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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目前在美国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学汉语的热潮，不少学校均开设了中文课程。刚从中国广西随父母移民到美国，正在一所大学读书，十九岁的我也受聘做起了中文老师，面对着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众多学生，我认真地教起了他们“妈、麻、马、骂”……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我坐在讲台上，煞有介事地连比划带说，“箬笠，means broad－rimmed bamboo hat；蓑衣，is a kind of rain cape made of straw……”
窗外高大的枫树绿叶婆娑，早上的阳光像星星般洒进来，映亮我的学生们那一双双黑色的、深棕色的、蓝色的眼睛。他们拿着我发给他们的这首张志和的《渔歌子》词，一边跟着我轻声念，一边作笔记。我喜欢在平常使用的教材之外，时不时地讲点诗词，说个故事，谈谈电影，尽量给枯燥的生字和语法教学增添一点活泼的趣味，帮助我的学生们对中国文化有更感性、更完整的认知。因此，他们很喜欢我这位小老师呢。
三个学分的课，每周两堂课，每次从上午8点上到9点30。从家里到学校之间，直线的距离并不远，但由于这里是居住在新泽西的人们去纽约上班的必经之路，有课的那天，清早7点钟我必须坐车出门，混在首尾相接、滞重缓慢的车流当中，要花整整一个小时才能挪到学校。对于从小就娇生惯养的我，刚开始确实感觉很难适应，很累。
但是当我每次走进教室，学生们带着笑的那一声招呼：“老师，早上好！”我就意识到，现在我已是他们的中文小老师了，再苦再累我也要把自己的这份“职业”做好！
一
我的学生们背景各异，所学的专业也不同，Jade是其中的一位女生，也是最早注册选修中文课的学生之一。她长得娇小玲珑，一头黑发垂肩，笑起来颊上两个酒涡若隐若现。上课总坐在前排的位子上，幽黑清亮的眸子盯着我，觉得我讲的有趣，便微微一笑；若有所领会，便轻轻点头。
Jade有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叫“郭佩诗”。她明白自己名字的意思，第一次上课时写出来给我看，模样颇为自豪。她所认识的中文也不过就是这三个字而已，还不知道怎样发音。她的父母是来自越南的华裔，30多年前移民到美国，他们并不懂中文。佩诗的中文名字是花钱请唐人街里“有学问”的人给取的。佩诗在美国出生长大，从来没有去过越南，更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也完全没有直观的印象。但她对于自己是华裔这一点，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佩诗今年上大学四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不仅功课繁重，平时还要应付找工作的种种琐事，每天的时间表都排得满满的。即便如此，她每次交上来的作业都还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看得出来是个用功的好学生。其他的老师也说她的各科成绩都很好，老师们希望她能够继续升学，到研究生院深造。
渐渐地我们彼此熟悉了，下了课，佩诗时常留下来和我聊几句。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早逝，家里兄妹三人全靠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成人，因此她毕业以后不想直接升学，必须先出去工作，以贴补家用，减轻母亲的负担。佩诗又说，她精神上的压力实在很大，已经导致神经衰弱，现在学院的心理辅导老师每周定期和她约谈，帮助她自我调整。
我问她，那你为什么还要选修这门课，给自己增加一份不必要的负担呢？
她回答说，是因为半年前一次到纽约找工作的经历。当时那个职位的要求和她的学历经验都吻合，她很顺利地通过了第一次面试。到第二次面试的时候，人家问她会不会中文，她摇摇头，说：“不会。”就这样失掉了那个薪资和福利条件都不错的工作机会。从此，佩诗意识到，在目前的形势下，作为一个华裔而不懂中文是一项严重的缺陷，所以一听到开设中文课的消息就立刻决定来修这门课。
“而且，”她笑起来，有些不好意思，两个酒涡一闪一闪地，“我的男朋友也是华裔，他会说英语、汉语和法语呢，我也应该多学一门语言哪！”
二
对这门课感觉最轻松的要数David，因为他出生在中国，5岁才和父母一起移民过来。他的中文名字也取得相当好，叫“伍谷丰”。他对简单的中文日常会话还有一些印象，可以说上几句，但读和写就完全无能为力了。
伍谷丰明年也要毕业，学的是市场管理专业。他家里还有一些亲戚在国内，对于国内各方面发展的情况比其他的学生更熟悉，更了解，他相信国内的机会更多更好，一心想要赶着“海归”的潮流，毕业之后回到中国发展。所以，他选修这门课是想加强自己的中文水平。开学之前，他告诉父母要学中文，结果被爹娘狠狠地臭骂一通，说，谁叫你小时候在中文学校里不肯好好学，辜负了父母的一片苦心！如今自己知道错了？！你要是真想学，就自己去把每个学分560美金的学费挣出来！
他倒是自上大学起就在学院的书店打工，可是本来挣的钱全部用来零花的，如今一大半交了这门课的学费，伍谷丰提起来满心委屈：“他们从前逼着我学中文，现在我自己想学了，他们又不相信我！”
不过他那一双典型的中国父母的这一着狠棋还真是奏效，他对这次学习中文的机会格外珍惜。在我布置下去的小短文作业里，他用自己所知的有限几个方块字写道：
“今年学院第一年有的学汉语，我好开心。我的汉语不太好，我要学习汉语，我要我的汉语好。”
我看了忍不住笑起来，告诉他：“亡羊补牢，犹为为晚”。
三
教数字读写那一堂课，我叫学生们用中文说他们自己的电话号码。有两个男生，Vincent和Simon，先后说出来的几个数字一模一样。我好奇之余，问他们道：“你们两个是一家人吗？”
下面知情的学生都大笑起来：“他们根本是双胞胎呀！”
怪不得！可是这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两兄弟长得并不是十分相像;而且，他们似乎也很少在一起活动,上课下课都是各走各的，在教室里的座位也相隔老远。两兄弟的性格都非常内向，大部分的时间很沉默，偶尔与我狭路相逢，也都是勉强匆忙地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赶紧跑开。因此我对他们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他们的Last name是“Lee”，我原先猜测他们也是华裔。后来还是和Simon很要好的伍谷丰告诉我，李家是从泰国移民来的华裔，一直在新泽西北部开洗衣店为生，到Vincent和Simon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这两兄弟是名副其实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对于中文一丁点概念都没有。
在一次短文作业里，Vincent写：“我活在大楼八四零。”Simon写：“我生于近学院，号码是八四零。”
于是我知道他们都住在学院附近的学生宿舍大楼里，八四零是他们的房间号码。
Vincent又写：“有工作做每天，卖书、本子、笔，是用为学院。”他是想说自己每天去附近的一家小文具店里打工，而文具店的主要生意对象是圣·彼得学院的学生。Simon也写：“这是我的第三年在学院，学院是很贵。”美国的大学学费昂贵，尤以私立大学为甚。他们的父母要同时负担两个孩子的学杂费用，经济上的压力肯定很大。
有一天写完介绍自己家庭成员的短文，我叫同学们把自己写的东西大声念出来。Vincent说的是：“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姐姐和姐夫，还有一个弟弟。”轮到Simon了，内容大同小异：“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姐姐和（她的）先生，还有一个弟弟。”
班上每个人听了都哈哈大笑，等不及地打趣他们：“到底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啊？！”
四
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殊的学生，大家都称他大“Mark”。
之所以把他称为大“Mark”，原因有三：其一，是因为他的个子最“大”，起码有185厘米以上，每次和他说话都必须距离他远一点，否则脑袋仰得令脖子太难过；其二是因为他的年纪最“大”，总有四十出头了，两鬓已经斑白；其三，也是最重要、最关键、最直接的一点——因为他的级别最“大”：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现代与古典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在这个教室以外的地方，人们称呼他：戴斯提芬神父。
戴斯提芬神父是正宗的央格鲁·萨克逊血统，从大学时代开始学习和研究西班牙语言文化，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即开始他在圣·彼得学院的教学生涯，到如今已经快二十年了。美国大学生对美国以外的国家了解不多，缺乏宏观的世界概念，是个很普遍的现象，神父对此深为忧虑。他认为美国学生这种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傲慢无知，终将削弱和降低未来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据企业界的统计资料显示，未来大多数的就业机会与国际贸易相关，其中80％的贸易对象在亚洲，但美国大学生中学外语的人75％以上学的是西班牙语，与现实严重脱节。因此神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大力推动亚洲语言文化的教育。圣·彼得学院去年开设的日语课、马来语课和中文课，全都是他努力的结果。
我随父母移民到美国之后，一边读大学一边勤工俭学。当初我来这里应聘中文老师之时，戴斯提芬神父正应邀在北京讲学。面试我，聘用我的，是当时代理系主任一职的另外一位教授。神父在北京呆了三个多月，回来以后北京带给他的巨大的文化冲击余波犹在，讨论起中国来他兴奋得不得了，一个劲儿地说：“我爱你们的国家，中国人真是可爱！我一定还要回中国去！”
他在北京期间学过一点中文，开学之前一见到我就问可不可以到我班里来继续学习。我自然是不能拒绝的，当下和他开玩笑道：“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其实当时我心里认为，他只不过是没有面试过我，对我不放心，要亲自称一称我到底有几斤几两。然而一堂课接一堂课地上下来，他每次都认认真真地听讲，老老实实地完成作业，和普通的学生没什么两样，倒让我感觉自己先前对他学习动机的妄加揣测是道地的“小人之心”。
戴斯提芬神父不消说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颇有语言天赋。对于汉字的发音特点他掌握得很快，语法上的重点也能够一下子就抓住，因此进步迅速。可他依然不满意，时不时懊恼地感慨：“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美丽的语言说得和你们一样顺畅流利啊？！”
听课可以入神，讲课也是一样的。有时，讲台上下融合在一种很愉悦，很轻松的气氛里，另一个我跳出来在角落里审视自己：眉飞色舞，情绪亢奋，对于自己充当的角色，非常满意。所以那天当戴斯提芬神父找我去他的办公室，和我讨论续签下一学年合同的事，我马上就答应了。神父问我：“学生们和你似乎相处得特别好。比如说Joe，曾经当堂辱骂任课老师，是他们系里出名的问题学生，在你班上却不见他找麻烦。你有什么诀窍吗？”
“不不，”我摇头，“我没有什么诀窍。”只是他们激烈辩论时的面红耳赤，疏忽出错时的懊恼惶恐，取得一点点进步的怡然自得，甚至考试测验中的投机取巧，都太像正在读大学的自己，所以面对他们的时候，忍不住要微笑，忍不住要多给他们一点爱心。
出了系里的大楼，我越过那条宽阔的马路，走向停车场。冬日的寒风刺骨，我匆匆忙忙走着，听见背后有人吆喝，再往前走两步，呼喊的声音却更近了，变得清晰：
“江老师！”
我回转身，穿着黑色短袖衬衣的那个“问题学生”领头，几个学生一起从远处向这边跑来。见我回了头，他们便不再上前了，各自提着沉甸甸的书包，与我遥遥相对。
“老师，学中文，是有意思！明年，教……还是不……教？”伍谷丰问。用的单词和句型，都是我们学过的。
我微笑，点头，说不出话来。突然觉得风太大了，酸涩了我的眼睛。
他们一下子笑起来，不约而同，一迭声地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他们的声音，飘在风里，像敲击在琴键上一串串错落的音符，那样悦耳动听。我定一定神，端起老师的架子来教训他们，马上要期末考试了，你们要好好用功啊！争取考个好成绩啊！
他们嬉笑，一起跑走了。我也转身继续走向停车场。其实教授中文的薪水真的并不高，但这些可爱的学生们令我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不是区区钟点费可以衡量。在那一间小小的教室里，我借着讲解、听写、领读，所要传授给他们的，绝不仅仅是“妈、麻、马、骂”这么简单，而担负着更悠长、更深刻、更沉重的责任。
过了新年，天若下起雪来，坐车来学校会更麻烦。不过这份工作我会永远做下去的，因为他们叫我：老师。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向他们传授的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历史与灿烂的文化，同时也让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的现在与将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我坐在讲台上，煞有介事地连比划带说，“箬笠，means broad－rimmed bamboo hat；蓑衣，is a kind of rain cape made of straw……”
窗外高大的枫树绿叶婆娑，早上的阳光像星星般洒进来，映亮我的学生们那一双双黑色的、深棕色的、蓝色的眼睛。他们拿着我发给他们的这首张志和的《渔歌子》词，一边跟着我轻声念，一边作笔记。我喜欢在平常使用的教材之外，时不时地讲点诗词，说个故事，谈谈电影，尽量给枯燥的生字和语法教学增添一点活泼的趣味，帮助我的学生们对中国文化有更感性、更完整的认知。因此，他们很喜欢我这位小老师呢。
三个学分的课，每周两堂课，每次从上午8点上到9点30。从家里到学校之间，直线的距离并不远，但由于这里是居住在新泽西的人们去纽约上班的必经之路，有课的那天，清早7点钟我必须坐车出门，混在首尾相接、滞重缓慢的车流当中，要花整整一个小时才能挪到学校。对于从小就娇生惯养的我，刚开始确实感觉很难适应，很累。
但是当我每次走进教室，学生们带着笑的那一声招呼：“老师，早上好！”我就意识到，现在我已是他们的中文小老师了，再苦再累我也要把自己的这份“职业”做好！
一
我的学生们背景各异，所学的专业也不同，Jade是其中的一位女生，也是最早注册选修中文课的学生之一。她长得娇小玲珑，一头黑发垂肩，笑起来颊上两个酒涡若隐若现。上课总坐在前排的位子上，幽黑清亮的眸子盯着我，觉得我讲的有趣，便微微一笑；若有所领会，便轻轻点头。
Jade有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叫“郭佩诗”。她明白自己名字的意思，第一次上课时写出来给我看，模样颇为自豪。她所认识的中文也不过就是这三个字而已，还不知道怎样发音。她的父母是来自越南的华裔，30多年前移民到美国，他们并不懂中文。佩诗的中文名字是花钱请唐人街里“有学问”的人给取的。佩诗在美国出生长大，从来没有去过越南，更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也完全没有直观的印象。但她对于自己是华裔这一点，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佩诗今年上大学四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不仅功课繁重，平时还要应付找工作的种种琐事，每天的时间表都排得满满的。即便如此，她每次交上来的作业都还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看得出来是个用功的好学生。其他的老师也说她的各科成绩都很好，老师们希望她能够继续升学，到研究生院深造。
渐渐地我们彼此熟悉了，下了课，佩诗时常留下来和我聊几句。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早逝，家里兄妹三人全靠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成人，因此她毕业以后不想直接升学，必须先出去工作，以贴补家用，减轻母亲的负担。佩诗又说，她精神上的压力实在很大，已经导致神经衰弱，现在学院的心理辅导老师每周定期和她约谈，帮助她自我调整。
我问她，那你为什么还要选修这门课，给自己增加一份不必要的负担呢？
她回答说，是因为半年前一次到纽约找工作的经历。当时那个职位的要求和她的学历经验都吻合，她很顺利地通过了第一次面试。到第二次面试的时候，人家问她会不会中文，她摇摇头，说：“不会。”就这样失掉了那个薪资和福利条件都不错的工作机会。从此，佩诗意识到，在目前的形势下，作为一个华裔而不懂中文是一项严重的缺陷，所以一听到开设中文课的消息就立刻决定来修这门课。
“而且，”她笑起来，有些不好意思，两个酒涡一闪一闪地，“我的男朋友也是华裔，他会说英语、汉语和法语呢，我也应该多学一门语言哪！”
二
对这门课感觉最轻松的要数David，因为他出生在中国，5岁才和父母一起移民过来。他的中文名字也取得相当好，叫“伍谷丰”。他对简单的中文日常会话还有一些印象，可以说上几句，但读和写就完全无能为力了。
伍谷丰明年也要毕业，学的是市场管理专业。他家里还有一些亲戚在国内，对于国内各方面发展的情况比其他的学生更熟悉，更了解，他相信国内的机会更多更好，一心想要赶着“海归”的潮流，毕业之后回到中国发展。所以，他选修这门课是想加强自己的中文水平。开学之前，他告诉父母要学中文，结果被爹娘狠狠地臭骂一通，说，谁叫你小时候在中文学校里不肯好好学，辜负了父母的一片苦心！如今自己知道错了？！你要是真想学，就自己去把每个学分560美金的学费挣出来！
他倒是自上大学起就在学院的书店打工，可是本来挣的钱全部用来零花的，如今一大半交了这门课的学费，伍谷丰提起来满心委屈：“他们从前逼着我学中文，现在我自己想学了，他们又不相信我！”
不过他那一双典型的中国父母的这一着狠棋还真是奏效，他对这次学习中文的机会格外珍惜。在我布置下去的小短文作业里，他用自己所知的有限几个方块字写道：
“今年学院第一年有的学汉语，我好开心。我的汉语不太好，我要学习汉语，我要我的汉语好。”
我看了忍不住笑起来，告诉他：“亡羊补牢，犹为为晚”。
三
教数字读写那一堂课，我叫学生们用中文说他们自己的电话号码。有两个男生，Vincent和Simon，先后说出来的几个数字一模一样。我好奇之余，问他们道：“你们两个是一家人吗？”
下面知情的学生都大笑起来：“他们根本是双胞胎呀！”
怪不得！可是这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两兄弟长得并不是十分相像;而且，他们似乎也很少在一起活动,上课下课都是各走各的，在教室里的座位也相隔老远。两兄弟的性格都非常内向，大部分的时间很沉默，偶尔与我狭路相逢，也都是勉强匆忙地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赶紧跑开。因此我对他们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他们的Last name是“Lee”，我原先猜测他们也是华裔。后来还是和Simon很要好的伍谷丰告诉我，李家是从泰国移民来的华裔，一直在新泽西北部开洗衣店为生，到Vincent和Simon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这两兄弟是名副其实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对于中文一丁点概念都没有。
在一次短文作业里，Vincent写：“我活在大楼八四零。”Simon写：“我生于近学院，号码是八四零。”
于是我知道他们都住在学院附近的学生宿舍大楼里，八四零是他们的房间号码。
Vincent又写：“有工作做每天，卖书、本子、笔，是用为学院。”他是想说自己每天去附近的一家小文具店里打工，而文具店的主要生意对象是圣·彼得学院的学生。Simon也写：“这是我的第三年在学院，学院是很贵。”美国的大学学费昂贵，尤以私立大学为甚。他们的父母要同时负担两个孩子的学杂费用，经济上的压力肯定很大。
有一天写完介绍自己家庭成员的短文，我叫同学们把自己写的东西大声念出来。Vincent说的是：“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姐姐和姐夫，还有一个弟弟。”轮到Simon了，内容大同小异：“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姐姐和（她的）先生，还有一个弟弟。”
班上每个人听了都哈哈大笑，等不及地打趣他们：“到底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啊？！”
四
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殊的学生，大家都称他大“Mark”。
之所以把他称为大“Mark”，原因有三：其一，是因为他的个子最“大”，起码有185厘米以上，每次和他说话都必须距离他远一点，否则脑袋仰得令脖子太难过；其二是因为他的年纪最“大”，总有四十出头了，两鬓已经斑白；其三，也是最重要、最关键、最直接的一点——因为他的级别最“大”：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现代与古典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在这个教室以外的地方，人们称呼他：戴斯提芬神父。
戴斯提芬神父是正宗的央格鲁·萨克逊血统，从大学时代开始学习和研究西班牙语言文化，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即开始他在圣·彼得学院的教学生涯，到如今已经快二十年了。美国大学生对美国以外的国家了解不多，缺乏宏观的世界概念，是个很普遍的现象，神父对此深为忧虑。他认为美国学生这种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傲慢无知，终将削弱和降低未来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据企业界的统计资料显示，未来大多数的就业机会与国际贸易相关，其中80％的贸易对象在亚洲，但美国大学生中学外语的人75％以上学的是西班牙语，与现实严重脱节。因此神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大力推动亚洲语言文化的教育。圣·彼得学院去年开设的日语课、马来语课和中文课，全都是他努力的结果。
我随父母移民到美国之后，一边读大学一边勤工俭学。当初我来这里应聘中文老师之时，戴斯提芬神父正应邀在北京讲学。面试我，聘用我的，是当时代理系主任一职的另外一位教授。神父在北京呆了三个多月，回来以后北京带给他的巨大的文化冲击余波犹在，讨论起中国来他兴奋得不得了，一个劲儿地说：“我爱你们的国家，中国人真是可爱！我一定还要回中国去！”
他在北京期间学过一点中文，开学之前一见到我就问可不可以到我班里来继续学习。我自然是不能拒绝的，当下和他开玩笑道：“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其实当时我心里认为，他只不过是没有面试过我，对我不放心，要亲自称一称我到底有几斤几两。然而一堂课接一堂课地上下来，他每次都认认真真地听讲，老老实实地完成作业，和普通的学生没什么两样，倒让我感觉自己先前对他学习动机的妄加揣测是道地的“小人之心”。
戴斯提芬神父不消说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颇有语言天赋。对于汉字的发音特点他掌握得很快，语法上的重点也能够一下子就抓住，因此进步迅速。可他依然不满意，时不时懊恼地感慨：“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美丽的语言说得和你们一样顺畅流利啊？！”
听课可以入神，讲课也是一样的。有时，讲台上下融合在一种很愉悦，很轻松的气氛里，另一个我跳出来在角落里审视自己：眉飞色舞，情绪亢奋，对于自己充当的角色，非常满意。所以那天当戴斯提芬神父找我去他的办公室，和我讨论续签下一学年合同的事，我马上就答应了。神父问我：“学生们和你似乎相处得特别好。比如说Joe，曾经当堂辱骂任课老师，是他们系里出名的问题学生，在你班上却不见他找麻烦。你有什么诀窍吗？”
“不不，”我摇头，“我没有什么诀窍。”只是他们激烈辩论时的面红耳赤，疏忽出错时的懊恼惶恐，取得一点点进步的怡然自得，甚至考试测验中的投机取巧，都太像正在读大学的自己，所以面对他们的时候，忍不住要微笑，忍不住要多给他们一点爱心。
出了系里的大楼，我越过那条宽阔的马路，走向停车场。冬日的寒风刺骨，我匆匆忙忙走着，听见背后有人吆喝，再往前走两步，呼喊的声音却更近了，变得清晰：
“江老师！”
我回转身，穿着黑色短袖衬衣的那个“问题学生”领头，几个学生一起从远处向这边跑来。见我回了头，他们便不再上前了，各自提着沉甸甸的书包，与我遥遥相对。
“老师，学中文，是有意思！明年，教……还是不……教？”伍谷丰问。用的单词和句型，都是我们学过的。
我微笑，点头，说不出话来。突然觉得风太大了，酸涩了我的眼睛。
他们一下子笑起来，不约而同，一迭声地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他们的声音，飘在风里，像敲击在琴键上一串串错落的音符，那样悦耳动听。我定一定神，端起老师的架子来教训他们，马上要期末考试了，你们要好好用功啊！争取考个好成绩啊！
他们嬉笑，一起跑走了。我也转身继续走向停车场。其实教授中文的薪水真的并不高，但这些可爱的学生们令我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不是区区钟点费可以衡量。在那一间小小的教室里，我借着讲解、听写、领读，所要传授给他们的，绝不仅仅是“妈、麻、马、骂”这么简单，而担负着更悠长、更深刻、更沉重的责任。
过了新年，天若下起雪来，坐车来学校会更麻烦。不过这份工作我会永远做下去的，因为他们叫我：老师。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向他们传授的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历史与灿烂的文化，同时也让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的现在与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