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里不只有一座城市，而是有很多座城市，彼此层層叠叠堆积在一起，看似紧密相连，却又彼此隔离
萨洛尼卡，现代一般称为塞萨洛尼基，是希腊北部马其顿地区的都会，一座毫无疑问的希腊城市。
从海滨的白塔上俯瞰，新古典主义建筑、带长长的阳台的六七十年代公寓楼和拥有大片玻璃幕墙的现代建筑沿着海岸线伸展，如同一望无际的多米诺骨牌。
除了晶莹的海水，此处和雅典的风格并无明显不同。临海的酒吧和咖啡馆里，永远有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喝酒、抽水烟、自弹自唱。无论经济形势多么不明朗，欧盟的前景如何暗淡，希腊的街道上永远人声鼎沸，水烟的甜味、烤栗子的烟气和咖啡香气缭绕不散。
穿行在亚里士多德大道上，街角随处可听见摆摊的罗姆人的高声叫卖，大市场里满目鲜艳的土耳其点心有奥斯曼时代的遗风。希腊女孩们有种甜蜜而天真的姿态，无论在哪家店铺，听到对自家食品的赞美都会手舞足蹈。
经典的萨洛尼卡游就是从白塔到亚里士多德大道，然后往上城方向走，经过圣索菲亚教堂、罗马市场遗址、加莱乌斯宫殿遗址和遍布浮雕的加莱乌斯拱门，抵达4世纪的圆形大教堂。虽然没有雅典那样古老的希腊遗址，但萨洛尼卡毕竟是马其顿国王卡珊德建立的城市——他娶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同父异母妹妹塞萨洛尼基，这座城市因此得名。虽然萨洛尼卡建于亚历山大死后，海滨大道上还是竖起了他横刀立马的雕像。他的出生地佩拉距此也不过几十公里。这一切似乎都证明了塞萨洛尼卡理所当然的希腊血统。
但白塔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则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影像里，萨洛尼卡的天际线被清真寺的宣礼塔所勾勒。来自西方的游客们被这里神秘的氛围所吸引：街道上衣着华丽、戴着面纱的女人，咖啡馆里头戴“菲兹”（一种红色圆帽）、身穿马甲、打着绑腿的男人，用布祖基琴弹奏悲凉曲调的流浪歌手……
自从15世纪拜占庭帝国崩溃、奥斯曼土耳其统治巴尔干半岛以来，这座城市就只在地理上是欧洲的。1890年的人口统计显示，萨洛尼卡近12万人中，46%是犹太人，22%是土耳其人，13%是希腊人，8%是保加利亚人，还有罗姆人（吉普赛人）和其他民族居民。
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在帝国治理下和平共存。15世纪末，大批犹太人被西班牙国王驱逐出境，土耳其人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以防止希腊人和其他东正教徒在萨洛尼卡势力过大。犹太社区从此在这个繁盛的贸易港口扎根。犹太人和基督徒要向帝国缴纳人头税，作为回报，帝国保障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萨洛尼卡和雅典不一样。”在亚里士多德大学读国际新闻的安德鲁告诉我，“我们感觉和古希腊那些光辉历史一点关系也没有。现代希腊和希腊人是什么呢？是土耳其统治的产物。”
安德鲁最喜欢的地方是上城的山顶。沿着亚里士多德大道一路上行，建筑和街道渐渐缩小，车声和人声淡出。老城墙脚下，一片奥斯曼式样的老宅经过修葺，五彩斑斓，似乎是城中之城。这就是当年的土耳其人居住区，和山脚下的希腊人、犹太人居住区泾渭分明。该区第一栋建筑是今天的土耳其领事馆，它的后院有一座保存完好的老宅——1881年，现代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就诞生于此。
作为最后一代奥斯曼人、第一代现代土耳其人，凯末尔在这个繁忙的港口受到各种新思想的浸染，后来又到莫纳斯提尔（今天马其顿共和国的比托拉）军事学校求学，最终进入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军事学院。
在浪漫化的想象中，当年萨洛尼卡应该是一个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温情之地；事实上它是孕育民族主义的温床。几个世纪以来，比邻而居的三大宗教的教徒从未融为一体。
巴尔干史学者马克·马佐尔曾经这样描述：他们讲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文化和风俗，住在不同的区域，彼此少有来往，像是住在几个独立的村落里。他们互相之间保持着距离，“像在躲避传染病”。当民族主义浪潮席卷欧洲，这样的城市是理想的传播土壤。到了巴尔干战争前夜，各个民族都开始用最新的理论武装自己，建构起新的身份认同。就连不久前还被认为是保加利亚人一支的本地斯拉夫人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民族——马其顿族（今日马其顿共和国的主要民族）。这样的浪潮最终肢解了气息奄奄的奥斯曼帝国。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时，已经取得独立的希腊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企图把领土扩张到东色雷斯乃至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作为战略要地的萨洛尼卡是首要目标。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军队请示当时的希腊总理维内泽洛斯，是进军莫纳斯提尔（今天马其顿共和国的比托拉）还是萨洛尼卡，他回答：“萨洛尼卡，不惜一切代价！”
1912年11月8日，萨洛尼卡的奥斯曼部队向希腊人投降。一天之后，保加利亚军队也赶到。当时的萨洛尼卡总督塔辛帕夏说：“我只有一个萨洛尼卡，已经交给了希腊人。”
无数的偶然汇聚成必然，成就了历史。萨洛尼卡成为一座希腊城市；莫纳斯提尔归属了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王国成立了；土耳其人从欧洲接连撤退，回到了小亚细亚。
在凯末尔模糊不清的初恋故事里，他和在莫纳斯提尔邂逅的希腊姑娘伊莲妮因为信仰不同被迫分离。“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盼望收到你的消息。如果你能收到这封信，记着我，看到我的眼泪洒落纸上……”据称这是她写给凯末尔的信，“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我，你一定会回来。”
凯末尔没有回到萨洛尼卡，成千上万的土耳其人也没有。帝国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独立的民族国家。1922年希腊在希土战争中战败，两国达成人口交换协议，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帝国遗留问题。150万东正教徒（无论希腊人或土耳其人）被迫离开世代生活的小亚细亚，“回到”了希腊，而约50万穆斯林“回到”了土耳其——同样不分民族。希腊人史上首次成为萨洛尼卡的第一大民族。
直到今天，萨洛尼卡的许多移民家庭还对土耳其怀有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安德鲁周围的一些长辈常去伊斯坦布尔走亲访友，爱看土耳其连续剧。“他们总是说那座城市有多伟大，但恨土耳其的人觉得他们不可理喻。” 移民们占据了土耳其人走后留下的空屋，今天的上城区徒具奥斯曼老城的外表。四方形老房子的木质屋檐交织错落，狭小的街道保留着土耳其语名字。在迷宫一般的城中穿行，总能遇见被遗弃的老屋废墟，二楼曾经优雅地突出的部分已经坍塌，窗户朽烂，地板和家具也腐朽了，满地的杂物看上去就像主人刚刚离去。向下城望去，优雅时髦的市中心属于另一个时代。
人口交换之后，年轻的民族国家希臘希望把中世纪的、奥斯曼的萨洛尼卡改造成现代的欧洲城市。萨洛尼卡的希腊化加速，原本人口最多的犹太民族逐渐边缘化。
讽刺的是，这一进程被德国纳粹占领军完成了。1943年，德军将萨洛尼卡的5.6万名犹太人送往波兰等地的集中营。最终，只有不到两千人幸存下来。萨洛尼卡曾被称为“以色列之母”，而今天，只有一千余名犹太人生活在这里，悠久的传统几乎被连根拔起。
2015年的希腊电影《星期天阴天》讲述了这段故事，尤其是揭开了其中最阴暗的部分：许多藏匿的犹太人是因为希腊邻居、朋友和同事的告发被捕的。但在残酷的背叛之外，同样有许多希腊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们，谎称他们是乡下来借住的亲戚，为他们搞到假身份证明。
萨洛尼卡的犹太建筑师梅西纳斯写道，与其把这座城市称为以色列之母，不如称为“爱与痛之城”。“我因为这部电影流泪，因为我的家园给我们犹太人带来了太多的爱和痛。”
以色列歌手Yehuda Poliker是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儿子。为纪念家族的死难者和失去的萨洛尼卡，他创作了《等着我，萨洛尼卡》：
自由来了，一个新的春天，
我和你如此接近。
如同残破躯体的黯淡影子，
我来到你的城门前。
又一道国界，又一段永恒的时间
等着我，萨洛尼卡。
去希腊的路途如此漫长，
等着我，萨洛尼卡。”
今天的萨洛尼卡竖起了大屠杀纪念碑，中心犹太会堂修修葺一新，但鲜有人气。林立的清真寺宣礼塔20世纪初已被全部推倒，唯有圆形大教堂旁边的一座尚存。土耳其浴室和巴扎都已残破不堪，修复项目迟迟没有动工。保存最完好的还是古罗马及拜占庭时期的遗迹。过去的一切痕迹尚存，只是人去楼空。
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把萨洛尼卡称为“幽灵之城”：这里不只有一座城市，而是有很多座城市，彼此层层叠叠堆积在一起，看似紧密相连，却又彼此隔离。
或许，这只是跌宕起伏的历史戏剧中暂时的平静，终结篇尚有待书写。
萨洛尼卡，现代一般称为塞萨洛尼基，是希腊北部马其顿地区的都会，一座毫无疑问的希腊城市。
从海滨的白塔上俯瞰，新古典主义建筑、带长长的阳台的六七十年代公寓楼和拥有大片玻璃幕墙的现代建筑沿着海岸线伸展，如同一望无际的多米诺骨牌。
除了晶莹的海水，此处和雅典的风格并无明显不同。临海的酒吧和咖啡馆里，永远有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喝酒、抽水烟、自弹自唱。无论经济形势多么不明朗，欧盟的前景如何暗淡，希腊的街道上永远人声鼎沸，水烟的甜味、烤栗子的烟气和咖啡香气缭绕不散。
穿行在亚里士多德大道上，街角随处可听见摆摊的罗姆人的高声叫卖，大市场里满目鲜艳的土耳其点心有奥斯曼时代的遗风。希腊女孩们有种甜蜜而天真的姿态，无论在哪家店铺，听到对自家食品的赞美都会手舞足蹈。
经典的萨洛尼卡游就是从白塔到亚里士多德大道，然后往上城方向走，经过圣索菲亚教堂、罗马市场遗址、加莱乌斯宫殿遗址和遍布浮雕的加莱乌斯拱门，抵达4世纪的圆形大教堂。虽然没有雅典那样古老的希腊遗址，但萨洛尼卡毕竟是马其顿国王卡珊德建立的城市——他娶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同父异母妹妹塞萨洛尼基，这座城市因此得名。虽然萨洛尼卡建于亚历山大死后，海滨大道上还是竖起了他横刀立马的雕像。他的出生地佩拉距此也不过几十公里。这一切似乎都证明了塞萨洛尼卡理所当然的希腊血统。
但白塔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则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影像里，萨洛尼卡的天际线被清真寺的宣礼塔所勾勒。来自西方的游客们被这里神秘的氛围所吸引：街道上衣着华丽、戴着面纱的女人，咖啡馆里头戴“菲兹”（一种红色圆帽）、身穿马甲、打着绑腿的男人，用布祖基琴弹奏悲凉曲调的流浪歌手……
自从15世纪拜占庭帝国崩溃、奥斯曼土耳其统治巴尔干半岛以来，这座城市就只在地理上是欧洲的。1890年的人口统计显示，萨洛尼卡近12万人中，46%是犹太人，22%是土耳其人，13%是希腊人，8%是保加利亚人，还有罗姆人（吉普赛人）和其他民族居民。
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在帝国治理下和平共存。15世纪末，大批犹太人被西班牙国王驱逐出境，土耳其人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以防止希腊人和其他东正教徒在萨洛尼卡势力过大。犹太社区从此在这个繁盛的贸易港口扎根。犹太人和基督徒要向帝国缴纳人头税，作为回报，帝国保障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萨洛尼卡和雅典不一样。”在亚里士多德大学读国际新闻的安德鲁告诉我，“我们感觉和古希腊那些光辉历史一点关系也没有。现代希腊和希腊人是什么呢？是土耳其统治的产物。”
安德鲁最喜欢的地方是上城的山顶。沿着亚里士多德大道一路上行，建筑和街道渐渐缩小，车声和人声淡出。老城墙脚下，一片奥斯曼式样的老宅经过修葺，五彩斑斓，似乎是城中之城。这就是当年的土耳其人居住区，和山脚下的希腊人、犹太人居住区泾渭分明。该区第一栋建筑是今天的土耳其领事馆，它的后院有一座保存完好的老宅——1881年，现代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就诞生于此。
作为最后一代奥斯曼人、第一代现代土耳其人，凯末尔在这个繁忙的港口受到各种新思想的浸染，后来又到莫纳斯提尔（今天马其顿共和国的比托拉）军事学校求学，最终进入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军事学院。
在浪漫化的想象中，当年萨洛尼卡应该是一个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温情之地；事实上它是孕育民族主义的温床。几个世纪以来，比邻而居的三大宗教的教徒从未融为一体。
巴尔干史学者马克·马佐尔曾经这样描述：他们讲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文化和风俗，住在不同的区域，彼此少有来往，像是住在几个独立的村落里。他们互相之间保持着距离，“像在躲避传染病”。当民族主义浪潮席卷欧洲，这样的城市是理想的传播土壤。到了巴尔干战争前夜，各个民族都开始用最新的理论武装自己，建构起新的身份认同。就连不久前还被认为是保加利亚人一支的本地斯拉夫人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民族——马其顿族（今日马其顿共和国的主要民族）。这样的浪潮最终肢解了气息奄奄的奥斯曼帝国。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时，已经取得独立的希腊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企图把领土扩张到东色雷斯乃至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作为战略要地的萨洛尼卡是首要目标。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军队请示当时的希腊总理维内泽洛斯，是进军莫纳斯提尔（今天马其顿共和国的比托拉）还是萨洛尼卡，他回答：“萨洛尼卡，不惜一切代价！”
1912年11月8日，萨洛尼卡的奥斯曼部队向希腊人投降。一天之后，保加利亚军队也赶到。当时的萨洛尼卡总督塔辛帕夏说：“我只有一个萨洛尼卡，已经交给了希腊人。”
无数的偶然汇聚成必然，成就了历史。萨洛尼卡成为一座希腊城市；莫纳斯提尔归属了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王国成立了；土耳其人从欧洲接连撤退，回到了小亚细亚。
在凯末尔模糊不清的初恋故事里，他和在莫纳斯提尔邂逅的希腊姑娘伊莲妮因为信仰不同被迫分离。“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盼望收到你的消息。如果你能收到这封信，记着我，看到我的眼泪洒落纸上……”据称这是她写给凯末尔的信，“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我，你一定会回来。”
凯末尔没有回到萨洛尼卡，成千上万的土耳其人也没有。帝国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独立的民族国家。1922年希腊在希土战争中战败，两国达成人口交换协议，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帝国遗留问题。150万东正教徒（无论希腊人或土耳其人）被迫离开世代生活的小亚细亚，“回到”了希腊，而约50万穆斯林“回到”了土耳其——同样不分民族。希腊人史上首次成为萨洛尼卡的第一大民族。
直到今天，萨洛尼卡的许多移民家庭还对土耳其怀有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安德鲁周围的一些长辈常去伊斯坦布尔走亲访友，爱看土耳其连续剧。“他们总是说那座城市有多伟大，但恨土耳其的人觉得他们不可理喻。” 移民们占据了土耳其人走后留下的空屋，今天的上城区徒具奥斯曼老城的外表。四方形老房子的木质屋檐交织错落，狭小的街道保留着土耳其语名字。在迷宫一般的城中穿行，总能遇见被遗弃的老屋废墟，二楼曾经优雅地突出的部分已经坍塌，窗户朽烂，地板和家具也腐朽了，满地的杂物看上去就像主人刚刚离去。向下城望去，优雅时髦的市中心属于另一个时代。
人口交换之后，年轻的民族国家希臘希望把中世纪的、奥斯曼的萨洛尼卡改造成现代的欧洲城市。萨洛尼卡的希腊化加速，原本人口最多的犹太民族逐渐边缘化。
讽刺的是，这一进程被德国纳粹占领军完成了。1943年，德军将萨洛尼卡的5.6万名犹太人送往波兰等地的集中营。最终，只有不到两千人幸存下来。萨洛尼卡曾被称为“以色列之母”，而今天，只有一千余名犹太人生活在这里，悠久的传统几乎被连根拔起。
2015年的希腊电影《星期天阴天》讲述了这段故事，尤其是揭开了其中最阴暗的部分：许多藏匿的犹太人是因为希腊邻居、朋友和同事的告发被捕的。但在残酷的背叛之外，同样有许多希腊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们，谎称他们是乡下来借住的亲戚，为他们搞到假身份证明。
萨洛尼卡的犹太建筑师梅西纳斯写道，与其把这座城市称为以色列之母，不如称为“爱与痛之城”。“我因为这部电影流泪，因为我的家园给我们犹太人带来了太多的爱和痛。”
以色列歌手Yehuda Poliker是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儿子。为纪念家族的死难者和失去的萨洛尼卡，他创作了《等着我，萨洛尼卡》：
自由来了，一个新的春天，
我和你如此接近。
如同残破躯体的黯淡影子，
我来到你的城门前。
又一道国界，又一段永恒的时间
等着我，萨洛尼卡。
去希腊的路途如此漫长，
等着我，萨洛尼卡。”
今天的萨洛尼卡竖起了大屠杀纪念碑，中心犹太会堂修修葺一新，但鲜有人气。林立的清真寺宣礼塔20世纪初已被全部推倒，唯有圆形大教堂旁边的一座尚存。土耳其浴室和巴扎都已残破不堪，修复项目迟迟没有动工。保存最完好的还是古罗马及拜占庭时期的遗迹。过去的一切痕迹尚存，只是人去楼空。
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把萨洛尼卡称为“幽灵之城”：这里不只有一座城市，而是有很多座城市，彼此层层叠叠堆积在一起，看似紧密相连，却又彼此隔离。
或许，这只是跌宕起伏的历史戏剧中暂时的平静，终结篇尚有待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