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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社会，不孝的现象频频出现，这就引发人们对传统孝文化的重新思考。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曾国藩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所倡导的“孝为家和之方”“睦邻为和家之辅”“先于孝而后于忠”等思想对当代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曾国藩；孝亲；睦邻；先孝后忠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9-0185-02
百善孝为先，尤其在养老机制尚未健全、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的当今社会，弘扬孝道就显得更加重要。作为著名的儒学家，曾国藩无论是对孝道理论的阐述还是对孝道的践行，都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孝为家和之方
曾国藩十分重视孝道文化，在他看来，孝比读书求取功名更重要。他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1]115曾国藩重视“孝”，但并不意味着他用孝来否定读书求取功名，只是主张在两者发生冲突时，要以“孝”为先。他同时指出，读书获取功名应当有益于孝。孝是处理好家庭关系的重要法则，是家庭和睦祥瑞的重要因素，曾国藩用因果报应来论述孝的重要性。“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2]574因果报应未必在所有事情上都能应验，但在孝这一问题上没有不应验的，那就是：尽孝道会获得吉庆，否则就会招致祸殃。正是由于曾氏家族恪守孝道，才使得其兄弟子侄在长期的宦海沉浮之中互相照应、荣辱与共，保证了其家族的长远发展。因此，作为曾国藩家族的三项家教法宝（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1]302）之一，孝致祥被曾国藩放在了首要地位。
孝，在常人看来，不外乎从物质上奉养父母，但在曾国藩看来，这些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关心他们，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安慰，做到“事亲以得欢心为本”[1]302。对于父母来说，满足其精神上的需要往往比满足其物质上的需要更重要。同时，曾国藩的孝道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孝道的践行上。由于种种原因，曾国藩不能长期守在长辈身边，但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他们。对于长辈的挂念还体现在，曾国藩频繁地写信，向长辈汇报自己当前的状况，以免他们担心，并且在书信中，他总是以“孙男”或“侄”“跪禀”“祖父母”或“父母亲”或“叔父母”“膝下”或“万福金安”开头，以“**谨呈”或“**谨禀”等敬语结尾，其孝心可见一斑。
曾国藩不但自己践行孝道，而且还经常教导兄弟、子女要恪守孝道。“诸弟及儿侄辈，务宜体我寸心，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于叔父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1]279这是因为，兄弟和睦关系到家族的兴衰，“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1]332。因此，坚持“以和睦兄弟为第一”[1]332的原则，身为长兄，他主动担负起教育兄弟的重任。曾国藩对于兄弟之爱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兄友弟恭”“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的层面，而是经常教导兄弟，“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之大不孝矣。”[3]229对于兄弟，曾国藩教导他们要勤劳、俭朴，因为他懂得姑息之爱，久而久之，就会让兄弟变得懒惰，助长骄傲狂妄之气，实际上也就是不孝。因此，兄弟之爱更重要的应体现为德业相勉、过失相劝，爱护兄弟，但不能包庇姑息他们的错误。曾国藩进一步指出，在家族当中，孝道应当推而广之，由对祖父母的爱推至爱叔父、由对父母的爱延伸至爱兄弟的妻妾儿女，进而扩展至爱国家和人民，由孝亲上升至仁民。
二、睦邻为和家之辅
在曾国藩看来，孝不仅体现在家庭成员内部，还体现在邻里关系上。“千金买屋，万金买邻”，良好的邻里关系对个人和家族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处理好邻里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将祖父星冈公“人待人无价之宝”[1]360视为处理邻里关系的重要原则。曾国藩认为，对于邻里，不可怠慢，更不可贪占人家便宜、轻取人家财物，相反，应当尽可能做一些有益于邻里的事情。比如，曾国藩曾经在家信中写到：“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二十四都贫农”[3]300。很多时候，家族中有在朝廷做官的往往在乡间无恶不作、欺压邻里，让贤明的人感到心寒，让品行不好的人肆无忌惮。曾国藩主张，在处理邻里关系时，要坚持“以和为贵”的原则，即使不得已，与邻里发生冲突，也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薄责邻里。曾经就有与李次青发生的矛盾，曾国藩在家信中写道：“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3]234正是由于曾国藩这种亲近、宽待邻里的态度，使得他赢得了邻里的尊重，在邻里之间树立了威信，这在邻里关系淡薄的当代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代社会，尤其在城市里，人们连住对门的都不认识，很多家庭被分隔在一个个有限的空间内，进门后立即锁门，大家过起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甚至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有了一种新型的邻里关系，即网上邻居。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远处的亲戚关系再好，遇有急难时，也比不上近旁的邻居那样能够及时帮助。据载，清代官员张英的老家人因宅基地问题与邻居发生了争执，家人让张英想办法整治邻居，为家族挣回面子。张英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信深有感触，主动让出三尺宅基地。邻居见后也深受感动，也主动让地三尺，结果成了六尺之巷。很多时候，良好的邻里关系比远道的亲戚关系更能让人们受益。
三、先于孝而后于忠
曾国藩对国家可谓尽职尽责、尽心尽力，把国家之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对待。他曾经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写道：“凡办大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真正做到了如赠沅弟的信中所说的“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曾国藩在咸丰元年三月十四日的奏稿中指出，报国就应当像李纲那样，做到“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祸难，屡濒九死，而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夺者”。在曾国藩看来，“忠”不能只有“忠君之心”，更重要的是“切实做去”，他在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十六日的家信中写道：“惟当同心努力，仍旧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他又在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十三日写到：“吾兄弟报国之道，总求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从此三句切实做去。”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有忠国之心，更重要的是有报国之行。 《孝经·广扬名章》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君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由此可见，孝可移作忠。孝亲之所以可以升上到忠于国家和人民的层面，原因就在于，忠、孝二者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礼记·祭统》）。尽管忠、孝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二者也有矛盾的时候。当忠孝产生矛盾时，曾国藩主张，“先于孝而后于忠”，也就是说，要“先孝后忠”。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在赴任途中，得知母亲去世，“大恸，改服奔丧”“抵家哭殡”。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他在外地收到父丧讣闻，“大恸，仆地欲绝”，特意要求“在籍守制，稍尽人子之心”。作为儿子，曾国藩对父母尽孝；作为官员，他对国家尽忠。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曾国藩选择先孝而后忠。可见，他的忠孝观。
值得一提的是，孝敬父母、尊重上级，并不等于盲目顺从。当父母、上级有错时，我们应当及时谏诤。这里，曾国藩树立了榜样。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曾国藩直言“敬慎”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主张“崇实而黜浮”“广大”而“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指出“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曰贤。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曾国藩规劝咸丰帝不得琐碎、浮华和骄矜，不然等到流弊出现再挽回就困难了。咸丰帝看到奏折后是非常愤怒的，然而，曾国藩并没有退缩，依然谏人之不敢谏。正如《孝经·谏诤章》所载：正因为天子、诸侯、大夫有争臣，士有诤友，父有诤子，才使得处于上位的人免于不义。因此，当父母、上级有错误时，做子女、下属的应当及时进行劝谏。但需要注意的是，劝谏要注意方式、讲究方法，盲目地劝谏有时并不一定能收到积极的效果。在这里，曾国藩对自己的劝谏方式进行了反思。他说：“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然此后摺奏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摺之激直者。此摺尚蒙优容，则以后奏摺，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矣。诸弟可将吾意细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摺不慎，或以戆直干天威为虑也。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1]137
当今社会，代际关系不和谐、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突出，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这些都严重冲击了传统孝文化。当亲情以金钱来衡量、对亲不敬、兄弟不和、邻里关系紧张等社会问题凸显时，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之孝文化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作为著名的儒学家，曾国藩所倡导的孝为家和之方、睦邻为和家之辅、先孝后忠等思想可以为此提供有益的借鉴。在家庭伦理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邻里和睦，并由此推至爱其他人，这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曾国藩.曾国藩家书：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2]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3]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北京：线装书局，2008.
关键词：曾国藩；孝亲；睦邻；先孝后忠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9-0185-02
百善孝为先，尤其在养老机制尚未健全、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的当今社会，弘扬孝道就显得更加重要。作为著名的儒学家，曾国藩无论是对孝道理论的阐述还是对孝道的践行，都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孝为家和之方
曾国藩十分重视孝道文化，在他看来，孝比读书求取功名更重要。他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1]115曾国藩重视“孝”，但并不意味着他用孝来否定读书求取功名，只是主张在两者发生冲突时，要以“孝”为先。他同时指出，读书获取功名应当有益于孝。孝是处理好家庭关系的重要法则，是家庭和睦祥瑞的重要因素，曾国藩用因果报应来论述孝的重要性。“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2]574因果报应未必在所有事情上都能应验，但在孝这一问题上没有不应验的，那就是：尽孝道会获得吉庆，否则就会招致祸殃。正是由于曾氏家族恪守孝道，才使得其兄弟子侄在长期的宦海沉浮之中互相照应、荣辱与共，保证了其家族的长远发展。因此，作为曾国藩家族的三项家教法宝（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1]302）之一，孝致祥被曾国藩放在了首要地位。
孝，在常人看来，不外乎从物质上奉养父母，但在曾国藩看来，这些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关心他们，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安慰，做到“事亲以得欢心为本”[1]302。对于父母来说，满足其精神上的需要往往比满足其物质上的需要更重要。同时，曾国藩的孝道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孝道的践行上。由于种种原因，曾国藩不能长期守在长辈身边，但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他们。对于长辈的挂念还体现在，曾国藩频繁地写信，向长辈汇报自己当前的状况，以免他们担心，并且在书信中，他总是以“孙男”或“侄”“跪禀”“祖父母”或“父母亲”或“叔父母”“膝下”或“万福金安”开头，以“**谨呈”或“**谨禀”等敬语结尾，其孝心可见一斑。
曾国藩不但自己践行孝道，而且还经常教导兄弟、子女要恪守孝道。“诸弟及儿侄辈，务宜体我寸心，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于叔父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1]279这是因为，兄弟和睦关系到家族的兴衰，“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1]332。因此，坚持“以和睦兄弟为第一”[1]332的原则，身为长兄，他主动担负起教育兄弟的重任。曾国藩对于兄弟之爱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兄友弟恭”“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的层面，而是经常教导兄弟，“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之大不孝矣。”[3]229对于兄弟，曾国藩教导他们要勤劳、俭朴，因为他懂得姑息之爱，久而久之，就会让兄弟变得懒惰，助长骄傲狂妄之气，实际上也就是不孝。因此，兄弟之爱更重要的应体现为德业相勉、过失相劝，爱护兄弟，但不能包庇姑息他们的错误。曾国藩进一步指出，在家族当中，孝道应当推而广之，由对祖父母的爱推至爱叔父、由对父母的爱延伸至爱兄弟的妻妾儿女，进而扩展至爱国家和人民，由孝亲上升至仁民。
二、睦邻为和家之辅
在曾国藩看来，孝不仅体现在家庭成员内部，还体现在邻里关系上。“千金买屋，万金买邻”，良好的邻里关系对个人和家族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处理好邻里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将祖父星冈公“人待人无价之宝”[1]360视为处理邻里关系的重要原则。曾国藩认为，对于邻里，不可怠慢，更不可贪占人家便宜、轻取人家财物，相反，应当尽可能做一些有益于邻里的事情。比如，曾国藩曾经在家信中写到：“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二十四都贫农”[3]300。很多时候，家族中有在朝廷做官的往往在乡间无恶不作、欺压邻里，让贤明的人感到心寒，让品行不好的人肆无忌惮。曾国藩主张，在处理邻里关系时，要坚持“以和为贵”的原则，即使不得已，与邻里发生冲突，也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薄责邻里。曾经就有与李次青发生的矛盾，曾国藩在家信中写道：“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3]234正是由于曾国藩这种亲近、宽待邻里的态度，使得他赢得了邻里的尊重，在邻里之间树立了威信，这在邻里关系淡薄的当代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代社会，尤其在城市里，人们连住对门的都不认识，很多家庭被分隔在一个个有限的空间内，进门后立即锁门，大家过起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甚至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有了一种新型的邻里关系，即网上邻居。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远处的亲戚关系再好，遇有急难时，也比不上近旁的邻居那样能够及时帮助。据载，清代官员张英的老家人因宅基地问题与邻居发生了争执，家人让张英想办法整治邻居，为家族挣回面子。张英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信深有感触，主动让出三尺宅基地。邻居见后也深受感动，也主动让地三尺，结果成了六尺之巷。很多时候，良好的邻里关系比远道的亲戚关系更能让人们受益。
三、先于孝而后于忠
曾国藩对国家可谓尽职尽责、尽心尽力，把国家之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对待。他曾经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写道：“凡办大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真正做到了如赠沅弟的信中所说的“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曾国藩在咸丰元年三月十四日的奏稿中指出，报国就应当像李纲那样，做到“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祸难，屡濒九死，而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夺者”。在曾国藩看来，“忠”不能只有“忠君之心”，更重要的是“切实做去”，他在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十六日的家信中写道：“惟当同心努力，仍旧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他又在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十三日写到：“吾兄弟报国之道，总求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从此三句切实做去。”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有忠国之心，更重要的是有报国之行。 《孝经·广扬名章》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君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由此可见，孝可移作忠。孝亲之所以可以升上到忠于国家和人民的层面，原因就在于，忠、孝二者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礼记·祭统》）。尽管忠、孝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二者也有矛盾的时候。当忠孝产生矛盾时，曾国藩主张，“先于孝而后于忠”，也就是说，要“先孝后忠”。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在赴任途中，得知母亲去世，“大恸，改服奔丧”“抵家哭殡”。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他在外地收到父丧讣闻，“大恸，仆地欲绝”，特意要求“在籍守制，稍尽人子之心”。作为儿子，曾国藩对父母尽孝；作为官员，他对国家尽忠。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曾国藩选择先孝而后忠。可见，他的忠孝观。
值得一提的是，孝敬父母、尊重上级，并不等于盲目顺从。当父母、上级有错时，我们应当及时谏诤。这里，曾国藩树立了榜样。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曾国藩直言“敬慎”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主张“崇实而黜浮”“广大”而“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指出“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曰贤。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曾国藩规劝咸丰帝不得琐碎、浮华和骄矜，不然等到流弊出现再挽回就困难了。咸丰帝看到奏折后是非常愤怒的，然而，曾国藩并没有退缩，依然谏人之不敢谏。正如《孝经·谏诤章》所载：正因为天子、诸侯、大夫有争臣，士有诤友，父有诤子，才使得处于上位的人免于不义。因此，当父母、上级有错误时，做子女、下属的应当及时进行劝谏。但需要注意的是，劝谏要注意方式、讲究方法，盲目地劝谏有时并不一定能收到积极的效果。在这里，曾国藩对自己的劝谏方式进行了反思。他说：“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然此后摺奏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摺之激直者。此摺尚蒙优容，则以后奏摺，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矣。诸弟可将吾意细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摺不慎，或以戆直干天威为虑也。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1]137
当今社会，代际关系不和谐、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突出，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这些都严重冲击了传统孝文化。当亲情以金钱来衡量、对亲不敬、兄弟不和、邻里关系紧张等社会问题凸显时，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之孝文化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作为著名的儒学家，曾国藩所倡导的孝为家和之方、睦邻为和家之辅、先孝后忠等思想可以为此提供有益的借鉴。在家庭伦理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邻里和睦，并由此推至爱其他人，这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曾国藩.曾国藩家书：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2]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3]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北京：线装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