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陈毅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有许多与上海联系在一起的往事。黄浦江也许是一位有权威的见证人，它保留着不少从20世纪20年代以前到60年代中期关于父亲在上海的记忆。夜深人静时到上海滩漫步，你会听到黄浦江深情的诉说……

一

　　父亲是四川省乐至县人。他1901年8月26日出生，是20世纪的同龄人。将满18岁那年，他在成都考取官费留法的资格，因而跨出夔门东游上海，又从这里开始了面向世界的人生之旅。
　　1919年的七八月间，五四运动的风暴刚刚席卷古老的神州，上海正激荡着各式各样的新旧思潮。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住在徐家汇南洋公学的校舍里，每天投身于万花筒式的大都会生活中，用心地体验中国历史进步的艰难。
　　内地青年初到上海，免不了会有新奇的感受，父亲处世严谨又富于热情。一方面，他对当时上海社会的丑恶现象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曾劝告自己的同学不要在花花世界里陷入深渊;另一方面，他以青年人特有的敏锐感觉向上海那些与现代文明联系在一起的进步事物靠拢，很快就成为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拥护者。他本来最倾心于中国传统的诗歌文化，一旦接触到刚刚兴起的白话诗，他就向自己的同学声言：今后再也不想写旧体诗词了。这当然只是一时的偏激之辞，实际上他后来仍写出了许多出色的旧体诗词作品，但他确实也开始学写白话诗，从他的声言中我们可以想象到，他受新文化触动之强烈。他当时已开始注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上海的传播，但是还来不及作出肯定的选择。
　　和许多先进青年一样，父亲在上海滩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从内心深处激发出救国救民的崇高愿望，这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一生前进的方向。他的这种爱国主义的激情并不是盲目地敌视西方文化，相反，他渴望着置身于外面的世界，到陌生的文化环境中去学习和研究、探求时代的真理，为自己古老衰弱的祖国找到前进的出路。
　　1919年8月12日，父亲和同学数十人一起登上法国轮船“麦浪”号，由于天气不好，8月14日方才启航。他们告别了黄浦江，投入太平洋的怀抱。这一去海天茫茫，一个更加新奇却远不是那样理想的世界在他们面前展开了。

二

　　两年以后，父亲和一百零几位留法勤工俭学同学在被强制的情况下返回上海。这是因为他们在法国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一是反对中国北洋政府以部分主权为抵押向法国政府借款，这样就触怒了一贯标榜自由民主的法国政府，也惹恼了挟洋人之威以自重的卖国的北洋政府;二是争取广大勤工俭学同学进入在法国创办的中法大学学习的权利，他们认为这所大学是法国政府用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创办并以发展法中文化交流为宗旨，理应向在法的中国留学生一视同仁地开放，这是涉及贵族化或平民化的阶级教育之争。中法两国政府采取联合行动，先是把这些学生扣押在里昂附近的兵营中，然后于1921年10月13日动用军警把他们押解上马赛的轮船。大约在11月20日左右，他们从黄浦江外滩码头进入国门。这一次，他们要在这里对中国未来的革命道路进行慎重的选择。
　　重返祖国，父亲在政治思想上已经趋于成熟。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本质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他看到法国社会内部存在着森严的阶级的壁垒，中国作为被压迫民族，只有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中间才能找到同情与支援。他还看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帝国主义列强绝不会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讲什么平等，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获得更多的殖民地，占据更大的势力范围。两年前，在巴黎和会上，他们就曾牺牲中国的权益去满足日本的贪欲，进而建立当时以公理为标榜的国际新秩序;现在，帝国主义政府对中国的爱国学生采取武力压迫，不过是其强权政治的又一次表演而已。这些严峻的事实，使父亲刚到法国时对资产阶级文明曾经产生过的一点幻想破灭了，他转而对当时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热烈的向往。由马赛到上海的归途之中，他写了一组白话诗，其中就真实地表达了他的情绪。对欧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产阶级文明的表演，他发出诘问：“六年来弄的把戏/你看了悲不悲伤/你这葡萄色的文明/究造出什么佳酿？”而对社会主义的苏联，他寄予无限的希望：“快看快看/西北的半天已红/愿这只火把/温热了你全身的冷冻！”

　　在上海，父亲被同学们推举为发言人，在20多天里，他为争取全体留法勤工俭学同学的权益开展了紧张的社会活动。在上海的《民国日报》上，保留着他当时写的说帖、文告等等。有一件逸聞：租界当局派人到同学们住的旅馆来查验护照，父亲对法籍巡捕说：我们的护照被法国当局扣押在里昂市政厅，你们如果认为我们入境是不合法的，可以再用船把我们押回法国去。
　　一起回国的同学中，蔡和森、李立三等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找父亲谈话。父亲表示，既受同学们的信托，要为大家的权益作进一步的斗争，暂时不考虑更长远的出路问题，但答应回四川以后帮助发行党的报刊。12月中旬，他受川籍同学的委派回家乡向地方当局请愿，再次乘船离开上海。他写了《赠勤工俭学同人》一诗表达自己的愿望：在改造旧中国的事业中，同学们“分头进行却能精神统一”。他当然知道，在这一年的夏天（1921年7月），一个代表了新的希望的革命家的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宣告成立。他虽然暂时还未拿定主意参加进来，但他已经倾心于党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很快地他就将走入这个战斗组织的行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

三

　　又过了八年，父亲第三次来到上海。这八年中，他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在合川和武汉参加北伐和中央军校工作，成为革命军人;在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中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斗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
　　1929年夏，父亲应当时在上海处于地下工作状态的中共中央之召，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前委前往汇报工作，并参与讨论同红军发展有关的重大问题。那时上海的革命斗争环境极端严酷，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被反动派捕杀，其中颜昌颐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父亲恰在这个时刻赶来上海参加党的会议，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而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代坚持革命斗争，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觉悟。列宁说得好：革命者不是那种在革命高潮到来时才成为革命者的人，而是那种在反动势力最猖獗、民主派和自由派最动摇的时候坚持革命原则的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战斗的毛泽东、朱德，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周恩来、李立三，还有在他们中间充当过一次信使的父亲等，他们都用英勇的行为证明了自己是合格的革命者和优秀的革命家。
　　当时父亲面对的严峻考验不仅仅是对敌斗争的艰苦与危险。红四军在其最初的两年奮斗中取得很大胜利，但其内部也发生过严重分歧。在1929年5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领导核心中产生激烈争论，父亲作为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对两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意见分歧采取了调和的立场。他的出发点是想造成团结对敌的局面，在客观上则形成对毛泽东正确领导的削弱。恰在此时，他又取代了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中的领导职务。不久，他就应召去上海。有人以为他赶到中央开会是为了告毛泽东的状，是为了巩固他自己在红四军取得的领导地位，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他一到中央，即向周恩来等领导全面而详尽地汇报了红四军的武装斗争经验;在人事问题上，则以坦然真诚的态度说明自己担任前委书记只是充当“过渡内阁的主持者”，红四军仍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主要领导人而以朱德辅助之。他在人事问题上的这一认识固然是接受中央指示的结果，同时，也是因为他本人具备革命者的高风亮节，一切以革命的大局为重而不计个人的升沉荣辱。周恩来盛赞他所提供的红四军经验报告，委托他起草中央对红四军的指示信，并交付他带往闽西苏区，这就是有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据说父亲在上海停留期间，中央组织部曾从人事关系出发考虑把他调往别的地区工作，而父亲却说：我要回闽西苏区去完成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的使命，以后则随时听从中央的调遣，到哪里工作都行。古田会议之后，他把这一情况如实地向回到红四军前委的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你哪里也不要去，就留在我这里工作。他们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和健康的党内斗争中取得了真诚的理解和友谊，这在中国工农红军发展的历史上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四

　　此后20年间，他本人没有再来上海，但上海人越来越多地听到陈毅这个名字，因为在漫长的革命战争的考验中，他已经成长为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指挥的新四军和华东、中原人民解放军不断地把胜利的捷报送到上海滩。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父亲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三野战军于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父亲担任了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及市长。这一次，他要和自己的同志们一起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治理上海这个东方最大的城市，并且把它引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从1949年夏到1958年春，父亲一直担任上海市市长职务。在头几年，他还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有时常驻南京。受制于当时党内斗争的影响，他一度并不经常过问上海的政务。后来，在1954年9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不再主持上海市工作。他曾要求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但中央没有同意。这也许是因为刚刚处理过高饶事件，为稳定华东，需要他兼任市长。在1958年2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决定由他兼任外交部长。他又一次向中央提请辞去市长职务。3月初，毛泽东主席亲笔复信表示同意他不再兼上海市长。
　　说明上述情况，并不是想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父亲在上海没有做许多工作。事实上，作为一个热忱为人民服务的市长，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刻与上海人民共同奋斗，为社会主义新上海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上海解放的头一年是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顽强拼搏的艰难岁月，父亲在市长的岗位上为揭开上海历史上新的一页而竭尽辛劳。从三野前委在江苏丹阳召开准备接管上海的会议起，他就和邓小平一起定下了我军要在上海“军政双胜”的规划，强调以最严明的纪律给上海人民送一个新时代的“见面礼”。后来接管政权，清除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妄图卷土重来的反动势力的武装封锁，运用有组织的力量使上海的工商经济恢复并发展，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建设人民自己的新上海—这些都是极为繁难的课题，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都一一妥善而有成效地解决了。那一段时期，父亲每个月都要亲自起草给党中央的工作报告，他努力用上海出色的工作成绩来支持新中国开创时期的事业。同时，他也从党中央那里获得有力的指示，并且从全国的恢复与建设中取得各种可贵的支援。这一年的紧张工作，最雄辩地向上海、中国乃至世界人民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确实能够掌握历史前进的方向，引领着新中国的巨轮在新时代的凯歌中起航。父亲在这一年中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席不暇暖，忙碌到了极点，但他同时也体验到创造历史的伟大光荣。多年之后，当外国朋友问他生平最感到愉快的是哪一段时期，他回答：是上海解放初的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