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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慈善再次因“地震”而受到关注。但是，这次“地震”后不再有积极捐款的义举，而是招致一片谴责。这一波“地震”发生在慈善内部——监管缺失、权力垄断、沦为牟利工具、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在不断动摇着慈善的公信力。
其实，不只是在我国，即便在日本、美国，慈善也曾遭遇过类似的困境。但如今，他们已跳出泥沼，变身“透明口袋”——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曾说，"慈善事业要像玻璃做的口袋一般透明"，自此“透明口袋”成为阳光慈善的代名词。
看看别人走过的路，或许能够让我们走得更稳健一些。
日本：对慈善的信任源自寺庙
今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日本街头不时可见举着募捐箱的小学生。行色匆匆的路人会习惯性地取出钱包，放下一枚100或500日元的硬币，收获一片鞠躬礼和感谢之声。
日本人有积极参加募捐的习惯，这与其文化有关。日本文化自古认为乞讨是极为耻辱的事情，所以绝少乞丐，需要帮助的人往往借助于中介。这个中介，在古代就是寺院，和尚到各处托钵募集财物食品，然后将其发放给需要的人。由于和尚代表了神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类似于从神那里得到，需要的人比较容易接受。同时，普通日本民众也习惯于通过专门机构行善。他们认为，自己无法判断谁需要帮助，需要多少帮助。既然和尚是神佛的代表，把钱交给他，不会被侵吞，也会被更公平而专业地分配给需要的人。这一点，如果看过日本动画片《一休的故事》，多少会有些体会。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作为中介机构的佛寺逐渐被各种慈善机构所代替。只是，无论是和尚还是慈善组织，都有辜负大家信任的时刻。1948年，日本慈善儿童收养机构“寿产院”爆发丑闻，其管理者石川夫妇把政府发放的婴儿配给品变卖挥霍，坐看100余名孩子被饿死。这一事件极大地冲击了日本民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感，但也由此诞生了今天日本较为完善的慈善管理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的特点其实就两项：第一是财政公开透明，第二是专款专用。日本对于募捐的管理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募捐所得必须全部作为捐款使用，并绝对禁止留用捐款。一旦有私下留用，会作为违法行为受到刑罚。
以这次东日本大地震为例，社会各团体收集的捐款，大部分被汇总到红十字会来实施分配，分配方案由一个社会贤达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红十字会也不负责具体发放工作，而是将其转交给日本各地方政府实施。程序是这样的：受害者填写 “履灾证明书”，经过官方核实后，再由政府官员确定捐款数额，并通过电子银行发放。这期间，红十字会对政府具有直接的监察责任；反过来，政府也全程监督红十字会。
同时，按照日本法律，所有捐款收集、分配方案、发放、结余管理都必须全程对社会公开，因此，媒体以及公众，成为捐款活动最有力的监督人。
美国：基金会必须“非营利”
美国基金会中心对“基金会”的定义是：“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有资金（通常来自单一的个人、家庭或公司）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非政府”、“非营利”是这个定义中的关键词。
美国的基金会有一个显著的独特性：在大多数其他国家里，主要的社会公益机构都是由国家管理和出钱支持的；而在美国，许多公共服务机构都是私营的，由私人资助或者私人和政府聯合资助，或者某个企业资助。当然，这和美国的税法有关。以福特基金会为例，1936年，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长子埃兹尔捐资25万美元注册成立了福特基金会。此前一年，美国政府大幅提高遗产税税率至70%，这意味着，无论老福特还是埃兹尔去世，福特家族必须卖掉公司股票，才能支付得起数额巨大的遗产税。而基金会的成立则成功地为福特一家节省了高达3.21亿美元的税额。
时至今日，基金会的存在使得资本家可以逃避遗产税、收入所得税、赠与税以及资本利得税。甚至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由于基金会的存在，美国每年高达2/3的收入是免税的——基金会只需每年将其资本的5%用于慈善事业，就可以免税。
在种种有利条件下，美国的基金会发展到今天，已有7万多家，主要分为社区基金会、独立基金会、公司基金会、运作型基金会四大类型。其中，在全美规模和声望排前几名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都属于独立基金会。
众多的美国基金会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统一的制度和运作方法。首先，完整的成立程序，包括注册制度。其次，公司化运营模式，基金会的决策权力机构是董事会（或称理事会）。其成员多数没有工资，只有执行任务时的差旅补贴。美国投资和管理较佳的基金会，在其管理机构中，通常会有较有经验和名望的专业人员，以确保基金会把钱用到正确的地方。最后，基金会的监督机制非常严格，主要依靠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和问责机制，一旦有损“非营利”行为，基金会就会受到惩处，甚至取消其免税地位。
即便如此，还不能完全避免弊端。例如上世纪60年代，曾任福特基金会领导者的麦克乔治·邦迪就被指责花费13万美元，资助肯尼迪总统的竞选班子，舆论痛斥他用基金会的公款来换取政治上的支持。1995 年，美国大型慈善基金会之一的“美国联合道路”前任主席，因诈取该组织 120 万美元而锒铛入狱，这一事件使得这个组织威信大跌，也给整个美国公益事业带来了阵痛和反思。
专家：“不要把慈善当作一个祭坛”
在我国，2010年全国慈善捐赠超600亿元，而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309亿元，3年时间翻了一番。然而，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建设却进展缓慢。显然，蒸汽机车无法满足高速铁路才能达到的速度与运量，巨大的社会财富处于风险当中——此时，中国慈善需要刮骨疗伤式的改革。
9月7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现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对比日美等国，谈及中国慈善的尴尬现状，王振耀显得很理性，他将此视为转型期的不适应症。
王振耀说：“现代慈善，尤其要看重对人的尊重。”他甚至问记者办公楼的卫生间是否提供手纸，当得到肯定答案后，他高兴地说，“这就是对人的尊重。”
环球人物杂志：近期，我国慈善负面新闻不断，您给把把脉，它是不是病了？
王振耀：我国慈善不是得病，而是处于转型期的不适应，从传统动员模式向现代慈善转型。
环球人物杂志：涉事的基金会多数有官办色彩。您做过民政部的官员，又到民间慈善组织工作。对于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的不同，您有怎样的体会？
王振耀：慈善被分成官办和民办，是按照传统思路来说的，我不主张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两者的确有相当大不同，民办慈善尤其是向特定人群募集资金的非公募基金会，最大的优势在于更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官办慈善必须进行大转型，首先就是尊重捐赠人，另外，体制上要更透明、社会参与要更容易……很多方面都需要规范。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还发现，被曝光的事件通常和商业利益有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您认为，慈善能否和商业挂钩？
王振耀：商业和慈善不是对立的。现在，捐赠模式越来越多，尤其大额捐赠，比如捐赠股票。为了现有捐款的保值增值，同时为了能有捐款持续注入，可以有商业运作，也允许有盈利，这在西方国家也是通行的。但有一点，赚的钱只能用于公益事业，而不是为自己赚钱。
同时，慈善的商业系统也需要创新。都说不能投到高风险行业，但什么是高风险？在和国际红十字会官员的交流当中，他们也说，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得请教专家。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我国民众对于慈善已普遍有种不信任，您怎么看这种态度？
王振耀：公众的不信任态度，正是向现代慈善的回归，向理性自主募捐的回归。在国外，有会员制募捐、联合劝募、社区捐赠，甚至可以订立合同。比如说每月从工资里扣100元作为捐款，与之对应的也得写明捐赠人的权利，这都体现了对捐赠人的尊重。但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还停留在传统的动员式捐赠上，大家反抗的就是“被”捐赠。民众是对一种慈善形式的失望，不是对慈善事业的失望。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民众乃至整个社会对待慈善的观念还有待转变，这是当务之急。
环球人物杂志：怎么转变？
王振耀：我先举个例子，在国外，慈善组织的支出除了手续费、劳务费，还有劝捐人员的佣金，我们叫回扣，美国的佣金一般不低于5%。我们的民众能接受得了吗？但这就是规则。没有回报就没人愿意干这个活，没有了募款，慈善还怎么生存？所以，现代慈善，更需要专业人员的协同工作，并没有说的那么高尚。不要把慈善当作一个祭坛。
在香港，基金会的管理者年薪可以达到100万港币，在私人生活上，他坐不坐头等舱、开不开宝马，没人会管。但是他在工作的时候不能这样，因为这是公共行为。我们中国人特别爱讲道德，公私分得不是很清楚，这容易造成虚伪。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表示，2012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大转型之年。您希望哪些方面的问题能够得到改善或解决？
王振耀：最紧迫的是《慈善法》出台，广泛建立非公募基金会，建立起近在身边的小额基金会。
目前，这方面进展得并不太顺利，需要解决好四个问题。第一，降低门槛。目前，注册非公募基金会要有200万元原始资金，还要有主管单位，这个门槛太高了。第二，提高基金会管理费用比例。第三，降低公益事业支出比例。第四，对股票捐赠应给予免税。曹德旺捐了价值36亿元的股票成立河仁基金会，税就缴了6亿元，以后谁还敢捐！陈发树的83亿还没捐，还有王健林、宗庆后。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心里，中国慈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王振耀：我對“慈善中国”的期望，是有具体指标的：首先在捐赠额上，今后短时期内，应该快速超过每年1000亿元，向2000亿元迈进；其次在慈善组织数量上，能有上万家基金会、过百万家社会服务组织；再下一步，中国慈善家要准备走向国际社会。另一方面，我们社会要有一个理性的“慈善心态”，以更宽阔的胸襟、更前瞻的视野推动中国慈善的发展。
编辑：刘心印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
其实，不只是在我国，即便在日本、美国，慈善也曾遭遇过类似的困境。但如今，他们已跳出泥沼，变身“透明口袋”——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曾说，"慈善事业要像玻璃做的口袋一般透明"，自此“透明口袋”成为阳光慈善的代名词。
看看别人走过的路，或许能够让我们走得更稳健一些。
日本：对慈善的信任源自寺庙
今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日本街头不时可见举着募捐箱的小学生。行色匆匆的路人会习惯性地取出钱包，放下一枚100或500日元的硬币，收获一片鞠躬礼和感谢之声。
日本人有积极参加募捐的习惯，这与其文化有关。日本文化自古认为乞讨是极为耻辱的事情，所以绝少乞丐，需要帮助的人往往借助于中介。这个中介，在古代就是寺院，和尚到各处托钵募集财物食品，然后将其发放给需要的人。由于和尚代表了神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类似于从神那里得到，需要的人比较容易接受。同时，普通日本民众也习惯于通过专门机构行善。他们认为，自己无法判断谁需要帮助，需要多少帮助。既然和尚是神佛的代表，把钱交给他，不会被侵吞，也会被更公平而专业地分配给需要的人。这一点，如果看过日本动画片《一休的故事》，多少会有些体会。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作为中介机构的佛寺逐渐被各种慈善机构所代替。只是，无论是和尚还是慈善组织，都有辜负大家信任的时刻。1948年，日本慈善儿童收养机构“寿产院”爆发丑闻，其管理者石川夫妇把政府发放的婴儿配给品变卖挥霍，坐看100余名孩子被饿死。这一事件极大地冲击了日本民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感，但也由此诞生了今天日本较为完善的慈善管理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的特点其实就两项：第一是财政公开透明，第二是专款专用。日本对于募捐的管理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募捐所得必须全部作为捐款使用，并绝对禁止留用捐款。一旦有私下留用，会作为违法行为受到刑罚。
以这次东日本大地震为例，社会各团体收集的捐款，大部分被汇总到红十字会来实施分配，分配方案由一个社会贤达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红十字会也不负责具体发放工作，而是将其转交给日本各地方政府实施。程序是这样的：受害者填写 “履灾证明书”，经过官方核实后，再由政府官员确定捐款数额，并通过电子银行发放。这期间，红十字会对政府具有直接的监察责任；反过来，政府也全程监督红十字会。
同时，按照日本法律，所有捐款收集、分配方案、发放、结余管理都必须全程对社会公开，因此，媒体以及公众，成为捐款活动最有力的监督人。
美国：基金会必须“非营利”
美国基金会中心对“基金会”的定义是：“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有资金（通常来自单一的个人、家庭或公司）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公共福利，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非政府”、“非营利”是这个定义中的关键词。
美国的基金会有一个显著的独特性：在大多数其他国家里，主要的社会公益机构都是由国家管理和出钱支持的；而在美国，许多公共服务机构都是私营的，由私人资助或者私人和政府聯合资助，或者某个企业资助。当然，这和美国的税法有关。以福特基金会为例，1936年，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长子埃兹尔捐资25万美元注册成立了福特基金会。此前一年，美国政府大幅提高遗产税税率至70%，这意味着，无论老福特还是埃兹尔去世，福特家族必须卖掉公司股票，才能支付得起数额巨大的遗产税。而基金会的成立则成功地为福特一家节省了高达3.21亿美元的税额。
时至今日，基金会的存在使得资本家可以逃避遗产税、收入所得税、赠与税以及资本利得税。甚至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由于基金会的存在，美国每年高达2/3的收入是免税的——基金会只需每年将其资本的5%用于慈善事业，就可以免税。
在种种有利条件下，美国的基金会发展到今天，已有7万多家，主要分为社区基金会、独立基金会、公司基金会、运作型基金会四大类型。其中，在全美规模和声望排前几名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都属于独立基金会。
众多的美国基金会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统一的制度和运作方法。首先，完整的成立程序，包括注册制度。其次，公司化运营模式，基金会的决策权力机构是董事会（或称理事会）。其成员多数没有工资，只有执行任务时的差旅补贴。美国投资和管理较佳的基金会，在其管理机构中，通常会有较有经验和名望的专业人员，以确保基金会把钱用到正确的地方。最后，基金会的监督机制非常严格，主要依靠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和问责机制，一旦有损“非营利”行为，基金会就会受到惩处，甚至取消其免税地位。
即便如此，还不能完全避免弊端。例如上世纪60年代，曾任福特基金会领导者的麦克乔治·邦迪就被指责花费13万美元，资助肯尼迪总统的竞选班子，舆论痛斥他用基金会的公款来换取政治上的支持。1995 年，美国大型慈善基金会之一的“美国联合道路”前任主席，因诈取该组织 120 万美元而锒铛入狱，这一事件使得这个组织威信大跌，也给整个美国公益事业带来了阵痛和反思。
专家：“不要把慈善当作一个祭坛”
在我国，2010年全国慈善捐赠超600亿元，而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309亿元，3年时间翻了一番。然而，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建设却进展缓慢。显然，蒸汽机车无法满足高速铁路才能达到的速度与运量，巨大的社会财富处于风险当中——此时，中国慈善需要刮骨疗伤式的改革。
9月7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现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对比日美等国，谈及中国慈善的尴尬现状，王振耀显得很理性，他将此视为转型期的不适应症。
王振耀说：“现代慈善，尤其要看重对人的尊重。”他甚至问记者办公楼的卫生间是否提供手纸，当得到肯定答案后，他高兴地说，“这就是对人的尊重。”
环球人物杂志：近期，我国慈善负面新闻不断，您给把把脉，它是不是病了？
王振耀：我国慈善不是得病，而是处于转型期的不适应，从传统动员模式向现代慈善转型。
环球人物杂志：涉事的基金会多数有官办色彩。您做过民政部的官员，又到民间慈善组织工作。对于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的不同，您有怎样的体会？
王振耀：慈善被分成官办和民办，是按照传统思路来说的，我不主张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两者的确有相当大不同，民办慈善尤其是向特定人群募集资金的非公募基金会，最大的优势在于更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官办慈善必须进行大转型，首先就是尊重捐赠人，另外，体制上要更透明、社会参与要更容易……很多方面都需要规范。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还发现，被曝光的事件通常和商业利益有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您认为，慈善能否和商业挂钩？
王振耀：商业和慈善不是对立的。现在，捐赠模式越来越多，尤其大额捐赠，比如捐赠股票。为了现有捐款的保值增值，同时为了能有捐款持续注入，可以有商业运作，也允许有盈利，这在西方国家也是通行的。但有一点，赚的钱只能用于公益事业，而不是为自己赚钱。
同时，慈善的商业系统也需要创新。都说不能投到高风险行业，但什么是高风险？在和国际红十字会官员的交流当中，他们也说，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得请教专家。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我国民众对于慈善已普遍有种不信任，您怎么看这种态度？
王振耀：公众的不信任态度，正是向现代慈善的回归，向理性自主募捐的回归。在国外，有会员制募捐、联合劝募、社区捐赠，甚至可以订立合同。比如说每月从工资里扣100元作为捐款，与之对应的也得写明捐赠人的权利，这都体现了对捐赠人的尊重。但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还停留在传统的动员式捐赠上，大家反抗的就是“被”捐赠。民众是对一种慈善形式的失望，不是对慈善事业的失望。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民众乃至整个社会对待慈善的观念还有待转变，这是当务之急。
环球人物杂志：怎么转变？
王振耀：我先举个例子，在国外，慈善组织的支出除了手续费、劳务费，还有劝捐人员的佣金，我们叫回扣，美国的佣金一般不低于5%。我们的民众能接受得了吗？但这就是规则。没有回报就没人愿意干这个活，没有了募款，慈善还怎么生存？所以，现代慈善，更需要专业人员的协同工作，并没有说的那么高尚。不要把慈善当作一个祭坛。
在香港，基金会的管理者年薪可以达到100万港币，在私人生活上，他坐不坐头等舱、开不开宝马，没人会管。但是他在工作的时候不能这样，因为这是公共行为。我们中国人特别爱讲道德，公私分得不是很清楚，这容易造成虚伪。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表示，2012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大转型之年。您希望哪些方面的问题能够得到改善或解决？
王振耀：最紧迫的是《慈善法》出台，广泛建立非公募基金会，建立起近在身边的小额基金会。
目前，这方面进展得并不太顺利，需要解决好四个问题。第一，降低门槛。目前，注册非公募基金会要有200万元原始资金，还要有主管单位，这个门槛太高了。第二，提高基金会管理费用比例。第三，降低公益事业支出比例。第四，对股票捐赠应给予免税。曹德旺捐了价值36亿元的股票成立河仁基金会，税就缴了6亿元，以后谁还敢捐！陈发树的83亿还没捐，还有王健林、宗庆后。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心里，中国慈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王振耀：我對“慈善中国”的期望，是有具体指标的：首先在捐赠额上，今后短时期内，应该快速超过每年1000亿元，向2000亿元迈进；其次在慈善组织数量上，能有上万家基金会、过百万家社会服务组织；再下一步，中国慈善家要准备走向国际社会。另一方面，我们社会要有一个理性的“慈善心态”，以更宽阔的胸襟、更前瞻的视野推动中国慈善的发展。
编辑：刘心印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