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福利的角度将哈贝马斯的理论与马歇尔、罗尔斯的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哈贝马斯既不满于新自由主义的以个人为中心完全竞争的思想，也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集权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制度模式，他从以往物质和金钱的再分配转移到了通过文化、伦理层面的话语商谈提高全社会福利，通过话语商谈理论建立一个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使人人都生活在一个推己及人、情致意尽、惜老怜贫的美好世界。 全文查看链接 　　但是，与马歇尔不同，哈贝马斯并不赞同福利国家制度，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它会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the 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哈贝马斯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把社会分为两个层面：一层称为系统(system)，另一层称为生活世界(lifeworld)。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区分是建立在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的理论之上的。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认为，劳动不仅为人类的再生产提供物质条件，而且为人类世界提供知识源泉。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他将劳动视为带目的性的行动，即带目的的工具理性（purposiverational），它总是要通过计算来达到一定的目的。“系统”领域主要是由工具理性行为主导，哈贝马斯将以权力和金钱为媒介的政治和经济系统作为它的基础，而将系统与工具理性行为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这种工具理性正不断扩张甚至侵犯了生活世界领域。它的目标是致力于社会的系统整合。社会的“生活世界”是由交往行为主导的。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包括文化传播及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及社会化。人们的共同目标是共同的社会整合，生活世界是人们进行日常交往的基本结构。Jürgen Habermas.(1987)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2, pp.332-377.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通过交往行为达到社会整合的目标，而经济和政治子系统则通过金钱和权力媒介来推动社会进步以实现系统整合。在后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物质再生产中的危险的不平衡波及到生活世界，被系统的命令所侵犯的生活世界的文化再生产有时不能顺利进行。也就是说，产生了主体性的危机乃至病理现象。这时人们不再有坚强的人格自我同一性感觉了。这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日〕中冈成文：《哈贝马斯—交往行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全文查看链接 　　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哈贝马斯在论述并否定了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和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后（因为前者放弃了工人的理由的系统论的重要性，后者受形而上学的关系的束缚），他提出了“重建的合法性”概念。他的出发点是：“X这条建议是合法的”的论断同“X这条建议符合普遍的（或曰公共的）利益”的论断具有同等意义。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所以，合法性必须得由公民普遍参与并决定的；同时他又认为“权利体系准确地陈述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法律合法产生所必需的交往形式能够被加以法制化。”Jürgen Habermas.（1996）Between Facts and Norms，Cambridge，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p.121.也就是说，权利也要有法律强制规定。所以，权利的合法性源于商谈原则和法律形式。权利与商谈原则有关，意味着它应该是被所有公民承认的；权力与法律有关，意味着权利必须有法律的规定。可见，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强调的是一种程序的合法性：第一，每一位公民都是法律的接受者和立法者，作为立法者，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第二，法律的合法性来自所有当事人的同意和共识，这种一致的达成是产生于民主的过程。ibid，p.31.只有当一种法律是由人们共同制定出来时，人们才会遵守并尊重法律。 全文查看链接 　　在对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罗尔斯认为市场不能达到平等，政府在分配方面可以发挥作用。他将政府在这方面按功能分为四个部分，即配给、稳定、转让和分配部门。分配部门的任务是通过税赋和对财产权的必要调整来维持分配份额的一种恰当正义。社会资源必须让与政府，这样政府才可以为公共利益提供资金，并支付满足差别原则所必需的转让款目。这个问题也属于分配部门，因为税收负担要被公平的承担，并旨在建立正义的安排。罗尔斯还谈到累进税率和比例税方案对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不同作用。所以，分配部门的目的不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满足的净余额，而是要建立正义的背景制度。② 全文查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