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技能均衡指劳动者技能水平低，工资水平低;企业提供的技术性岗位较少，产品附加值低;整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低级化，且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弱。劳动者的低水平技能供给与企业的低水平技能需求达到均衡的状态，这无疑是一个坏的均衡（王辉，2017）。与低技能均衡相对应的是高技能均衡。在高技能均衡中，劳动者技能水平高，工资率高;企业提供的技术性岗位多，产品附加值高，企业利润率高;整个经济体处在国际产业链中高端，竞争力强。可见，一个经济体在高技能均衡中才有可能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例如，新加坡政府实施了高技能发展战略，同步促进产业升级与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在技能供给和需求双向作功，成功实施了由低技能均衡向高技能均衡转型。韩国通过发展家族式工业化大企业推进企业技术升级。同时辅以强力手段提升劳动者素质，成功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扩张向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多产业领域处在低技能均衡，尤其是吸纳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是如此。中国3亿农民工群体几乎都工作在低技能均衡领域，他们普遍文化程度偏低，技能水平处于中低端，依靠体力付出赚取劳动回报，活跃在非正规的二级劳动市场。与此对应，企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其规模扩张的主要路径即吸收大量同质化的低技能劳动力。故企业缺乏技术升级的动力，而农民工也缺乏技能提升的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低技能发展面临困境。一方面，低技能劳动力成本提升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在东南亚国家同质化的出口结构下，中国企业渐渐失去价格竞争优势。“民工荒”叠加低端产业破产，低技能均衡难以为继。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特朗普政府联合美国盟友对中国大企业展开围剿，进一步暴露了中国低技能均衡的劣势。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困难，企业破产，经济下滑态势明显。在世界工业4.0的发展背景下，中国如何抢占制高点，顺势走出低技能均衡，无疑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历史性课题。然而，危中存机，从技能需求看，以大企业为先导的企业转型升级需求强烈，在华为等大公司的示范下，在现存危机的压力下，企业自主创新、产业附加值提升的需求日益高涨，潜在的和现实的劳动力技能水平提升需求呈上升态势。在政府主导“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助推下，财政性补贴的重点要用于引导企业实现技术改造与升级，将企业潜在的技术升级需求激发为现实需求，切实实现技术性岗位总量扩张。
　　当前，中国转型困难的低技能劳动力群体规模庞大，技能提升的文化基础较差，故技能提升的潜在需求需要外力才能被激活为现实需求。在全球产业升级驱动下，低技能岗位数量日益减少，若缺乏客观激励，大量的低技能群体去争夺日益少的低技能岗位，必会陷入低技能、低福利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产业也因技能人才缺乏而陷入升级困难。
　　新加坡、韩国的成功转型表明，由低技能均衡转向高技能均衡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需要政府强势介入，且需要从企业的技术性岗位供给与劳动者的技能供给两方面同步协调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峰会上提出新常态的概念，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要不断优化升级，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7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的“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从技术研发、企业支持、人力支持布署了走向高技能均衡的戰略规划;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布署了“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布署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见，政府正在从企业技术性岗位供给和劳动者的技能供给协调推动向高技能均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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