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是写乡村的一把好手，也是高手。说到乡村，人们都已注意到，今天的乡村完全不同于20世纪。在资本化和权力化的裹挟与剥夺下，乡村已经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从前书写乡村的经验正在流失，正在失去有效性。
　　因此，在今天，如何写乡村，是一个比以前更加艰难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不少作家通过自己的方式在探索。其中，晓苏是独树一帜的。我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他一直在写乡村，一直将笔力重心放置于乡村的各色人等和生态上，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乡村的观察与呈现是一个颇为辩证客观、也頗为艺术化的复合型格局。他既看到了乡村伦理和亲缘关系的败落，看到了城市化进程留给农村的巨大创伤，写出了对于现状的思考和痛心，如《三个乞丐》《酒疯子》《道德模范刘春水》等，同时，他对乡村依然葆有一份真诚朴素的期待，一份明亮宽阔的寄望，如《麦芽糖》《花被窝》《回忆一双绣花鞋》等，还有新近发表的《吃苦桃子的人》。
　　《吃苦桃子的人》的叙事品格有其独特性。小说通过一个车花（专门陪伴长途汽车司机的漂亮女人）的视角讲述农村青年憨宝的故事。车子开到油菜坡脚下出了故障，司机要去宜昌买配件，留下车花独自一人，她需要寻找一个可靠的人守车。长途汽车具有的流动性和车花暧昧风流的身份，为小说带来了“外部”的观察视角和复杂的气质。小说的主人公是憨宝，但作家并没有动用全知全能的方法，也没有动辄潜入人物内心去揣摩其心理，而是老老实实、谨严克制地运用第三人称故事内叙事者的方式，通过车花的眼光、听闻和经历，将憨宝的形象塑造得极为丰富和饱满。
　　晓苏将男主人公命名为“憨宝”，在亲切的意味里蕴含着古老的智慧和辩证的考量。表面上看，憨宝集中了无数弱势与缺点：丑、傻、呆、穷、痴，还有老母亲和侄儿要养活。他的生存相当艰难，遑论恋爱结婚、成家立业。这是一个在生存谷底挣扎的人。至少，在车花最初的视野里和小卖部男人们的讥讽嘲笑里，憨宝的生活毫无希望，也毫无乐趣，可以说处于被同情链的最底端。但是，憨宝并不是真的“憨”，他有他的“宝”。他的“宝”就是一整套迥异于常人的生存哲学、价值哲学。
　　小说通过车花雇憨宝守车的经历和两个人的交流，运用重复性的叙事手法，从不同角度将“憨宝的哲学”展现得淋漓尽致：车花给憨宝每天150元，他只要100元，不然以后会嫌别人开的工资低；车花给憨宝毛毯他不要，不然以后不会盖自己的破棉絮了；车花给憨宝苹果他不要，不然以后不爱吃苦桃子了；车花给憨宝自己的身子他不要，不然以后就不乐意睡“老白菜”了；车花要憨宝进城挣钱他不去，他说：“我们农村人，一进城，心就会花，心一花，就完蛋了。”这就是“憨宝的哲学”。他舍弃了众人眼中的“好物”，选择和保留的是廉价、苦味与贫穷。
　　在今天这样一个功利主义至上的社会，这种呆傻哲学、笨蛋哲学，是要遭到诸多聪明人嘲笑的。晓苏选择这样一个憨憨傻傻的人物并且执著地重复他那没有任何利益可图的哲学，是不是也是一种“憨傻”呢？我想，这种“憨傻”正是现在所稀缺的。当整个社会都在急急地朝着金钱、利益、权势涌去时，我们最需要、最匮乏的是一种固守和坚持，这种品质像磐石一样，能够让游移的社会始终葆有固定的基底和结实的轴心。
　　在此，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晓苏写憨宝，并不是说教的姿态，“憨宝的哲学”也并非训诫式地传达，小说的艺术性是不容忽略的。其中“苦桃子”作为一个伴随始终的意象和动作，将“憨宝的哲学”夯实为一个有来处的价值源泉。憨宝总是在格崩格崩地吃苦桃子，他自言是无聊所致，其实并不如此。众人皆嫌其苦，憨宝乐在其中。他不停地吃“苦桃子”，为车花讲述他与“苦桃子”之间以命相依偎的来龙去脉。在饥荒年代，苦桃子救了他的命，他在苦桃子的苦里咀嚼出了甜意，他将苦中带甜、甜中有苦当作日常生活的滋味慢慢品尝，最终将自己生长成了宽厚朴实、深沉静默如大地的生命体。
　　憨宝的哲学，由最初的令人愕然到最后的令人信服，是主人公的人格力量所致，也是晓苏通过精心的架构和设置所抵达的美学效果。他着墨均匀、徐缓有致地将憨宝呈现在我们面前，他执著地讲述着憨宝之可贵、之可宝、之无比稀有。当我们跟随作者的叙事节奏最终完成这一认同时，我们也可以作出如下结论：作家的人物有多么生动丰富，他心内的信念也就有多么强劲结实。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