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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医东渐”的过程中报刊起到重大的作用，也展现了中医式微西医崛起这一医疗卫生体系转型进程。 中西医地位的转变是一个长期并且复杂的过程，不能简单地把它归因于中西医学学理之优劣。1927—1937 年间 西医消息在综合类报刊中数量提高很快，中医则更多体现在自救宣传中。中医也从传媒中获得启示，借鉴西医 的方式建立医院，并形成了中医卫生体系。而当时的报刊不仅对医疗行业在传播层次方面产生较大的影响，也 促使医学知识走向大众，不再为少数人所独有，报刊还对医疗行业转型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
关键词：西医东渐;医疗行业;报刊媒体
近代报刊出现和遍布，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其中综合类报刊中医学内容的传播对近 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近代中 国的传媒对医学行业的影响做出一系列有益的探讨。陈 喆在《“传播媒介与近代中国社会演变”学术研讨会综 述》[1] 中指出了传播媒介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 对于我们今天了解过去的信息提供了详实的材料。关于 近代中国的医疗体系变迁史方面，潘荣华的《中国近代 报刊传播西医研究》[2] 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近代报刊 对西医在中国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然而对于从物质和 技术层面研究综合报刊对医学知识传播的长期影响却被 大大忽略了。本文着重分析 1927—1937 十年间综合类 报刊对医疗行业的影响，这一时期不仅是近代报刊蓬勃 发展的时期，也是中西医之间矛盾斗争公开化，政府也 逐渐参与进来，并化分成了两个不同阵营的一个时期 [3]。 报刊传媒就是双方斗争的主要阵地。综合报刊医学内容 的影响也逐渐展现出来。大众更多地在综合类报刊中获 取医疗信息。1927—1937 年这十年间综合类报刊传媒 对近代中国医疗的影响，不光资料丰富，还反映出时代 浪潮下报刊和医疗的交叉关系，反思我们今天的报刊和 医疗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学为主，加上传播学和医学的 交叉视角来审视，有助于我们从物质和技术的角度解答 1927—1937 年间报刊对于医疗行业的影响这一问题。
一、1927—1937 年间综合报刊中的医学内容
民国时期的报纸印刷技术进步十分显著，报刊的数 量大大增加，同时报刊中关于医学的内容亦有提高。当 时报刊中的关于西医的内容大多分为三种：其一是西医 药广告;其二是对西医的颂扬;其三是对西医的问题的批 判。据戈公振对 1925 年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四地的几 家著名报纸抽样调查结果，“医药”类广告的出现次数最多，占版面最大 [4]。“各报后幅告白，以售卖丸散膏丹者为最多。药名之繁，不胜枚举。药房之开，日增月盛， 于是争登告白，以为招徕之计。”[5] 巨额利润吸引了资本 家关注的同时也使得药品广告的投放量大增。在 1931 年的其中一期《申报》上标题为《散拿吐瑾》的广告中 就描述到“交际应酬，端赖身体强健。否则每觉精力不 济。如能常服散拿吐瑾延年益寿粉，以补血而养脑，使体 力充足，精神抖擞。则一切耗损，可无形抵消。因此补粉 之滋养成分，非常丰富，入胃即化，生血长肉。四肢百骸， 皆受其益。各大药房均有出售。柏林华发大药行精制中 国美最时洋行经理证书医师杨文照令戒烟人服散拿吐精 神大旺脑力充足。西医陈兰石用散拿吐治遗精病，可不 复发”[6]。又如在 1929 年的《申报》期刊中“面黄脱力， 骨瘦支离，精神颓唐，见饭生厌，此症中医称曰‘本原’！ 西医则谓‘神经衰弱’！皆体内血液缺少之故！”讲述 了中西医在同中病症上的不同命名，体现了中西医病理 的区别，使大众理解中西医理念的不同之处。需要特别 注意的是，西医宣传影响力大还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原因， 就是在当时的中西医废存之争的背景下，国民党支持西 医作为官方医疗体系，以及新文化思想对传统文化的极 力批判，使得西医的宣传力度和影响力增强。
而西医消息在综合类报刊中的数量极大提高的同 时，中医广告则更多是体现在自救宣传中。中医的危机 肇始于清代清中期，发端于清末大量西医的涌入，发展于 民国初期西洋医学全面登陸中土，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 期达到了高潮。在当时中医被当作一种封建文化的一部 分而遭受到新文化暴雨般的摧残，被革命者以及西化文 化者的长期谩骂。西学文化者搅动了医学界，使原来医 学界的问题展开到了舆论界、政界乃至整个民国社会。 1929 年的废止中医案闹得沸沸扬扬，1934 年发生了在《大公报》《独立评论》上的所谓“国医问题的争执”，在西医界的猛烈攻势下，中医界从始至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其话语权不断丧失。“中医界的生存 已至悬崖边，原本内部散乱的中医界如梦方醒，奋力抗争 以求生存。”[7] 在这个过程中中医逐步开始学习西医建 立体系，包括设置医院、创办报刊、建立团体等等一系列 的活动。而对中医的宣传自救则是中医活动的主要活动 之一。1929 年 3 月 9 日《新闻报》发表社评“……但 是中医的奇效，也确乎有的，凡事既有效验，其中必有一 种原理，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应该说以科学的眼光和科学 的方法，去整理中医学，而不能骤然使之废止”[8]。《申 报》《益世报》《民国日报》和《晨报》等大报也对中医 学相关问题进行刊载，仅是 1929 年就有 199 条相关信息，对比 1928 年的 53 条相关已经是大幅度增加，和 1921—1927 年间的在这些报刊上少量中医相关信息的对比则 更是鲜明。1927—1937 年间近代报刊在医疗方面的发 展不仅是单纯地体现在综合类报刊上关于医学信息的增 加，更加明显的是在这阶段中西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 展需要创办了专门性的医学期刊，这些医学期刊的创办 明确地从技术和物质的方面展示了近代的媒体技术对于 医疗行业的重大影响。
二、1927—1937 年间报刊发展中的医学传播
1927—1937 年间综合报刊对医学的影响不仅是中 西医宣传内容的增加，还使得医疗知识更加普及，国民健 康观念随之发生改变，使医学界乃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 期的社会受到了影响。西医尚未传入中国时，中国的医 学研究已经有了自身的一套体系。古代医学的历史十 分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礼》。据《周礼·天官冢宰》 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岁终，则稽 其医事，以制其食。疾医中士八人，掌养万人之疾病。疡 医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剂。 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 之。”[9] 可见当时医官制度已有雏形，但是这也说明从事 医学和就医者都还是少数人的事。明中后时期西洋医学 传入，但是这些西医学知识除了上层知识分子或者少量 宫廷人士得以了解外，世人却知之甚少。而中医虽说是 人们求医问诊的主要对象，但医学知识的传播却极具封 闭性，多是采取师徒相授的方式，传承极其容易中断。并 且病人在就医时对医学知识也不甚了解，医生口碑大多 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传播的受众面极窄。直到晚 清时期传教士大量进入，西医的体系随之传入中国。但 是广大民众了解、参与到医疗事业中却是在南京国民政 府时期开始的。阅读综合类报刊使得生活在城市的平民 也可以获取医疗知识信息。例如，在 1928 年的《申报》上便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立夏气候陡转，忽而大雨如注，忽而烈日当空，草木滋长，旦夕不同，梅毒感时令之惟 演，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毒伏于内者，使人骨节酸 痛，全身不安，毒发于外者，使人下部肿烂，遍体疮痬，病 发求医，何中未病防堵，以消灭于无形乎，海波药为治疗 梅毒绝对良药，功能清血液，除毒根，凡经医治而宿互不 未清，及初染而未暴发者，服之无形消灭，若已发而未愈 者，服之按日计功，愈后永不再发矣。”[10] 这类信息在这 段时间的报纸上多不胜数，虽说其信息或真或假，但是这 些医疗知识的传播，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医疗信息和医 疗知识不再仅仅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更多地面向了平 民。医疗行业由此改变了坐等病人上门求医的状态。这 对于人们的求医观念变化具有深刻的影响。 克钦社会中存在的“姆尤—达玛”婚姻关系，导致克钦社会以扩展家庭为主要的家庭类型，利奇所说的扩展家庭指“属于同一父系世系群，居住在同一个村寨的所有男性和未婚女性，再加上前者的妻子”[2]，克钦社会实行父系世系下的幼子继承制，一般都是以从夫居为主要的居住类型。
二、克钦社会制度的摆动
在社会结构方面，利奇主张的结构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不一样，尽管他被称为列维斯特劳斯在英国的的代言人，利奇说：“我本人曾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学生，尽管我看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理论的局限性，但在我的心目中，我仍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虽然我已经偶尔地使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去解释特殊文化、制度的面貌。但是，我和列维斯特劳斯在基本观点之间的裂缝还是很宽的，”[3]利奇的新结构主义既不同于功能主义也不同于法国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主张用模式的帮助去解释社会关系，并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适用于任何社会研究的方法。而利奇则认为“当人类学家试图叙述一个社会制度时，他只需描述社会实体的模式……人类学家描述的结构仅是存在于他心中逻辑构造的模式”。
利奇把克钦地区的社会结构分成掸邦、贡萨、贡劳三种结构类型，也就是三种政治制度。掸邦是一种封建的中央集权式的制度，贡萨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贡劳是一种民主、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制度。利奇认为克钦社会的政治制度在贡萨和贡劳间来回摆动，是克钦人社会主要的社会制度。在贡萨和贡劳制度下还有等级制度、婚姻制度、继嗣制度等社会制度，这些社会制度也会对克钦社会的政治制度产生影响，导致克钦社会在贡萨和贡劳间摆动，寻求动态的平衡。
在克钦贡萨制社会中存在着官种（山官）、百姓、奴隶三个等级，而且这种等级制度是与他们婚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姆尤—达玛”婚姻制度本身就具有等级性，姆尤世系群地位要高于达玛世系群，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男“高攀”，女“下嫁”。此外等级制度还体现在亲属制度上，“幼子继承山官职位，幼子相对于自己的诸兄长，在世俗和神圣两方面都具有优先性和高阶性;在婚姻方面，实行‘姆尤—达玛’母方单向交表婚，嫁出去女人的‘姆尤’世系高于接受女人的‘达玛’世系，且‘姆尤’和‘达玛’的关系世代维持不可颠倒。”[4]
因为地理的缘故，克钦人深受掸人掸邦制度的影响，克钦人羡慕并向往掸邦制，因此，他们摹仿掸邦制，逐渐地克钦社会成为了拥有官种、百姓、奴隶三个等级的等级制社会，也就形成了由山官统治的贡萨政治制度。在贡萨制度下，每一位山官都拥有自己的臣民和领地，各山官间独立存在，互不从属，在克钦地区，山官之上没有更高的统治阶级。克钦贡萨制度的形成是受社会影响的而不是自发形成的，在贡萨制度下，克钦社会并不稳定，因为山官是具有象征性的职位，虽然山官可以主持天神祭祀，拥有大屋子，收取下属的供奉，但山官也必须付出一定的东西去拢络下属，并参加生产劳动，同下属吃同样的食物。此外，山官还要与下属联姻，山官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下属，加强与下属的联系，巩固统治。这也就形成了克钦人特有的“姆尤—达玛”姻亲关系，这样，山官和百姓同属于同一个通婚圈子，彼此之间都是亲戚，这样，山官的下属也是他的亲戚，山官的权利被削弱，下属对山官的义务并没有山官对下属的义务重，山官和下属间属于一种互惠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所以山官想要摆脱这种关系，倾向于否定和下属间的亲属关系，想要形成像掸邦那样的国王与百姓的关系，于是山官开始进行各种转换角色的尝试，这些尝试遭到了非山官贵族的反对，甚至是发动叛乱推翻山官的统治，也就形成了民主型的贡劳制度。
尽管在貢劳制下似乎克钦社会中的所有世系都是平等的，但由于克钦人仍然实行“姆尤—达玛”的婚姻制度，由婚姻关系造成的等级制仍然存在，且克钦人的乱伦禁忌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姆尤—达玛”，这样克钦社会仍然属于等级社会的范畴，因等级制的婚姻关系，造成社会内部关系的紧张使得克钦社会由回到了原来的贡萨制度。
三、总结
婚姻家庭制度是克钦社会制度的基础，克钦社会的贡萨和贡劳制度就是建立在此之上。婚姻关系造成社会内部的矛盾和紧张使得克钦社会来贡萨和贡劳间来回摆动。因为“姆尤—达玛”的婚姻制度，克钦社会存在山官—百姓等级制和姆尤世系群—达玛世系群之间的对立，对于贡萨社会来说，理想的秩序是由相关的世系群组成一个等级制的社会，而贡萨制的弱点在于山官总想否认与百姓间的亲属关系，而把他们当作奴隶来看待，这也就成为了非山官贵族及百姓叛乱的理由。对于贡劳制而言，他们可以通过婚姻维持彼此间的平等，但因为不能长期地保持这种稳定使得克钦社会又回到贡萨制度。
克钦社会的不稳定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在外部原因的影响下山官学习掸邦制，渴望拥有独裁的权利，但这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个人欲望的膨胀，对权利的追求。
继嗣制度也会对社会制度造成影响，在贡萨制度下，实行幼子继承制，兄长们在成家之后可以寻找另外的山头“自立为王”，兄长们的山官权利是向幼弟“购买”，通过举行特定的仪式，继承山官的幼子同意兄长成为其下属的地域性山官，所以在克钦地区山官有大中小之分。尽管如此，克钦人还是幼子山官为尊，幼子山官世系才是正统，为了表示自己正统的身份，山官们通常会采用家谱的形式把世系群中的每一代人都记录下来，有追溯父系世系的传统，并且，他们还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世系群内部的联系，增强认同感，当世系群发生裂变时也还能找到自己祖先，确定自己所属的等级。这种世系群把世系群内部的从属关系传承下来，限制了地域性山官的权利，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在贡劳制社会中兄弟姐妹间是平等的，且贡劳世系分裂得很快，因为彼此间没有等级的区别，也就没有必要特意记录谱系，导致贡劳社会的世系群的根基很浅，彼此间没有可连接的纽带，内部较为松散，社会结构也就相对的不牢固。
利奇通过克钦社会的政治活动来阐释社会结构的变迁，并探求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社会可能拥有相同的社会体系人，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人也可能拥有不同的社会体系”，也就是说文化并不是社会体系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对社会体系的选择并不一定遵从其文化特征，这是利奇的贡献。此外，他的“钟摆模式”和“动态平衡”的概念是对当时盛行的社会结构主义的挑战，且“他所关心的是实际克钦人的行为与理想的克钦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把克钦社会的多样性大略可归诸到两类冲突的伦理制度上”[5]，这些都奠定了利奇在人类学界的地位。利奇也有一些不足，他对克钦地区的历史文献资料掌握得不够充分，并且他主张的“钟摆模式”只是在结构内有限的两极之间摆动，没有跳出结构功能主义的圈子，他的“动态平衡”也只是在结构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和表述。
参考文献：
[1]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纯，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出版社，1977.
[2] 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M].杨春宇，周钦红，译.北京：商务印出版社，2010.
[3] 王庆仁.利奇及其新结构主义学说[J].国外社会科学，1981（4）.
[4] 郑少雄.“单一社会”的难题及其解决——再评“上缅甸诸政治体制”[J].西北民族研究，2009（3）.
[5] 赵旭东.动态平衡中的社会变迁——利奇著《上缅甸高原的政治制度》评述[J].民俗研究，1998（4）.
作者简介：卢德玉（1993—），女，布依族，贵州都匀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西南民族文化。
（责任编辑：董惠安）
关键词：西医东渐;医疗行业;报刊媒体
近代报刊出现和遍布，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其中综合类报刊中医学内容的传播对近 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近代中 国的传媒对医学行业的影响做出一系列有益的探讨。陈 喆在《“传播媒介与近代中国社会演变”学术研讨会综 述》[1] 中指出了传播媒介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 对于我们今天了解过去的信息提供了详实的材料。关于 近代中国的医疗体系变迁史方面，潘荣华的《中国近代 报刊传播西医研究》[2] 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近代报刊 对西医在中国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然而对于从物质和 技术层面研究综合报刊对医学知识传播的长期影响却被 大大忽略了。本文着重分析 1927—1937 十年间综合类 报刊对医疗行业的影响，这一时期不仅是近代报刊蓬勃 发展的时期，也是中西医之间矛盾斗争公开化，政府也 逐渐参与进来，并化分成了两个不同阵营的一个时期 [3]。 报刊传媒就是双方斗争的主要阵地。综合报刊医学内容 的影响也逐渐展现出来。大众更多地在综合类报刊中获 取医疗信息。1927—1937 年这十年间综合类报刊传媒 对近代中国医疗的影响，不光资料丰富，还反映出时代 浪潮下报刊和医疗的交叉关系，反思我们今天的报刊和 医疗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学为主，加上传播学和医学的 交叉视角来审视，有助于我们从物质和技术的角度解答 1927—1937 年间报刊对于医疗行业的影响这一问题。
一、1927—1937 年间综合报刊中的医学内容
民国时期的报纸印刷技术进步十分显著，报刊的数 量大大增加，同时报刊中关于医学的内容亦有提高。当 时报刊中的关于西医的内容大多分为三种：其一是西医 药广告;其二是对西医的颂扬;其三是对西医的问题的批 判。据戈公振对 1925 年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四地的几 家著名报纸抽样调查结果，“医药”类广告的出现次数最多，占版面最大 [4]。“各报后幅告白，以售卖丸散膏丹者为最多。药名之繁，不胜枚举。药房之开，日增月盛， 于是争登告白，以为招徕之计。”[5] 巨额利润吸引了资本 家关注的同时也使得药品广告的投放量大增。在 1931 年的其中一期《申报》上标题为《散拿吐瑾》的广告中 就描述到“交际应酬，端赖身体强健。否则每觉精力不 济。如能常服散拿吐瑾延年益寿粉，以补血而养脑，使体 力充足，精神抖擞。则一切耗损，可无形抵消。因此补粉 之滋养成分，非常丰富，入胃即化，生血长肉。四肢百骸， 皆受其益。各大药房均有出售。柏林华发大药行精制中 国美最时洋行经理证书医师杨文照令戒烟人服散拿吐精 神大旺脑力充足。西医陈兰石用散拿吐治遗精病，可不 复发”[6]。又如在 1929 年的《申报》期刊中“面黄脱力， 骨瘦支离，精神颓唐，见饭生厌，此症中医称曰‘本原’！ 西医则谓‘神经衰弱’！皆体内血液缺少之故！”讲述 了中西医在同中病症上的不同命名，体现了中西医病理 的区别，使大众理解中西医理念的不同之处。需要特别 注意的是，西医宣传影响力大还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原因， 就是在当时的中西医废存之争的背景下，国民党支持西 医作为官方医疗体系，以及新文化思想对传统文化的极 力批判，使得西医的宣传力度和影响力增强。
而西医消息在综合类报刊中的数量极大提高的同 时，中医广告则更多是体现在自救宣传中。中医的危机 肇始于清代清中期，发端于清末大量西医的涌入，发展于 民国初期西洋医学全面登陸中土，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 期达到了高潮。在当时中医被当作一种封建文化的一部 分而遭受到新文化暴雨般的摧残，被革命者以及西化文 化者的长期谩骂。西学文化者搅动了医学界，使原来医 学界的问题展开到了舆论界、政界乃至整个民国社会。 1929 年的废止中医案闹得沸沸扬扬，1934 年发生了在《大公报》《独立评论》上的所谓“国医问题的争执”，在西医界的猛烈攻势下，中医界从始至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其话语权不断丧失。“中医界的生存 已至悬崖边，原本内部散乱的中医界如梦方醒，奋力抗争 以求生存。”[7] 在这个过程中中医逐步开始学习西医建 立体系，包括设置医院、创办报刊、建立团体等等一系列 的活动。而对中医的宣传自救则是中医活动的主要活动 之一。1929 年 3 月 9 日《新闻报》发表社评“……但 是中医的奇效，也确乎有的，凡事既有效验，其中必有一 种原理，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应该说以科学的眼光和科学 的方法，去整理中医学，而不能骤然使之废止”[8]。《申 报》《益世报》《民国日报》和《晨报》等大报也对中医 学相关问题进行刊载，仅是 1929 年就有 199 条相关信息，对比 1928 年的 53 条相关已经是大幅度增加，和 1921—1927 年间的在这些报刊上少量中医相关信息的对比则 更是鲜明。1927—1937 年间近代报刊在医疗方面的发 展不仅是单纯地体现在综合类报刊上关于医学信息的增 加，更加明显的是在这阶段中西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 展需要创办了专门性的医学期刊，这些医学期刊的创办 明确地从技术和物质的方面展示了近代的媒体技术对于 医疗行业的重大影响。
二、1927—1937 年间报刊发展中的医学传播
1927—1937 年间综合报刊对医学的影响不仅是中 西医宣传内容的增加，还使得医疗知识更加普及，国民健 康观念随之发生改变，使医学界乃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 期的社会受到了影响。西医尚未传入中国时，中国的医 学研究已经有了自身的一套体系。古代医学的历史十 分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礼》。据《周礼·天官冢宰》 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岁终，则稽 其医事，以制其食。疾医中士八人，掌养万人之疾病。疡 医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剂。 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 之。”[9] 可见当时医官制度已有雏形，但是这也说明从事 医学和就医者都还是少数人的事。明中后时期西洋医学 传入，但是这些西医学知识除了上层知识分子或者少量 宫廷人士得以了解外，世人却知之甚少。而中医虽说是 人们求医问诊的主要对象，但医学知识的传播却极具封 闭性，多是采取师徒相授的方式，传承极其容易中断。并 且病人在就医时对医学知识也不甚了解，医生口碑大多 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传播的受众面极窄。直到晚 清时期传教士大量进入，西医的体系随之传入中国。但 是广大民众了解、参与到医疗事业中却是在南京国民政 府时期开始的。阅读综合类报刊使得生活在城市的平民 也可以获取医疗知识信息。例如，在 1928 年的《申报》上便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立夏气候陡转，忽而大雨如注，忽而烈日当空，草木滋长，旦夕不同，梅毒感时令之惟 演，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毒伏于内者，使人骨节酸 痛，全身不安，毒发于外者，使人下部肿烂，遍体疮痬，病 发求医，何中未病防堵，以消灭于无形乎，海波药为治疗 梅毒绝对良药，功能清血液，除毒根，凡经医治而宿互不 未清，及初染而未暴发者，服之无形消灭，若已发而未愈 者，服之按日计功，愈后永不再发矣。”[10] 这类信息在这 段时间的报纸上多不胜数，虽说其信息或真或假，但是这 些医疗知识的传播，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医疗信息和医 疗知识不再仅仅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更多地面向了平 民。医疗行业由此改变了坐等病人上门求医的状态。这 对于人们的求医观念变化具有深刻的影响。 克钦社会中存在的“姆尤—达玛”婚姻关系，导致克钦社会以扩展家庭为主要的家庭类型，利奇所说的扩展家庭指“属于同一父系世系群，居住在同一个村寨的所有男性和未婚女性，再加上前者的妻子”[2]，克钦社会实行父系世系下的幼子继承制，一般都是以从夫居为主要的居住类型。
二、克钦社会制度的摆动
在社会结构方面，利奇主张的结构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不一样，尽管他被称为列维斯特劳斯在英国的的代言人，利奇说：“我本人曾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学生，尽管我看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理论的局限性，但在我的心目中，我仍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虽然我已经偶尔地使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去解释特殊文化、制度的面貌。但是，我和列维斯特劳斯在基本观点之间的裂缝还是很宽的，”[3]利奇的新结构主义既不同于功能主义也不同于法国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主张用模式的帮助去解释社会关系，并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适用于任何社会研究的方法。而利奇则认为“当人类学家试图叙述一个社会制度时，他只需描述社会实体的模式……人类学家描述的结构仅是存在于他心中逻辑构造的模式”。
利奇把克钦地区的社会结构分成掸邦、贡萨、贡劳三种结构类型，也就是三种政治制度。掸邦是一种封建的中央集权式的制度，贡萨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贡劳是一种民主、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制度。利奇认为克钦社会的政治制度在贡萨和贡劳间来回摆动，是克钦人社会主要的社会制度。在贡萨和贡劳制度下还有等级制度、婚姻制度、继嗣制度等社会制度，这些社会制度也会对克钦社会的政治制度产生影响，导致克钦社会在贡萨和贡劳间摆动，寻求动态的平衡。
在克钦贡萨制社会中存在着官种（山官）、百姓、奴隶三个等级，而且这种等级制度是与他们婚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姆尤—达玛”婚姻制度本身就具有等级性，姆尤世系群地位要高于达玛世系群，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男“高攀”，女“下嫁”。此外等级制度还体现在亲属制度上，“幼子继承山官职位，幼子相对于自己的诸兄长，在世俗和神圣两方面都具有优先性和高阶性;在婚姻方面，实行‘姆尤—达玛’母方单向交表婚，嫁出去女人的‘姆尤’世系高于接受女人的‘达玛’世系，且‘姆尤’和‘达玛’的关系世代维持不可颠倒。”[4]
因为地理的缘故，克钦人深受掸人掸邦制度的影响，克钦人羡慕并向往掸邦制，因此，他们摹仿掸邦制，逐渐地克钦社会成为了拥有官种、百姓、奴隶三个等级的等级制社会，也就形成了由山官统治的贡萨政治制度。在贡萨制度下，每一位山官都拥有自己的臣民和领地，各山官间独立存在，互不从属，在克钦地区，山官之上没有更高的统治阶级。克钦贡萨制度的形成是受社会影响的而不是自发形成的，在贡萨制度下，克钦社会并不稳定，因为山官是具有象征性的职位，虽然山官可以主持天神祭祀，拥有大屋子，收取下属的供奉，但山官也必须付出一定的东西去拢络下属，并参加生产劳动，同下属吃同样的食物。此外，山官还要与下属联姻，山官把自己的女儿下嫁给下属，加强与下属的联系，巩固统治。这也就形成了克钦人特有的“姆尤—达玛”姻亲关系，这样，山官和百姓同属于同一个通婚圈子，彼此之间都是亲戚，这样，山官的下属也是他的亲戚，山官的权利被削弱，下属对山官的义务并没有山官对下属的义务重，山官和下属间属于一种互惠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所以山官想要摆脱这种关系，倾向于否定和下属间的亲属关系，想要形成像掸邦那样的国王与百姓的关系，于是山官开始进行各种转换角色的尝试，这些尝试遭到了非山官贵族的反对，甚至是发动叛乱推翻山官的统治，也就形成了民主型的贡劳制度。
尽管在貢劳制下似乎克钦社会中的所有世系都是平等的，但由于克钦人仍然实行“姆尤—达玛”的婚姻制度，由婚姻关系造成的等级制仍然存在，且克钦人的乱伦禁忌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姆尤—达玛”，这样克钦社会仍然属于等级社会的范畴，因等级制的婚姻关系，造成社会内部关系的紧张使得克钦社会由回到了原来的贡萨制度。
三、总结
婚姻家庭制度是克钦社会制度的基础，克钦社会的贡萨和贡劳制度就是建立在此之上。婚姻关系造成社会内部的矛盾和紧张使得克钦社会来贡萨和贡劳间来回摆动。因为“姆尤—达玛”的婚姻制度，克钦社会存在山官—百姓等级制和姆尤世系群—达玛世系群之间的对立，对于贡萨社会来说，理想的秩序是由相关的世系群组成一个等级制的社会，而贡萨制的弱点在于山官总想否认与百姓间的亲属关系，而把他们当作奴隶来看待，这也就成为了非山官贵族及百姓叛乱的理由。对于贡劳制而言，他们可以通过婚姻维持彼此间的平等，但因为不能长期地保持这种稳定使得克钦社会又回到贡萨制度。
克钦社会的不稳定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在外部原因的影响下山官学习掸邦制，渴望拥有独裁的权利，但这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个人欲望的膨胀，对权利的追求。
继嗣制度也会对社会制度造成影响，在贡萨制度下，实行幼子继承制，兄长们在成家之后可以寻找另外的山头“自立为王”，兄长们的山官权利是向幼弟“购买”，通过举行特定的仪式，继承山官的幼子同意兄长成为其下属的地域性山官，所以在克钦地区山官有大中小之分。尽管如此，克钦人还是幼子山官为尊，幼子山官世系才是正统，为了表示自己正统的身份，山官们通常会采用家谱的形式把世系群中的每一代人都记录下来，有追溯父系世系的传统，并且，他们还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世系群内部的联系，增强认同感，当世系群发生裂变时也还能找到自己祖先，确定自己所属的等级。这种世系群把世系群内部的从属关系传承下来，限制了地域性山官的权利，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在贡劳制社会中兄弟姐妹间是平等的，且贡劳世系分裂得很快，因为彼此间没有等级的区别，也就没有必要特意记录谱系，导致贡劳社会的世系群的根基很浅，彼此间没有可连接的纽带，内部较为松散，社会结构也就相对的不牢固。
利奇通过克钦社会的政治活动来阐释社会结构的变迁，并探求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社会可能拥有相同的社会体系人，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人也可能拥有不同的社会体系”，也就是说文化并不是社会体系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对社会体系的选择并不一定遵从其文化特征，这是利奇的贡献。此外，他的“钟摆模式”和“动态平衡”的概念是对当时盛行的社会结构主义的挑战，且“他所关心的是实际克钦人的行为与理想的克钦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把克钦社会的多样性大略可归诸到两类冲突的伦理制度上”[5]，这些都奠定了利奇在人类学界的地位。利奇也有一些不足，他对克钦地区的历史文献资料掌握得不够充分，并且他主张的“钟摆模式”只是在结构内有限的两极之间摆动，没有跳出结构功能主义的圈子，他的“动态平衡”也只是在结构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和表述。
参考文献：
[1]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纯，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出版社，1977.
[2] 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M].杨春宇，周钦红，译.北京：商务印出版社，2010.
[3] 王庆仁.利奇及其新结构主义学说[J].国外社会科学，1981（4）.
[4] 郑少雄.“单一社会”的难题及其解决——再评“上缅甸诸政治体制”[J].西北民族研究，2009（3）.
[5] 赵旭东.动态平衡中的社会变迁——利奇著《上缅甸高原的政治制度》评述[J].民俗研究，1998（4）.
作者简介：卢德玉（1993—），女，布依族，贵州都匀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西南民族文化。
（责任编辑：董惠安）