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退休”与“延退”
　　我国古代也有退休制度，但仅仅限于官吏，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常见的称谓有“致仕”、“致事”、“致政”、“乞骸骨”等。 “退休”一词始见于唐宋文籍，唐代散文家韩愈《复志赋序》中说到“退休于居，作《复志赋》”。
　　古代官吏退休也需要达到一定的年龄条件，《礼记?曲礼》说：“大夫七十而致事。”后来的汉、唐、宋、元等朝代基本实行七十而致仕的规定，但到了明清两朝则规定“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
　　
　　天威莫测下致仕年龄不稳定
　　至明清两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君权的强劲，使自古已然的官吏。“七十致仕”传统成为具文。《明会典》载：洪武元年，(1368年)“令内外大小官吏年七十者。听令致仕。其有特旨选用者不拘。此例。”似乎仍依古制．但是只要皇帝下道特旨，却可以随意推迟。
　　因此实际执行中变化很大。功臣刘基在洪武四年（1371年)“赐归老于乡”，(《明史·刘基传》)年仅61岁，李善长同年致仕，还不到60岁。《明会典》载有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诏令“命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或者是执行中修正的定制。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命内外指挥、千、百户镇抚．凡年五十以上者许以子孙代职”，这是前令的补充与发展，目的是使武官年轻化。
　　这正因明朝是君主专制达于顶峰的时代，官吏致仕年龄往往取决于君主一时的心血来潮。《明会典》，曾载，明太祖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下旨“官员年七十以上，若果精神昏倦，许令亲身赴京面奏”，“吏部查照相同，方许去官离职”。核准属实，方准告退，岂非将致仕年龄又来个大幅度推迟?据《明史?选举志三》称，在洪武元年(1373年)诏征天下贤才，被荐举的“耆儒鲍恂、余诠、全恩诚、张长年辈年九十余”。然而一至京都 “即命为文华殿大学士”。还有如稍后的刘三吾，被召见时已73岁高龄。国子监司业王嘉会甚至以老请归都被优诏留任，直到80岁时死在任上；诸如此类，也非个别现象。
　　明太祖以后诸帝，在官吏致仕的年龄上也是多变的。从成祖到宪宗的80年间，法定的致仕年龄为70，《明会典》载有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的诏令：“凡文武官七十以上不能治事者。许明白具奏。放回致仕。”70以上还一定要已不能治事的，才得致仕。宣宗、宪宗都有过类似诏令。如宪宗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的诏令规定：“在京文职以礼致仕者，五品以上，年及七十，进散官一阶。”明孝宗以后，据《明会典》，官吏退休年龄又重趋年轻，孝宗在弘治四年(1491年)题准“凡告老疾官员，年五十五岁以上者。冠带致仕。未及五十五岁者，冠带闲住。考满官员到部，但年六十五以上不得进选”。又奏准自愿告退的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世宗则硬性规定因疾致仕，必须年达60以上，嘉靖四年(1525年)的诏令是。有假托养病致仕者。不准。方面年六十以上，方准致仕。”限制转严。神宗却在万历三年(1575年)又令“外官有疾，照例致仕”，是一旦有疾必须退休，并无年龄限制。由此看来，宋明皇朝在官吏退休制度的执行上，虽不能说是朝令夕改，却也天威莫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制君主的个人意志。
　　
　　“发挥余热”的致仕官
　　致仕官员不是以在职的身份复出，却是以休闲者为国效力，这种现象，现在有个时髦的名词，叫作“发挥余热”倒是古已有之。
　　唐朝凌烟阁24名开国功臣，就有3个在致仕后复出效劳的。
　　李靖在贞观八年（634）64岁时升授从二品的尚书右仆射，还不到70致仕的年龄，据《新唐书?李靖》载，李靖因足疾“恳求乞骸骨”当时主动请求致使得官员太少了，唐太宗喜悦之余，便派遣中书侍郎岑文中去宣谕嘉奖，说：“自古富贵而知止者盖少，虽疾顿惫，犹力于进。公今引大体，朕深嘉之。欲成公美，为一代法，不可不听。”还授给他一个正二品的文官散阶“检校特进”。退休不久，“吐谷浑寇边”，李靖以致仕官身份，出而为帅，还因功“进开府仪同三司”，那是从一品的文官散阶，说明他还是退休官吏的身份，不是落致仕。
　　尉迟恭致仕时授了个开府仪同三司的文官散阶。太宗征高丽，“令以本官行太常卿，为左一马军总管，从破高丽于驻骅山。军还，依旧致仕。”
　　还有一个刘弘基，据《旧唐书?刘弘基传》载，他致仕后“授辅国大将军，朝朔望，禄赐同于职事。”唐朝武官散阶中辅国大将军是第二级，正二品，而且俸禄不减，待遇相当优厚。他在征辽东时被召，任为前军大总管，屡建战功，“太宗屡加劳勉”，致仕时既然已很优遇，便没有再晋升散阶品第了。
　　这三人致仕后都重披战袍，随从出征，无非是在战事方殷时借重宿将的才略与威望。明代却曾多次让致仕官吏效劳朝延，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有时成批地让他们发挥余热，情况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