辞世，体现了知识分子“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铮铮铁骨。
副社长胡开明是个很有水平且实事求是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批评胡开明的包产到户方案，说河北省的副省长叫开明，可惜前面还加一个“胡”字，是“胡开明”。为此，胡开明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头。但历史证明胡开明没错。拨乱反正后，胡开明调任安徽省委常委，成为万里的得力助手。
郑季翘是副总编辑，他水平也很高，后来还任北平《解放》三日刊的编辑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吉林省委书记、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参加了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和起草工作。
张春桥也是副总编。此前，他是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宣传干事，他与同事李淑芳(后改名文静)确定了恋爱关系。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有些才气，为人很自信，没想到他后来成了“四人帮”的一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清楚地记得这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们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连夜排版发布消息。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有邓拓、吴浩、陈春森、秋围、陈肇、张磊、何继云等。每年此时，我总会心头起伏，想起那一日的情景：电台喜报日寇降，窑洞油灯齐放光。编辑记者排版忙，全村老少扭秧歌。
从西柏坡到北平
1946年1月，我被调到张家口任七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后来国民党打过来，我们从张家口撤退到后方，我先在灵丘县、北方分局党校工作了一段。10月，我回到易县，任县委副书记。我在易县参加了土地改革会议，在易县裴庄蹲点。和我一起蹲点的有一位老同志李舜琴，我们都主张不分地主的浮财，只分土地。李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掌握政策比较严格，不是很左。那时候，武光领导我们这个地区的土改，刘杰是我们工作团的团长。那会儿许多人都“左”，掌握不好的话，就分地主的浮财，把地主家里的衣服都给分了。农民一发动起来，就不太好控制，分浮财、吊打、体罚，这些东西就会随之而来。所以，我们坚决不开分浮财的口子，因此裴庄没有发生死人的事情。地主那时候都挺害怕的，当然也有反抗的，藏大洋元宝、转移财产。后来，在晋察冀分局安排下，对“左”的做法进行了纠正。
1947年10月，我调到晋察冀一分区，任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48年，邓颖超调我参加华北局工作，任华北局妇委常委。9月20日至10月6日，中央在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召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我作为华北局妇委代表参加。
大会期间，我去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大姐家中做客。大姐询问我华北的妇女工作，周恩来同志向我了解根据地土改情况，又问天翔在晋绥党校的学习情况。三人谈了很久，到了饭点，大姐招待我吃晚饭，笑道“这是我们的家宴”，记得吃的是小米、玉米和炒鸡蛋。没多久，远在晋绥党校学习的天翔接到调华北局工作的通知。原来，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在这次“家宴”聊天中了解到，自1943年天翔到延安参加七大、后又调往晋绥边区，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们夫妇工作在两地已达5年。他们请李富春、安子文办理天翔的调动手续，调中共中央华北局任宣传科长。我和天翔不久相聚在华北局机关驻地——建屏县王庄。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离开北平12年后，2月中旬，我随着华北局机关从建屏县进驻北平。我们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
1949年秋，天翔调去绥远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包头工作团团长，进驻和接管包头市，后任包头市人民政府市长，再后又兼任市委书记。一直到1953年，天翔调到北京市任市委委员兼秘书长，我们最终团聚在北京。在长达18年的离别和战火中，我们坚持通信，至今保存下来400多封信。1935年、1936年，我们在信上谈得最多的是鲁迅和抗日。此后无论在延安还是绥远，大部分都是通过地下交通或托人带信，谈的都是理想、形势和工作。我在边区时寄给天翔的信都是“聂荣臻转郑天翔”。信周转时间久了，信封也就开了，也就成了公开信，同志们总免不了一番哄闹。有人说，你们不像夫妻，更像同志、战友。其实，我们是同志、战友，更是夫妻、伴侣。我们是同志式的夫妻，有着共同理想和共同事业，这是一种多么浪漫和壮丽的结合。无论面临怎样的考验，战争、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我们始终心心相印，相濡以沫。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始终心系对方，有着共同信仰。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